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报》：为变法发声，“广《时务报》所不能言”
《知新报》（见图3-3）是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重要报刊。它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译介先进的变法思想、深刻的政治剖析和丰富的西学知识，将先进的政治社会学说和科技文化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在戊戌前后的变法维新运动中，《知新报》立足澳门地域优势，为变法发声，广《时务报》所不能言，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同年11月，康有为由广州抵达澳门，决定在澳门创办一份维新报刊。由于《时务报》当时已有相当影响，“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44]；因此，康广仁、徐勤等主张将澳门报纸定名为《广时务报》，包含两方面寓意：一是该报风格定位以上海《时务报》为榜样，含有推广《时务报》之意；二是意指“广东的《时务报》”。康有为以为报名应避免重复，澳门新办报纸虽然与《时务报》同为维新派喉舌，风格接近，但仍须有自己的特色和新意，因而决定将报纸定名为《知新报》，有开通民智，启发读者认识新事物、接受新观点之意。
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正式在澳门创刊，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两人，馆址设在澳门大井头街四号，由广东三水何树龄、徐勤，番禺韩文举、王觉任，新会梁启超，顺德吴恒炜、刘祯麟，南海陈继俨、孔昭荧等人任撰述（见图3-4）。徐勤任主笔，梁启超是通讯主笔。担任报纸外文翻译的有：英文翻译周灵生、甘若云；葡文翻译宋次生；德文翻译沙士；法文翻译葡萄牙人罗渣；日文翻译初由唐振超担任，后为山本正义，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也参加了该报的日文翻译和编辑工作。[45]
图3-3 《知新报》
图3-4 从左至右依次为：康有为、梁启超、何廷光、康广仁
《知新报》最初为五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十日刊，篇幅比以前增加一倍；1900年2月14日，第120册起改为半月刊。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将澳门的《知新报》与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定为会报。1901年1月20日，《知新报》停刊，前后共出版133期。[46]在出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知新报》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以启发民智为先务”，对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成为鼎足而立的维新派重要喉舌”[47]。
《知新报》版式与《时务报》相仿，内容丰富，包括五方面内容：（1）宣传变法维新的论说；（2）皇帝发布的变法上谕；（3）报道变法新政的国内近事；（4）世界各国的新闻；（5）西方科技知识。[48]初创期间设论说、上谕、京外近事、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国、西班牙、希腊、农事、工事、商事、矿事、路透电讯摘录等栏目；一年之后，根据形势发展和读者需求，自第47册起将美、法、英、德、日等国的专栏改为“亚洲近事”“欧洲近事”和“美洲近事”，后又综合为“外洋各埠新闻”“各国新闻”等；之后，将京外近事逐步扩充为“京师新闻”“中外交涉新闻”“各省新闻”和“广东、福建新闻”等。此外，在农事、工事栏目之后又添加了“格致”等栏目，并另增附录，连载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科技著作的译文。第112册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诗文杂录”（或“诗章附录”），成为中国近代报纸副刊的雏形。[49]
《知新报》的撰述人员大都为康有为的弟子，他们利用这块宣传阵地积极促进变法运动。在报纸每期开篇，都有梁启超、徐勤、吴恒炜、刘祯麟等维新派重要人物的署名文章，内容几乎全是宣传、研究维新变法的专论。如徐勤所撰长篇政论《地球大势公论》连载10期，阐述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宣传变法维新；第28册、29册连续刊登欧榘甲的《变法自上而下议》；第51册发表林旭的《春秋董氏学跋》、欧榘甲的《春秋公法自序》和徐勤的《孟子大义述自序》，重新阐释《春秋》和《孟子》，宣传推介康有为的著作，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同时，大力报道维新派在各地所组织的学会、团体及其实际从事的变法宣传活动。如保国会在京成立不久，《知新报》即详加报道，并全文附录《保国会章程》以及康、梁在保国会集会上的演说词，推动变法运动。
第一，百日维新期间，《知新报》密切配合变法工作，大量刊载新政条陈、上谕。
发表康有为历次呈给光绪皇帝的如《为胶事条陈折》《条陈商务折》《请及时变法折》《上清帝第六书》等请求变法、维新富国的奏折全文，并在显著的位置附以精细的插图，敦促清朝封建统治者向俄、日学习，实行政治上的改良。其中，《上清帝第六书》指出，当时中国形势已是“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请求“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50]实行变法，并要求改革国家机构，设立法律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陆海军局等十二局，分管各部工作，以使国家逐渐走上强大之路。
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康有为等人认为必须先从废科举、设学校、育人才等方面着手。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建议皇上“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指出当时国家“割地削权，危亡岌岌”的原因是“人才乏绝，无以御侮”“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之致之也”“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51]康有为的《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提出改革考试制度，“除乡会试自下科为始改试策论外，其生童岁科试，……经史时务，两者并重”。[52]
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阐释了兴办学校的重要性：“我中国民四万万，冠于地球，倍于全欧十六国，地当温带，人民智慧，徒以学校不设，愚而无学，坐受凌侮”；提议广办学校以培养人才，“各省开高等学堂，各府开中学，各县开小学”；增加教育经费，聘请通才之师，“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以图算、器艺、语言、文字，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若此则人人知学，……人才之众可想矣，……人才大成，而国势日强矣”[53]；他还建议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才。如《康工部有为条陈商务折》指出：“西人商务皆本于学，驾驶则有水师学堂，轮车则有铁路各学堂，电报则有电报学堂，丝业则有蚕桑学堂，制茶、制糖、制磁、制酒、开煤、炼钢、纺纱、织布，无不有学堂，每创一业必立一学堂，故一材一艺之微，万事万物之赜，皆由于学，故能精新。”[54]
第二，《知新报》刊发大量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倡伸民权，鼓吹君主立宪。
刘祯麟在《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中，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纵一人之怒而屠毒千万人之生灵，顾百年之图而愚弱千万年之世界，此其祸虽洪水猛兽不能比，此其罪虽更仆擢发不能数，此其心虽孝子贤孙不能讳”[55]“大声疾呼，声厥罪状，条考官书，旁搜逸史，证以诛心之律，穷其掩恶之微”[56]。它宣传从西方输入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进化论等学说，结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大力阐扬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三世说，论证由“君之世”过渡到“君民之世”的历史必然性，大力倡导“人人应有自主之权”，为“伸民权”而呐喊。
《知新报》还通过对欧美诸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报道，使广大读者对西方各国的民主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尤其着重介绍与中国毗邻的日、俄两国变法骤强的根由，《知新报》所刊发的上书奏折中，言明日、俄是最佳楷模，“远法泰西，更近法俄日”[57]，并尖锐指出目前“迫我者莫如俄日，宜取法者亦莫如俄日，不法于俄日，必见歼于俄日”[58]，把能否师法俄日，上升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第三，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兴商富国思想。
《康工部有为条陈商务折》指出“吾中国矿产遍地，草木繁殖，物种地宜，有温带之利，人民繁庶勤敏，甲于万国”，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力，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利条件；强调经广泛调查获得的及时的信息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必须弄清“土产若何，矿质若何，工艺制造若何，及税则之轻重，价值之低昂，转运之难易，天时之寒暖，地利之险彝，何道而浮费可省，……何物可自制，何方之货物最多，何国之措施最善”。康有为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商学、商报、商会、保险、专利保护等是发展商业的基本保障，认为“吾欲恢张利源，整顿商务，试当设专官以讲之”“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以教诲之，立商律以保险，设兵舰以保卫之，免厘金税，减出口征以体恤之，给文凭，助游历经费以奖助之，行比较赛珍厂以激劝之，定专利严冒牌以诱导之，定册籍草簿之式以整齐之”；指出生产的商品要“取携便”而“制造精”“价值廉”而“外观美”，才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59]
《知新报》刊载了大量维新派要求摆脱内外压力和束缚，自主、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的文章和奏折：“自古未有不讲商务而能立国者”[60]，极力强调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的必要性，认为当今世界是“商战之世”[61]，“今之灭国，不以兵，其以商以教矣”，列强通过商战“可以把持人国之利权者无不至，扼虐人国之生命者无不为”[62]，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洋货遍地，纹银耗漏”[63]的灾难；严厉指斥封建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不为保护，不为提倡，其婪赎官吏，且复讹索抑勒，多方骚扰以病之”，使民族经济“合股份则股份亏，集公司则公司倒，土货日见其滞销，洋货日见其充斥，内受压于长吏，外见欺于洋人”，强烈要求“创铁路，开银行，行小轮，兴纺织，设商局，凡可以保华商之利，抵洋商之权者，靡不锐意经营，竭力兴举”[64]。
第四，疾呼救亡图存，痛陈民族的危难，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
在第5册、12册中，徐勤的《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等文章公开指责和揭露俄国的侵略野心，第20册“俄国”栏发表《渔人得利》《包藏祸心》两则新闻，揭露帝俄对中国的侵略事实。《知新报》敏锐揭示列强侵华扩张的动向和阴谋，如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事件未发前，该报就首先发表了刘祯麟的《论德人寻衅于中国》，深刻分析德、俄、法三国狼狈为奸干涉还辽，其实质是为了“盗劫”中国，警告清政府“德之构衅终必不免，与其仓皇于事后，孰若振作于未然？”[65]，呼唤国人“激励振起，思雪大耻”“伺隙而动，据义而起，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吾华种！”[66]
《知新报》刊发文章对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加以批判：“近日中俄密约纷纷传说，仍推原其故，皆由故使洪文卿侍郎所致。光绪十七年春正月，洪文卿侍郎钧使俄。任满将归，诣俄皇宫辞别。俄先皇免冠握手为礼毕，深语密谈良久。……洪侍郎即以其言专折上闻，且极言俄之可信，俄皇之言胜如条约。于是政府深信之。此次中俄密约，引虎入室，认贼作子，祸未有艾，人人寒心。识者谓洪侍郎误国之罪不能掩也。”[67]
凭借澳门所处的地理优势，《知新报》发表了大量《时务报》不敢刊登的文章，特别是1898年9月21日政变失败后，在清政府的统治区域内，所有维新派报刊均因“聚党密谋，辩言乱政”和“惑世诬民，周知顾忌”等罪名被迫停刊；所有托庇于洋人和租界的报纸也都噤若寒蝉，对政变的经过和性质都不敢报道和评论。《知新报》远在澳门，赓续出版，保留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资料。在获悉政变消息后，即通过译述外文报刊的新闻资料来报道与政变有关的信息，揭露事实真相。自第69册起，《知新报》连续刊登《北京要事汇闻》，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揭示政变性质和大致经过的报道。
以戊戌政变为分水岭，《知新报》前后两个时期的言论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政变前，维新派把改革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政论文章语言较为缓和，主要围绕当时社会状况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状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面目，揭示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现实状况，为变法做思想准备；政变后，维新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慈禧太后的专制夺权、扼杀维新变法、囚禁光绪皇帝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中国要维新变法必须扫除慈禧太后这个最大的障碍，并希望光绪皇帝重掌政权。
《知新报》从第68册起，不再用真名发表文章，而采用笔名或化名发表专论性文章和有关新政、政变情况的报道。但对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的论著和报道，从来不隐匿其名，如变法失败后，仍然继续刊登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政变后的一些书信，以及有关对政变的评论。[68]《知新报》不仅照常继续刊行，而且从1898年12月4日出版的第73册开始，向“后党”发起了正面攻击，刊发《气节说》《读庆元党案书后》《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等文章，热烈歌颂为变法维新而死难的烈士，锋芒直指政变的策划者。
自第74册开始连续3期刊载长篇评论《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为改革弊政而做的重大贡献，驳斥“由于改革过激而导致政变”的错误说法。在《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中，针对八月十四日的“上谕”，为康有为辩诬。在康有为被清廷视为“十恶不赦”的“叛逆之首”、悬赏缉拿的“钦犯”后，继续刊登康有为的奏折、书信和演说。
清廷野蛮残杀六君子后，《知新报》先后发表《清国殉难六士传》《以六君子殉难日为纪念会启》，寄托对殉难六君子的悼念，也是对清廷血腥罪行的控诉；并在第74册发表《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指出清廷发动政变是令人痛心之举。随着慈禧太后“废立”阴谋的出笼，政治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知新报》不再慷慨悲歌、申冤辩诬，而是指名道姓、公然痛骂慈禧及其亲信荣禄之流为奸党逆贼，言辞大胆、尖锐。[69]
除宣传变法维新外，《知新报》还将沟通中外信息、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作为主要内容。梁启超在《知新报叙例》明确设定“译录西国政事”“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之学，以继《西国近事》和《格致汇编》，补《时务报》之不足。每一期刊登的国际新闻多达数十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国对华政策与中外关系；二是各国互相冲突与交涉；三是国外先进科技文化。《知新报》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翻译海外诸国的信息，报道最新科技知识。如第1册上的《开垦种茶》《船务英优》《铁至可宝》等，对于我国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以“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而以言政治之报辅之”[70]来概括《知新报》的特色。从每一期的篇幅看，科技知识约占三分之一。
自第20册起，《知新报》增设附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解说，方便读者掌握新知。《知新报》共刊登122幅附图，是澳门第一份刊登新闻附图的中文报纸。所刊登的附图包括工具图、地图、人像，以及封面页的地球仪。绝大部分附图是农、工、矿、格致内容的图像，服务于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宗旨，发挥教育的功能。选择刊登知识性的图像，反映出一种理性思维，是维新派报刊向国人宣扬科技知识的最佳手段。当时其他报刊如《科济学堂报》《湘报》《湘学新报》《集成报》等所载的科技文章，不少均来自《知新报》。[71]
《知新报》创刊不久便声名鹊起，畅销全国，在北京、天津、烟台、太原、开封、西安、成都、贵阳、武昌、汉口、长沙、南昌、九江、南京、扬州、苏州、无锡、上海、杭州、福州、桂林、广州、佛山、香港等40埠53处设有发行处，甚至远销新加坡、旧金山、东京、横滨、神户等海外国家和城市。江西布政使、杭州知府、广西巡抚等地方官都曾推荐该报。广西洋务总局在通饬中说：《知新报》“论说明正，深通时变，尤能激励愤耻，博深切明。其所译西国政事，以及农商化电等学，足见泰西富强之本，而非同剿袭讹传，岂可废而不阅”，“并通饬各府、厅、州、县暨各厘卡委员一体遵照”[72]。江西布政使称赞《知新报》是“济时之利器，……导风气之先声，破拘墟之成见”[73]。杭州知府要求下属州县购阅《知新报》和《时务报》，“若兼采此报互证参观，于论证论学，更有禆益，为此特札该州、县，将《知新报》各购阅，其城乡书院，另行筹款多购，以供诸生浏览”[74]。
《知新报》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开明士绅，以及关心国家发展的海外华人时常浏览的读物。维新派著名经学家皮锡瑞及后来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孙宝瑄等人的日记中都有阅读《知新报》的记载。孙宝瑄评价《知新报》“论笔固佳，选择亦情，尤胜《时务报》”[75]；谭嗣同盛赞其“编排新颖”“文风独特”“尤见匠心”，屡次致函友人探询和索购该报。[76]该报在海外华侨中亦引起巨大反响，新加坡华侨黄逖臣致书报馆：“每披读贵报，见指陈时痛，动中窥要，为四百兆苍生请命，可谓不惜歌者苦矣。”[77]甚至有华侨在阅报后，为其所动，“痛哭流涕”。[78]
《知新报》不仅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启蒙教育，而且开辟了反映民意的渠道。它重视读者的信息反馈，发挥报刊的舆论作用。如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登载《广东省城七十二行商民吁留方岑伯禀》《广东高雷两府与本馆书》《澄海林君任致本馆书（并祭六君子文）》等来自民间的舆论，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大事和公共利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种反映民意的作风，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具有超前素质的民主思想。[79]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指出：“是时广州香港各报纸记载琐碎新闻及转录沪报消息，绝不知新学为何物。嗣丁酉（1897年）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相继出版，竞言新学，香港各报稍稍和之，广州报纸始敢略谈时事……”[80]
澳门《知新报》是中国传播维新思想的先驱，同时既是港澳近代报刊的先驱，更是维新运动的历史档案，它十分完整地记录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全过程。它在戊戌政变前冲破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戊戌政变失败后，在康、梁被迫亡命海外，内地的各种报刊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和摧残销声匿迹的情况下，凭借得天独厚的言论空间坚持战斗。澳门《知新报》以先知先觉的形象、卓越的勇气和胆识、丰富而有营养的报道内容，吸引了千万读者，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间大学校。
[1] 林玉凤.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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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玉凤.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1.
[7]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49.
[8]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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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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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精.马礼逊中文印刷出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96-98.
[13]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40.
[14] 苏精.马礼逊中文印刷出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49.
[15]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62.
[16] 胡雪莲.澳门与中国近代报业［M］//程美宝，等.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5.
[17]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5-351.
[18] 童子试，亦称童试，即科举时代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在唐、宋时称州县试，明、清称郡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县试一般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与同考者五人互结，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场，内容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相同，试期多在四月。府试合格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和正式参加科举考试。
[19] 郝延平.19世纪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李荣昌，沈祖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270，273.
[20] 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J］.文献，1980（2）：165.
[21] 原文为“善夫张靖达公示”。张树声（1821-1884），字振轩，谥号靖达，安徽合肥西乡人，清末淮军将领。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1882年，他代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适逢朝鲜发生政变，张树声果断出兵，迅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朝鲜政局，受到清廷嘉奖。1883年，张树声由署理直隶回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战和不定，致使边备受到影响，北宁陷落，张树声遭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此时张树声身染重病，1884年10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口授《遗折》，表达了对时局的深沉忧思，恳请朝廷采撷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有用之“体”，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业，使中国臻于富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引用了《遗折》中的一段。
[22]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33-234.
[23]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3.
[24]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5.
[25]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5.
[26]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6.
[27]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6.
[28]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6.
[29]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6.
[30]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7.
[31]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7.
[32]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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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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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51.
[38]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51.
[39] 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J］.文献，1980（2）：166.
[40]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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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M］//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32.
[43] 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7-78.
[44] 康有为.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贵任及本馆之经历［M］//清议报.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6196.
[45] 冯伟勋.维新时期的广东《知新报》［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3）：35.
[46] 现存《知新报》缺失第116期，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均无收藏。
[47] 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81.
[48] 郭明荣.浅谈澳门知新报的进步作用［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4）：103-107.
[49] 徐新.中国新闻报刊的先驱——澳门《知新报》的成就与康广仁、何廷光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9（1）：149.
[50] 康有为.京外近事康工部请及时变法折（即《上清帝第六书》）［M］//知新报：第77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077.
[51] 康有为.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M］//知新报：第55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717.
[52] 宋侍御.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M］//知新报：第61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821.
[53] 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M］//知新报：第63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854.
[54] 康有为. 康工部有为条陈商务折［M］//知新报：第70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964.
[55] 刘祯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M］//知新报：第9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65.
[56] 刘祯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续）［M］//知新报：第10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74.
[57] 刘桢麟.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M］//知新报：第45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558.
[58] 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M］//知新报：第28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83.
[59] 康有为.康工部有为条陈商务折［M］//知新报：第70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966.
[60] 陈继俨.说丕但［M］//知新报：第56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733.
[61] 徐勤.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宣行各事［M］//知新报：第25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34.
[62] 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M］//知新报：第48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605.
[63] 徐勤.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宣行各事［M］//知新报：第25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17.
[64] 刘桢麟.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M］//知新报：第16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21.
[65] 刘桢麟.论德人寻衅于中国［M］//知新报：第17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30.
[66] 刘桢麟.复仇说［M］//知新报：第40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475.
[67] 故使误国［M］//知新报：第2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1.
[68] 胡介人.戊戌变法时期著名刊物——《知新报》［J］.河南图书馆学刊，1994（2）：17.
[69] 郭明荣.浅谈澳门《知新报》的进步作用［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4）：107.
[70] 梁启超.广时务报公启［M］//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6.
[71] 董贵成.《知新报》对科学技术的宣传［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6.
[72] 广西洋务局奉史中丞饬全省阅知新报札［M］//知新报：第15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15.
[73] 江西布政司翁饬全省阅时务知新商务各报札［M］//知新报：第27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69.
[74] 杭州府林太守饬属购阅知新报札［M］//知新报：第48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608.
[7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4.
[76] 何靖.论澳门《知新报》［J］.岭南文史，1988（1）：28.
[77] 黄逖臣.新加坡黄逖臣致本馆书［M］//知新报：第48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608.
[78] 来书附录［M］//知新报：第62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835.
[79] 徐新.中国新闻报刊的先驱——澳门《知新报》的成就与康广仁、何廷光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9（1）：149.
[8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