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的书报翻译
1839-1840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翻译外文报刊，并以《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刊》为名。澳门传媒史上的这段特殊历史说明：（1）外文报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澳门西方人生活圈，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报刊上刊登有与社会时事密切相关的丰富信息，所以被林则徐看中并作为了解“夷情”的重要管道。（2）林则徐不仅将译报的内容抄录给邓廷桢等禁烟同僚传阅，还选择部分附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说明清朝政府已经知道西方人在中国办报，但并没有直接干涉报刊出版。林则徐的译报冠以“澳门”统称，而实际上所翻译的几种外报大都在广州创办（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林则徐对这一情况是否知晓）——这意味着当时对西方人在华出版报刊这一既成事实的某种默许，同时又隐晦地将豁免权圈定在澳门，印证了澳门作为中国近代报刊避难所和发祥地的独特地位。（3）林则徐译报标志着中国政治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从利玛窦等译介的天文历法、数学，转向经世致用的现实需求。在新一轮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中国人比以往具有更强的主导性和主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则徐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一、对林则徐译报的研究考订
史料记载，1839年3月9日，林则徐抵达广州，译报工作从3月中旬就开始了。研究者经常引用1841年4月林则徐离开广州前给奕山的信来解释其译报的初衷：“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印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亦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35]这段林则徐的追述，明确说明他组织译报，请人翻译“本不与华人阅看”、一般华人也看不懂的夷人“新闻纸”，目的是“侦探夷情虚实”“制驭准备之方”。
尹文娟在《林则徐组织译书译报活动的几点考订》中指出：“林将报刊译稿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是指所采用的外刊均在澳门出版，这一点林则徐在给奕山的信中已有交代。但实际上，根据报学史（资料的）记载，澳门当时并没有出版过任何英文报刊。不过，在林则徐禁烟和整顿海防期间，原先在广州刊行的三种英文报刊——《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广州新闻》均于1839年初迁到澳门。”[36]文章引证“当时澳门没有出版过英文报刊”，其史料依据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1822-1911》[37]。
笔者认为，潘贤模在《中国现代化报业初创时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和澳门的报刊，其实很难硬性分开”“时而广州，时而澳门”——应是当时报刊比较真实的生存状态，“在洋人眼中，广州与澳门，几乎合二为一。在他们看来，澳门近似广州的郊区”[38]。因此，《澳门新闻纸》以“澳门”命名的主要原因，未必在于澳门是报纸的购买地，林则徐在给奕山的信中说“辗转购得”，也不能说明报纸一定是在澳门购买。之所以用“澳门”冠名，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澳门有外报”更符合清朝对外夷管理的现实法律制度。
史料记载：1835年，福建查获西方人传教的中文书籍，两广总督邓廷桢奉命追寻线索，拿获提供底本的夷商一人以及粤籍刻印工人屈亚熙，另外两名刻印工人梁亚发、屈亚昂逃脱。因洋商辩称此书是“携至澳门刻板，并非内地编造”，未予刑罚，仅对屈亚熙一人处以杖徒之刑[39]。对于这一处理结果，道光帝览奏后亦未提出异议[40]，可见不干涉来华西方人在澳门的出版活动是清廷的一贯态度。
作为朝廷大员，林则徐为什么甫抵广州就想到翻译外报“侦探夷情”，并能迅速找到翻译人才“密为译出”？有三种解释：第一，与林则徐注重调查研究的行事风格有关。林则徐在京受命之后，就已选派旧部马辰和彭凤池先行“赴海口代访夷情”“就近代查鸦片根株”[41]；第二，林则徐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曾任职“翻书房行走”，这是清廷专门设立的在宫中进行满汉文翻译的机构，他曾经学习满文，有直接接触和参与翻译的经历；第三，林则徐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拜访了长期从事海防文献研究的越秀书院院监、学海堂堂长、海防书局总纂梁廷枏（简体字为“楠”）。
苏艳在《林则徐的“夷情”探查与翻译赞助活动》一文中提出：梁廷枏的建议，是林则徐设置译馆的原因——“清朝闭关锁国，译者地位卑下，从事汉外互译的通事更有奸细之嫌。林则徐抵达广州的第二天便拜访了著名学者梁廷枏，请教海防和战守事宜，梁精通英文与夷务，将多年积累的‘夷务’资料送与林则徐，并建议他组织人员搜集和翻译外文资料。林则徐接受其建议，打破天朝‘禁区’‘通番’之嫌，亲自向外国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编辑等咨询洋事。”[42]不过，梁廷枏本人所著《夷氛闻记》中对他与林则徐相识相见的记载，与苏艳的分析并不完全相符：
林公前官苏抚，得士心，江苏郭桂船庶常，书院中所最赏识者。豫厚菴堃来榷粤市，聘就幕中。会予应聘总修粤海关志，署牍录发出其手。林公未度岭关，以役迎诸赣州，郭亦附书以迓。知予先在海防书局，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砲械，皆有录存图绘。于是谆嘱予摘其切要有关海事，畅为图说，为羔雁献。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见予所著书，谬承奖借。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郭献之。
（林则徐抵达广州时，梁廷枏）方由越华书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43]
从这段回忆看：林则徐任职杭嘉湖道时，就曾与梁廷枏间接交往，梁廷枏还通过郭桂船为林则徐提供过资料，因此才有林则徐初到广州两人见面的因缘际会。这段回忆并没有提到梁廷枏向林则徐建议译报之事。不过，两人见面“谈极畅”的过程中，梁廷枏谈起译报，或者林则徐受到启发获得了解“夷情”的各种方法，都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对“夷情”非比寻常的关注，才是促使他组织译报的根本原因。
二、禁烟：林则徐组织书报翻译的历史背景
通常，舆论主要关注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之事。史学界有一种看法：林则徐到广州后改变与道光皇帝当初拟定的“重治吸食”战略，转向针对夷商、严厉搜缴鸦片，从而引来战争祸端，是林则徐遭到贬斥的原因。但笔者在梳理史实的过程中发现：与以往禁烟“重内略外”不同，林则徐南下，一开始就把目标确定为处理海关问题，道光皇帝的谕旨写明：“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查办海口”是因为鸦片“锢弊日久，恐一时未能尽行破除，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44]禁烟只是具体措施，林则徐南下的实质是代表朝廷处理海关问题。因此，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外国商人，原本就是林则徐将要面对的主要管治对象。
西方人对华鸦片贸易始于18世纪初，最早向中国贩运鸦片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从1729年至1772年独自垄断对华鸦片贸易，坚持任何他国商人在澳门经营鸦片贸易只能由葡萄牙商人代理、通过葡萄牙商船转运。到18世纪中叶，澳门已成为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集散地。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专卖权，与葡萄牙展开鸦片贸易竞争。179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商船转移到黄埔港明目张胆地进行鸦片交易，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796年，嘉庆即位后数度降谕，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宣布停止广州的鸦片贸易，转回澳门暗中交易。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后，采取强力措施禁烟：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树，将徇私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十三行总商伍敦元革职；审理上报的6宗大烟案（其中澳门5宗）；封锁黄埔和澳门两大关口。英国鸦片商人不得不放弃澳门，转向伶仃洋交易。[45]
1834年，东印度公司结束长达233年的对华贸易垄断，向英国私商全面开放鸦片贸易，出现鸦片走私疯狂的局面——“鸦片走私又像1821年以前那样在广州水道上出现，所不同的只是此时在数量上已超过以往六倍”[46]。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这些私人企业干得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47]另据马士统计，1834-1839年的八年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多达81922箱。[48]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指鸦片的危害，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道光帝令各省督抚对黄爵滋的建议各抒己见，妥议具奏。对于禁烟，朝廷内部出现弛禁两派。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支持禁烟，他在奏折中表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49]并尖锐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50]林则徐的上书触动了道光皇帝，他立即被召进京，并授命钦差大臣，驰赴广东禁烟。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南下禁烟非常重视，林则徐1938年12月31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奉旨进京后，道光帝连续召见林则徐8次。1939年1月8日（农历十一月十八），道光皇帝又特下诏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地方大员，一定要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全力支持配合林则徐禁烟，“不可存观望之见，尤不可有推委之心”“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51]。这道谕旨为林则徐疏通了内部人事关系，使其能全力放手开展禁烟工作。
1839年3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林则徐抵达广州，立即开始调查研究鸦片走私情况。1839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四），抵达广州的第九天，林则徐即以钦差大臣名义连发了两道谕令——《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勒令洋商上缴鸦片：
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断之理。[52]
从上述一系列史实中可见“查禁夷商”正是林则徐作为钦差的主要使命。道光皇帝之所以对禁烟如此重视：一是因为烟贩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多。而清政府内部吏治不严是重要原因，长期鸦片贸易导致贪官与鸦片商内外勾结，形成了贪官与鸦片商利益共享的局面；二是因为在反对严禁的呼声中，有一项重要理由令道光皇帝犹豫不决——禁烟可能“启边衅”。不过，道光皇帝迫切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鸦片带来的财政危机，因此最终起用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
而禁烟可能遭到“启边衅”之责，也是林则徐最为担心的地方：“侍戌冬在京被命……维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常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53]“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54]
可见，道光帝期望林则徐能够一举杜绝鸦片来源，不仅授以兵权，并且承诺不会牵制禁烟行为，但更多是寄望于以军威震慑外夷，对禁烟将会引起的战争并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林则徐才三番五次上书奏请“敕下沿海严防”。林则徐意识到禁烟将会引起外夷反弹，预料将面临“启边衅”之责，因此密切关注夷人动态，希望能早有防备。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让林则徐分外关注夷情，译报由此诞生。
三、《澳门新闻纸》与《澳门月报》
《澳门新闻纸》的编译时间，起于1839年3月，迄于1840年11月，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编译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印度出产鸦片及贩运到中国来的情况；关于英、美鸦片贩子如何贿赂清朝官员、使之私自放行的记载；关于清政府的禁烟措施及鸦片被收缴的情况；对林则徐的禁烟行动的评论；英国鸦片贩子与商务监督义律讨论如何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的记载；各国鸦片贩子要求英、法、美政府出兵，向中国政府示威的叫嚣；英国等各国报刊上干涉中国禁烟的正义行动、鼓吹发动侵华战争的言论；关于沙俄迅速向南扩张并威胁中国西部边疆的动向，等等。
现存《澳门新闻纸》译稿抄本六册，仅是当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部分新闻译稿。第一册最早一条新闻为1839年“七月十六日澳门新闻纸（即中国五月二十五日）”，第六册最末一条新闻为1840年“澳门十一月初七日新闻纸（即中国十月十七日）”。《澳门新闻纸》共计收录新闻译稿171条，主要译自当年英国人所办的《广州周报》（逢星期六出版），其次是《广州纪事报》（逢星期二出版）。这两家英文周报，原来均在广州出版，1839年5月迁到澳门。还有少数新闻译自《新加坡自由报》（逢星期四出版）以及孟买新闻纸、孟阿拉新闻纸、兰顿（伦敦）新闻纸，包括这些新闻纸转载的加尔吉打新闻纸、澳大利亚腮呢（雪梨）新闻纸刊载的消息及报道。译报为林则徐及时和确切地掌握“夷情动态”，起到“忽穴一牖”“辟开一径”的作用。
林则徐根据《澳门新闻纸》的零散材料，按专题分别整理加工，汇辑成《澳门月报》，其内容分别为：外国（主要是英、美、印度、孟加拉、沙俄、阿富汗等国）地理、历史等情况介绍；各国舆论对中国禁烟运动的反映，外国报刊对中国社会状况以及茶叶贸易、兵事等的评论。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中收入了《论中国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闻纸》《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篇章。[55]
现存的《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让我们能够还原林则徐当年获知的信息，其中有：
（1）英国政府纵容和支持对华鸦片贸易及其所获利益的情况。如《澳门月报》第三辑《论禁烟》介绍：“鸦片乃印度各官养成后，又得到（英国）巴匣满（Parliament，议会）、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下院）示谕允准”的，“英国人（把鸦片）带至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英镑），银计六千余万圆”，鸦片经“孟阿拉官设法加工，总要引中国人嗜好此物。在加尔吉达税簿上即可查出，每年鸦片到中国多少？到别处多少？近来六年间，孟阿拉出产七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内，有六万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国”。“每年印度所收鸦片税响，自五百万至一千万圆不等，……每年解至英国之银，约六十三万九千棒（合三百一十五万圆），连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之银，大约有二百万棒（合一千万圆），故英国受鸦片之利益不少。”[56]
（2）英国人谴责鸦片贸易、支持中国反毒禁烟的情况。如《论禁烟》中选编了英国人地尔洼1839年在伦敦发表的《鸦片贸易罪过论》：“以为鸦片不独坏中国人之风俗，并令中国人猜忌英吉利人，令两国通商有碍，且有走私之恶名”；介绍英国有“许多仁爱之人，立为一会，欲禁止此贸易”，他们提出“禁止英吉利所属地方栽种鸦片”的倡议，律士丹合（即斯坦厄普勋爵）亦“请国王将鸦片贸易停止”，谓“中国人禁止鸦片，系为风俗、政事、税饷，外国人都应遵其法律而行”；此外，还有英国人驳斥所谓“监禁”义律等人“勒缴鸦片之事”，指出此事“正如我英国（曾）监禁佛兰西使者”那样，“因我等关口官府，闻佛兰西使者携带禁物到英国，遂将佛兰西使者监禁，待他缴上违禁货物后，方才释放，与今广东（缴烟）事一样”。[57]
（3）关于中国禁烟消息对英国的震动。在《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译自1839年12月21日的《广州周报》的报道称：广东收缴鸦片的消息，1839年7月30日传到伦敦，“国中之人皆动摇，自律衙门（House of Lords，上院）及甘文好司（下院）之官府，俱各相问”。伦敦还有人接到从孟买及中国寄来的私人信件，谈及缴烟之事，因而，“英国各皆警动，即买卖亦不甚好”“茶叶价长至加二分，而各庄茶叶尚不肯卖。所有东边货物逐一长价”。译自1840年1月11日的《广州周报》的报道称：1839年7月31日早上，广东缴烟之事传到伦敦，“兰顿之因底阿好司（东印度公司），都内各衙门及贸易店、银店，俱有扰乱。是日在兰顿，天色昏惨，米价亦昂贵。国中甚苦缺银，银价即已增长。……所有茶叶尽皆起价，兰顿各物件，无不昂贵”[58]。林则徐注意到“在孟买贸易之鸦片客商，递与悖来非冈色尔（Privy Counicl，英国枢密院）之察”“印度之税饷，全靠鸦片。……而鸦片之贸易，孟买已居一半”。《澳门月报》重新编写的这条新闻指出：“英国逐年得孟迈（孟买）鸦片税银百万圆，……故今鸦片之税饷，在英国实在难去。”[59]
（4）英国议会通过侵华战争议案的相关动态。《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专辑第一条新闻，就是1840年4月英国议会辩论对华作战军费案的报道。英国议会围绕着“我等应将鸦片抛弃乎？抑与中国长久打仗以保鸦片乎？”议案，“争论三昼夜”，最后虽以九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作战，但反对侵华的议员公开“责备英吉利客商及英国国家，为税饷及利益之故，违中国法律，走私鸦片到中国”，指出“中国究没有行过一事，足为我国攻打之故”。另一条新闻报道称英国侵华在财政上也遇到了困难；还有一则新闻透露，“若论泊船适中之地，莫好过尖沙咀”，又谓“舟山甚小，然形势甚好，以之作贸易，必更兴旺于别处。……我等若得如此一处地方，在彼立定，再得一处如新奇坡海岸（者），可招集邻近地方到来贸易，……则所获利益不少”。[60]因此，林则徐为保卫尖沙咀竭尽努力，对英军进出舟山的动态特别关注，并非偶然。
（5）战事报道及评论。林则徐所选编的《论用兵》专辑里，有《澳门新闻纸》选译的有关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官涌之战、金星门火攻英船和福建南澳海战、厦门之战等的新闻和评论，其对林则徐掌握敌情、组织抗英行动，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关于1840年2月28日金星门火攻的评论说：“中国人若放各火船得法，我等船必大受其害，此算是第一次。后来恐中国人若一熟练，驶火船有准，即更有危险之事，切当小心提防之”。又如，谓英船由尖沙咀退至铜鼓洋，“潮水甚急，难于湾泊，却利于中国人顺流火攻，甚于尖沙咀”等。因此，林则徐直到离粤前，都一直强调“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并且将其列入向奕山提出的六条防御措施之一。[61]
四、其他翻译活动与书报翻译的意义
除了选择报刊资料外，林则徐还根据政事需要，有针对性地安排摘译了好几种西方著作，其中主要有：《四洲志》［译自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它是一部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南北美洲一些国家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军事情况、财政经济、对外关系、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土特产品、行政区划等的世界百科全书式的译著；《华事夷言录要》（摘译自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人》，著者德庇时是英国在东印度公司时期专驻广州的“大班”，是个老“中国通”），书中介绍了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问题，其中谈论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禁烟和抗英斗争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滑达尔各国律例》（摘译自瑞士人滑达尔1758年著、183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英译本）等。
林则徐了解、研究“夷情”，目的十分明确，他要“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后来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被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与英国侵略者斗争，经译员袁德辉译介，林则徐认识到《万国公法》中的一些条例适用于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因而主持选译了其中数条，并将其作为禁烟和抗英斗争有的放矢的依据，如针对国际法中“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走私贩毒，为国际法所禁止，“如有犯禁船货物夹带出口或夹带入口，或带货漏饷则变价充公”的条文，宣布鸦片烟土是毒品，系违禁品，责令外国鸦片烟贩必须交出这种违禁物并具结保证不再贩毒，否则“人即正法，货尽没官”；根据国际法中国家遇有重大问题“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方）之王或有大权之官”的条文，尊重英王对其臣民的管辖权而致书英国国王，要求禁止英商贩运鸦片来华；根据国际法“凡保护自身及保全自己的道理，自然可以用武的道理”的条文，对鸦片烟贩采取强制行为，将所缴获的鸦片烟土销毁。[62]
林则徐书报翻译是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背景之下进行的，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为中国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窗，而且引起了在华外报的关注和报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道西边，……此是骄傲自足，明明轻慢各种蛮夷不去考究。然林则徐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在四方各处打听，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并添许多知识，于今有何应验。林系聪明好人，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于今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63]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是人类道义的伟大胜利和前所未有的壮举，当年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64]。1840年1月18日，在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出了一封《谕英国国王书》，托付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弯喇带往伦敦，但该船抵达伦敦时，英国早已发动对华战争，英国外交部拒绝接收，林则徐争取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禁毒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65]后来，《泰晤士报》全文刊登了这封照会。[66]
林则徐的书报翻译活动，开启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先河，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从最初的科技器物，逐渐转向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俄罗斯学者傅乐吉评价林则徐是“19世纪中国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中最早向西方寻求知识的人”，指出林则徐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方面，在迫切需要使用西方科学成就的观点和认识体系的形成方面，他的贡献也是相当重要的。后来被称为‘熟谙夷务’学说的理论基本原理，在《四洲志》《华事夷言》《澳门月报》《俄国重要情报》及其他著作中随处可见，而每篇都有林则徐参与。这些著作皆根据林则徐当时指示译出的西方原著写成。但它们绝非有关资料的简单重版，其结构和内容都有严格的思想倾向，构成文章和组织报道都有一定的选择性”。[67]
林则徐的书报翻译活动是以当代眼光看世界的最初尝试，成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认识自我和现代化的起点。林则徐主持翻译的报刊著作，成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林则徐的实践活动和积极翻译工作，以及徐继畬[68]和魏源的努力，才在中国促成了力图客观评价外部世界的开始”，“在客观上实现了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最初的一步”。[69]
林则徐的译报团队
关于林则徐组建的翻译团队的报道，最早见于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国丛报》。道光十九年五月（1839年6月），在该刊物第八卷第二期刊登了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文章《鸦片贸易的危机纪事及官方文件等（续）》，其中提到钦差大臣林则徐手下有四个中国翻译生，分别是亚孟、袁德辉、林阿适、梁进德。
亚孟是林则徐赴广州时随带的通事，曾在四译馆工作。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他在印度塞兰普尔的教会学校里念过十多年书，曾跟随英国浸会牧师马什曼学习和传教，英语水平比其他主要译员略逊一筹。
袁德辉，小名小德。原籍四川，天主教徒，在槟榔屿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学过拉丁文，不仅擅长拉丁文，而且会说官话，写一手好字，英文造诣也颇深。1830年夏，被清廷派往广州收集外国书籍。1839年春，袁德辉被聘入林则徐府中做译员，曾翻译林则徐给英女皇的照会。
林阿适，即亚林，英文名为卫廉·波特尔。他早年留学美国，比人们熟知的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还早了20多年。1822-1825年，亚林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基督教公理会差会部所办的教会学校学习，1824年曾转学至宾夕法尼亚的另一个学校，1825年回国抵广州，1839年为林则徐所聘。
梁进德，即亚轶，他被认为是四个主要译员中最精通英文的人，与英美人士的来往也比其他三人多。亚轶的父亲在他10岁时将他托付给裨治文培养，让他学好英文以帮助裨治文将《圣经》译成中文。裨治文教亚轶英文与希伯来文。1834年，亚轶与父亲梁发到新加坡，他的教育由公理会负责指导，学费由马礼逊教育社负责。1837年，亚轶回广州跟随裨治文学英语。1839年春，亚轶接受林则徐的聘任，林则徐给他优厚的待遇，月薪约为十元至十二元，足以供其养家糊口，并且获得延聘直至林则徐离任。
除了以上四人外，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初一致怡良的信中提及“闻有陈耀祖，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现在带来……”，由此可推测陈耀祖也曾为林则徐做过翻译。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译员外，还有梁廷枏、张维屏、俞正燮等外事专家为林则徐出谋划策，审订译稿。为林则徐翻译介绍书刊的则更多，其中有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亨德，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马礼逊教育社负责人、英华书院校长勃朗，杉达号船医希尔等。此外，林则徐还常常将洋行买办、引水、通事、归国华侨、教会学生，甚至在外国商船中服役的中国厨师、在伯驾眼科医院中工作的人招入行辕议事。有些洋人知道林则徐如此好知夷情，也“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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