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合璧”“利益澳门”：整合“澳门人”的《镜海丛报》

第二节 “华洋合璧”“利益澳门”：整合“澳门人”的《镜海丛报》

长期以来，澳门社会华葡分治，19世纪末之前，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版的报纸，如1822-1823年出版的《蜜蜂华报》、1834-1838年出版的《澳门钞报》、1836-1838年出版的《帝国澳门人》、1836年出版的《大西洋国》、1838年出版的《真爱国者》，都以葡文印制，并没有考虑将澳门的华人纳入读者范围。直到1893年，澳门才真正出现中文商业报刊——《镜海丛报》。

一、《镜海丛报》出现的背景

首先，19世纪40年代以来，澳门管理权发生改变，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人与华人共处分治的政治局面被打破。1845年，葡萄牙当局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4月，亚马留任澳督后积极推进殖民政策，宣布对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原本只对葡萄牙人实行的统治权力扩大到华籍居民，下令所有在澳门停泊的中国船只向“船政厅”登记纳税。1847年，撤销设立在澳门的中国海关南湾稽查口，逮捕中国稽查口的巡役并将他们逐出澳门，逐步排除清朝广东地方政府对澳门华人社群行使的管治权。1888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取得对澳门“永居管理”权，居住在澳门地区的华人被纳入澳门政府的殖民管治之下。

其次，澳门华、葡人口比例发生重大变化，华人在数量上逐渐成为澳门社会的绝对主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巡视澳门时，澳门华人为7033人，葡人为5612人^[35]。但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内地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天地会起义，许多中国内地人尤其是广东人避往澳门，使1860年澳门人口组成变为葡人4611人、华人80000人。^[36]此后，到1896年，澳门的人口组成是葡人与其他西洋人4000人，华人74627人；1910年，人口组成是葡人与其他西洋人3845人，华人71021人。^[37]澳门的葡人与华人人口自1860年以来保持着接近1∶20的比例，但是华人在澳葡政府中无任何政治地位可言，从《中国丛报》公布的1851年1月澳门政府的组织机构和官员来看，政府官员及职员清一色是葡人（或土生葡人），无一人为华人。

最后，澳门华商崛起，成为澳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力量。19世纪50年代后，进入澳门的富裕华人，很快掌握了澳门大部分近代工业生产部门及对内对外贸易，并且掌握了澳门特色经济——博彩业的主控权。据澳门档案记载，截止到1911年，澳门共有32家工厂。^[38]其中，除美国旗昌洋行1844年在妈阁建立的一家玻璃厂^[39]、1886年由英国商人投资在青洲兴建的水泥厂及1906年由法国商人投资兴建的发电厂外^[40]，其余均为华商工业。其中，最主要的为丝织业和爆竹业，以及对博彩业专营权的控制，对鸦片、鱼盐、肉类专卖权的垄断。到19世纪末，澳门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又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华人家族有：王（禄、棣）、陈（六）、柯（六）、曹（有）、何（桂）、卢（九）、萧（登）等8家。^[41]澳门华商既是澳门近代工业的创建者，又是澳门各类贸易经营的垄断者，更是澳门早期博彩业的巨擘、赌王，还是澳门最大的房地产业主。

随着华商经济的迅速发展，澳门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悄悄发生了变化。由于澳葡当局坚持用葡文作官方语言，而占据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社群不懂葡文，为使自己的统治有效施行于华人社群，澳门当局不得不妥协。1879年2月8日的总督札谕中写有：“照得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华民，应知澳门宪报刊印官出军令、札谕、章程各事，惟华人庶乎均不识西洋文字，凡是不翻译华字，则华人不得而知。”^[42]以刊登澳葡当局政令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公报《澳门宪报》，率先将直接与华人社群相关的内容译成中文刊发，以使华人社群能够遵照执行。《澳门宪报》1867年开始出现葡文与中文两种文字并行的标题；1879年2月8日，澳葡当局宣称：“自今以后，《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由翻译官公所译，华文校对办理，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43]

《澳门宪报》虽然刊载了更多的中文内容，却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将全部内容翻译成中文，所发布的中文信息也大多局限于与华人直接相关的命令、公告等。1892年，澳门实施专卖制度引发的华人社群抗议行动，真正令这一格局发生了改变，并促使《镜海丛报》诞生。

据担任清朝拱北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柯尔乐记述，葡萄牙政府首次在澳门强行实施生活必需品专卖制度，华人为对抗澳葡当局而罢市，其规模之大是澳门开埠三百年来所未有的。这次事件之后的十年间，澳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一一征税，但这类专卖都由华人掌理，他们为专卖权支付固定费用，从中也大捞一笔；另一方面，虽然专卖制度增加了澳门的生活开支，但所收税款用于澳门公共设施改进，也给澳门的公共利益带来好处——“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岁入，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44]通过这次冲突事件，澳葡当局看到了有效管治华人社群的迫切性，也促使澳门社会各方意识到“包括葡萄牙人、华人在内的澳门本地共同利益”。

二、为“澳门人”代言

1893年，《镜海丛报》中文版率先打破华、葡隔阂，极力整合以澳门地方为本位的利益共同体。在其创刊号中，创办人飞南第一再强调，以中文和葡文两种文字出版是该报独创，目的是为打破澳门华人、葡萄牙人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在葡裔官员与华裔市民之间架起信息沟通的桥梁：“本报专为利益澳门而设，报字系用华洋合璧。独用洋文，遇有秘要，华人昧焉而不悉；独用华文，遇有枉曲，洋官昧焉而不详。创设此法，破上下格阂之弊，联中外敦睦之情。本澳商店数千，民居数万，岂不欲一体相安，共受其福乎？”^[45]

事实上，早在《蜜蜂华报》创刊号中，就已多次使用“澳门人”（Macaense）这个单词。例如1822年9月澳门葡人发动驱逐总督的政变，《蜜蜂华报》刊登消息说：“上个月19日，澳门人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本报编辑的职责，就是将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告诉读者。”^[46]但当时“澳门人”的含义，仅指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与华人并无关系。直到鸦片战争后，澳门商业衰落促成澳门地方利益共同体产生，并以此整合形成同时包括澳门华人与葡萄牙人的“澳门人”观念。

当时澳葡当局的诸多政策虽然符合葡萄牙宗主国的利益，但使澳门在与香港和广东省内茂名、恩平、开平及新会等埠头的商业竞争中节节败退，直接损害了澳门本地商人的利益。据清朝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分析，澳葡当局有两方面的政策失误：第一，广东当局准许各埠用小轮拖带渡船运货，快捷方便，澳葡当局却不准许，而来往澳门之船，“系为转运货物，然澳门内港水浅，并无大洋船只可靠之码头”，这使越来越多的洋货贸易商选择其他地方作为转运点；第二，澳葡当局为增加收入，“所抽船钞，较之香港约多五倍”，更使往来商船转向香港，这使澳门洋货贸易衰败之势长期持续不止。^[47]在澳门本地利益的基础上，居澳的华人与葡人打破隔阂，形成了从本地出发看待问题的“澳门人”共识。

1893年，华人社群罢市后诞生的《镜海丛报》，一改澳门本地报刊传统，视华人为重要读者，以“华洋合璧”的两种文字出版，“既符合政治地位居高的葡萄牙人和人口数量居多的华人之间互通信息的现实需求，也迎合了清朝控制力被排除出澳门的新情况下，全澳居民希望打破华洋隔阂，聚合成政治上虽服膺于葡萄牙当局、现实利益上却以澳门当地为本位的利益共同体的愿望。”^[48]

三、利益澳门

作为澳门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镜海丛报》真实呈现了澳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特征，以及在经济上作为联通四海的国际商埠的特色。创刊之时，报主飞南第就申明“澳门一埠，非第一乡一镇之繁而已，上有西洋官，下多闽粤人”，强调办报目的“实为振兴商旅，扩充智识起见，中间具有两要义。其一，专为有益澳门。……其二，专为有益外埠。”他甚至提出澳门经济得不到振兴与报纸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澳门自通商开埠以来三百有余岁矣，商贾不繁，户守不阔，其故何哉？殆缘于不设日报。货物涨跌无由先知，禁令更张无由遍悉，群商裹足而不前耳。”将快捷有效的信息流通，看作振兴澳门的关键，“本报将赖澳商而绵长，澳商又赖本报康埠”^[49]。

在创刊号头版所刊登的《创办〈镜海丛报〉条例利益布启》中，飞南第对未来报纸所刊载信息的方向、内容和将会发挥的功能做了详细阐述：

（一）西洋文字华人多不通晓，每遇更张事例，未能深悉例中之意，或生疑意。往年酒税之衅可为殷鉴。本报遇有西洋新例，必照原义详细译明，使大众周知，不致茫然蹈犯。其益一。

（二）遇有寻常告示，西洋官或译作华文张贴街道，刊登宪报，然亦未能周知也。刊于报端，万众瞭然共观，上助官府下利民间。其益二。

（三）间或译出西洋律例数条，比拟中国律例数条，使人触目惊心时，凛君子怀刑之惧。其益三。

（四）每日采登西洋衙门及前山、香山、广州省宪各等词讼、要批，胜负曲直，关心讼事者一览而知。其益四。

（五）遇有冤抑不平之事，官或贪横差或恣纵，无论本埠外埠，本报可为代登，以听在上之详察。其益五。

（六）拟仿申沪报例，采登时贤诗章，以扬秀士之华，以启童蒙之慧。其益六。

（七）按日采登本埠外埠各货市价行情，以便居奇亿中。其益七。

（八）善善恶恶据实而登，暗寓锄惩之意，使人慕善而相趋，懔恶而相戒，归风俗于纯良。其益八。^[50]

《镜海丛报》的办报宗旨是：通过沟通“华洋”信息，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报纸扩充视听，起到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作用。在《镜海丛报》发行期间，这一宗旨一直不曾改变。首页常会全文刊登政府公文、告示，以及科考榜单，以达到“大众周知”的目的。言论则始终围绕当时的大事要事进行评说，如新闻纸第二年，从第十二号（1894年10月10日）起，共刊登了11篇关于甲午海战的言论，内容包括战事情况、败绩分析、官员将领褒贬等，爱国、忧国之情跃然纸上。澳葡当局不仅将《镜海丛报》看作政令发布平台，而且还主动邀请其“操笔”前往衙门，记录案件。“每日准令操笔到衙旁，设端儿听讯。要案又承库务司大惠，传知理事官每礼拜抄录所定囚案，差人送到，以备刊登，示无枉曲。”^[51]政府主动向媒体提供新闻素材的行为，在当时并不多见，体现了借助媒体实施社会教育的现代社会管理雏形。

另一则《镜海丛报》服务澳门的典型案例，是其对1894年爆发的大面积瘟疫的报道。当时，报纸全程跟进报道：新闻纸第二年第三十七号，首次报道疫病出现并呈现扩散趋势。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号、三十九号也都有相关报道。第四十号首次直言澳门有时疫发生，并建议当局应及时公布疫病信息，以免谣言四起造成恐慌；应倡导居民做好卫生清洁工作，减少病菌的滋生，避免发生更大面积的扩散；此外，告知民众鉴于澳门时疫有加重的趋势，香港已经发布“禁止澳人赴港。往澳各轮，只准载货不准载客”的信息。新闻纸第四十一号至四十五号的头条都是译自西报的与时疫相关信息，如病症发生时的表现、病症的检验方法、疫病的预防和治疗等。在第四十二号的“本澳新闻”中，对这次时疫的爆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第四十三号称疫情减弱，之后的各号还刊登了防治时疫的药方等。直到第四十八号的新闻“时疫已静”，报道了瘟疫彻底被扑灭。在这次事件中，《镜海丛报》为民众及时提供疫情相关信息，配合当局做好疫情治理的宣传引导，还多次撰文向官员及医生的辛勤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

澳门曾经是中西贸易乃至整个东西方贸易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但在中国五口通商后，渐渐丧失了在亚洲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镜海丛报》第一号首篇社论就是《振兴澳门商务论》。现今保存下来的这期报纸缺页，只能看到这篇文章开头的几行：“澳门商务之疲，日甚一日。有心人戚然忧之，思有以变通而振起。”1894年4月，澳门当局将火油（即煤油）贸易的专项经营权通过招商的方式发包给私商，致使火油价格上涨。《镜海丛报》密切注意行情变化，每一期的《本澳新闻》栏目几乎都有“火油时价”一项。自1894年春至1895年夏，澳门至广东的火油贸易“已减三分之一”。火药贸易也存在类似情况。在澳门当局将火药贸易发包后，承包商加价十分之一以上，致使“各工获利较少，相率去而之他”。《镜海丛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评，批评澳门西洋官员“自为裕饷生财之计，眼光如豆，所观不远，只贪目前之利，不计细民之害”。^[52]

在港、澳发生大面积瘟疫后，新闻纸第二年第四十九号中的《澳地后盛论》讲述了色情业和博彩业对澳门经济的拯救。“未旺则思有以致其旺，已旺则宜有以保其旺”“是以其旺也，在于客店赌场妓馆。则保其旺者，亦宜留意于客店赌场妓馆，毋使滋事毋使犯法。绿衣梭巡显以防之，暗差查访隐以察之。则宵小寒心户无犬吠，将见商贾皆欲藏于澳之市，行旅皆欲出于澳之途，而兴隆之象蒸蒸日上矣”。^[53]从中可见，无论是澳门当局还是在澳华人，都已接受了博彩业和色情业的蓬勃发展。新闻纸第三年第十二号中，黔中味味生谈及色情业，也仅仅是希望“中西官府循兹善章，禁革省澳及各乡埠之妓馆不准诱藏年未十六之幼女，教之歌曲迫以治淫。如违厥禁，将其所育之幼女发交善堂，候择良家领归教养”^[54]。

《镜海丛报》以针砭澳门时弊为己任，新闻纸第三年第九号登载《论国课官》，这是批评澳门国课官（即税务官）伯波沙的文章。文章首先明确指出“国（应）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但国课官伯波沙“精于谋利无纲不张，几有绝流而渔之叹”，以致“澳众之怨声啧啧”；之后，回顾丛报多次替百姓请命，“叠以增晌攻锄，几舌敝而唇焦，卒无能摇动冰山”，劬数年，终于有了结果，“今始以仁慈票事先动澳督，复感通于西洋大臣，而上闻于君主，得以电撤其任，不许留澳。可云慰矣”。文中还描述了澳门百姓听说消息后的喜悦之情——“通澳商民，至于三尺孩童，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伯波沙撤去国课官，今而后莫余毒矣。”^[55]

《镜海丛报》在促进澳门的华人和葡萄牙居民互相理解习俗、文化传承，以及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如报纸刊登了大量不同宗教、文化生活的报道：1893年12月19日，报道了广州小北门道观派人到澳门“募修仙庙”之事；27日又报道了澳督举行的圣诞节庆典。1895年9月，报道在澳门大三巴教堂旁边，本“建有包公庙一所”，“现在庙旁建有新祠，内供医灵等神，准本月廿五晚开光升座”。《镜海丛报》常以华人习俗和观念类比向华人读者介绍西方风俗文化，如将圣诞节称为“西邦冬至节”，把天主教的圣母说成中国人熟悉的“观音”，把葡萄牙人的化装晚会称为“古傩礼”——以本土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和描述外来文化，从而在无形中将西方的宗教和习俗渗入华人生活。

四、以政论改革信息拓展市场

《镜海丛报》的报主，是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Francisco H.Fernandes）。他办的葡文Echo Macaensa相当成功，进而萌生创办中文报纸的想法，认为此举可以扩大影响、增加读者和收入。但因不谙中文，他需要与华人合作才能成事。《镜海丛报》的主笔是贵州人王真庆，又名王孟琴，笔名“黔中味味生”。在创刊之初，飞南第参与了一定的文字工作，不仅《创办〈镜海丛报〉条列利益布启》出自他的笔下，报上刊登的一些告白也系飞南第所书。在黔中味味生正式主持《镜海丛报》的笔政之后，飞南第主要承担报纸的其他工作，对言论和新闻，仅从报主身份出发进行指导和监督。

《镜海丛报》占篇幅最大的《中外报》栏目，主要内容是与中国相关的新闻。而甲午战后《本澳新闻》之《要电汇登》栏目，也照常刊登内地重要新闻，以中日关系、中外关系为主。《镜海丛报》不仅通过对影响国运的中日战争的强烈关注，表达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而且引导人们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进一步思考。《镜海丛报》占据头版的社论栏，发表了不少关于改革的言论，这种做法早于后来的《时务报》和《知新报》。现存的政论文章有15篇，关乎澳门的方方面面，通过评论时政、贬恶扬善的文字，力图发挥监督政府、凝聚社会的作用，在社会文化范畴内营造出一个新的、包括葡萄牙人与华人在内的澳门地方社会。

《镜海丛报》中的新闻多为摘录，有作者署名的仅“言论”一栏。经统计，现存69号《镜海丛报》，共发表言论39篇，其中署名“黔中味味生”的有23篇，署名“高阳（番禺）少笙氏”的有5篇，飞南第署名3篇，其余均佚名。《镜海丛报》既以澳门利益代言人自居，便宣称要坚持舆论独立的地位，对华、葡权贵显要损害澳门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进行抨击。该报多次以西方报纸为例，申明报纸有权批判权贵显要的地位：“欧洲之所以创报，非徒采拾元稽，供人笑玩，搜罗有益，助彼见闻而已也。国政之得失、风俗之淳浇、人情之良恶，无所避畏，例得直书，隐有春秋之意焉”“新闻纸馆者效法泰西而设者也……所论大而国计民生，小而日用饮食……其善也，各报馆力赞其可行，朝廷每俯从而准之；其不善者，各报馆力陈其不可行，朝廷每俯从而止之”^[56]。

报主飞南第的葡萄牙人身份及他的报刊理念，对《镜海丛报》的风格有很大影响。1894年12月20日的言论《铁石人语》中，飞南第加入了一段评论，公开内部编务分歧，毫不留情地指责主笔黔中味味生“懦人懦语，设词抵塞”，认为其拒不登载弹劾李鸿章的奏折是一种极为懦弱的表现：“牙慧且不敢拾，而敢持刀杀敌哉？”阐明丛报“夙名狂直，刚质不渝”，应不畏权势，尊重事实，并称自己“爵裔隶属西洋”，因而“不畏一品当朝之势，且无虑”。他还要求主笔“必自取续稿而补登之，刊诸报首，据事书名，不似省港两报之畏避也。”^[57]1895年4月17日，《镜海丛报》刊发言论《晓述》。这篇由飞南第授词、黔中味味生改稿的文章，回应了当时社会上有“奸人”称丛报“指摘过甚，露示机缄”的情况，指出对《镜海丛报》进行恐吓的行为是以“幺麽世人之力，而撼天空之健气”，言明《镜海丛报》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全系“仰承帝助，无坚弗摧，无物能制，殆积天空之健气而奔聚于笔尖，咽结于文幕”^[58]。

《镜海丛报》只是一份商业报纸，并非维新党人所办，但其政论大胆，纵横捭阖，羡煞清朝治下的内地同行。《镜海丛报》中文版多次刊文称：“澳门数百年来，仅仅有一华报”，“开三百年未开之局”“发千万人未发之情”“澳门自三百余年以来，今始有《镜海丛报》”。1895年2月6日，新闻纸第二十八号《改论》将内地与澳门如何面对报纸讽刺时弊的态度进行比较：“操报以来，遇有西洋弊坏之政，必于报楮而陈之，以冀修警，其略为曲讳者不过一二。端利之所丛言亦无益，然而西洋多官亦未尝不鉴心迹之，无他俯为听纳，就或间有过激之语，付一笑而涵容异。夫中国官商憎恨无已，或购凶以暗害，或行牒以移拿，可叹可怜！”^[59]

《镜海丛报》向澳门乃至华南地区、东南亚推崇西方文化、鼓吹维新变革相当得力；打破了教会报纸的教条乏味，以崭新的形式向华人读者介绍其喜闻乐见之事，将资产阶级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报内，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贵的养分，也极大地拓展了其读者范围。在《镜海丛报》创刊号上，刊有8个“代派纸之处”，其主要通过商店、档口、洋行销售发行，覆盖范围以粤港澳为主，并在内地的汉口设有报点。从新闻纸第一年第二十号（1893年11月28号）开始，代派纸之处增加至17处，是创刊时的两倍还要多。除了国内，在星架波（新加坡）、小吕宋、旧金山、横滨等地都有销售。

《镜海丛报》从未撰文提及其发行量，但在报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廿七日发布的告白中，丛报自称“通计汉文各报，报少价昂斯为第一；犯难敢言亦斯为第一。每次报出，索借纷驰”。针对这种情况，“主笔特备纸墨，借机印送，每次约千数百张，发往省城各处……每月每份不取分毫”^[60]。仅省内的赠报就达千余份，照此推算，《镜海丛报》的发行量也并非是一个小数目。这同样可以说明，《镜海丛报》凭借其“直言”“敢言”的文风，在当时报纸数量繁多的报刊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