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新闻史公案：澳门报纸的开端
长期以来，澳门1822年创刊的《蜜蜂华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现代报纸。早在1927年，著名记者、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1890-1935）就在其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指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1]尽管书中并未明确说“《蜜蜂华报》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但因其举例中《蜜蜂华报》排位最先、出版时间最早，所以就形成了“澳门新闻史以至中国近代报刊史始于《蜜蜂华报》”的“常识”。[2]
1981年，我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作为新时期新闻史奠基性作品，书中这样表述：“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创办起来的”，“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3]此后，方汉奇在其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2）中，对以上表述进行修订，去掉了“外国侵略者”这样的政治性表达，但《蜜蜂华报》作为中国第一份外文报刊和近代化报刊的地位始终没有变。[4]由于这两部书是国内高校新闻专业教材，所以也被视为定性结论。
近20年来，随着大量葡语文献引入澳门传媒史研究，开始不断有学者对澳门报纸的开端提出质疑。澳门历史学者汤开建明确提出：以往“定论性的说法”，实际存在诸多疑窦。他引用两份葡语文献作为佐证：（1）葡萄牙史学家、神父文德泉（1912-2003）在其所著《远东出版的葡文期刊》中曾简要介绍：“（1807年6月4日）若阿金·若泽·赖特主办的《消息报》在他生活的澳门修道院创刊。这份报纸一直发行到1834年，论述了澳门和修道院里的日常生活。”[5]（2）葡萄牙历史学者施白蒂（1944年生）在其著作《澳门编年史》中引用并且认同文德泉的这一说法。
汤开建认为：“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保存的《消息报》原报，无法一睹报纸真容，但若文神父的记录确凿，则澳门及中国的第一份报纸就不是《蜜蜂华报》，而是1807年创刊的《消息报》。”[6]不仅如此，汤开建在对澳门政府公报《澳门宪报》进行研究时，根据施白蒂所著《澳门编年史》中的多处记载形成的证据链推断：以往新闻史中描述的《澳门宪报》创刊时间，也是有疑问的；除了《消息报》之外，《澳门宪报》的出版时间也早于《蜜蜂华报》。
一般认为《澳门宪报》的创刊时间是1838年，而在《澳门编年史》中，与《澳门宪报》相关的记载有：“（1816年1月8日）标题为《澳门帝汶省公报》的官报再次发行，内容有很大的变化。报纸出版了很长时间。”“（1828年1月7日）《政府公报》即日起更名为《殖民地澳门官报》。”“（1836年12月7日）法令宣布《政府公报》由政府秘书负责编纂。”“（1838年9月5日）《澳门帝汶索洛省政府公报》开始出版发行，仅出版5期，1839年1月9日停办。……（1839年1月8日）《澳门帝汶索洛省政府公报》停止出版。该公报一直是在威尔·威廉姆斯在澳门办的印刷厂印的。停印5期后，公报于次年再次出版。”[7]按照这一记载，有关《澳门宪报》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816年。
因此，汤开建指出：“澳门政府公报创办的时间不是1838年或1839年，而应在1816年之前。如施说不误，更可证明，1822年创办的《蜜蜂华报》不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8]汤开建还进一步以四方史料对证：（1）施白蒂所著的《澳门编年史》中的相关记载；（2）《中国丛报》（英文外报，1932-1951）中关于《澳门政府宪报》的记载；（3）现存的第一份政府公报报纸原件［注明为第一簿（Vol.1）第一号（No.1）、报题为《澳门政府宪报》、日期为1838年9月12日星期三的报纸］；（4）葡萄牙历史学家徐萨斯（1863—1927）于1902年出版的澳门史专著《历史上的澳门》。
通过对比多个史料，汤开建指出：虽然《澳门编年史》中有“1838年9月5日《澳门帝汶索洛省政府公报》开始出版发行”的提法，但1838年不可能出现“澳门帝汶索洛省公报”名，疑为施白蒂的误记。因为1844年帝汶、索洛才从印度政府分离划归澳门，1846年以后澳门政府公报更名为《澳门帝汶索洛省宪报》；之后，帝汶和索洛多次短暂脱离澳门，因葡萄牙重组海外省，澳门政府公报报名亦多次更改。由此可以肯定：过往新闻史中“1838年9月12日出版的《澳门宪报》”，只是停刊后再次创办的澳门政府官报。
至此，澳门报纸的开端这一公案虽未尘埃落定，但已日益清晰。汤开建根据文德泉神父所著的《澳门报刊的起源》中“（澳门）真正的报刊业其实是在19世纪才在外国影响下兴起，澳门，这个葡萄牙所属城市在1817年时，就有了头几份报纸”[9]的说法提出：圣若瑟修道院的《消息报》和澳门政府公报《澳门宪报》恐怕就属于这“头几份报纸”了。[10]
国内新闻史学界对澳门第一份报纸的误判，史料不足与语言障碍应是重要原因；同时，《蜜蜂华报》之前的澳门早期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大约也是一个原因。如在修道院编辑印发的《消息报》，其创办地圣若瑟修道院，1728年由耶稣会士建立，历史上培养过许多赴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传教士，1800年曾被授予“皇家修道院”的荣誉。但现存有关《消息报》的史料却非常有限，从仅有的对其内容的简单描述看，这张报纸很可能主要在修道院体系内传播，因此不被一般大众了解。
而据施白蒂考证，《澳门宪报》早期内容全部是官方文件，到1858年后内容才有所增加，除刊登官方文件，还可刊登一部分社会消息。据汤开建考证，在《澳门宪报》上刊登中文始于1850年；1857-1872年又完全停止中文翻译；1872-1879年间，中文消息的翻译数量极少；1879年，澳督正式发布“自今以后，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11]；但直到1911年，发表的葡文文章仅全译目录，而正文只是部分翻译发表。《澳门宪报》使用语言的历史状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社会影响力的局限性。
比较而言，《蜜蜂华报》虽为葡文周报，存在时间不过一年零三个月，但它与澳门立宪运动伴生的特殊身份，与葡萄牙本土革命的呼应，令其因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而被铭记；同时，它也是早期报刊中存留较好的——《蜜蜂华报》一共出版了67期，1994年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重印该报，经全力搜罗，最终印本仅差一期（1823年3月20日）报纸中的4页——为后世追踪和研究提供了便利[12]，并促生了新闻史上将《蜜蜂华报》作为澳门报纸的开端的看法；此外，也是最重要的，虽然已有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蜜蜂华报》并不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但《蜜蜂华报》相较于在修道院体系内传播的《消息报》、作为政府公报的《澳门宪报》来说，具有更鲜明的现代报刊特征（或者说现代性），其出现本身仍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