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联盟：辐射全球华人的《知新报》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宣扬社会改良思想的《知新报》，酝酿创刊于1896年秋冬至1897年春季，作为创刊者之一的梁启超曾解释称：选址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依托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为《时务报》不敢言者”[63]。中国近代史学者程美宝、胡雪莲在其研究中揭示，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的结盟，是《知新报》诞生并成为辐射全球华人的中国现代报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澳葡当局的政治庇护不会自动落到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澳门没有立锥之地的外来知识分子身上，以何廷光为代表的澳门华人绅商起到了重要中介作用；其次，《知新报》的开办，是何廷光代表的澳门华人经济势力与康有为代表的内地激进知识分子完美组合的结果；最后，澳门华商何廷光出资开办《知新报》，不仅是一项爱国义举，在当时也是一门获利在望、值得投资的生意。[64]这三个方面，为我们更完整地呈现了《知新报》在19世纪末澳门出现的生存之道。
一、澳门华商助力维新派
梁启超在澳门参与商讨《知新报》创办期间，写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的书信中谈到对澳门华人政治势力的倚赖：“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具西籍者。）”[65]其中，何姓子爵即为何廷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澳葡当局对澳门内部的管理越来越倚重华人绅商。一方面，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并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后，澳门作为外国商人等待进口贸易落脚点的地位被取代，居澳葡人越来越贫穷，澳葡当局不得不转而扶持并倚赖有财力的华人绅商；另一方面，由于华人人口增多且多数人不懂葡文，与葡萄牙当局之间存在隔阂，在社会建设与管理方面澳葡当局也不得不倚赖华人绅商。与此同时，华人绅商通过投资慈善事业，赢得了华人的尊重。因此，华人绅商得以在葡萄牙当局与下层华人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
何廷光，本名连旺，字穗田，生卒年不详，原籍为广东顺德，少时以“何廷光”之名加入葡萄牙籍，成名后又以“何仲殷”之名在清廷捐官，而澳门的葡萄牙人多称之“亚旺”。[66]何廷光的父亲何桂，于19世纪迁来澳门经营闱姓、番摊等赌博生意，积累了万贯家财。到19世纪80年代，他同商人陈六共同承揽着澳门煮鸦片烟的专营权。何廷光家族在澳门发迹的历程，正是19世纪澳门华人精英崛起的缩影。[67]
何廷光平素热心捐资赈灾，深得澳葡当局认可。1889年，中国北方遇灾，澳门总督任命的3位赈灾襄理中有2位华人，其中一位就是何廷光，另一位是承充澳门赌博生意的卢九[68]（见图4-5）。澳门总督在任命公告中称赞他们“素以乐善为怀，存心仁爱”[69]。1895年，澳门本地发生严重瘟疫，何廷光与卢九再次联袂出资，在湾仔石角嘴设立镜湖医院分局，专门收治染疫的华人病患：“澳中华绅卢卓之、何穗田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择得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关分厂海旁旷区，建成大厂，分作两层，约容数百人之广”[70]“该厂绅董何卢两商既捐赀财又复不惮劳苦，按日赴厂指点，故人人不敢偷安”[71]。镜湖医院湾仔分局的设立，使“澳门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72]。1899年，澳门华人绅商设立“专行善举”的嘉善堂，向澳门华人贫民“送药剂丸散，赠医宣讲，送善书”，何廷光名列嘉善堂的36名值事之一。[73]
图4-5 卢九
何廷光经商致富后屡屡不惜巨资兴办慈善事业，既惠泽贫病交加的下层华人，也为澳葡当局排忧解难，他在澳门政局与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由此得到迅速提升。1884年，何廷光获澳葡当局颁授的“基利斯督宝星”。1891年，俄国皇太子打算访问澳门，澳督邀众富商办公会、捐银两以备迎接，何廷光被任命为庆礼委员会副主席，居华人之首。1894年，澳萄当局为防止瘟疫入境，设立华人洁净委员会，何廷光被任命为会长。同时，他还是澳门理商局三位华人成员之一，参与管理澳门商业。[74]澳葡当局一面授予何廷光荣誉和权柄，一面倚赖他聚合华人绅商力量，通过捐资、管理华人社会等方式为当局效力。
学者胡雪莲指出：正因为何廷光在澳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他能为《知新报》立足澳门提供政治保障。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虽可为《知新报》提供激进的思想和文字，但他们此前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区，在澳门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根本不可能为这份报纸支撑起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只有同何廷光等当地富商结盟，依靠他们在澳门政局中的重要地位，才能使澳葡当局有意无意的政治庇护落实到《知新报》。也因为有这层保护，在1898年9月北京发生戊戌政变、《知新报》经理人之一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的凶险关头，《知新报》仍然能继续刊发《论中国政变并无过激》《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论政变后可疑之事》《废立要闻汇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而免遭清廷迫害。澳门华商何廷光正是康、梁等人激进政治主张与澳门特殊政治环境的联结点。[75]
何廷光与康、梁等人的相识、相交，是《知新报》诞生的契机。而这一契机出现的背景是澳门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家族与经济联系密切。何廷光出生在广东顺德，他在澳门经营的缫丝业所需原料生丝就来自他的家乡，这些原料在澳门的缫丝厂加工后远销外洋。[76]尽管何廷光年少时就已加入葡萄牙籍，但他与其他广东人一样重视在清朝体制内科举仕进、光宗耀祖的传统使命。何廷光经商发达后，出钱捐得广西候补道员的功名。1894年，何廷光三子何云章考中秀才，何廷光不仅在澳门大摆筵席三日，宴请嘉宾族党，还安排儿子在春节“荣归顺德县原籍行谒祖礼”。[77]敬慕功名的心理，使何廷光乐于结交来自广东腹地的文人士子，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1896年秋，因开办强学会而名震京城的康有为游历到澳门，何廷光经人介绍，立即与他结为知交。康有为急需支撑实现政治理想的财力，而何廷光渴慕康有为在广东乃至京城的政治影响力，两人一拍即合，议定创办《知新报》。
二、澳门华人经济势力与内地激进知识分子的完美结合
《知新报》创办时的两个经理人，分别由何廷光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担任，这集中体现了何廷光代表的澳门华人经济势力与康有为代表的内地激进知识分子组合的人事格局。当时何廷光虽属“澳门第一等之大绅，拥有天不及其高，地不及其大”[78]的能耐，但终究只是一介商人，不具备办报所需的知识资源。他与康、梁等内地知识分子联合，就使《知新报》问世之时聚合了一批能够提供新锐内容而且费用低廉的文字作者——梁启超曾写信告诉汪康年，“此间（指澳门），一切皆省于上海，翻译人乃自行报效，领薪水极薄，主笔亦不必从丰”[79]。
《知新报》问世后仅一个月，就建立了较完善的海内外营销网络，这得益于《时务报》的营销网络与澳门的商业网络协作，建构起面向海内外华人的传播网络。从1897年3月初出版的《知新报》第3册刊登的“本馆代派报处”和“挂号处”目录看，它的营销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包括澳门、香港、广州在内的广东珠三角地区，有书坊、纸店、报馆、药店、鞋店、皮店、面店等，各式各样的代销或代订《知新报》的店铺共29家，分布最为密集；二是外洋各埠，有“旧金山广丰泰、安南（越南）源盛德、庇能（槟榔屿）祯祥、鸟丝纶（新西兰）广盛荣、雪梨（悉尼）新金泰”等代销点，分别是出洋华侨在美国、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开设的商号；三是广东以外的中国各地，除广西梧州、桂林两地有《知新报》自己的代销点外，其他地方均完全借用上海《时务报》的代派报处。
胡雪莲指出：《知新报》的前两类代销代订点组成的营销网络，正是19世纪最后十年作为澳门经济支柱的土货贸易的营销网。由于香港、江门和雷州半岛等先后被迫开放贸易的澳门近邻都征收低于澳门的商品税费，澳门的洋货贸易迅速衰落，但把珠三角与出洋华侨联结起来、为出洋华侨提供故乡日常消费品——丝、茶、糖、花生油等的土货贸易却不断增长。[80]何廷光原本在澳门经营丝、茶加工生意，他投资开办《知新报》，借助土货贸易网络销售报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知新报》在国内其他省份的营销，通过借用上海《时务报》的销售网，不仅分享了当时已声名鹊起的《时务报》声誉，而且可以获得《时务报》创办人黄遵宪[81]等高官的荫蔽，倚仗康有为及其门徒在北方获得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
因此，《知新报》开办不久即风靡海内外，直隶、安徽、两湖、江浙、山西、广西、贵州等地均有官员或学者要求下属、学生购阅。[82]由于销量迅猛增加，《知新报》自1897年5月出版的第20册开始，改最初的5日一刊为10日一刊，篇幅增加一倍[83]；1898年春节之后，则只接受整年订阅，不再接受零购。[84]《知新报》和上海《时务报》一样“洛阳纸贵”起来。[85]
三、“爱国义举”与“值得投资的生意”
作为入了葡萄牙籍、身居澳门的商人，何廷光等人为何会有兴趣出资开办这样一份针对清朝政治的《知新报》呢？程美宝、胡雪莲等在研究中发现：在康有为及其门徒的直接描述当中，何廷光等人办报是纯粹的爱国义举，但分析其中细节却有值得重新考量的地方。他们出于六个方面的理由认为何廷光投资《知新报》，不仅是一项爱国义举，在当时也是一门获利在望、值得投资的生意。
康有为在回忆《知新报》缘起时写道：“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至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86]；梁启超在宣传《知新报》创办机缘时写道：“濠镜海隅，通商最早。东西孔道，起点于斯。二三豪俊，继倡此举（指办报之举）。”[87]这些文字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以何廷光为首的澳门华人绅商，完全是出于侠义心肠和爱国诉求，慨然斥资开办了鼓吹新知、力主变法的《知新报》。然而这些文字并未透露何、康二人在澳门商议办报的细节，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考究的：
第一，何廷光的身份是生意人，他虽然因为热心慈善事业而赢得了澳葡当局的倚重和澳门华人的尊重，但并不是一位专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义士。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开办的《镜海丛报》，曾因发表不利于何廷光的言论而被何廷光控告，遂于1894年秋多次发文揭露何廷光为人狡诈，说他“交通官府，营求请托，晨夕弗遑，惟颇畏清议”“内藉丰产，外贡嘉谀，贪吏艳其财而与游，愚民震其名而相避”[88]。尽管这是《镜海丛报》的一面之词，但何廷光逐利轻义、交通官府的痕迹确有不少。胡雪莲举例说，何廷光曾在1895年2月间联合其他掌握澳门丝业的富商，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元作为预防偷窃的押金，而当时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也不过是7-10元。面对工人罢工激烈抵抗的局面，他们一面争取到澳葡当局华政衙门撑腰，一面登报威胁工人不要“自绝其养生之路”[89]。1895年6月上旬，《镜海丛报》曾刊登一则消息：有个浑身是血的黑人直登澳门宜安公司楼上，寻找何连旺、卢九二人，声称二人用钱买凶、自己被拦路殴击，后被警察带走问话。何、卢两富商“随造督辕禀陈”，次日该黑人被传讯时“竟茫然不能置答”，而何、卢二人又代他求情，“令赴港寻事，勿得留澳”，此事不了了之。[90]这些琐闻说明，何廷光对于花钱结交达官贵人与文人士子，进而赢得政治庇护，最终取得更大经济收益的套路并不陌生。
第二，《镜海丛报》的示范作用最早激发起何廷光等人的办报念头。由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创办于1893年7月的《镜海丛报》中文版，对澳门华人绅商相当不客气。1894年秋，何廷光之子何云章考中秀才，《镜海丛报》以“谋秀才”“未发号之前，风声播露”等文字指其功名来路不正，讥讽何廷光“以此等秀才为至尊至荣，固甚宝贵而爱惜也”；又揭露何廷光对他自己家族内部失和负有责任。何廷光延聘律师控告《镜海丛报》“诬谤”[91]。同期，《镜海丛报》遭遇匿名信恐吓，因怀疑是何廷光挟恨报复，所以反过来控告何廷光，导致何廷光被官差拘捕询讯。《镜海丛报》接连刊文挖苦何廷光“遍派华人”[92]。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使何廷光初次见识了报纸的舆论威力，以至于立志自创一报予以反击。《镜海丛报》揶揄何廷光：“又闻有人愤报之多口，拟延某状师出名，自创成日报一间，运机器到澳，计时开办，隔日一张，贱收其费，以泄其愤。本报甚喜其速开且望其长久。”[93]不过后来《镜海丛报》对1895年5月何廷光解囊赈济澳门瘟疫的举动大加旌扬，该报与何廷光之间的怨怼应当大为缓解。《知新报》创办之时，《镜海丛报》中文版已经停刊，因此，何廷光虽与《镜海丛报》有一段恩怨，但此举并非“为逞当年意气”，而有更加理智的利益权衡。
第三，胡雪莲在研究中重新厘清《知新报》经营的主导权，即1896年何、康二人开办《知新报》，是以何廷光等澳门商人为主导的。由于《知新报》问世后一直以宣扬维新派政治观点为己任，在思想文字方面也确实是由康氏门人把持，而后世研究者又乐于突出强调这一点，所以给人造成了《知新报》的开办是由康、梁等人主导，澳门商人只是慷慨出资相助的印象。但是，有诸多迹象表明，何廷光才是开办《知新报》的积极动议者。梁启超在写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的书信中谈到即将从老家新会启程赴澳门商议办报时说：“澳门顷新开一报馆……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到澳，亦数日即返。”此时康有为已在澳门与何廷光商谈，坚决邀请梁启超去澳门的，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而是素不相识的何廷光，由此可见在这场“商议”当中何廷光绝不是居于被动地位的。梁启超抵达澳门后，又向汪康年解释自己不得不兼任《知新报》主笔的原因：“此事（指澳门办报一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指何廷光等‘澳人’）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甚多也。”[94]这句话清楚地说明是康、梁助“澳人”办报，而非“澳人”助康、梁办报。而“澳人”身为商人，对办报如此积极主动，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1896年秋，澳门商人何廷光与康有为见面晤谈，当时不仅商议合办《知新报》，还商议招募华人移民巴西一事。历史学者茅海建经考证认为，由于清政府此前禁止巴西招募华工，此时又有意与巴西使节商谈此事，何廷光获知消息后极有兴趣，着手雇船招工，并请康有为北上疏通关系，希望促成此事。历史上，澳门曾长期充当苦力贩运中心，许多商人从中大发利市。康有为曾称“吾港澳商咸乐于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事”，更使人感到其中的商业操作和巨大利润。[95]因此，程美宝等学者提出：何廷光与康有为共商移民巴西的同时，又谋划开办《知新报》，应当不会忽略其中明显可期待的利益——倚仗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办一份言论比《时务报》更加大胆的“时务报”，是一门获利在望、值得投资的生意。
第五，何廷光等澳门华商与康有为商议合办《知新报》的时间，正是《时务报》刚刚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关注和商业收益之时。1896年8月，初次面世的上海《时务报》风靡一时。初创时，每一期所刊载的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96]的文章，令《时务报》声名鹊起，使“时务报”“梁启超”“新思想”成为三个极具商业价值的元素。身为商人的何廷光，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与康、梁商议办报时，最初打算把这三个元素完全复制过来，即以“广时务报”为报名，请梁启超任主笔，利用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在“新思想”方面走得更远。这些想法引起《时务报》主办者的不满：他们不同意澳门方面以“广时务报”为名，不愿意因澳门报纸放言政治把《时务报》拖下水，更不许梁启超留在澳门兼任主笔，要求梁启超必须坐镇上海。因澳门办报引发的争执，导致《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和主笔梁启超失和。[97]最后，梁启超让步，返回上海，报纸改名为《知新报》。筹议中的《知新报》与上海《时务报》之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隐藏在康、梁背后的主要投资者何廷光的商业考虑。
第六，有史实可以佐证《知新报》确实给何廷光等澳门投资商带来了利润。梁启超应何廷光之邀到澳门商议创办《知新报》时，为倚靠上海《时务报》的发行网络，曾写信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告知在澳门办报成本低于上海，如果新报纸每期销3000份就可以支撑下去。后来《知新报》风靡海内外，到1898年春节只接受订阅、不接受零购，其销量必定远远超出梁启超预期的3000份，才能摆出如此高的姿态，因而其经营状况也必定远远超出“即可支持”的程度。此外，澳门《镜海丛报》中文版的价格亦可作为参照。该报主要刊载中外、省港与本澳新闻及其评论，内容丰富，极少广告，每周一期，除创刊号外每期6页。1893年初创时订阅价格为每月5毫[98]。由于销量很好，从1894年9月26日起，公告价格降为每月3毫，平均每页价格约为0.117毫，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895年底现存的最后一期中文版《镜海丛报》。一年多后创刊的《知新报》开始5日一期，每期8页，订阅价格每月5毫，以后虽然改为10日一刊，但篇幅增加一倍、报价维持不变，平均每页价格0.104毫。两相比较，价格差别不大。《镜海丛报》作为商办报纸不可能长期亏损经营，而且其主笔王真庆还曾提议把价格降到低于每月3毫，[99]由此可以推知，《镜海丛报》每月3毫的价格下降后还有盈利的空间，而《知新报》以与《镜海丛报》相差无几的价格出售，且销量甚巨，显然是有利可图的。
分析何廷光等澳门商人斥资开办《知新报》的动机和过程，可以看到澳门华人绅商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单纯的出资者，而且是办报的倡议者和主导者。受澳门本地已持续70多年的办报历史启发，他们意识到近代报刊的舆论价值必将带来商业价值，因而积极动议创办了这份报纸。在《知新报》运营过程中，由于它不像内地的《时务报》那样有官员和名流的捐款可收，而是完全向商人募股集资开办[100]，所以采用澳商熟悉的纯粹的商业运营方式。在这种纯商业运营方式中，它所刊发的维新变法思想、家庭与社会改革主张、京师与各省新闻、各国各洲新闻、农工商矿各事及格致，既是知识与信息，又是可以赚取商业利润的商品。
胡雪莲指出，商人的逐利目标直接决定了该报作为商品的性质。何廷光等澳门绅商“力任报事”，虽然在客观上促成了一份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值得时人与后人称道的《知新报》问世，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君主立宪思潮中的一面精神旗帜，但他们当时的出发点，应是“好利”多于“好义”。《知新报》并不是一份仅为政治宣传而办的报纸，而是重商之地澳门的商人利益和广东边缘知识分子[101]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产物。以何廷光等澳门绅商为切入点，还可更加深刻地理解《知新报》的诞生极大程度上得益于澳门特殊的地缘政治与人际网络，生存在夹缝当中的华人绅商凭借自身经济实力赢得了澳葡当局的倚重。[102]
在《知新报》创刊与传播的背后，是澳门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的血肉联系，以及由此辐射出去的与京城和其他省份的政治、文化联系，与南洋和美洲的商业、家族联系。作为澳门华人之首的何廷光，就是这种种联系当中激进政治思想与澳门特殊环境、内地知识分子与澳门华资势力、海内与海外华人世界的联结点。《知新报》作为澳门华商旨在盈利的商品这一面，并不损害它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进步意义，相反更好地揭示出它是应时而生的杰作——《知新报》酝酿的时间点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强烈危机，这深深刺激着国人为救亡图存探寻道路。何廷光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苦求救亡之路的心理需求中蕴藏着的商机，利用自己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的同乡关系，创办一份满足读者需求的报纸，并合双方之力将该报向海内外华人传播，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103]
程美宝、胡雪莲等学者指出：是无数如饥似渴的华人读者，支撑起澳门商办报纸《知新报》畅销海内外的辉煌，何廷光等澳门华人绅商只是因时应势，充分运用包括澳门在内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特有的政治、地缘、人缘环境，为这些读者及时传送出一份提供救亡图存新路径的报纸；而何廷光等澳商赋予《知新报》时代性和商业性的同时，也为其在商业意义减弱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戊戌政变后，清廷于1900年2月14日颁布上谕，查禁康党所设报馆，并断言他们“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严令各省督抚“惩办”购阅康党报纸的读者。[104]这一谕旨击中了《知新报》主要行销于海内外华人群体的要害，加上此时主要投资者何廷光在澳门的社会地位随他在生意上的失利转入颓势，《知新报》于1901年1月20日出至第133册后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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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M］.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247.
[41] 王文达.澳门掌故［M］.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225-227.
[42] 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8.
[43] 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8.
[44] 柯尔乐.1892到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M］//莫世祥，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41.
[45] 飞南第.创办《镜海丛报》条例利益布启［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2.
[46]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44.
[47] 贺璧理.光绪十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M］//莫世祥，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137.
[48] 胡雪莲.整合“澳门人”：《镜海丛报》中文版的地方意识［J］.学术研究，2012（7）：124.
[49] 飞南第.创办《镜海丛报》条例利益布启［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2.
[50] 飞南第.创办《镜海丛报》条例利益布启［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2.
[51] 澳中锁案［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4.
[52] 录登报册［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75.
[53] 澳地后盛论［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57-258.
[54] 即事陈言［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341.
[55] 论国课官［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323.
[56] 闲论［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389.
[57] 铁石人语［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89.
[58] 晓述［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91.
[59] 改论［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31.
[60] 本报告白［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3.
[61] 本报告白［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3.
[62] 闲论［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389.
[63]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6.
[64]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3-254.
[65]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6.历史学者茅海建在《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一文中，猜测梁启超所称“曹姓伯爵”似指“曹有”，胡雪莲则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指曾资助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澳门华商曹子基，因为史料显示何廷光与曹子基早有合作关系，二人同为其祥纱厂代理人，又曾联名登报盛赞孙中山的医术，而没有见到何廷光与曹有合作的史料。而且《澳门宪报》1896年12月26日刊有消息表明曹有已于近期去世，此前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与何廷光商议办报的时间，曹有临去世前还和他们共商办报的可能性不大。参见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7.
[66] 声告［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3.
[67]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4.
[68] 原名卢华绍，广东新会人，字育诺，号焯之。因其小名卢耇，故亦称卢九。他被誉为澳门第一代“赌王”。
[69] 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172.
[70] 善则旌之［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32.
[71] 办理妥善［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43.
[72] 柯尔乐.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M］//莫世祥，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64.
[73] 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304.
[74] 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119、188、233、236.
[75]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40.
[76] 1887年拱北海关报告中描述：“（澳门）丝皆产自顺德。此地丝厂广布，多集中于西江左岸村落。然运抵澳门者，皆为生丝及大量之蚕茧，供缫丝用。”柯尔乐.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M］//莫世祥，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126.
[77] 荣归谒祖［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41.
[78] 声告［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30.
[79]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6.
[80] 柯尔乐.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M］//莫世祥，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46-56.
[81] 黄遵宪（1848-1905），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1877年任驻日参赞官，1882年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90年任驻英二等参赞，后调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底，他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82] 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M］//知新报：第42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511.
[83] 本馆告曰［M］//知新报：第21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68.
[84] 重订明年售报单程［M］//知新报：第41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507.
[85]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44-246.
[8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32.
[87] 梁启超.知新报叙例［M］//知新报：第1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3.
[88] 声告［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9-30.
[89] 丝工暂停［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147.
[90] 狂人可怜［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43.
[91] 声告［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4.
[92] 来稿照登［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8.
[93] 控冤创报［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8.
[94]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5、1846.
[95] 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J］.史林，2007（5）：11-12.
[96] 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证［J］.安徽史学，2006（1）：15-24.
[97] 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证［J］.安徽史学，2006（1）：15-24.
[98] 清代计量单位，《光绪会计表》中载有：两、钱、分、毫、厘、丝、忽、微、签。
[99] 本报告白［M］//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23.
[100] 本馆告白［M］//知新报：第1册.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8.
[101] 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当代大转型［N］.南方都市报，2009-12-03.
[102]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1-252.
[103] 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3.
[104]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