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地理、社会政治特征与传媒生态
澳门特别行政区，原点地理坐标为北纬22°12′40″，东经113°32′22″，地处我国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毗邻广东省，从澳门关闸到珠海海关步行仅3分钟；距离香港60公里，距广州145公里。
历史上对澳门的称谓有：濠镜澳、濠镜、香山澳、香岙、海镜、镜海、镜湖、莲岛、莲地、马交、马角、阿妈阁及濠江等；明清时期中文文献多用濠镜澳，指澳门半岛及其南北二湾。1564年，庞尚鹏在上奏的《区划濠镜保安海隅疏》中首次使用了“澳门”这一称谓。[2]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3]岛、路环岛，以及凼仔岛和路环岛之间填海而成的路凼城；面积仅30.8平方公里，目前居住人口为653100人[4]，是一座袖珍小城。然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其地理和社会政治特征促生出特有的传媒生态，成就了澳门在传媒史上的一段辉煌——不仅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而且是中国“最重要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传入地”。
“澳者，舶口也。”澳门半岛与江海相依，是珠江口岸江海交汇的交通枢纽。葡萄牙人到澳门之前，澳门已经存在从事商贸、农耕及渔捕等各业的疏落居民点。澳门半岛北部有一片狭长陆地与内地相连，称为“莲花茎”，在澳门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澳门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淡水、粮食、蔬菜等均依赖内地供给。通过“莲花茎”便捷的陆上通道，内地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抵澳门，为澳门从渔港经济向近代海洋贸易经济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成为垄断西欧，绕过好望角至印度洋，以至中国海之间的海上贸易霸主。1548年后，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浪白澳、屯门岛及上川岛一带建立暂时的贸易点，从事季节性贸易。1556年，葡萄牙人的贸易船队与当时负责巡视海道的广东按察司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以每年交纳白银五百两、贸易抽分十分之二为条件，获得来华贸易权；1557年，葡萄牙商船将“濠镜澳”作为固定停泊地，开始修建房舍，这标志着澳门开埠。
澳门受东南季风影响，这对当时以木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海上贸易极为有利，凡从西方来的船只，均需先抵达澳门，再向东行。由于澳门的地理位置特殊，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是其转口贸易全盛时期，成为联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海上丝路贸易大循环的枢纽。以澳门为中心，形成了三条国际性贸易航线，即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澳门，澳门—日本长崎，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5]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澳门城市发展很快，不到十年就已成为一个聚居万余人的国际贸易港口。其中，葡萄牙人及其眷属和奴仆大约有五六千人。当时，葡萄牙国王及葡印总督都没有派驻固定官员，而是由明朝的“守澳官”对澳门进行管理。“守澳官”包括：提调、备倭、巡缉。“提调”是最高行政长官；“备倭”专门负责在各港口管理外国船只、海上巡汛、港口保卫；“巡缉”负责澳门城市内部治安。此外，明朝还在香山县境内设专职主管濠镜澳军事的海道副使，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吏也会过问澳门地区政务。
明政府在澳门城内设立议事亭，并将其作为中国官员向濠镜澳的葡萄牙人宣读明廷政令以及双方官员会商政务的场所。万历二年（1574年），为加强对居澳葡萄牙人（简称居澳葡人）的防范，明政府在“莲花茎”建关闸，每月开关六次，为濠镜澳提供生活必需品。当时规定酒、米及食物须按人头定量由官方与葡萄牙人交易；同时，在关闸北面派驻“把总”一员，统兵六百扼守，控制人员出入。
清朝撤销提调、备倭、巡缉，设“香山县令”全面主管澳门事务，包括督征地租、处理司法案件；设“香山县丞”，处理在澳门居住的百姓与外国人的行政事务。康熙三年（1664年），设“前山副将”，统率水陆两路军队，对澳门进行军事防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粤海关澳门总口”，管理澳门海关征税事宜；乾隆八年（1743年），设“澳门同知”，专管澳门及邻近海域的海防，同时兼管澳门的涉外事务。[6]
居澳葡人为了加强社区内部管理，1560年选出驻地首领、法官和四位有威望的商人，形成管理组织，处理社区内部事务。这个被后人称为委员会的组织是议事会的雏形。军事上，则由一年一度赴日途中在澳停留的葡萄牙中日贸易船队司令负责。1583年，在萨（D.Leonardo de Sa）主教的倡议和主持下，居澳葡人首次进行正式“选举”，成立了议事会（或称议事公局）。[7]
议事会是早期居澳葡人的最高权力机构，除军事权归中日贸易船队司令负责外，议事会负责澳门的市政卫生、财政拨款及其他公共事务，还负责葡萄牙人社群的治安和司法等。议事会由三名市议员、两名普通法官及一名理事官组成，任期三年。1584年，葡印总督确认了澳门议事会的行政、政治及司法管理权。
居澳葡人的议事会奉行“双重效忠”，既遵守中国政府的命令，也执行葡印政府的指示。议事会作为居澳葡人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格局，维持了二百年，直到1783年葡萄牙女王唐娜·玛利亚一世颁布《王室制诰》，之后澳门总督的权力不断扩张，从以往只负责防务的兵头，到拥有否决议事会决策的权力，议事会则逐渐变为市政管理机构。19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与华人共处分治的政治局面被打破。1846年，亚马留任澳门总督后积极推进殖民政策，把原本只对葡萄牙人实行的统治，扩大到华籍居民。1888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12月1日签订，1888年4月在天津换文），取得了对澳门的“永居管理”权。自1623年第一位澳门总督马士加路也到澳门正式赴任，到1999年12月末代总督韦奇立离开澳门，澳葡当局对澳门实行了近三百年的殖民统治。
回顾历史，从开埠至今，澳门的发展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自开埠至1847年，为双权管治时期；第二阶段，由1847年至1976年，为殖民管治时期；第三阶段，由1976年至1987年4月13日，为葡萄牙宪制下的澳门自治时期；第四阶段，由1987年4月14日至1999年12月19日，为回归过渡期；第五阶段，为澳门特区政府成立至今。
长期以来，华洋共处分治是澳门社会的主导结构。由于远离中国内陆和葡萄牙本土，清政府在澳门的中央权力薄弱；而葡萄牙帝国的没落，也使葡萄牙占领者相比正在崛起的英、法等国的来华者更为“恭顺”，因此清廷对澳门的管理比较宽松。在清政府“以商制夷”的广州体制下，外国人被严格限制在澳门、黄埔和广州城郊的外国商馆。清帝曾下旨：自1760年起，欧洲各国商人在广州贸易后只许在澳门留居。因此，澳门既是所有外国船来华的第一站，也是外商家属的长期居留之地。
处于中西物资与文化交汇最前沿的澳门，一方面，长期受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濡染；另一方面，具有汇聚和传播世界各地政商资讯的优势。这为以《蜜蜂华报》为代表的葡文外报最早在中国出现，使澳门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以马礼逊、裨志文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在中国创办报刊，以及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澳门创办《维新报》大胆言说革命，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
澳门回归前，华人占澳门人口的绝对主体，但却无任何政治地位可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澳门华商崛起，作为民间力量逐步渗透和参与澳门社会管理。进入澳门的富裕华人，掌握了澳门的大部分近代工业生产部门及内外贸易，澳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悄悄发生变化，并对澳门传媒产生影响——从1867年澳门政府公报《澳门宪报》率先将直接与华人社群相关的内容译成中文刊发，到1893年澳门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镜海丛报》创刊，标志着澳门华文报刊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