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奏疏的分类
在奏疏名称沿革上，前人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梳理工作。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说：“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71]此处描述奏疏名称由“上书”到“奏”之演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上书”条谓：
按子书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此其时也。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汉而下，虽代有更革，而古制犹存，故往往见于诸集之中。萧统《文选》欲其别于臣下之书也，故自为一类，而以“上书”称之。今从其例，历采前代诸臣上告天子之书以为式，而列国之臣上其君者亦以类次杂于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属，则别以类列云。[72]
徐氏在分析“上书”时继承刘勰的观点，同时又借用萧统的一些看法，于是在他这儿，“上书”成为独立的一体，从而与奏疏完全脱节。刘勰看到从“上书”到“奏”的变化，只不过认为这种变化只是名称的改变，其文体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徐师曾则把“上书”从奏疏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文体。这是他们之间根本分歧之处。应该看到，“上书”与“奏”之间存在千丝万缕地联系，把二者纯然剥离并不符合实际。萧统将“上书”与一般书信分开，这是可取的。在萧统那儿，“上书”与奏疏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不难从他遴选的七篇文章看出。因此，徐师曾在借用萧统看法之同时，实际上也完全误解后者的用意。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奏疏”条中又说：
按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异。然当时奏章，或上灾异，则非专以谢恩。至于奏事亦称上疏，则非专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别称弹事，尤可以征弹劾为奏之一端也。又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谓之封事。而朝臣补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议者，并以书对。则汉之制，岂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汉孝惠，未闻有以书言事者。至孝文开广言路，于是贾山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则四品之名，亦非叔孙通之所定，明矣。魏晋以下，启独盛行。唐用表状，亦称书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剳子、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剳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子、录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新式也。
上书章表，已列前编；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今取而总列之：一曰奏。奏者，进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汉时诸王官属于其君，亦得称疏，故以附焉。三曰对。四曰启。启者，开也。五曰状。状者，陈也。状有二体，散文、俪语是也。六曰剳子。剳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弹事。[73]
徐氏上述文字对奏疏名目及其流变的分析，条理相对要清晰得多，也更能把握奏疏演进之历程。
由上可见，奏疏的名称确实经历了较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称谓的改变，而并不改变其文体性质。当然，称谓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奏疏内部确实发生一些变异，从而催生一些次生文体。这些是在讨论奏疏体时应该加以注意的。就汉代奏疏体类型来说，蔡邕在《独断》中说：“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74]蔡邕认为，汉代奏疏包括章、奏、表、驳议四体。此后刘勰基本认可这个说法，他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75]刘勰坚持四体的划分，只是将“驳议”改为“议”。同时，他还具体分析四体各自的内涵，比如章是用来表示对君主恩惠的感谢，奏是用来弹劾罪状的。蔡邕、刘勰的分析，就比较清楚地揭示了四体各自的不同用途。然而，对于蔡邕四体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异议，前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提出“汉定礼仪，则有四品……又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谓之封事。而朝臣补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议者，并以书对。则汉之制，岂特四品而已哉”这样的疑问，王启才先生也分析说：“今天看来，除封事、书对以外，汉代奏议尚有上书、上疏、上言、上变事、书、议、谏议、对策、言疏、论疏、荐疏、讼疏、奏议、奏事、奏谏、奏劾、劾疏、对（答）诏、奏论、便宜等品种。”[76]他们的这些说法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汉代奏疏名目当不止四体。但是，作为汉朝人，蔡邕当比我们更加熟悉其时的奏疏，他提出四体之说很可能是鉴于这些体式在当时奏疏体中发挥比其他体式更为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着重讨论章表、奏启、议对这些名目，仔细看来，也大抵在四体之内。所以，汉代奏疏体尽管包含比较多的次生文体，但主要还是以章、奏、表、议为重要。当然，这四体也不是平均分布的，据有的学者考察，“章”在西汉并不多见，“表”也是如此，而“奏”用得最多。[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