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舆情·研究：鸦片战争前英文报刊的市场与竞争
在清政府“以商制夷”的广州体制下，外国商人被严格限制在澳门、黄埔和广州城郊的外商商馆。[1]澳门是所有外国船来华的第一站，每一艘外国船都必须在那里领取前往黄埔的证件。距离广州约19公里的黄埔港被指定为外国船的停泊地。广州城郊的外国商馆区，是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外国人在广州的居住期不得超过4个月，一切商务办妥后必须离开、前往澳门。[2]贸易季节通常从每年7、8月份开始，至次年2月结束。固定在华的行号或经销商，在广州、澳门两地居留、活动，他们的家庭则全部安置在澳门。
外侨数量的不断增多，为报纸提供了潜在的读者。18世纪70年代，澳门的总人口已接近30000，外籍人数在5000-6000之间，其中具有葡萄牙血统的有3000-4000人。在所有的来华商人中，英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在澳门居住的英国商人也最多。每年商船到来后，负责贸易的商人由澳门进入处理贸易事宜，事毕携带属下再返回澳门。[3]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后，英国在华行号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1837年的156家。[4]1784年中美通航成功，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商人来华的热情。19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地位已在西方国家中稳居第二位，美国商人纷纷在澳门和广州建立商行。
除了居住在中国的外侨，当时的澳门和广州还有大量的外国水手。美国海员教友会1829年的报告数据显示：“每年有三千美国或英国海员访问中国广州港”[5]。美国人马士所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9世纪20年代，西方来华商船的数量平均每年101艘；30年代，进一步直线上升，1833年来船数已达189艘。到1837年，从粤海关历来偏低的记录来看，当年来船就达213艘。[6]大批英美外商与过路水手的存在，促进了澳门英文外报的萌芽、发展。
一、《广州纪录报》：商业利益催生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
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和行情报》（Canton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是1827年11月8日美国青年伍德向三孖地臣（Alexander Matheson）借来手摇印刷机，与英国著名鸦片大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一起，在广州创办的商业性英文报纸。马地臣出任发行人兼经理，伍德为编辑兼排字工人。1825年，20岁的威廉·伍德（William W. Wood，1805-1855）从美国费城出发前往广州。随后两年，他都在广州、澳门活动。伍德来华之际，英美在华贸易迅速增长。随着各国对华贸易日益扩展，需要沟通市场行情、商品信息和商船航期等信息的平台，伍德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需求的商机，提出创办英文报刊的倡议。1828年，《广州纪录和行情报》改名为《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见图4-1），这是一张四开四页的大页报纸，初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每星期二出版。
图4-1 《广州纪录报》
对《广州纪录报》的创办，学界有三种不同观点：（1）《广州纪录报》由英国商人马地臣创办，没有提及威廉·伍德。密苏里大学1922年出版的英文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国新闻》（The Journalism of China）和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出版的《中国本土新闻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蒋国珍1927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台湾学者曾虚白198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都采用这一观点；（2）《广州纪录报》由威廉·伍德向英国商人三孖地臣借来手摇印刷机创办，因财力不足，于1928年2月将报纸转手给马地臣。持这一观点的有：美国学者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中国学者潘贤模1980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现代化报业初创时期——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的报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刘砥中1982年完成的论文《解放前英美在我国创办的英文报刊》；（3）哈佛大学1965年出版的《中国口岸报纸研究指南，1822-1911》（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822-1911）、方汉奇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通史》第一卷、甘惜分1993年主编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则采用美国商人威廉·伍德和马地臣共同创办的说法。马地臣任经理，伍德任主编，不久因两人意见分歧，伍德退出，完全由马地臣所有。
学者邓绍根通过多方考证中外史料，逐一分析前两种观点的疑点，认为第三种观点最为可信。其中两项重要论据分别是：（1）在1965年出版的《晚清英文报刊研究指南》中，费正清已指出：“马地臣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该刊的发行人。但是创办该刊最初的倡议来自威廉·伍德。他向三孖地臣租用手摇印刷机。手摇印刷机的所有权确实属于马地臣，当报纸没有得到外国社团的支持时，伍德就退出了。”（2）1971年美国学者鲍尔（Paul Pickouicz）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论文《伍德在广州》（William Wood in Canton：A Critique of the China Trade Before the Opium War）对《广州纪录报》的分工做了明确的介绍：马地臣任发行人，伍德为主编，三孖地臣是印刷机所有者，而马地臣和三孖地臣为该报实际控制者。[7]
报人、商人与传教士结盟，是《广州纪录报》诞生的背景。郭晓冬在《19世纪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一文中指出，19世纪30年代，印刷业是在华外国人投资的重要领域——“在华外（国）人的投资仍集中在印刷业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鸦片商人马地臣为何要办报。而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创刊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专门为外商办的，他们也不怕登载走私鸦片输入中国的报道和价码行情。”让马礼逊感到惊讶的公然刊登的鸦片的价码和行情，显然是马地臣生意经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传教和募款，马礼逊并没有拒绝马地臣的撰稿邀请，只是提出要有“完全的撰稿自由”——“马礼逊博士接受了创办人马地臣的聘请撰稿，以支持这份周刊的出版，但附有一个条件：该刊必须给马礼逊博士完全的自由，发表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文章。马地臣同意了，并答应每年给马礼逊博士300元稿酬，由他捐助给任何慈善团体，马礼逊为该刊撰文一直到1834年去世前止。”[8]
《广州纪录报》在创刊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商业性，声称：“我们长期以来感受到出版商业信息和中国其他信息的需要，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主要努力是呈现丰富的、正确的物价行情……关于中国的内容将经常占据相当版面。”[9]但在伍德的主持编辑下，报纸内容相当广泛，并且不受限制：第二期，伍德就发表文章攻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审查政策，以及东印度公司对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实行官方行政管理；第三期，他对中国人的道德和专制体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第六期，他隐晦地批评广州贸易体制的不平等，以及中国官员在处理外国关系时的专横和腐败行为。由于伍德攻击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当局的编辑主张，与英国商人的利益背离，他与马地臣的分歧也越来越大。1828年2月，伍德失去了报纸的编辑权，被迫辞去了编辑职务，该报完全归马地臣所有。[10]
二、舆论战：《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vs《广州纪录报》
1831年7月28日，伍德以一份新的报纸《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重回广州报界，报纸在广州的外国商馆正式创刊发行，发行人是美国人普尔（T.Poole），威廉·伍德任主编。伍德在1831年7月28日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头写道：“在广州这么小的社区里再另办一种报纸可能是多余的工作，想得到社区的支持，也是不合情理的和不实际的想法。但是我们深信，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广州纪录报》）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
美国学者鲍尔曾分析当初伍德从《广州纪录报》黯然退场的原因：“伍德在东印度公司的远东大本营走得太远了，与英国利益背离的编辑方针，在英国主导的外国社团内很难得到普遍的支持。……东印度公司对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的司法审查，使得作为美国公民的伍德也未能幸免，因为《广州纪录报》是在英国人赞助下创办的。”[11]如今，伍德却明确表明《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作为《广州纪录报》的对手而存在，而且宣称即使得不到社区支持，也要从事这项事业。
如果我们对某种杂志（《广州纪录报》）的诉求不放心，我们就应该从事这项事业。我们赞成把这个愿望表达出来，并去创办它，当然也带着一丝对我们实现愿望能力的怀疑。然而，我们相信，如果不幸失败，这将不能归因于我们努力的缺失，也不能归因于我们无视了不希望我们改进的友好的意见。……公开宣布意图，我们希望明确地理解。我们公正、正义和适度，除了排除异己的拥护者和暴政的代理人，我们没有敌人。[12]
尽管伍德在《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的发刊词中阐述了他的报刊追求：“我们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品行良好的媒体，一个可以立即因为言论赢得尊重和经营值得信赖的媒体。”[13]但真正让《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诞生并得以生存的根本原因，是英美商人经济利益的冲突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晚清英文报刊研究指南》中的两段材料，可以印证这一推断。
第一段：“伍德同东印度公司的抗争，可能首先建立于他的信念：东印度公司是专制的和东印度公司对美国利益的不公正待遇。特别是他反对东印度公司插手干预美国商船装运英国货物进入广州。尽管事实上，英国没有对通过美国船只出口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伍德认为：东印度公司集体的不友好行动，保证了他们比美国商人的个人贸易更富有效率。”[14]——揭示伍德与马地臣关于《广州纪录报》编辑分歧的背后存在着英美商人根本利益的冲突。
第二段：“普尔是该报发行人，他可能先前发行了一份货价行情表，然后转让给伍德，（伍德）编辑出版了一个周刊。伍德曾受雇于美国旗昌公司，在旗昌公司的账本中有规律地记载着他们支付给伍德的订阅费、广告费和用途不明的费用。显然，旗昌公司支持、可能资助甚至出版了《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15]——说明《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创刊的直接原因是伍德接手一份货价行情表，并得到了美国旗昌公司的大力资助。
此外，经过三年时间，中外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中外冲突不断发生；其次，英国国内展开了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实行对华自由贸易的讨论；最后，美商在中国的利益进一步增加。《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应运而生，旨在引导舆论导向。
1830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员主席（大班）盼师（William Baynes）无视清政府《防范夷人规定》的禁令，公开地带着妻子坐轿子从澳门进入广州公司商馆，引发中外严重交涉，并以停止贸易相威胁，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尽管这一事件最终以双方妥协告终，但加剧了中英双方的对峙。1831年5月12日，巡抚偕同海关监督率领武装士兵进入商馆逮捕一名通事，监禁浩官，下令拆除了东印度商馆和河岸的建筑物并发出两个告示：一是告诫外国人，严禁外国妇女逗留广州，二是关于广州体制的规定比以往做了稍微的让步。这一行动引起东印度公司和各国商人的强烈不满。[16]
由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华奉行妥协屈从政策，只注重在华攫取利润，避免引发争端，招致其他外商不满。与此同时，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将在1833年到期，英国国内兴起了对华自由贸易改革的讨论热潮：英国北部的制造业者认为“中华帝国是可以吸收他们大量产品的水池”；航运商人抱怨他们“现在被关在整个大洋之外”；英国商人认为他们“普遍被禁止从事一种已开放给美国人和不列颠的其他各国的贸易”。英国商人强烈要求1834年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开放自由贸易，突破中国传统体制。为此，他们组织起来游说英国议会。议会组织了调查委员会进行贸易调查，并于1830年7月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对伦敦东印度公司提出了极不乐观的评价”，认为“英国公众将由于自由贸易而使从广州运来的茶叶因成本减少而受益”。[17]
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权、实行对华自由贸易的讨论，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外国商人的热切关注，一场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也在广州、澳门等地展开。伍德密切关注这场讨论，他认为英国议会仅从英国制造商和运输商的商业讨论出发就得出结论，忽略了中国贸易的关键问题——广州体制的实际运作。伍德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提倡自由贸易，但又主张在彻底摧毁广州贸易体制之前，贸易最好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否则自由贸易将不起作用。
“带着对英国议会调查结果的失望，伍德决定创办第二张报纸，作为关注中国贸易的英国读者的信息来源”。[18]《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的报头，以英文报名“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包围着一艘乘风破浪的帆船，报名下面卷首语引自马韦尔的名言：“啊！印刷，你是如何扰乱了人类的和平！铅铸的文字比子弹更有杀伤力！（Oh！ Printing，how hast thou disturbed the peace of mankind！ That lead，when moulded into bullets，is not so mortal as when founded into letter. Marvell）”——预示着《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将带来搅动世界战争的舆论风暴。
《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从创刊伊始，就展开了同《广州纪录报》的论争。1831年7月17日，东印度公司炮兵队队长莱斯特（William K. Lester）乘坐葡萄牙舰，在从伶仃前往澳门途中遇到海盗袭击。一名水手被打死，莱斯特被打成重伤，船上两箱鸦片和财物被抢劫。事发后，莱斯特向澳门董事局交涉要求赔偿损失，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觉得善后事宜非常棘手，便向孟买管理会总督克莱尔伯爵致信求助，不过他们认为“这其实是盗匪的袭击，目的只不过是抢劫”[19]。《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随即发表短评，指出《广州纪录报》的真实性问题，伍德撰文《伶仃近来的愤怒》批评东印度公司缺乏同情心，认为东印度公司可以为十三行行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对国民被抢却无动于衷：“一个被收监的行商是一个关心的对象，一个农民、一位绅士和一位官员在他们履行责任时被殴打和抢劫，却没有得到任何同情。”[20]
伍德批评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妥协的态度，积极主张采用强硬的手段，武力侵略中国。1831年5月，英国自由商人对于清政府干预贸易不满，举行聚会向英国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请愿。《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第二期刊发《外国请愿》，伍德评论说：“没有任何措施将起作用，中国人必须用武力或有效而良好的义务教导他们去尊重不可践踏的权利。”第三期刊发的《特选委员会》一文中阐发：“支持发动一场战争的财政支出必定是高昂的。……检验与中国政府冲突的结果，我们不仅必须看到经济利益的损害，而且要看到这个国家傲慢和无知的国民性被伤害。前景远不容乐观，以往坚决避免的后果，现在只能用武力来检验。”第八期直接发表文章《向中国开战》，“毫无疑问，任何欧洲政府都认为他是谨慎而必须去侵略中国的疆土，流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并以“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和密切关注中国的人们都会认同：除了武力之外，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取得进展”[21]作结。
《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和《广州纪录报》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伍德指责“《广州纪录报》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争论的平台”。《广州纪录报》编辑济廷辩护说：“《广州纪录报》的编辑和商业评论的作者都是商人，他们既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奴仆，也没有受到那个公司的影响”，并指责伍德“充其量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除了激怒广州外国社团外没有固定的目的”[22]。《广州纪录报》发表了一封攻击《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的匿名信，招致伍德的反攻：“《广州纪录报》以刊登让人厌恶的中国腐败的细节出名，已经提交的最新一期，从新的角度成为最为野蛮的广州外国社区最厌恶的匿名谩骂的平台样本。”伍德宣称：“《广州纪录报》低劣的质量是专制当局的副产品。”[23]
1832年4月4日，《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改版，更加注重经营管理，反映在版面上就是广告、船期、价目表等相关内容的增加。改版前，长期仅刊登报纸自己的订价广告；改版后，广告、船期、价目表的篇幅明显增加，每期都刊有兑换比例、伶仃洋的鸦片输出、船期、通告、减价等内容。在每期四版中，这些内容占据了一个版面的60%。每期刊登的订价广告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改版前，每期刊登的订价广告为：“《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在广州每周出版，提前付款，每年12美元，联系和订阅地址是第五号法国洋行，每期售价25美分，零售由马斯勒斯、马克奎克和雷那负责。”改版后，每期订价广告的内容更加丰富：“每周六在第五号法国洋行出版，每年12美元，向出版编辑办公室直接订阅；由马克奎克、雷那和艾特威负责零售。印刷所印刷的传单、通告、鸦片订单、表格、提货单和合约等，预先通知，印刷精美。各种各样的欧洲报纸，为了上述目的，可以以适当的折扣交换。”[24]这则广告一直刊登到终刊。
《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于1833年的9月24日停刊。邓绍根认为其停刊的根本原因是中外贸易形势发生了变化，导致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833年8月23日，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宣布将于1834年4月24日开始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独占权。该法案的出台，直接粉碎了伍德的贸易主张，外国社区不再有人支持伍德出版这类主张摧毁广州贸易体制后进行自由贸易的报纸。[25]1833年9月，伍德向澳门一位美国商人洛先生的侄女哈雷尔求婚，洛先生断然拒绝了这位一文不名的冒险家的请求，伍德心灰意冷，停刊《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离开中国。
《广州纪录报》则成为当时广州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主要报道中国近事、市场行情与船期等消息，尤其侧重广州本市商场，1833年开始增出商情副刊《广州市价表》。1835年开始接受华人订户。[26]它也有不少海外订户，据1836年统计，每期有280份运往南洋、印度地区和英美一些主要城市。[27]1839年，《广州纪录报》迁往澳门出版。1843年，迁往香港，改名为《香港纪录报》。
三、《中国丛报》：中间立场、调和对抗、注重研究的教会报纸
当《广州纪录报》与《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相互攻击、大打舆论战时，狭小的外侨社区气氛紧张，急需一份站在中间立场上调和对抗的情绪、团结各派外侨力量的报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应运而生。1832年4月，传教士裨治文建立印刷所，以每月50元的薪酬雇用了一名印刷工人，着手出版刊物；5月31日，《中国丛报》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创刊（见图4-2、图4-3）。
图4-2 裨治文
图4-3 《中国丛报》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29年10月14日下午，他搭乘商船罗马号离开美国赴中国传教。经过126天航行，1830年2月19日晚，罗马号抵达珠江口的伶仃锚地。2月22日，他们乘船前往澳门，拜访马礼逊先生，因马礼逊外出不在家，双方未能碰面。2月25日，裨治文一行抵达广州，26日再次拜访马礼逊。马礼逊与裨治文一见如故，相见恨晚。1830年2月27日，马礼逊为裨治文聘请了一位中文教师，开始教他汉语，并且为他准备了《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及中文《圣经》等学习资料，这为裨治文研究中国语言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裨治文后来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
1830年5月11日，马礼逊从澳门给裨治文寄来两期驻孟买传教士创办的英文宗教期刊《东方基督教观察》（Oriental Christian Spectator）。裨治文受到启发，致信美部会表达创办报刊的愿望并随信寄去几份《东方基督教观察》。1830年11月15日，裨治文、马礼逊和雅裨理三名传教士，联合美国商人、奥利芬的合伙人查尔斯·京（Charles W. King）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建立“在华基督徒协会”，联络欧美各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建立资料库和图书馆，资助出版中文《圣经》。裨治文认为：印刷出版物在中国将有广泛受众，他的想法得到奥利芬的支持，奥利芬为其提供了印刷设备、场地和资金。1831年12月，印刷机由美国运抵广州；1832年4月，印刷活字运到后裨治文立即着手创办报刊；5月31日，《中国丛报》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出版。[28]
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的宗旨是：第一，介绍中国，就像报名Chinese Repository的中文含义“中国的仓库”一样，其内容无所不包，旨在让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成为有能力、值得信赖的、公认的中国权威；第二，传播西方文明和基督福音，从而改造中国人的灵魂。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二卷中说：“我们不能强迫人去服从拯救世界的命令，去向所有的国家传递福音，我们应该运用方法去改善与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取得宗教的宽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知识交流。我们寻求获得关于中国的法律、礼仪、风俗、资源等方面的信息。”
裨治文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两千多字的导言，详尽地阐述了创刊宗旨和编辑方针：
中华帝国，是我们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时却孤悬于“地球的中央”，超越了所有的争论，为世界提供了最辽阔最有趣的研究领域。但是，从世界发展的历史，到最普世的正义和繁荣法则，地域广阔的中国依然封闭，这是很难理解的。……时间必将全方位地改变这个国家。许多有价值的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业绩将会被铭记。……石头无法经常变形，河流绝不会停止流动；但是，即使没有地震和暴风雨的袭击，石头仍可能在它们的河床里滚动；另一块石头将改变他们的路线。闭关锁国的禁令不久将成为过去。现代的其他法令共享平等争议的观念，不容置疑。……即便此时仍将外人拒之门外，巨大的变化还将发生。
这项工作的目标之一，旨在评论关于中国的外国书籍，目的是介绍变化何时、如何发生，尽可能地辨别变化的真假。这些旧书籍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也包含着没有任何价值的内容，以致阻碍它们的出版。近代作家也不总是准确、令人满意地陈述内容，例如中国人口的总数就有从2000万到33300万不等的描述。大量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记载存在于外文书籍中，将强有力地刺激人们尽可能清晰地去请教和求证于有能力的、值得信赖的、公认的中国的权威。[29]
《中国丛报》将有关中国的知识作为研究领域，成为汉学发展的先声。其创刊号设有三个栏目：（1）评论（Review），刊登了两篇文章——《古代中国和印度》和《郭士立游记》，前者是书的内容介绍并附有评价，后者是一篇游记，附加的编者按介绍文章由来和作者情况；（2）宗教通讯（Religious Intellgence），栏目内的文章都以黑体的国名、地名为小标题，介绍基督教在该国该地的传教情况。每篇通讯用短横线隔开，创刊号分别发表了来自缅甸、暹罗、马六甲、孟买、好望角、马达加斯加的6篇通讯和1篇中国基督徒的日记；（3）时事日志（Journal of Occurences），报道了8则发生在中国的世俗新闻，如广东、广西、湖南交界处的叛乱，海林阿将军之死，军人吸食鸦片，刑部尚书陈若霖退休等。
1832年，第2期增设3个栏目：（1）杂录（Miscellanies），刊登有介绍基督教用语的小杂文《一个基督徒》《友谊》《平安》《偶像崇拜》和《婆罗门教徒》；（2）文艺动态（Literary Notices），刊登最近的文教活动和书籍出版情况，如：《一个新学院》，介绍江苏新设立的一个书院；《黄教教义的几点研究》，介绍1831年阿贝·雷米扎在巴黎出版的著作；《以怨报德的多事之秋》，介绍1932年伦敦出版的《家庭丛书》第15集；《圣书集口》，介绍为各个学校编写的圣经教材；《训女三字经》是马丁小姐为女孩编写的著作；（3）末页增加“附记”（Postscript），选录北京《京报》的新闻消息。
《中国丛报》从第3期开始，基本稳定为6个栏目：（1）书评，一般放在刊首，不仅对书的内容和作者进行简单介绍，而且对书中的错误之处进行纠正；（2）杂录，主要刊登宗教小论文、传教士旅游见闻、读者来信和介绍中国情况的大文章，介绍中国和邻近国家的情况，以中国的世俗情况为主；（3）宗教通讯，主要介绍基督教在中国和邻近地区的传播进展和业绩；（4）文艺动态，主要刊登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书刊出版信息以及相关文件报告，只提供出版信息，没有评论；（5）时事日志，以中国的时事新闻报道为主，内容偏重世俗新闻；（6）附记，是一个小栏目，篇幅短小，有时不出现，一般是在出版前摘录《京报》补充时事报道，或是天气情况的报道。6个栏目中：书评从第3卷第1期消失后，在随后的18年的208期中只出现过2次；杂录完全取消，原来该栏目刊登的宗教小文章，全部换成了篇幅较长的大文章；宗教通讯栏目逐渐消失；文艺动态时隐时现；附记完全消失，偶尔会出现“告示”；时事日志是唯一一直刊登的栏目。[30]
《中国丛报》从1832年5月创刊，至1851年12月31日停刊，存世19年零8个月，共出版了232期12356页，平均每卷617.8页，每期53页有余。篇幅最长的一期是第20卷第7期，多达168页。篇幅最短的是创刊号，为32页。在每卷内页码连续，装订成套，成为合订本。篇幅最长的第10、第11卷，均为688页；最短的为第1卷，512页。每卷《中国丛报》的合订本，编辑部都会按照字母顺序制作目录，附在卷首，一般长达5-6页。从第13卷开始，又增加了内容目录，按每期的文章排列，一般也长达3-4页。特别在第20卷卷首，还发表了长达4页、类似停刊词的社论通告。此外，还重印1-5卷《中国丛报》以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31]
与英文商业报纸《广州纪录报》和《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之间相互攻击不同，《中国丛报》体现了西方在华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报纸创办人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他与外国在华的政界、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往来密切，为报纸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美国商人奥立芬在经济上给予积极支持，免费提供一幢楼房作为编辑与印刷用地；“广州基督教联合会”也曾给予资助。许多在华的西方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支持其出版工作，《中国丛报》拥有一支相当有文化素养、由各方人士组成的作者队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和马礼逊等都曾为其撰稿。
《中国丛报》大量刊载有关中国的政府机构、政治制度、法律条例、文武要员、军队武备、中外关系、商业贸易、山林矿藏、河流海港、农业畜产、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材料，甚至道光皇帝的软弱性格、中国官吏贪赃枉法的手段等内幕信息，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成为深入探讨对华政策问题的舆论阵地，因而受到在华的外国人和西方社会的广泛欢迎。《中国丛报》出版后，第1卷400册，很快销售一空；第5卷印数超过了1000册。到1836年，《中国丛报》的固定订户遍及各地，包括：中国200册、美国154册、英国40册、马尼拉15册、新加坡18册、马六甲6册、槟榔屿6册、巴达维亚21册、孟买11册。[32]由在华外国人收集到的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通过广州外国商馆门前通往澳门的珠江航道，传输到遥远的南洋、印度、欧洲和美洲。
《中国丛报》不像《广州纪录报》《中国差报和广州钞报》等商业报刊，注重刊登广告、获取广告费，而是与其他宗教报刊一样不经营广告；但他们另辟蹊径，通过宗教书籍的印刷和销售补贴报纸的开支。1833年10月卫三畏到广州后，《中国丛报》就一直由他掌管（仅1844年11月至1848年9月1日卫三畏回美国期间，由詹姆士·裨治文负责）。1835年12月，《中国丛报》印刷所迁至澳门后，卫三畏扩大了印刷所的印刷业务，利用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铅字，重新开始印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福建土话词典》。书籍的印刷出版为印刷所带来的利润，补贴了《中国丛报》的印刷开支。[33]
《中国丛报》在20年间印刷的书籍有：
1832-1851年，《中国丛报》20卷，8开本，23000卷（含1-5卷重印的卷数）。
1837年，麦都思的《福建土话词典》，4开本，300册。
1841年，裨治文、卫三畏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4开本，800册。
1842年，卫三畏的《拾级大成》，8开本，700册。
1844年，卫三畏的《中国地志》，8开本，200册。
1844年，卫三畏的《商务指南》第二版，8开本，100册。
1845年，《中国与英美法三国条约》，8开本，600册。
1847年，裨治文的《马若瑟〈中国语文札记〉》，8开本，600册。
1848年，卫三畏的《商务指南》第三版，8开本，800册。
1849-1856年，卫三畏的《华番通书》，8开本，8册，共2000册。
1849年，密迪乐的《英译满文资料》（木版印刷），8开本。
1854年，博尼的《广东话词汇和口语习惯用法》，8开本，800册。
1856年，若特尔的《英国、印度、中国货币汇率换算法》，8开本，300册。
1856年，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8开本，800册。
1856年，卫三畏的《商务指南》第四版，8开本，1000册。
这些印刷品共计38000册（卷）。此外，还多次承印了各种小册子、承接其他业务，盈利超过12000美元。[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