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赠言
在古典文学中存在一种赠言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衍生出若干重要的文学现象及文体，然则这一赠言传统又是如何生成的，又出现了哪些与之相关的文体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把握古代文学生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人们在研究祖饯诗时不但注意其与赠言的关系，而且更多地探究其与祖饯仪式的关联。就后一方面来看，学界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萧统在编选《文选》时明确设立“祖饯诗”，这无疑凸显了二者的内在联系。那么，祖饯又是怎样的一种仪式呢？
《仪礼·聘礼》载：“既受行，出，遂见宰，问几月之资。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71]使者出访之际要进行祖饯，可见祖饯实为国家层面的一种仪式。《礼记·曾子问》的记载亦可证实这一点，该篇引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遍，过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亦命国家五官，道而出。”所谓“道而出”，郑《注》曰：“祖道也。”[72]《大戴礼记·礼三本》说：“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王聘珍《解诂》曰：“杨云：‘道，行神也。’”[73]《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孔颖达《礼记正义》载：“‘曰国行’者，谓行神在国门外之西。……‘曰门，曰行’者，其大夫无民、国，故不言‘国门、国行’也。”[74]从这些地方来看，祖饯，或者说道祭确实为国家层面的一种仪式。那么，这种仪式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郑玄《注》谓：
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礼，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诗传》曰：軷，道祭也。谓祭道路之神。《春秋传》曰：軷涉山川。然则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处者，于是饯之，饮酒于其侧。礼毕，乘车轹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75]
据郑《注》，使者即将出访他国的时候，需在国门外举行道祭仪式，即祭祀道路之神。不过，郑玄在此只是将“祖”释为“始”，而将“軷”释为“道祭”。《诗经·泉水》中孔疏言：“軷祭，则天子诸侯卿大夫皆于国外为之。《大驭》云‘犯軷’，《诗》云‘取羝以軷’，《聘礼》云‘释軷’是也。又名祖，《聘礼》及《诗》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问》云‘道而出’，是也。以其为犯軷，祭道路之神，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76]这就比较清楚地解释了三者的关系。这一仪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祭祀，二是饯行。道祭的过程，包括委土为山、伏牲其上及祈告这些内容。对于郑《注》的解释，贾公彦在《仪礼注疏》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国内释币于行者，谓平适道路之神；出国门释奠于軷者，谓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为山象，国中不得軷名，国外即得軷称。……云“是以委土为山”者，案《月令》冬祀行，郑注：“行庙门外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国外祀山行之神为軷壤，大小与之同。”郑注《夏官·大驭》云：“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礼·犬人》云：“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郑注云：“伏，谓伏犬，以王车轹之。”故知有伏牲其上。云“使者为軷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礼·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彼天子礼，使驭祭。此大夫礼，故使者自祭，犯軷而去。云“卿大夫处者，于是饯之”者，案《诗》云“饮饯于祢”，是处者送行人而饮酒，名曰饯也。[77]
贾公彦《仪礼注疏》认为有二种路神：一是平地道路之神，二是山地道路之神。按《仪礼·聘礼》“又释币于行”句郑《注》：“告将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天子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门、曰行、曰厉。丧礼有‘毁宗躐行，出于大门’，则行神之位在庙门外西方。不言埋币，可知也。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乎？”[78]这里只是提及庙门外西边有行神之位，至于此路神的具体情况如何并不清楚。《礼记·檀弓上》载“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郑《注》言：“毁宗，毁庙门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庙门之外。”孔颖达《礼记正义》载：“行神之位在庙门西边，当所毁宗之外，若生时出行，则为坛币告行神，告竟，车躐行坛上而出，使道中安稳如在坛。今向毁宗处出，仍得躐此行坛，如生时之出也。”[79]这与前面的说法一致。又《月令》“其祀行，祭先肾”句郑玄说：“行在庙门外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孔颖达《礼记正义》载：“‘广五尺，轮四尺’者，谓軷坛东西为广，南北为轮，常祀行神之坛则然。若于国外祖道軷祭，其坛随路所向，而为广轮尺数同也。”[80]此处虽论及路神有庙门外与国外之别，但并不同于贾公彦《仪礼注疏》那样的说法。可是《礼记·曾子问》孔疏却说：
经言“道而出”，明诸侯将行，为祖祭道神而后出行。引《聘礼》者，证祖道之义。按《聘礼记》云：“出祖释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春秋传》曰：“軷涉山川。”然则軷，止行之名也。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为軷，祭酒脯。祈，告也。礼毕然后乘车，轹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行神，则在宫内，故郑注《聘礼》云：“行，谓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天子诸侯有常祀在冬也。”《丧礼》有毁宗躐行，出于大门，则行神之位，在庙门外西方。又郑注《月令》：“軷，坛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周礼》注云：“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此郑释为軷祭之义。此軷亦有尸，故《诗·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瘗亦如之。”注云：“伏谓伏犬于軷上。”诸侯用羊，《诗》云“取羝以軷”，谓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车轼前及车左右毂末，故《周礼·大驭》云：“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轵，遂驱之。”又云：“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軏，乃饮。”轵即毂末，轨谓车轼前是也。其祭宫内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宫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与道路之神。”义或然也。坛名山，其神曰累。[81]
这段文字与上引贾《疏》可相参看，有关路祭仪节稍后再议。值得注意的是，孔疏在此不但提及宫内行神之軷与城外祖祭之軷，还引述崔氏的看法，并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不过，孙希旦在《集解》中则指出：“愚谓行，谓宫内道路之神也。……行神所主不同。《月令》冬‘祀行’，《聘礼》‘释币于行’，此宫中之行神也。《聘礼记》云：‘出祖，释軷。’軷祭行神，此国外之行神也。行神皆主道路，但所主不同。《曾子问》疏引崔氏说，谓‘宫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及道路之神’。其说非是。”[82]孙氏认为路神有宫中之行神与国外之行神，却否定崔氏古之行神与山川道路之神的说法。这样，有关路神之分类，尽管出现了三种看法，但认为路神存在差异的观点达成了一致。然而，孙诒让所作《周礼正义》又指出：“祖軷之神，经注无文。《曾子问》疏引崔氏云：‘宫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及道路之神。’案：崔灵恩说盖据《聘礼》注义。惠士奇云：‘祖道本祭行神，祖在城门外，行则庙门外之西，礼虽不同，其神一也。崔云“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则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马之礼焉，以故知释軷不祭山川也。’案：宫内城外两軷祭，神不当有异，惠说近是。……窃疑宫内庙门外之行，与国门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修等配之。”[83]这又是一种看法，可见有关路神的面相还有探究的空间。
从上述诸种记载中可以看出，路祭的仪式并没有因路神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却因出行者身份的不同而存在区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分别作为出行者的路祭的仪式是不一样的。《礼记·曾子问》孔疏指出：
皇氏、熊氏以此为诸侯礼，不应用牲，故牲当为制，其天子则当用牲，故熊氏云：“郑注《周礼·大祝职》引此文云，‘告用牲币’，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币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过山川，则饰黄驹’，是用牲也。必知诸侯不用牲者，约下文云‘币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币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巳，故《聘礼》既使而反祭用牲也。”[84]
《仪礼·聘礼》贾《疏》谓：
云“使者为軷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礼·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彼天子礼，使驭祭。此大夫礼，故使者自祭，犯軷而去。云“卿大夫处者，于是饯之”者，案《诗》云“饮饯于祢”，是处者送行人而饮酒，名曰饯也。云“遂行，舍于郊”者，即上经云舍于近郊是也。云“其有牲，犬羊可”者，《犬人职》云：“伏、瘗亦如之。”是用犬也。《诗》云“取羝以軷”，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并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无牲，直用酒脯。[85]
综合数条观之，其一，在道祭仪式方面，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天子使用牲币，其牲为狗，而贾《疏》则认为用犬羊均可。具体仪式据《周礼·大驭》为“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轵，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軓，乃饮”，贾《疏》解释说：“出国门封土为山象，祭軷，王在左自驭，驭下祝登，受取王手之辔，犯軷，遂驱之而出。……将犯軷之时，当祭左右毂未，及轼前，乃犯軷而去。酌仆者，使人酌酒与仆，仆即大驭也。大驭则左执辔，右手祭两轵，并祭轨之轼前三处讫，乃饮，饮者，若祭末饮福酒，乃始轹軷而去。”[86]在这一过程中，驭者充当重要角色。其二，诸侯方面，《礼记·曾子问》孔疏引熊氏说否认诸侯用牲，可是在另一处又说诸侯用羊，又《诗经·泉水》孔疏：“天子以犬，诸侯以羊，尊卑异礼也。”[87]贾《疏》则认为用犬羊均可。至于仪程，则没有明说。其三，卿大夫方面，祭祀时不用牲，只用酒脯，并且是亲自祭祀。需要补充的是，孙诒让《周礼正义》指出：“宫内庙门外之行，与国门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修等配之，其軷壤制亦略同；而行道有远近之殊，其祭之时地及礼之隆杀遂迥异。庙门外之行，天子常所出入，岁必一祭，此恒礼也；国门外之祖则非，王出国门无祭法，祭亦无常时，以此为异。……行近则唯释币，祖远则有祭。”[88]
关于道祭，还需有四点需要说明：第一，道神问题。《仪礼·聘礼》郑《注》：“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贾《疏》：“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者，此谓平地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闻’者，谓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闻。”[89]郑玄似乎并不知晓路神为谁。《风俗通义·祀典》谓：“谨案：《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祖者，徂也。”[90]这就明确指出路神为共工之子修，应劭的这个说法是依据《礼传》而来的。王利器指出：“《玉函山房辑佚书》载《风俗通》此文，以为荀爽《礼传》。”[91]荀爽与郑玄为同辈之人，郑玄只是较荀爽出生早一年，而应劭则晚二十多年。应劭依据荀爽的说法，这应该是可能的。王利器又指出：“《通典·礼》十一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92]据此，荀爽《礼传》的说法应该与《白虎通》有某种渊源，至少修为路神在当时已经流传。可是很奇怪的是郑玄竟然不知晓。然而，汉代还流传一种看法，《文选》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93]李善的引述有所节略，《宋书·律历志》引崔寔《四民月令》说：“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94]也就是说，路神为黄帝之子累祖。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上车，轴折车废。”颜《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飨饮也。昔黄帝之子累祖好远游而死于道，故后人以为行神也。”[95]此外，有的记载还认为路神为方相氏，以及黄帝之妃嫘祖的。[96]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谓：“今考行为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即道神，《风俗通义·祀典篇》及《独断》并谓共工氏之子修，《宋书·历志》引《四民月令》又谓为黄帝之子累祖，《曾子问》疏亦云‘道神名累’，盖即本崔寔说。诸说不同，要皆人鬼之配食者。”[97]这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看法。
第二，“神主”问题。《周礼·大驭》郑《注》云：“以菩刍棘柏为神主。”孙诒让《周礼正义》谓：
《说文·艸部》云：“菩，艸也。”《广韵·十五海》云：“蓓，黄蓓草也。”《汉书·东平王云传》云：“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颜注云：“倍草，黄倍草也。”蓓倍并与菩同。是古野祭有束菩草为神主之法。《说文》说范軷礼，则云“树茅依神”，与郑说异者，盖任取道中所有草木，暂以依神，本无定物，故许、郑不同。贾疏谓菩刍棘柏为神主者，谓于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为神主则可，是也。[98]
这表明道神之神主可以菩、刍、棘柏为之，也就是说，其神主并不固定。有的学者依据毛《传》及孔《疏》的说法推测指出：“以茅草菩棘捆扎的路神神主（軷）有一个供设的‘临时建筑’空间——‘舍’。至于这个‘舍’的具体形式怎样，不得其详。”[99]
第三，所谓巫祝问题。《周礼·大驭》载“王自左驭，驭下祝”，孙诒让《周礼正义》指出：“以驭既下车，故王自具左代之执辔也。祝谓号祝以告神，犹《聘礼》赐飨祭祖祢，仆为祝，皆以行道卒遽，趣便摄官，故不使祝官将事也。”[100]这就是说，在道祭过程中，虽然有告神之事，但并没有巫祝参与，而使车夫充当。可是有的学者据《荀子·正论篇》“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的记载，强调“祭祀路神活动，根据祭者的身份、条件，或有巫祝人员出场”。[101]但据《周礼》的记载，这个推测似乎还有论证的必要。不过，文献中流传道祭的祝词，东汉蔡邕就写有一篇《祖饯祝》，其文曰：“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林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与，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102]东晋应硕《祝祖文》曰：“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敷惠，四教初扬。万类资新，英颖擢章。谷风涤秽，日和时光。命于嘉宾，宴兹社箱。敬响社君，休祚是将。嘉肴绮错，白茅荐恭。有肉如墀，有酒如江。社君既眷，祇肃威容。”[103]这些祝词或许经过加工，但应该多少保留当时道祭的一些痕迹。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
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词曰：“皇天佑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越王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曰：“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祇辅翼。我王厚之，祉佑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104]
这是勾践准备入吴之际文种在道祭仪式上的祝词。《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作，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份祝词就是当时的实录，但就其情景而言，还是比较贴近的。尤其重要的是，秦简《日书》中也有几份道祭的材料，涉及出行的禁忌、祭祀仪式及祝语等。其中谈到行忌：“凡行者毋犯大忌，西□□□巳，北毋以□□□□戊寅，南毋以辰、申。行龙戊、己，行忌。凡行，祠常行道右，左。”[105]要求出行的人要了解禁忌，不要触犯。比如说向南旅行不要选择辰日、申日出发，而戊日、巳日为凶忌日。在出行的时候，要在道路右边祭祀道神“常行”。在举行“常行”祭祀仪式时，也要注意时间，文中说：“祠常行，甲辰、甲申、庚申、壬辰、壬申，吉。毋以丙、丁、戊、认。”[106]文中又说：“行祠，东行南，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号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为四席。席啜其后，亦席三啜。其祝曰：‘毋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107]道祭时，朝东南方向旅行的在道路左侧祭祀，朝西北方向旅行的在道路右侧进行祭祀。行神加上三位土皇，设四个祭席，每席都在其后祭酹，每席各酹三次。祭祀祝辞说：“愿国家平安无事，只有幸福充溢四方；敬请大常行神和三位土皇多喝酒多吃美食，多多赐福于我们。”另外，文献中提及的“禹步”有时也与出行有关，如“行到邦门困（阃），禹步三，勉一步，呼：‘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又如“[出]邦门……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车毋顾，上□。’”[108]“禹步”原本是对百物的一种祀典仪式，春秋战国之际的巫师对“禹步”祭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具有巫术功能的一套步法，其功能之一就是用于出行。[109]
第四，道祭的渊源问题。北京琉璃河1193 号西周大墓出土燕侯克罍、燕侯克盉，其上刻有相同的铭文：“王曰：大保，唯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命克侯于燕，剚羌豸，祖于御微。克来燕，入土囗有司，用作宝尊彝。”扬之水先生以为“剚羌豸，祖于御微”，即指“燕侯克就封之前杀牲祖祭道神”。[110]李自智在《殷商西周的车马殉葬》一文中说：“在张家坡一号车马坑中，曾发现埋有猪骨架一副；风翔八旗屯发掘的四座车马坑，埋有羊、狗的整体或牛、羊、猪的头骨和四肢骨，平凉庙庄的两座车马坑，亦有牛、羊的头骨和四肢骨等。”“这些牛、羊、猪、狗等，应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牺牲而埋入的……它们是用于祭祀厩神的。”扬之水据此分析说：“以车马送葬乃象征墓主人的出行，则所祭不是厩神，而是道神。因此，这正是‘祖道’即‘犯軷’所用之牺牲。”[111]有的学者还注意到甲骨文中有关“车祭”形式的记载，[112]由此看来，道祭至少在殷周时期已经出现。不过，《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113]文中的“远方图物”指“图画远方各种物象”，“铸鼎象物”则指“以九州之贡金铸鼎，且依所图之物铸以象之”。[114]对此，过常宝先生分析说：“‘铸鼎象物’的主要功用还是认知。……各种神灵物怪，都是初民在自然生活中产生的神秘感、畏惧感的反映，它需要通过种种形式的禁忌、祭祷来化解。所以，形象性、系统性地将这些神灵物怪组织起来、表达出来，并形成有效的知识，才能使人们能把握这些物怪，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巫觋就是通过这些知识来协调人类与自然及物怪的关系，来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亦即‘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因此，刻画了‘百物’的鼎就是巫师职业手册类的文献。”[115]道祭主要目的是祈求旅途平安，这种平安一方面来自于道神的佑助，一方面则是对“百物”的化解，那么道祭与“铸鼎象物”就应该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有学者指出：“铸于九鼎上的‘百物’，包括‘神’与‘奸’两部分，后者即所谓的‘魑魅罔两’。而获得‘神’的保护，以避免‘川泽、山林’中‘魑魅罔两’即‘奸’的侵害，实为铸鼎的主要目的之一。这虽然并不是专就祖道而言，但却为我们揭示了祖道仪式产生的巫术宗教背景，由此可以推知，道神崇拜产生的时间，当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116]殷商乃至更早时期的道祭，鉴于资料有限，其详情难以考实。对于两周以来的道祭，概言之，大约沿两个方面演进：一是由上层走向民间；二是由重在“祖”向重在“饯”演化，并且其娱乐性越来越凸显。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传世文献的记载显示，周代道祭仪式为士以上阶层所拥有，体现的是一种国家祭祀仪式。秦简《日书》的出土则表明这一仪式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民间，普通民众也可以在出行之际进行道祭。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稍后再详细论及。
以上对道祭进行一些描述，但是完整的道祭还包括饯饮。《周礼·大驭》载“祭軓，乃饮”，贾公彦所作《周礼注疏》载：“乃饮，饮者，若祭末饮福酒，乃始轹軷而去。”[117]《仪礼·聘礼》载：“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118]《诗经·泉水》言“出宿于泲，饮饯于祢”，毛《传》载：“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119]饯饮的目的，贾公彦《疏》谓“是处者送行人而饮酒，名曰饯也”，[120]然而在《诗经·泉水》中孔《疏》指出：
皆先軷而饮饯，乃后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见饮饯为出宿而设，故先言以致其意。《韩奕》云：“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当出宿，故彼笺云：“祖于国外，毕，乃出宿者，示行不留于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后言饮饯也。《聘礼》“遂行，舍于郊”，则此出宿当在郊。而传云“泲，地名”，不言郊者，与下传互也。下“干”云“所适国郊”，则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则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礼》“遂行，舍于郊”，则此卫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泲思宿焉，传以为在郊，则言祢思饯焉，差近在国外耳。计宿、饯当各在一处而已。而此云泲、祢，下云干、言，别地者，下笺云：“干、言犹泲、祢，未闻远近同异。”要是卫女所嫁国适卫之道所经见，所思之耳。下传或兼云“干、言，所适国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饯不得同处，“言”，衍字耳。[121]
在饯饮的目的上，贾《疏》与孔《疏》之说虽然有差异，一则强调送行，一则强调出宿；但饯饮本身毫无疑问是一场宴会。《诗经·大雅·韩奕》对于饯饮场面曾有这样的一番描绘：“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筍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122]
对于这段描写，孔《疏》解释说：“言韩侯出京师之门，为祖道之祭。……于祖之时，王使卿士之显父以酒饯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于百壶，言爱韩侯而送酒多也。于此饯饮之时，其殽馔之物，维有何乎？乃有以炰之鳖与可脍鲜鱼也。其蔌菜之物，维有何乎？维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其时所盛脯醢之笾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师未去之诸侯，于是饮燕而皆在，言其爱乐韩侯，俱来饯送之也。”[123]这不难窥见饯饮场面之盛大。又《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124]送行的车辆竟然达几百辆，其场面之热闹是可以想见的。
道祭仪式上的饯饮，并不仅仅是饮酒，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诗经·韩奕》说“其赠维何？乘马路车”，也就是说，这种送行仪式中会赠送礼物，韩侯就被赠送车马。《秦风·渭阳》也说：“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125]“车马”被当作礼物，是有特定含义的。扬之水指出：“饯别以乘马路车为赠，是天子待上公之礼。”并进一步分析说：“如同淑旂绥章象征高贵的胄裔、尊显的爵秩，车，也是荣耀和身份的象征。诗，还有同时代的金文，屡屡说到君子威仪，这威仪，便多半体现在载驰载驱的驷马车中。……由车建立起来的荣誉感、由车战培育起来的礼仪和勇武，合成彼一时代士君子的外之武、内之文。”[126]除了这种物质性礼物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形式的礼物。《邶风·燕燕》载：“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据《诗序》，以为此诗乃卫庄姜送归妾；毛《传》载：“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127]这就是认为《燕燕》是庄姜送别戴妫之作。该诗最后一章这样写道：“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孔疏说：“庄姜既送戴妫，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语，乃称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诚实而深远也。又终当颜色温和，且能恭顺，善自谨慎其身。内外之德既如此，又于将归之时，思先君之故，劝勉寡人以礼义也。”据此，该章是对戴妫德行的赞美，亦即送者对行者品质的一种肯定，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礼物吧。这种情况还见之于《诗经》其他篇章，比如《大雅·烝民》是尹吉甫送别仲山甫时所作，尹吉甫在诗中高度赞扬仲山甫的德行，如说“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孔《疏》载：“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维可以为法则。又能善其动止之威仪，善其容貌之颜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于为臣，则以古昔先王之训典，于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为之威仪，于是勤力而勉之。”[128]可见道祭仪式中很早就出现送别诗。在送别中也有歌唱的，《列子·汤问篇》载：“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衡，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129]秦青送别薛谭时悲歌一曲，其歌声振动了树林，冲入云霄，连行云也遏止住了。《吴越春秋》载勾践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其夫人临别“哭而歌之”，其辞曰：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号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扬，去复返兮于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130]
又《史记·刺客列传》载：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31]
这些歌唱行为都是在送别之际发生的。
除了以诗作别、歌唱送别之外，有时在送别宴会上还会出现赋诗、论诗送别。《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132]
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风尚。郑国的六卿为韩宣子在郊外饯行，韩宣子请他们赋诗，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韩宣子很高兴，对他们都奉献马匹，而且自己也赋了《我将》。又《国语·周语下》载：
晋羊舌聘于周，发币于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赠饯，视其上而从之；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单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133]
在饯别的酒宴上，单靖公与叔向谈论《昊天有成命》。这种讨论与一般的赋诗言志有区别。韦昭指出：“语，宴语所及也。说，乐也。”[134]这个注解还比较隐晦，其实上文中的“语说”实际上是一种乐语，即对诗篇，特别是对《诗经》篇目的一种义理阐释，通过这种阐释，使人们领悟其中的道理。单靖公谈论《昊天有成命》，是自身道德修养的一种展现，同时通过这种解说，其用意无疑是与叔向共勉，可惜他的阐释在此并没有载录，《国语·周语下》只是详细记载叔向的解说，这大约受制于其用以凸显单靖公的德行的行文目的及叔向对他的观感。不过，单靖公谈论《昊天有成命》是在送别叔向宴会上进行的，其实可看作是对叔向一种勉励。
以上的论述展示了饯饮的赠物、写诗及歌唱的事项，然而，在道祭饯饮方面还须注意两点：一是娱乐化，二是赠言。首先，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饯饮原本是抒发离情、庄重告别的表现，但在后世，饯饮越来越向娱乐化发展。《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载：“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135]从“废宴乐”来看，其时的饯饮显然重视娱乐。《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
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136]
又裴《注》引《辂别传》云：
诸葛原字景春，亦学士。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景春与辂有荣辱之分，因辂饯之，大有高谭之客。诸人多闻其善卜、仰观，不知其有大异之才，于是先与辂共论圣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辂解景春微旨，遂开张战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来攻。景春奔北，军师摧衄，自言吾睹卿旌旗，城池已坏也。其欲战之士，于此鸣鼓角，举云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后登城曜威，开门受敌，上论五帝，如江如汉，下论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华之俱发，其攻者若秋风之落叶。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言者收声，莫不心服，虽白起之坑赵卒，项羽之塞濉水，无以尚之。于时客皆欲面缚衔璧，求束手于军鼓之下。辂犹总干山立，未便许之。至明日离别之际，然后有腹心始终、一时海内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众人中言：“本闻卿作狗，何意为龙？”辂言：“潜阳未变，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闻龙声乎！”景春言：“今当远别，后会何期？且复共一射覆。”辂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为我论此卦意，纾我心怀”。辂为开爻散理，分赋形象，言征辞合，妙不可述。景春及众客莫不言听后论之美，胜于射覆之乐。[137]
在饯送诸葛原时，管辂不但表演了射覆的游戏，而且还与众宾客清谈取乐。一场送别的宴会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进行，此前那种悲情、庄重显然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又如《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载：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138]
可以想见，这样清谈取乐的送别形式在当时一定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同时也可看出饯饮习俗的演变。
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送别时赠言的现象。《荀子·非相》篇载：“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139]在送别时确实存在赠送金石珠玉的，如《秦风·渭阳》篇就说“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但荀子以为临别赠言远重于金石珠玉，可见赠言在当时的地位。那么，什么是赠言呢？可以参考以下例证，《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
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越王曰：“孤承前王余德，守国于边，幸蒙诸大夫之谋，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耻，为天下笑，将孤之罪耶，诸大夫之责也，吾不知其咎，愿二三子论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汤系于夏台，伊尹不离其侧。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弃其国。兴衰在天，存亡系于人。汤改仪而媚于桀，文王服从而幸于纣。夏殷恃力而虐二圣，两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汤王不以穷自伤，周文不以困为病。”
越王曰：“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虽有洪水之害，不为人灾。变异不及于民，岂况于人君乎？”大夫若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历数，德有薄厚。黄帝不让，尧传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广狭，气有高下。今之世犹人之市，置货以设诈，抱谋以待敌，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览于斯，而怀喜怒？”
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国。大夫皆前图未然之端，倾敌破雠，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穷若斯，而云汤文困厄后必霸，何言之违礼仪？夫君子争寸阴而弃珠玉，今寡人冀得免于军旅之忧，而复反系获敌人之手，身为佣隶，妻为仆妾，往而不返，客死敌国。若魂魄有，愧于前君；其无知，体骨弃捐。何大夫之言，不合于寡人之意？”于是大夫种、范蠡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广；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五帝德厚而穷厄之恨，然尚有泛滥之忧。三守暴困之辱，不离三狱之囚，泣涕而受冤，行哭而为隶，演《易》作卦，天道佑之。时过于期，否终则泰。诸侯并救王命，见符朱鬣、玄狐。辅臣结发，拆狱破械，反国修德，遂讨其雠。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万世。大王屈厄，臣诚尽谋。夫截骨之剑无削剟之利，舀铁之矛无分发之便，建策之士无暴兴之说。今臣遂天文，案坠籍，二气共萌，存亡异处。彼兴则我辱，我霸则彼亡。二国争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数，何必自伤哉？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140]
当勾践准备前往吴国时，在道祭仪式上，大夫扶同、若成、种、范蠡等纷纷进言，这就是临别之际的赠言。《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条记载：“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141]老子给孔子送行，临别赠送孔子为人处世的箴言。又《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
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煣。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贾匹马矣。非兰本美也，所湛然也，愿子之必求所湛。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142]
晏子赠曾子之言又见于《说苑·杂言》篇而稍有不同，其文曰：
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143]
曾子临行，晏子并没有赠送财物，而是向他赠送箴言。这些言论紧紧围绕修身展开。同书《敬慎》篇载：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144]
又同书《杂言》篇载：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145]
以上赠言都发生在临行之际，这些赠言有的是送者主动说出的，有的则是应行者之要求说出来的。这些赠言大都围绕修身处世展开，具有格言的性质。并且，这些赠言主要由口头表达，属于口头文献。最后，再补充一个例证，《后汉书·文苑传·高彪传》载：
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川；人有计策，六奇五间：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146]
赋诗、写诗与道祭仪式的关联在上文已经论及，蔡邕等人在饯送仪式上赋诗，其实是沿袭这一传统。可是高彪却作了一篇箴，这确实有些意外。不过，联系临别赠言现象，高彪的行为也并非不可理解。“箴”其实也是一种劝诫，同时也是对行者寄予的一种厚望。在这种意义上，箴就具有格言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