一、奏疏的起源
奏疏体的起源相当古老，《文心雕龙·章表》说：“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34]刘勰在此论述章表的起源，他举的两个例子，均出自《尚书》。《舜典》篇云：“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孔《传》：“敷，陈。奏，进也。诸侯四朝，各使陈进治理之言。”孔疏解释说：“‘敷’者布散之言，与陈设义同，故为陈也。‘奏’是进上之语，故为进也。诸侯四处来朝，每朝之处，舜各使陈进其治理之言，令自说己之治政。”[35]各诸侯向舜帝陈述有关政事治理的言论，这一行为被刘勰理解为具备章表的功能。刘勰又指出《尚书》之《伊训》《太甲》三篇也属于章表。又《文心雕龙·奏启》篇说：“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36]刘勰将奏启也追溯至唐虞时代的“敷奏以言”，即认为奏疏在尧舜时期已经出现。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描述“奏疏”时说：“按唐、虞、禹、皋陈谟之后，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训》、《无逸》等篇，此文辞告君之始也。”[37]其所持见解大抵与刘勰近，稍微不同的是，吴讷并未提及“敷奏以言”，而是着重强调《伊训》《无逸》之于奏疏体的意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上书”条谓：“按子书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此其时也。”[38]徐氏之说实与吴讷一致。姚鼐指出：“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39]姚鼐对于奏议起源的认识，似乎与刘勰等人有些距离，而强调谟、诰与奏议之关系。褚斌杰分析说：“如果从最早的文献考察，早在商、周时代，已有奏议性的文字留传下来。如《尚书》‘商书’中的《伊训》，是商初大臣伊尹（名挚）在汤王死后，其孙太甲继位时，所上的一篇告君之词。《尚书》‘周书’中的《无逸》，是周公旦归政于成王时，对成王的一番忠诚告诫。从内容看，这两篇文章论治国之道，都表达了很重要的政治见解……这两篇文字都带有语录体的口吻，大约当时只是他们的一番谈话，被史官所记录。从性质上讲，它们无疑是我国最早的奏议文字，只是当时还没有什么专称。”[40]
据此看来，在奏疏体的起源问题上，人们似乎已经达成大体的一致，都将其追溯至商周时代，并将《尚书》，特别是其中的《伊训》《无逸》视为奏疏之源。应该说，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在文体的发生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41]章氏文体大备于战国的主张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郭预衡先生指出：“章学诚曾说各体文章都已备于战国，那话说得未免太过，因为，战国文章虽有极大的发展，却还不能说各体皆备。而到汉代，却可以这样说了。”[42]同样，章氏谓战国之文“皆出于六艺，人不知”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实长期以来人们大都秉持“文原五经”的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明确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43]又《颜氏家训·文章》篇亦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44]它们在某些文体起源的具体归属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文原五经”的理念则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文原五经”观念的根深蒂固，人们在探寻奏疏体起源时将其溯至《尚书》就不难理解了。可是，我们在探究古代文体发生时，仅仅将其追溯至五经是不够的，因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方式，这样，要把握某一文体的生成，就离不开对其生成方式的分析。郭英德曾说：“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45]其中所谓“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是指“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46]现依据这种思路，来具体考察奏疏体的起源。
奏疏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臣民向君主陈述政事，这一行为方式包含了臣民、君主、陈述政事这些元素。在这些元素中，君臣关系在严格意义上应属于奏疏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倘若不存在君与臣这对关系，奏疏的行为方式也就失去对象，奏疏的存在也就不可能。因此，有人主张“奏议的出现，应从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算起”[47]。然而，三代的君臣关系与秦朝以来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毕竟有着差异，这样，严格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奏疏的生成难免与三代现实存在距离。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妨从“陈述政事”方面去探查奏疏的起源。《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时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48]这则记载表明，天子在处理政事时应尽可能广泛听取意见，换个角度来看，臣民就有义务向天子陈述相关政事的看法。然而，就《周语上》所载邵公谏厉王的整个文本来看，上述这段文字其实叙述的是有关规谏的情况，亦即强调天子要听取劝谏，而不是拒谏。这样，所谓“陈述政事”就可以理解为规谏，而这就意味着奏疏与规谏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徐师曾其实在《文体明辨序说》“奏疏”条中早已言及，他说：“按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49]这样一来，考察奏疏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规谏活动起源的探索。
就目前的史料来看，黄帝时期似乎已出现规谏活动，《管子·桓公问》篇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50]这里叙述黄帝以来至周代的若干规谏形式，但是，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将规谏形式溯源至尧舜时期，比如《吕氏春秋·自知篇》就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51]此后夏朝出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52]的现象。到了商代，规谏有了进一步发展，《楚语上》载白公子张谏楚灵王说：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53]
从白公追述武丁重视规谏的事例来看，商代统治者确实已经自觉意识到规谏的重要性。周代的规谏更加体系化，前引邵公对厉王的谏言已经说明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周代已经出现规谏风尚，也就是说，规谏不仅存在于周王朝，而且各诸侯国也普遍重视规谏的价值。[54]因此可说，由于上古社会规谏活动的存在，奏疏一类文体也就随之出现。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尧舜时代出现奏疏现象应该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