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华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响

第一节 《蜜蜂华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响

19世纪20年代，澳门是当时中国土地上唯一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地方。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澳门历史上“首个超越宗教文化因素而由政治因素激发出现的现代媒体”——《蜜蜂华报》。它的出现“象征着澳门从由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主导出版事业的宗教文化出版年代，过渡到具有政治功能的澳门新闻出版业的新时代”^[1]。

19世纪初，在欧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葡萄牙的自由派与专制派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和军队中的部分官兵联合组成拥护宪章的自由派，反对以国王和专制派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政体。1820年8月，葡萄牙立宪党人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事执政团，推翻帝制，成立临时政府。1821年7月，葡萄牙国王和王室成员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回国，遵从人民的意愿制定宪法。1822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通过葡萄牙第一部宪法并颁布执行，取消一切封建特权和义务。新宪法颁布后，葡萄牙许多城市的旧政府成员集体辞职，民众选出新的政府成员，并由新政府主持向宪法宣誓。

葡萄牙本土革命给远在东方的澳门人民极大的鼓舞——“（革命）不仅废除了强加给我们的专制制度，也使葡萄牙获得了新生。而澳门是所有海外省中对此最感高兴的一个”。^[2]在澳门，来自葡萄牙本土的贵族历来享有政治、经济特权，而土生葡人不仅在经济上受葡萄牙贵族的剥削，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在葡萄牙国内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澳门的葡萄牙人分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立宪派与保守派。立宪派以澳门土生葡人为主体，首领之一是中校巴波沙；保守派大都是来自葡萄牙本土的贵族官员，其首领是身兼市政议员、司库官等要职的亚利鸦架。

1822年8月中旬，要求改革的澳门市民发生骚动，澳葡当局因无法控制局势而陷入瘫痪状态，亚利鸦架被迫辞职。8月19日，市民举行新政府选举大会，立宪派与保守派再度发生冲突。卡瓦尔坎蒂少校等保守分子宣布，这个议会没有确定新政体的权力，与会群众被激怒，几乎把他从窗口扔了出去。巴波沙登台演讲，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与宪法完全相符的政体。在他的鼓动下，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恢复1783年葡萄牙王权侵入实施殖民管治以前的澳门葡萄牙人自治政体，赋予新选出的议事会不受总督及地方长官控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在这场革命风暴中，《蜜蜂华报》于1822年9月12日诞生。该报由巴波沙亲自创办，创办者还有阿美达医生，由阿马兰特神父编辑，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报纸出至1823年9月27日，因立宪政府被推翻而改由保守派操控，1823年12月26日停刊。《蜜蜂华报》总共出了67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其间除了刊登少量的商贸信息和社会新闻外，大部分为政治性内容，包括政府公文、政情信息、会议通告和记录、政府与市民的往来信函等。

《蜜蜂华报》是澳门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喉舌，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它不遗余力地抨击保守势力赖以寄生的专制政体，为民主运动的胜利欢呼——“公众对（原）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却一无所知，并且极力美化自己。这就是人民为什么采取如此不寻常的行动的原因。……我们的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通过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出来。……那一天，澳门人民的壮举将永载史册，我们将为之讴歌不已。”“这次革命结束了专制统治，明确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在大众的欢呼声中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表明，它是符合全体澳门居民的意愿的，是爱国的，它所做的一切是符合国家利益的。”^[3]

《蜜蜂华报》通过新闻事实报道，抨击政敌，焦点主要集中在立宪与反立宪的问题上。报纸采取“请看事实”的做法，大量刊登原政府发布的有关决议、文件、会议记录，报纸的前三分之一篇幅基本上是这些旧的档案材料；同时，刊登揭露问题的读者来信和市民提案，将政府成员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如1822年2月16日，澳葡当局在没有经过改选的情况下，召集市民在市政厅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蜜蜂华报》全面揭露以亚利鸦架为代表的旧势力阻止澳门民众了解国内变革消息的行径：历数其一再推迟议会选举，并执意由旧政府主持向宪法宣誓；登载了未经改选政府“宣誓”后的几份会议记录，以“充分地证明”旧政府的这些做法“是对法律的践踏”，是强奸民意；发表评论，大声疾呼“连大自然都为这一宣誓仪式感到恐惧。那一天，太阳只是黎明时分出现在地平线，很快就钻入云层，仿佛不愿作为一场悲剧的目击证人。宣誓仪式结束了，而政府却未作任何变动。……独裁统治仍在继续，人民并不自由，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被看作是不安定分子”^[4]。

作为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1821年葡萄牙政府通过“新闻自由法案”，废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书报法令。受惠于“新闻自由法案”的《蜜蜂华报》，积极传播言论自由与民主思想——“现在这个令人尊敬的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关注着设立自由的新闻制度。”“‘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向每一个公民宣传政府的决定，同时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5]

《蜜蜂华报》成为“中国领土上最早引介和探讨西方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等观念的报刊”。^[6]1822年9月19日的《蜜蜂华报》社论写道：“澳门人，真正的立宪主义者是这样的：他服从立法机关，遵守法律条文；他珍视自己的幸福，渴求良好的秩序；他同时发自内心地憎恨专制制度。而那些不乐于见到新秩序的人，他们是宪法的敌人，是人类的敌人。”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制约专制的利器：“任何人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人人都可以说出或者写出你认为对公众有利的意见而用不着担心因此会受到惩罚。因为这不是法律所禁止、理智所不容和宗教所谴责的对权力的滥用；为祖国的利益而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也不是诽谤、个人主义和侮辱他人的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能够将所有政府成员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是约束专制主义的最好的方法。”^[7]

《蜜蜂华报》成为以巴波沙为代表的新政府民主、公开执政的助手。民主运动爆发前，澳葡政府官员的职位多为葡萄牙贵族所把持，他们不但依仗权势为所欲为，而且阻止民众过问政事，实行封闭的专制统治。新政府成立后，巴波沙一反前任们的做法，变专制政体为民主化、公开化的议事政体；在他创办的《蜜蜂华报》上，大量刊登市政府会议记录、文件、公告等，将政府成员的言行置于广大市民的监督之下。巴波沙鼓励民众参政议政，就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见解”。《蜜蜂华报》上常有这样的公告：“市政府决定于某月某日某时在市政厅召开市民大会，讨论某某问题，希望全体市民踊跃参加”；报纸上也常有这样的民意征询：“是否需要对现政府进行调整？如果需要，应当如何调整？”“什么是最适合现有国情的教育方针？政府如何保证这一方针持续稳定地实施？”“是否需要对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动制订新的规约，以保护本城仅有的工业经济？”^[8]

读者来信是报纸反映民众意愿的最主要的形式。《蜜蜂华报》通常每周只有四个版面，却常常刊登读者来信，有时一期刊登三四篇。来信内容包括：讨论时局、提建议、发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或就某一问题寻求答案，此外还有求援、致谢、澄清事实等各种内容。编辑部几乎有问必答，从不懈怠。通过来信与读者交流，不但使编辑部成员能够及时了解舆情民意、把握时代脉搏，而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对民主运动施加影响。例如，《蜜蜂华报》第19期上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四个问题，希望编辑做出回答：“第一，澳门居民和葡萄牙本土居民是否一样都是葡萄牙公民？第二，澳门居民交纳的税赋的数量，是否应当和葡萄牙本土、巴西以及其他海外省居民交纳的一样多？第三，澳门居民是否有权将葡萄牙各部派来的官员排除在政府之外？因为这些部门本身也必须加以改革。第四，是否有必要对现政府在军事、民事等方面的开支进行控制，还是它们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9]在接下来的第20期中，报纸编辑对上述问题做了肯定性的答复，并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广大市民的重视。

《蜜蜂华报》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地反对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消息，以鼓舞澳门民众的士气。当时，电报技术尚未被用于发送新闻，主要借助以澳门为中心的四条海上通道（分别是：欧洲大陆—澳门；东南亚各国—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中国内地—澳门），将来自欧洲大陆、南美洲、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内地的各种消息汇集到澳门。海外国家反对帝制、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消息，“有的是从欧洲的某个内陆国家传到葡萄牙，再由葡萄牙经印度传到澳门；更有一些先从葡萄牙、西班牙传到南美洲某个国家，再由南美洲经印度、菲律宾传到澳门”^[10]。

《蜜蜂华报》不仅跟踪报道葡萄牙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还登载了西班牙革命、巴西独立运动、墨西哥反帝制斗争、法国的反战义举、智利革命、巴黎会议、马尼拉叛乱等。通过对世界各地反专制斗争情况的介绍，澳门民众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义务与使命。就像当时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一份好的报纸，正如你们的报纸，是国家的启蒙教师，它能够根据读者的需要为他们上课，传授知识。……这样的报纸，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11]

《蜜蜂华报》是一份典型的政论报纸。在其问世前，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进入党派政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不同党派纷纷利用并控制报纸，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党报纸的特点是：经济上依靠政党资助，政治上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内容上侧重于政治新闻和言论。

16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活字印刷术为《蜜蜂华报》的诞生提供了技术保证。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印刷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字典和东印度公司所需的文件，在澳门成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所。由于清政府厉行舆论与出版限制，地方官府对于华人参与刻印图书高度警惕，1817年2月，曾派差役查抄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导致华人工匠四散逃逸。因此，东印度公司改为雇佣澳门的葡萄牙人充当印工，之后中国官府就再也没有干预。

1822年8月，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澳门葡萄牙人立宪派决定办报，函请当时澳门唯一拥有印刷设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办事处协助。二十天后，由东印度公司印刷所代印的葡文《蜜蜂华报》于当年9月12日创刊。^[12]《蜜蜂华报》先由立宪派掌控，后来又被保守派夺去主导权，但不管处于谁的掌控之下，它都宣称当局者才是捍卫自由、反对独裁的，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源自遥远欧洲本土的资产阶级立宪思想与公民自治权利。

立宪派革命成功后，他们在《蜜蜂华报》上以葡萄牙新宪法为依据，号召居澳葡人捍卫自由、反对专制：“澳门人啊，这是多么耻辱！你们心中那崇高的对自由的向往已经离你们远去，而专制主义却在你们心中生根。是你们接受了祖国的召唤，在宪法的基础上选出了政府；在宪法的保护下，你和你们的家人宁静地生活着，可是你们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再次寻求不和与专制！”^[13]“澳门人，真正的立宪主义者是这样的：他服从立法机关，遵守法律条文；他珍视自己的幸福，苛求良好的秩序；他同时发自内心地憎恨专制制度。”^[14]

《蜜蜂华报》被保守派控制后，同样宣称保守派政府才是葡萄牙宪法的忠实执行者和政治自由的坚决捍卫者，而之前的立宪派政府则是可怕的独裁者：“在那一天（指保守派复辟的1823年9月23日），我们见到了真正热爱宪法的优秀的民众全身心地展现他们的精神，他们只服从合乎宪法的政府，将那一心想要把澳门置于可怕的独裁统治之下的邪恶企图拒之门外。”^[15]

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居澳葡人得以在清朝疆域范围内以出版报刊的形式鼓吹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居澳葡人实行特别宽松的怀柔政策的结果。清政府允许居澳葡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这为近代报刊业在澳门开局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澳门葡人社区相对于葡萄牙本土，地理位置遥远，政治上具有不完全服从葡萄牙王室专制的自治传统；相对于清王朝，他们既作为“远人”拥有华人不能享受的自治权，又作为“内附之夷”拥有其他“洋夷”不能安享的居留权。这种游移于中葡王权之间的特殊地位，为一份政治色彩鲜明的近代报纸的诞生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空间。

《蜜蜂华报》充满理想激情的关于新闻出版与政治民主的思想和言论，“无论对于尚处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更加广阔的东方世界而言，都堪称闻所未闻的先兆之音”^[16]。虽然《蜜蜂华报》用葡文表达的立宪自治思想只针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宣传，但这种作为思想载体的办报形式从此在澳门落地生根。从澳门外报到华文报纸，自西方远道而来的报刊民主思想，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和了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