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现代性与中国近代报刊起始之辩
在解读澳门是中国近代报刊发祥地之前，我们还需面对以下问题——究竟何为近代报刊？划分近代报刊与古代报刊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事实上，对于我国近代报刊的起始点，同样存有争议；同时，在学界还有“近代报刊”和“现代报刊”两种提法。究竟在中国近代报刊起始之辩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的差异？何谓报刊的现代性？
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2）均采用“上起1815年”的提法。20世纪80年代末，蔡长宁对中国近代报刊起始提出质疑：“按照我国史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标志的惯例，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始以1815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标志似不妥”[13]，由此引发对判定中国近代报刊起始标准的思考——由哪些特定的历史含义确定近代报刊的开始？
1990年，《新闻与写作》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方汉奇对近代报刊起始的看法，同时配发蔡长宁的质疑信。同年，《新闻研究资料》刊登了中国近代史学者严昌洪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严昌洪陈述了五点理由：（1）《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地不在中国，而在南洋；（2）办报人和投稿人不是中国人；（3）“读者对象以南洋华人华侨为主，仅兼及大陆上的中国人”；（4）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采用中国纪年且刊有孔子语录，但不足以将其作为中国报刊的证据（因其读者以华人为对象，“那样的封面设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5）《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外国教会人士主办，内容以宗教宣传为主，“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4]
虽然《新闻与写作》杂志较早刊发方汉奇和蔡长宁的文章，但方汉奇《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一文，标题及内容与严昌洪的文章相对应，也可视为对严昌洪的答辩词。在文章中，方汉奇首先说明了中国新闻史中近代报刊起始提法的由来：“最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开始的，是著名的新闻史学者戈公振，见于他的名著《中国报学史》。当时的提法是‘现代的报纸’。在谈我国‘现代的报纸’时，他首先介绍的就是这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次，是胡道静。他在1946年出版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中，也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称为‘中国第一种现代报纸’。1945年以后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沿用了他们的提法，只是把其中的‘现代’改成了‘近代’。因为‘现代’通常被用来指1919年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期，沿用‘现代’这一提法，容易在时间上造成误会。”[15]
方汉奇谈了他对判断近代报刊起始的几点看法：（1）“主要是从报纸本身的特点”来考虑的，“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古代的封建邸报和封建政府控制下出版的报房京报，内容只限于皇帝谕旨和臣僚们的奏章，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没有广告，也没有文学作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结束了封建官报和准官报垄断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它既有各种自采自编自写的新闻，也有评论、类似广告的启事和文学作品，是一种和封建官报截然不同的新型报纸。鸦片战争前后，这类报纸大量涌现，它是第一家，因此称它的创刊为‘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2）从报纸的性质考虑，“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早期‘近代报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报刊，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创办起来的”；（3）从报纸的读者和工作人员考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地点不在中国，但发行到中国，而且用中文出版，是完全供中国人阅读的。它的编辑、印刷工作人员当中，既有外国传教士，也有梁亚发这样的中国人。因此，把它的出版，纳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始’是可以理解的”[16]。
方汉奇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说：1927年《中国报学史》问世之前，虽有183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写的《京报分析》、1873年《申报》上发表的未署名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901年《清议报》上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等，但内容简单零散，谈不上系统研究。直至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现，这一状况才改变。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闻史的奠基阶段，先后出版各种类型中国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其中通史类包括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等，而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
方汉奇也指出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报学史》的考证和勘误。如1992年6月，他在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发言中说：包括《中国报学史》在内的不少早期新闻史研究著作有史实上的讹误，“即使考订精详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那样的专著，近年来经已故报刊史研究工作者杨晋铮、宁树藩、王凤超等先生复查，尚且发现两百多处错误，其他就可想而知了”[17]。因此，严昌洪对“中国人梁亚发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承担的角色，以及该报在中国内地发行证据存疑”的指证，并不造成对方汉奇答辩的颠覆。
由于方汉奇对我国新闻史长期深入的研究积累，以及由其研究所确立的学术地位，在新闻史学界，方汉奇被称为“戈公振之后的另一座高峰”。因此，《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一文，应算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近代报刊起始评判的一次结论性回答。
中国近代报刊起始之辩，与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史学界对近代史开端、分期的论争，以及史学范式的变迁有着内在的关联。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旨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新民主主义论》——他将“新文化”与“自周秦以来的封建的旧文化”相对应；同时，从革命斗争的需求出发，把“中国社会逐渐生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划入“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标签下，提出“要革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进而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18]。这篇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产生了重要影响。
方汉奇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是“文革”后最早的新闻史专著，奠定了日后国内新闻史撰述以及确定近代报刊起始提法的基础。书中虽然引用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定义，但并没有按照史学界主流自1840年起划分近代史的时限，而是将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对于这一点，方汉奇在答复蔡长宁的质疑时解释：“它（《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时间虽然早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但仍属于鸦片战争时期，即我国近代史揭开序幕的时期。称之为‘近代报刊的开始’，既有近代资产阶级报刊开始的含义，也有近代历史开始时期的报刊的含义。鸦片战争起始于1840至1842年，但作为一个时期，其开始时间远远早于1840年。犹之乎讲五四运动，往往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讲起，而不是从1919年5月4日那一天讲起，是不必过于执着的。”[19]
有一点值得注意，方汉奇的答复文章中提到：戈公振与胡道静当年的提法是“现代”报刊。“现代”来自英文Modern，与“传统”相对，内里是现代化史观，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多种话语并存，大体可归结为两种话语系统：一是以陈恭禄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另一种是以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即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就是“革命”。[20]李鼎声的观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其一脉相承。
因此，笔者认为：从“现代报刊”到“近代报刊”，不仅如方汉奇文中所说——因避免“时间上造成误会”而作提法变化，还有重要的一层未言明，即1949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中“革命的范式”取代了“现代化的范式”带来的影响——1949年之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在“学院”中居主导地位，革命话语则处于边缘地位；1949年以后，发生角色换位，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从近代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方汉奇在答复文章中没有从这个角度开释，也可以理解为他早已自觉认同对“现代化”范式的回归，因而采用“近代报刊”提法，但碍于时代背景不便言明。[21]事实上，报刊的“现代性”也是他判断中国近代报刊起始的更为根本性的标准。
何谓报刊的现代性？报刊的“现代性”，是现代报刊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戈公振说：“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戈公振认为报纸有四个特点：（1）报纸之所以为公众刊行物之基础，即所谓报纸之公告性；（2）报纸的定期性，仅作为广义的“续刊性”为报纸之构成要素；（3）报纸内容之时宜性，为报纸构成之特色；（4）报纸之一般性，报纸欲有一般兴味，其内容非关系多方面而不可。有研究者曾提出近代意义的报纸的三大特点：时间必须定期；内容以新闻言论为主；技术上必须是印刷机器印成。这一概括，显然丢掉了最重要的内容——报纸“为公众”的基础。[22]
“现代”的报纸与传统的“邸报”“小报”的根本差异是：报纸性质和读者对象的变化——传统报纸主要面向士大夫，传递皇帝的旨意、王朝内君臣互动信息，以及“王土”之内“子民”动向的消息；现代报纸面向公众服务，满足更广泛的信息需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我国之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若在我国寻求所谓现代的报纸，则自以马六甲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最早。”[23]
戈公振说：“此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所载，宗教之事居大半，余为新闻及新智识。”[24]新加坡学者卓南生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传教活动的副产物，有关宗教文章占绝对多数，虽然主编米怜个人具有敏锐的新闻记者的感觉，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对中文报纸的产生、发展有影响，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始终没有跨出“宗教刊物”的范畴；又指出该刊内容并不重视“时间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中国报史研究者、美国学者白瑞华的评语更恰当——与其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月刊杂志”，不如称之为“定期发行的（宗教）小册子”。[25]
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学术争鸣仍在继续。但无论如何，中国近代报刊源起于外国人在中国的报刊活动已是共识。早在1936年，林语堂在其《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谈到中国近代报业兴起时说：“中国所谓的现（近）代新闻事业，其编辑与出版均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新闻事业，肇始于19世纪初，在早期传教士的努力下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19世纪传教士的活动，功劳最大的就是他们所充当的为这个国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角色了，这对旧秩序的解体起了很大的作用。”[26]林语堂这里同样强调新闻事业的目的属性，强调随“西风”而来的“现代文明理念”。而中国近代报刊之“近代”的含义，就在于有别于传统旧秩序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