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汉奇先生的访谈（代序）

2017年春，在完成书稿后，终于见到了透过文献资料熟识的方汉奇先生本人。方老师宽广、包容的学术胸襟，智慧达观的人生态度，对学术研究力求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新闻史料熟稔于心、信手拈来的大家风范，对后辈晚生无私帮助的教育情怀，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这里收录了方汉奇先生与笔者关于本书的两次谈话，因为深感方老的谈话对于后继研究者的启示，是以为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

● 时间：2017年5月22日、24日

●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李春：方老师，我不是做新闻史出身的，属于其他专业的人闯进这个领域，来梳理澳门传媒发展的历史。

方汉奇：这个挺好，学科之间没有那么多的禁区和限制，文理都可以交融，何况文史的交融？文史是相通的，所有的东西和历史研究都是相通的。而且你有第一线新闻实践的经历，有对传媒工作的感性体验。戈公振写作《中国报学史》时就是一名记者，他做了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然后接受了一个学校的任务要讲这门课，所以才去搜集材料，完成这部著作。他也不是先是一个历史学家，再去写新闻史的。

李春：我想见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您和您的学生在澳门新闻史研究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20世纪90年代，澳门学界已开始对新闻史自20世纪20年代所提出的“《蜜蜂华报》是澳门史上的第一张报纸”提出疑问，但程曼丽老师却是最早去进行扎实的内容研究的学者。通过她的研究，学界才第一次对《蜜蜂华报》有了切实的了解；而且，她的研究过程又特别传奇，她虽然之前完全不会葡萄牙文，但用了三年时间对这份报纸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个案研究。

方汉奇：她用四个月的时间学葡文。《蜜蜂华报》全部是葡文的，一个汉字都没有，她先得学外语，学完外语再去研究这份报纸。这项研究源于我收到的澳门的朋友送的一本《蜜蜂华报》的影印合订本，然后我向曼丽提出建议：这是一个研究选项，你敢不敢拿去做？程曼丽的第一外语是俄罗斯语，根本没接触过葡萄牙语。最后，她下了决心要做这个研究，好处是《蜜蜂华报》就一本，难度是全部是葡文。因此，她下了决心之后就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学葡文。外语有相通的规律，已经掌握了一门外语，再学第二门外语，相对地会快一点。

李春：程曼丽老师的《蜜蜂华报》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特别的意义，她等于对传统的新闻史提出一个“否定之否定”了，就是要往前走。作为她的导师，您又是这一研究选题的提议者。更有意味的是，在澳门新闻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这个过程中，您既是以往新闻史的一位书写者，又是新闻史发展的推动者。

由于新的葡文史料的出现，在程曼丽老师在1996年出版《〈蜜蜂华报〉研究》之后，很快又有人提出新的疑问。这个时候，您的学生林玉凤又有跟进。从中，我看到学术史的绵延发展，觉得它构成了澳门大众传媒研究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所以，在书的开篇就写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这里面就涉及您和您的学生。

方汉奇：内地的学者研究澳门，是从程曼丽开始的。以前，都是澳门人自己研究自己，比如澳门报人写的一些相关书籍。程曼丽是一个开端，林玉凤本来就是澳门人，所以她的著作属于澳门人自己研究自己。你这个就是程曼丽之后内地人研究澳门的大项目，范围涵盖的面更宽，包括了多种媒体，而且和当代联系得更密切，和现实联系得更紧。

李春：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一至四章是关于澳门大众传媒的近代史的部分：第一章“澳门：中国近代报刊发祥地”，是对学术史的梳理；第二章“澳门传媒缘起与中西文化交流”，涉及好多史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利玛窦规矩”及耶稣会士来华对整个报刊出版业的促进，西方传教士架设了的中西文化的桥梁等。这章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追溯澳门传媒的发展，前两节都是从文化交流中的来自西方的历史人物入手，而第三节“林则徐的书报翻译”体现了中国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第三章的名字叫“思想之焰”，就是思想的火焰，讲的是澳门与现代报刊的启蒙。这一章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节讲的是《蜜蜂华报》，我只选取了程曼丽老师《〈蜜蜂华报〉研究》中关于报刊思想的那个部分，侧重它对澳门现代报刊兴起的思想启迪。第二节“《盛世危言·日报》”，介绍被称为“中国近代君主立宪第一人”郑观应的报刊思想，迄今他的思想仍有现实意义。第三节讲《知新报》如何“为变法发声，‘广《时务报》所不能言’”。

第四章“生存之道”，讲的是澳门近代报刊兴起的市场空间与创业先驱。这一章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澳门会出现英文报刊的市场和竞争。当时有哪些信息的需要、舆情（舆论博弈）的需要，还有哪些研究的需要（如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镜海丛报》，介绍这份华洋合璧的报纸，如何整合澳门人，实现“利益澳门”；第三节“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结盟”，讲辐射全球华人的《知新报》。这一章都是从报业生存的角度入手，探究当时的市场空间在哪里，这些创业先驱是怎么做的。

以上四章构成了书的第一部分——对近代澳门大众传媒研究的框架。第二部分则专注于大众传媒本身，侧重描述与分析当代澳门大众传媒的特点，也包括四章，还有一个附录。第五章是对澳门传媒法制和与新闻出版情况的总体性描述，即它的管理状况是什么样的，它的出版法律是什么情况。之后的三章和附录，按照报业、广播电视、电影业、网络的顺序分别描述，它们构成了澳门大众传媒研究的当代部分。写作过程中的着力点在于对当代澳门媒体特征的总结及对热点问题的阐释。这个研究更多是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及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新的框架和视角，重新发现澳门大众传媒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方汉奇：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有一些文本的资料做基础，形成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学术研究，地区的新闻传播研究，大致上都是这么一个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区搞地方志，研究地方史，其中包括这个地区的广播、电视及报纸刊物发展的状况。盛世修志，那是一个全面开花的时代，以那个时代做基础，我们完成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它也是充分利用了那个时间段的一些成果。地方志的研究，包括地方媒体研究，对整个媒体发展历史的研究起着充实和促进的作用。你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在给这方面的研究增砖添瓦、提供预制构件。先获得一个成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继续开拓。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肯定是期刊，它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一个刊，你看它标着“每月”两个字，就说明它是月刊。我在大英博物馆看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原件，比想象的要小。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的图片看，觉得它好像应该是24开或32开那样的一本刊物，但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原件时，发现比想象中的要小、要窄，而且有一个特点，它的封面是黄颜色的，与同时期北京报房出的《京报》是一个颜色。我当时复印了一张，这是20年前，复印条件不好，不清楚，但影影绰绰地还能看出跟《京报》的模式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外的报纸想打入中国市场，开始进不来，只好在外围，而且尽量迎合中国读者、中国受众的阅读习惯。现在已经证明清朝初年就有《京报》了，也发现了明朝的邸报原件，这说明直到那时这种模式的印刷品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是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一种主要的渠道和模式。

最近三十年来关于澳门的媒体的历史研究有很多成果出来，你参考它们就可以了。如果有第一手的材料，在近年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那就更好了。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是先有实物，再有课题，她不是先有题目再去找资料，而是先有报纸原件，然后再通过学外文去研究它。澳门相关的研究者、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说《镜海丛报》也出了影印本。在这方面，林玉凤的投入是比较多的，她的一些成果可以参考和借鉴。她在澳门生活，现在又是澳门立法委员会的议员，澳门的材料可以全部掌握；而且，她利用的文献资料不限于澳门，她还到葡萄牙、到里斯本、到大英博物馆查阅相关史料。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她每一次到欧洲去，都到图书馆看材料。她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与马礼逊有关的一些媒体的情况，比如《杂闻篇》的情况。

研究澳门媒体发展的历史，对于前人做过的一些工作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践行“拿来主义”，你注明出处就是了。至于模式，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张三可以画，李四也可以画，你从这个角度切入，他从那个角度切入，只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然后成一家言，这就行了。学术贵于创新，完全照搬前人的模式，那就等于“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如果你自己加工，可能是麻婆豆腐，也可能是臊子豆腐，你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流派，这个是不必强求一律的。体例我觉得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做主，没有哪个权威人士规定必须这样写，必须那样写。至于从哪个角度切入，去综合、去展开，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只要言之有据，怎么写、写成什么模式，没有一定之规的。

李春：在见您之前，我没有想过这本书要提出新的发现。实际上，它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一个集成，是把历史学、新闻学、电影学、公共管理学等各个学科中涉及澳门传媒（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的内容，进行汇总、整理与集成。通过我的研究框架，把那些资料放到一个合适位置上，形成一部关于澳门地方传媒史和传媒研究的著作。因为对澳门传媒研究来说，这项基础工作迄今仍然是一个空白点。在开始研究的时候，我想在澳门本地会有关于澳门传媒的总体性描述的书，希望从当地的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机构的成果中找到，但我在澳门实地调研以及与当地学者交流的结果是“没有”。

另外，作为一名内地的研究者，研究澳门大众传媒，我感觉最有价值的是近代的部分，无论是从历史评价、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它的历史分量来看，都是如此。由于澳门地域狭小以及博彩经济的特殊性，当代澳门大众传媒这部分，对内地读者会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是拿不准的。实际上，当代澳门大众传媒对澳门本地的影响更大，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比如澳门对本地多元文化的扶持，对媒体自律的讨论，对社会事件的多方位报道以及与媒体有关的传播事件中各方的动态与博弈的过程。这是以前的历史梳理者较少涉及的，特别是那些非常有澳门本地传媒特点的内容，比如澳门有线电视公司与公共天线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等。我有意识地做了补足，想通过这些内容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澳门的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和传媒生态，这些内容对于内地的社会管理和媒体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方汉奇：这是可以的，你去做一番综合、归纳，系统地分析研究，可以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选项、不同的内容，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你的涵盖面比较宽，把各种媒体，包括新的媒体都概括进去了。这个就是你区别于传统写法的一种前进，是一种新的发挥。本来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互相支持，共同积累，便会出现一个新的平台。在新平台完成的过程中，不断有一些预制构件、局部的成果出现，然后再形成更新的平台。在新平台上再不断有新的积累，又有更高水平的、进一步的发挥。学术本来就是这样，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就是你堆柴火，后来的柴火是在上面的。这是研究的一个共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新的格局、新的模式，那就是你有所前进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

李春：当我开始写《澳门大众传媒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一个读者他为什么看这本书？看了之后能得到什么？一个对澳门完全不了解的人，通过这本书能够了解澳门的什么？能不能从中看到传媒与社会、与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对他的生活有一点启示？这是我对这本书写作的思考。我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新闻史的学者，对于普通读者，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本书了解澳门、了解澳门人的生活，看到媒介与澳门人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般来说，一个移民城市，比如芝加哥，它的报业之所以那么发达，是因为大量移民到城市之后，非常需要信息的交流，或者是要尽快融入一个文化。但我研究澳门后发现，澳门的华文报纸与外文报纸相比，相对弱一点。因此，我有一个假定，当然也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传统的澳门华人社会属于社团政治，人们更多依赖宗族力量和同乡组织。所以，我假定澳门华人之间传递信息不一定依赖报纸。澳门华人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的信息，可能来源于同乡会，或者社团性的人际沟通，其作用大于大众传播，这可能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澳门华文传媒相对落后的一个原因。我在书中提到了这一特点，但没有具体展开论证。

方汉奇：澳门有它的特色。历史上葡萄牙人在那里就四百年，然后还有葡萄牙以外的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他们要进中国，必须以澳门作为一个起点，在澳门积累经验，做好相应准备，然后再进入中国。因此，传教士要学中国文字，然后才能办中文报纸。他首先需要通过办他们习惯使用的文字的媒体，来交换情况、交换经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特殊需求和特殊条件。澳门有不同的社团，香港也是一样，在国外也是，国外的华人社区里也有不同的社团。他们之间有沟通、有信息的需求、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有共同的舆论、共同的政治观点、共同需要的表述方式。作为研究者，必须对你的研究对象有实事求是的了解，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写出特色。

我这里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参考，《清史报刊表》中有《海外华文报刊表》，它把港澳纳入，其中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外文报刊表，有一个关于海外的华文报刊表。你研究的澳门早期的这一段，也属于《清史报刊表》研究的范围。它列出一个表，但有注释，是清史研究中一个很大的工程，规定的字数是20万字。其中，包括一个有关中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的表，包括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的表，还包括在海外出版的华文报刊表。海外的华文报刊表中，就包括《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表，就包含了在中国出版的那些外文报纸。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探索，争取不漏，争取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都纳入。你用的时候，如果看到第一手材料了，这个就是个参考。如果你发现这里面有你没有掌握的材料，你就可以注明出处“见于《清史报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