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日报》：中国近代君主立宪第一人的报刊思想
19世纪末，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最早提出为报刊立法的观念，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1893年，郑观应在父亲去世后隐居于澳门郑家大屋，编写修订巨著《盛世危言》（见图3-2），以西方为镜鉴思考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变革方略，提出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其中，专设《日报》篇，阐述应将“广设报馆”作为改良政治、变法自强的重要国策，并且率先倡导“妥订章程，设法保护”，以保障报刊客观公正地报道，实现“通民隐、达民情”“明义理以伸公论”。[17]
图3-2 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雍陌墟村，其地处澳门之北。澳门被葡萄牙侵占后，雍陌墟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划入澳门界内，但郑姓祖居仍属香山县，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当地郑姓的第21代。1858年，郑观应童子试[18]未中，奉父命远游从商，投奔在上海新德洋行做买办的叔父郑廷江。第二年，他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洋行——由英国商人开设的宝顺洋行任职。1860年，郑观应参与创办英商太古轮船公司。187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倡导创办的新式航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规定官督商办、招商集股，郑观应投资入股。自此，郑观应以商股代表身份加入了许多官督商办企业，并且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总办，以及粤汉铁路总董等。
郑观应具有多重身份：他是一位保有朝臣身份的实业家，曾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在经营官督商办企业过程中，与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关系密切。李鸿章去世后，郑观应一度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他也是一位积极宣扬维新改良的思想家。1860年，郑观应进入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开始对西方政治、经济产生浓厚兴趣。在经商的同时，他潜心研究时事政治，不仅撰写的文章在《申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中西闻见录》等报刊发表，并且著有《救时揭要》（1862年写成）、《易言》（1874年在香港出版）、《盛世危言》（1886年着手辑著，1894年出版五卷本，1895年出版十四卷本，1901年出版八卷本），是戊戌变法以前影响最大的维新派代表人物。
美国学者郝彦平在《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中指出：“在广东买办中，许多人是香山县人。它是个半岛，既近广州又近香港，也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澳门所在地。因为大多数当地人从事海上贸易，所以许多买办就来自这一地区了。长期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培育起香山地方的经商传统，因而数代从事外贸经营活动的家族也在形成之中。郑观应16岁就早早走上商人生活道路就是受这一背景的影响。郑观应日后成为一名有影响的洋务言论家，澳门、香山地方的文化环境也是故乡影响中不可忽视的方面。”[19]
《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远，郑观应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撰稿，至20世纪初八卷本（庚子本）刊行，共用了26年的时间。[20]郑观应年谱记载：1886年，四十五岁的郑观应着手辑著《盛世危言》；1892年4月，他在广州居易山房写下《盛世危言·自序》；1893年5月1日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在澳门去世，19日郑观应在湖南公干途中于船上得到父亲病逝的消息，22日他从汉口乘轮船先行返沪，随即去粤，在澳门守制至9月初；1894年3月，《盛世危言》五卷本付刊，7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刊行；1898年9月戊戌维新失败，9月底，澳门华商何廷光接康有为的父亲至澳门避难，郑观应特寄一百元请何廷光转交；1900年秋冬间，《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刊行。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身处社会变革中，亲身感受国家面临西方列强进逼以及西学东渐的潮流，对中国社会发展长期思考的结果。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写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还引用著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去世前口授《遗折》中的话，呼唤政治制度的变革：“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1]［八卷本增：诚中的之论也。[22]（笔者注，下同）］
郑观应的报刊思想集中体现在《盛世危言》中的《日报》篇，他非常重视报刊对社会政治改良的作用，把“设报馆”提高到变法强国方策的高度。1894年出版的五卷版《盛世危言》，在五十七篇正文中，《日报》位列第六，紧随第五篇《议院》，排在第七篇《吏治》之前。在修订《盛世危言》过程中，郑观应多次对《日报》篇补充完善，如经历中日战争后，郑观应感于时事变迁，在1895年增订出版的十四卷本中，对五卷本《日报》的内容重新修订，把旧作列为《日报上》，结合时事新做了《日报下》，上下两篇《日报》专论共同构成他的报刊思想体系。在十四卷本增订序言中，他直抒胸臆，痛陈中日战争中日本报纸颠倒黑白，而“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提出办外文报代言国家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1900年修订的八卷版中，郑观应补写了没有“报律”的危害，建议翻译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报律”，供中国参考颁布实施新闻法；提出办报应不局限于沿海各省仿行而是朝野共需的想法。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现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早在1874年出版的《易言·论议政》中，他就对君主专制导致的危害做出批判：“后世不察，辄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又惩于处士横议，终罹清流之祸。固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莫由上达。且重内轻外，即疆臣有所陈奏，仍饬下部议，况其下焉者乎！夫在上者既以事权有属，法令在所必行；在下者亦以势位悬殊，情隐不能相告。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情谊相隔，好恶各殊，又安能措置悉本大公，舆情咸归允惬也哉？”[23]在《盛世危言》中，他明确提出要去上下隔阂之弊，根本措施在于施行西方议院制度，“广设日报”是重要的落实方案。
在《盛世危言·日报》开篇，通过回顾春秋以来中国历史上的谤谏制度、采风传统，以及秦焚书坑儒以降的言论控制，郑观应指出：去除雍蔽、沟通上下的最好办法是“广设日报”——“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意，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24]
郑观应大力推荐西方国家所采用的议院制，说明报纸在推进民主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辨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他还介绍了西方报纸的类别和内容体裁：“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25]
郑观应在十四卷本中特别增补了日报发挥作用的原因，并且点明“报刊是议院制民主社会的信息中枢”（十四卷本增：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敝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郑观应引介当时西方各国开设报馆以及报纸印刷发行的现状——“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进而提出“大报馆是国家的耳目”的观点。（十四卷本增：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其先声。）[26]
《日报》上篇还介绍了西方各国政府支持报纸的三种办法，“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并且分析报纸给国家政事改良带来的益处，“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27]
郑观应指出当时我国报业发展的状况：一是集中在通商口岸；二是大都由西方人开办，遇到中外发生冲突，存在诋毁官员、蛊惑民心的现象；三是随着通商发展，华人主笔出现，情况有所改变。如广州的《广报》《中西日报》议论持平，但总体上是西方人为主，而且华人主笔中也存在排斥中国边地报道的状况，与日本报馆在全国普及的情况形成对比。“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闻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28]
在十四卷本中，郑观应增补了日本的报刊管理禁止报馆“妄言”，但同时也指出英国、美国和比利时没有“禁报馆言事”的法律规定。他建议各省政府应制定法律，倡办开风气的报纸；同时考虑到报馆普及可能带来的名誉侵害威胁，他提出应设法保护绅士的名誉，并以英国《泰晤士报》为例说明主笔的素质非常重要。“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晤士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29]他认为《泰晤士报》选择的主笔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他们看重声誉，自然不会出现勒索人财物的情况，而且声名远播中外。
郑观应还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谈了他对报刊治理的构想：（1）逐步规范沿海各省报刊管理，中文报纸要由华人执笔，西人报馆不准用华人。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政府应按照法律对外文报刊予以保护，使其对人才培养、改良风俗、提高报刊水准，发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的作用。“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2）精心选择西方各国政事、兵制、商务制造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刊登在报纸上。“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3）报纸对官员有监督权。“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4）遇到报刊无端诋毁名誉、敲诈勒索的情况，为了获得长久的公正，只准向上司委员报告裁决。“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5）对报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惩治提出要求：报人需要没有私心，对于暗中求情的人要委婉拒绝，对于贿赂的人要严厉拒绝，道德修养高才能看清是非，写出好文章。“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对于公报私仇、颠倒黑白、扰乱舆论的报人，可以向官府报告，按照法律惩治。“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十四卷本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十四卷本增：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30]
郑观应指出清政府现行报刊管理制度禁止华人却任由西方人办报，存在很大的弊病；他认为应当允许报纸报道不公正的事件，以求得公论；他提出对于报刊应执行动态权衡的管理政策：如果是战事期间，可以由官府立法对报纸进行检查，本国军队的机密不能轻易让敌人获取。对于敌人的情况，尽可能详细明确。要掌握舆论管理的主动权。“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31]
在1900年修订的八卷本中，郑观应再次阐发他的观点：由于中国没有报律，报馆主笔素质不一，政府管理者因噎废食，导致外国报纸颠倒是非，中国人却没有中文报纸能够予以回击。因此，翻译英国、日本的报律提供给政府，希望敦促政府立法，准许华人办报，官商按照法律行事。（八卷本增：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鼓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32]
在《日报》上篇结尾，郑观应强调开设报馆“其益甚多”，并且通过举例陈述：自然灾害消息经过报纸传播，有助于救荒；罪犯得到惩治的消息，有助于明正典刑，具有除暴安良、警示和告慰作用。“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阁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33]
他认为士君子读报可以增强修养，增广见闻，有助于学业提高。“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蔚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他指出报纸对于国家政策传播、民情传递、边防警戒、商务沟通，都有很多好处。“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钳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十四卷本删“庞然自大”）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34]因此，政府不应当钳制报刊言论，“掩聪塞明，钳口结舌”，这样只能有利于敌国，而最终导致受他人的凌侮。
郑观应1895年增补的《日报》下篇，相对于上篇，论述比较零散，结构也相对杂乱，主要是对上篇内容的补遗和展开。如详细列述了报纸可以刊登的内容、简单列举了主笔的素质要求和采编业务方法。下篇特别强调了报纸对于开启民智、改良民风的教育功能：“夫日报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35]
他力主政府应充分发挥报纸的教育功能，以实现变法自强，并且给出了具体的运作建议：“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36]下篇还补充了与报刊相关的法律惩治措施，针对当时中国没有报律的现实状况，郑观应建议设立“中外陪员听讯”制，按照西方法律进行处罚：“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如果属实，则照西律，分别轻重，治以禁锢之罪，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37]
在1901年八卷本《盛世危言》出版时，郑观应在《日报》下篇后增写了附言，以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为例，痛陈当时中国丧失舆论主导权的弊端，呼吁政府尽早改革、惩前毖后，发挥好报纸服务国家的功能。“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当道于彼族律列风俗，强半未谙，应争而不争，应让而不让，卒为所算，悉数难终。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以与中国为难耳。如中日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乃反诬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惩前毖后，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若我行我法，人言不恤，则沧海横流，伊于何底，非我侪所敢知矣。”[38]
《盛世危言》第一版五卷本的出版，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1894年兵部尚书彭玉麟首先为其作序，赞扬该书是洞察利弊的“时务切要之言”。1895年5月，光绪皇帝载湉批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阅看”，掀起了《盛世危言》热。[39]郑观应自己排印了500部，也很快就被求索一空，求书者仍“络绎不绝”。1898年1月，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来沪，郑观应前往拜访。翁同龢告诉他：“《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时披览。”[40]时人评价《盛世危言》“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贤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知所以言者”[41]。《盛世危言》问世以来，不断再版，版本多达20余种，创下中国近代出版之最。
郑观应的报刊思想具有超前意识，他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与时人互相激励，也启迪后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他在写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认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1895年5月，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说：“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宜纵民开设（报馆），并加奖励，庶裨政教”[42]。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请定中国报律折》中写道：“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单中所载……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缮写进呈御览，审定后，即遵依办理。”[43]这些观念与郑观应的新闻立法思想相呼应。郑观应的报刊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启蒙意义，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都曾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