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来澳与“利玛窦规矩”
澳门作为“进入中国的活动基地”，不仅是传教士最初接触和了解中国、孕育传教理念的变革之地，而且有不少重要的宗教改革在这里作出最后决策。耶稣会在澳门建立的圣保禄学院，使其全新的传教策略——“利玛窦规矩”进一步发扬光大。澳门传媒也因传教需要而萌芽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初，在海禁政策主导下，中国的海外交往以官方朝贡体制为规范，严禁民间私人交往，中西文化交往基本处于中断状态。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紧密联系，1557年澳门成为葡萄牙的租借地后，传教士开始在澳门集结，但始终无法进入内地传教。受海禁政策影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存有疑虑；同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异端神学有无形而巨大的排斥力，令传教士感叹“进入中国传道难度如同登月”。[2]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改变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传教方式，逐步确立了被后人称为“利玛窦规矩”的全新传教策略：（1）对中国文化调试的策略，主张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采用文人、官员等儒家精英的生活方式及礼节；（2）“自上而下”传教，通过处于社会上层的儒士扩大影响。为了能进入儒士阶层交流，利玛窦努力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凭借不同凡响的记忆天赋和丰富的学识，成为当时文人结社团体的座上宾；（3）以欧洲科技吸引中国文人的关注，以高水准的欧洲文化说服他们。如向朝廷官员乃至皇帝进贡欧洲产的自鸣钟、引介西洋画作的透视法、翻译欧几里得的算术书籍、刊印包含最新世界探险成果的世界地图。通过这些活动，建立关系，获得支持，实现传教目的；（4）对中国价值观持开放容忍的态度。利玛窦把孔子比作“另一位塞内加”，把儒家学派视为“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原初的儒学含有天主教的思想，视祖先崇拜、祭孔等儒家礼仪为“人文礼俗”，对其报以宽容态度，并提出儒家应以天主教的超性神学进行完善补充。[3]
耶稣会创立于1534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修会之一，拥有“耶稣连队”之称。与以往的修会不同，耶稣会具有很强的变通革新意识，重视教育和提高教士的人文素养，在世界各地兴办耶稣会学校；重视海外传教，积极建立全球性的修会组织，教士来自世界各地，传教策略也更为灵活。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评价耶稣会：“寻求创立一种新型的宗教秩序，将人文主义的精神财富与经过改革的对强大的经济、政治阶层具有吸引力的天主教融为一体。”[4]“利玛窦规矩”帮助耶稣会传教士赢得部分明朝官员的认同，获得居留权与传教默许。他们从沿海的广东肇庆、韶州逐渐深入内地，最终进入北京，得到万历皇帝的赏识，从而使天主教的活动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并促成了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事。
以往，“利玛窦规矩”被误解为利玛窦个人独创的成果，并且有人将他1853年进入广东肇庆作为这一传教策略的起点。其实，“利玛窦规矩”的形成，是耶稣会传教士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中逐步确立的，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最早来华的沙勿略，它在利玛窦身上得到创造性的实践和体现。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指出：“利玛窦规矩”本身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作为他者，在利玛窦规矩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利玛窦本人的活动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没有他者，一切都无法想象”[5]。
沙勿略最早提出通过学术传教的设想，他在寄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热情地赞美“中国面积至为广阔，奉公守法，政治清明，全国统于一尊，人民无不服从，国家富强。凡国计民生所需者，无不具备，且极充裕。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常，长于政治，孜孜求知，不殆不倦”；他力陈“如若在中国传教，将会促进在日本及远东传教”[6]。他请求葡萄牙国王敦促耶稣会多派神父东来，并且特别强调“勿派助理修士，亦勿派专门从事讲道的神父”“中日两国需要饱经风霜、意志坚强的神父；又因中日两国人民，博学好问，慎思明辨，需要学术修养高深、笔谈流利而长于撰述的神父，不徒善辩而已”[7]。1552年8月，沙勿略到达澳门附近的上川岛，他尽最大努力试图进入中国，但直到12月去世仍未能如愿。不过，沙勿略生前寄往欧洲的报告和书札，引发了后继传教士赴远东传教的热忱。
1578年，耶稣会派遣懂汉语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任远东教务视察员。7月，他带领41位新会士到达澳门。虽然范礼安这次在澳门仅逗留了不到十个月，但却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他收集了大量书籍，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语言、医药、日常生活等方面。当时中国强大的传教阻力，令不少传教士倾向于借助武力传教，范礼安并没有跟随这股冒进的风气。他发现澳门教会当局推行的“葡萄牙化”的欧洲中心主义传教政策，使中国教徒感情上受到压抑，导致教徒与异教徒之间产生隔阂，因而他决定追随沙勿略的文化适应路线，探索进入中国的有效途径。
范礼安离开澳门抵达印度后，开始着手收集东方传教资料并撰写《沙勿略传》。他在书中列举了中国的诸多优越性，其中还特别指出中国官员的治理方式有五个方面优于欧洲，即优越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雷厉风行地贯彻政令；和平的外交手段；禁止皇族干涉政务的措施。范礼安通过总结沙勿略的传教经验，深刻剖析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不能采取“打倒一切”的办法，仿佛认为各民族的文明和风俗习惯毫无用处；特别是对待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传教需要适应民族文化习俗。[8]
范礼安继承沙勿略的思想，理性地面对中华文明，并将之置于与欧洲文明相对等的位置进行比较，对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传教策略变革产生积极影响。[9]他多次给耶稣会总会长写信，指出：“到目前为止，教会使用于任何地区的传教方式都不能适用于中国。欲在中国传教，传教士必须娴熟中文，不是地方方言，而是中国的知识阶层所通用的官话，他们必须研习并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他们必须了解这一伟大而可敬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并进一步与受此文化熏陶的人们打成一片。”[10]他主张：“在尊重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相互效仿，通过基督教帮助中华文明使之更加完善的实际成效，最终达到昄依中国民众的目的。”[11]他认为：“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12]
为了实现传教士中国化的目的，范礼安明确要求传教士熟练地使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经典，撰述教理书籍。在他的严格督促下，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等成为精通汉语的西儒，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范礼安第二次到澳门时，结合在日本的传教经验，对澳门教会做出改革，提出不但中国教徒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西方传教士也都要中国化，并请示耶稣会总会长，要求将该项规定固定下来，不能随意变动。[13]对于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范礼安明确指示：顺应当地习俗，尽力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中。1582年，罗明坚首次进入中国肇庆，他接受中国官员建议穿僧服。罗明坚在写给会长阿奎维瓦的信中说：“他（两广总督陈瑞）愿我们穿中国和尚的服装，这与我们神职的衣冠略有分别，如今我们正在做僧衣，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以便为基督能赚得中国人。”[14]
利玛窦在与士大夫的交流中，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及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洋物件，得到部分官员赏识（见图2-1），并且逐渐意识到以“西僧”形象传教的不利影响。1592年11月，利玛窦在寄给总会长的信中委婉地表达了变革的想法：“地方官吏非常抬举我们，不让我们步行，而用轿子抬着走……这种荣誉对我们十分重要，否则在教外人中传教便是无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国并不受尊重，所以我们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现。”[15]1592年底，利玛窦从内地回澳门治病期间提出“蓄须着儒服”的想法，认为如果留胡子并蓄长发，会对基督教有好处，那样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16]范礼安认为这些请求非常合理，一一予以批准，并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
1594年，范礼安在澳门组建圣保禄学院，将其作为培养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基地。1583-1770年，入华的耶稣会士有467名，其中从圣保禄学院毕业的有200多名，占到了42.5%。[17]1597年，范礼安在澳门任命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教长并扩大其权限。当时，接替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的耶稣会士龙华民对利玛窦的“谨慎传教”和“上层路线”颇有微词，他在马家坝乡村采用了欧洲式的“广场传教”——先派人到当地乡村宣布他的到来，告诉百姓准备听道。龙华民抵达后，坐在一张桌子旁，向百姓直接宣讲福音，之后发放《十诫》。但他的传教方法很快遭到抵制，尤其是盛大的信徒欢迎仪式，在中国社会是被禁止的，因而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教团”事件。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龙华民放弃了富有煽动性的传教方式，开始遵循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利玛窦规矩”通过圣保禄学院在耶稣会士中广泛传扬。
图2-1 利玛窦与徐光启
利玛窦在去世的前一年（1609年），详细总结了其30年的传教经验，他写道：“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在利玛窦看来，重要的不再是要求像西方社会那样稳固的权利保障，而是“谨小慎微，慢慢地进行传教”，这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规则下的既成事实。对于传教方式，利玛窦谈及最多的是“友道”与“书教”，而后者尤为突出：“深觉欲归化中国民众，先该从中国儒士入手；与儒士交际当以学问为工具”“在这里用书籍传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畅行无阻；这里很多人皆可看书，很多事皆可由书籍传授，讲话便没有那样方便，这是我们的多年经验之谈”。[18]
鉴于书籍对传教活动的巨大促进作用，利玛窦在1606年向耶稣会总会长阿奎维瓦写信建议：将书籍出版审查权下放到远东各个省区——“我以为您应把印刷许可权赐给本区会长，以便能快速出版有关书籍，在审查后便可印刷，正如在日本一样，不必件件须从印度审查长处获此特准。”1608年，利玛窦在寄给高斯塔的信中，充满希望地写道：“您知道在中国是多么需要印刷的书籍啊！我需要的书太多了，尤其我正在印刷的这几种，都是我凭记忆而撰写的。……今天，凡我们所作为，无一不让中国学者感到惊奇，我是东方最有学识的人，（他们）对我佩服万分。将来我们的青年会友大批前来，继续我们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毫无疑问，成果一定十分丰硕。”[19]
耶稣会的“书教”理念，极大地推进了澳门传媒的孕育发展。澳门学者林玉凤综合方豪、白乐嘉等人的考证，以及罗明坚1581年11月在澳门写的书信等资料推断：澳门的新闻出版史应始于1581年至1584年9月之间，最早的出版物很可能是用木刻雕版印刷的“天主经”“圣母经”“天主十诫”三者中之一。除了使用雕版印刷术，传教士还将西方近代活字印刷术传入澳门。白乐嘉在《澳门出版的开端》中对第一部运抵澳门的西式活字印刷机在亚洲的行程，有非常仔细的记载和描述。1588年，西式活字印刷机运抵澳门后，总共印刷出版了2-3本书，最初的书都以拉丁文印刷。其中，《基督儿童的教育》是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印刷的首本图书，由范礼安神父编辑，共252页。
在“利玛窦规矩”的引导下，天主教深入中国内地，中西文化有了实质性的碰撞，并且带动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他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数学概念和现代中文词汇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
耶稣会传教士还将中国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以及建筑、音乐、绘画介绍到欧洲。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本在法国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他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还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