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独大”的《澳门日报》
一、《澳门日报》的诞生和地位确立
据《澳门日报》董事长李成俊回忆：早在《澳门日报》诞生十年前，即1948年，澳门爱国人士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曾集资筹办《澳门商报》。但当时国民党政府通过驻葡萄牙大使向澳门政府施加压力，致使《澳门商报》胎死腹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澳门同胞冲破长期的思想禁锢和封锁，纷纷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其中，“新民主主义协会”于1950年元旦出版的会刊《新园地》月刊，不仅受到会员欢迎，且备受各阶层人士赞赏，这促使月刊改为半月刊，数年后适当增添人手，改为周刊。不同于一般会刊，当时每份《新园地》要收取微薄的印刷费以弥补资金不足，但仍得到了读者支持，印行了8年多，并且树立了很好的报誉。《新园地》积累的出版经验和在读者中的人气，已经具备创办一份正式报刊的基础。
1958年6月，在《新园地》的基础上，《澳门日报》正式筹组。首先集中主要采编骨干，《新园地》全部人员基本上都转到《澳门日报》任职，《新园地》移到《澳门日报》作为一个主要的副刊。《澳门日报》与祖国内地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报纸筹备阶段，《澳门日报》组团前往《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学习办报经验[21]，明确其“爱国爱澳”的报纸定位。当时的澳门并非一潭死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中一六”“第七行动组”等正分崩离析，报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酝酿。7月下旬，《澳门日报》经过半个月试版，于8月15日正式创刊。报纸选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创刊，报名标准字拓自鲁迅先生的手迹，体现了报纸的立场。一份立足澳门、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爱国报纸由此诞生。
图6-3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澳门日报》的创办，得到澳门绅商和广大同胞的支持。报纸筹备期间，报社集中少量资金，买下河边新街28号两层旧楼作为办公住宿地点，但由于空间有限，实在难以容身，后“得到爱国人士何贤先生的帮助，将28号后座买下来”，何贤先生（见图6-3）还将“鹅眉街2号AB两幢洋房以象征式租金租与《澳门日报》作职工宿舍”。[22]《澳门日报》出版前已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因此自办发行，聘请10名派报员为订户派送报纸，这是当时澳门报业史上最具规模的发行派报队伍。从当时每位派报员平均每天送300份报纸估算，报纸创刊之初的固定订户就已达3000个；除了自行派发外，还由“李康记”代理零售，统一发报档销售；最初零售价每份5分、发行价每份3分，到1961年6月1日，报纸页数增加，零售价升为1角，增幅达百分之百。[23]《澳门日报》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立足市场，而且发展迅速。
《澳门日报》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澳门，爱国力量仍处于整合和发展阶段，还不十分强大，殖民管治、反动势力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弘扬中华文化，维护澳门同胞的合理权益，为澳门同胞争取应有的地位，团结澳门同胞与殖民管治者和反动统治势力抗衡和斗争，成为《澳门日报》新闻采编的主线。1966年“十二·三”事件是此阶段的标志。事件的起因是澳门凼仔坊众学校因办学需要扩建校舍，但一直未获澳葡政府批复，最终引发11月15日的警民冲突（见图6-4）。手持橡皮棍及藤牌的警员毒打手无寸铁的居民，小童、老翁无一幸免，造成24人受伤。《澳门日报》记者全方位拍下冲突过程，并委托群众将照片送交报馆。尽管两位记者被捕，但第二天相关图片新闻在报上刊登，为团结同胞反抗殖民统治、鼓舞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24]12月3日，一群师生到南湾澳督府抗议当局出动军警、禁止凼仔坊众扩建学校，并以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师生，群众纷纷从四面八方奔向澳督府，支援被困在内的师生。
图6-4 1966年，“十二·三”斗争中，培道学校教师勇敢面对无理打人的防暴警察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奉命向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四项要求。在强势压力下，澳葡政府于12月22日派出由波治、宋玉生和崔乐其组成的代表团到拱北进行谈判。但由于澳葡政府不愿让步，1月17日，澳门联合工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警告澳葡政府，事态进一步升级；直至1月28日下午，澳督嘉乐庇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答复》，29日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递交《澳门对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声明所提四项条件的实施条款》，事件才结束，史称“十二·三”事件。在这一反民族压迫、争办学自由的群众运动中，《澳门日报》树立了权威，发行量迅猛增加。[25]
澳门回归前，《澳门日报》冲破澳葡当局的“新闻检查”及“必须有葡籍督印人”等种种不合理规定，宣传祖国发展建设成果，反映社情民意，维护澳门同胞合理权益，扩大爱国团结。《澳门日报》的定位为综合性日报，它没有像一些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报纸那样细分读者群、走大众通俗或专业知识分子路线，从创刊伊始即面向工人、农民（澳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还有菜农和畜牧业）、渔民、小贩、街坊、妇女、归侨，工商、文化、教育、医疗各界读者和专业人士，反映他们的要求，为他们提供全面服务。报纸内容突出澳门本地特色，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最大限度地团结澳门各界群众。
《澳门日报》始终坚持爱国爱澳，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葡澳门问题谈判前夕，澳门一家葡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中国入侵澳门的时候》的评论，说“澳门是葡人发现，被中国人入侵”。《澳门日报》当即发表短评给予回击，引发澳葡最高当局向北京方面解释。90年代，澳门回归前夕，澳葡当局官员贪污腐化严重、管理混乱，甚至出现监狱中贩毒吸毒、妓女出入自如等乱象。《澳门日报》刊发一则“新闻故事”讽喻现实，文中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县城，县城外有一个离岛，岛上有一个富丽堂皇的监舍，狱卒头目爱黄金，犯人亲友抬着大箱金银元宝进贡，狱门随即大开”。监狱将《澳门日报》告上法庭，控告其诽谤，法院审判最终不了了之，《澳门日报》也因此赢得了民心。[26]
《澳门日报》是澳门地区人力资源最充足的报纸，员工人数是当地其他报社的几倍甚至十倍。《澳门日报》也是澳门地区内容资源最丰富的报纸，除记者采编本地新闻外，广订国内外著名通讯社（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美联社、路透社、中央社、欧新社等）图文新闻，并通过互联网新闻渠道采选新闻素材；报社在广州、珠海设有办事处，在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厦门、成都等大城市设有特约记者，遇邻近地区如香港、台湾及内地发生重大新闻，还会根据澳门读者的关注，特派记者前往采访；组建的社内外评论队伍每天撰写多种风格的社论、评论，剖析天下大势、澳门热点问题、当地社会工作经验以至台湾世情。此外，报社的硬件设施领先澳门本地同业，如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购入第一部先进的柯式彩印轮转机，提高了印刷效率和质量；90年代率先在海外华文报刊中采用北大方正图文合一的激光照排系统；世纪之交，在澳门媒体中首先实现全面电脑化。
《澳门日报》一直被澳门读者认为“有睇”“好睇”：最初只有四版，也细分为国际、国内、华南、澳闻、体育和副刊等各具特色的版面。随着出版页数增加，设立港闻版，增开台湾版、乡情版及珠三角新闻；在澳门新闻中增开经济版、马经版、狗经版；体育新闻扩展为四个版，全面报道国际、国内、当地和邻近地区的重大体育活动及波经贴士；副刊从初期只有《新园地》综合性副刊，逐步发展为色彩缤纷的二三十个副刊、专刊和特辑，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医疗旅游、文化艺术、生活休闲，如一个文化超级市场，吸引了不同需要、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让他们可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澳门日报》在澳门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由其在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的采访报道权可见一斑。从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开始第一轮谈判，至1987年3月26日联合声明草签，共进行了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标志着澳门问题的解决。对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仪式，当时外交部只发出10多个特别采访证，获证媒体可以在正面近距离拍摄，外交部和全国记协给了澳门的媒体两个粉红色特别采访证，一个就发给《澳门日报》记者，另一个发给澳门政府新闻署摄影师。[27]《澳门日报》对于澳门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20世纪90年代，《澳门日报》已稳占澳门平面媒体80%以上的市场。
二、开放市场竞争中的生存与突围
澳门属微型城市，市场小而且外埠和海外报刊均可公开发售，仅在澳门销售的香港报刊就有40多种，报刊竞争态势严峻。无论是数量还是新闻影响力，外地传媒均压倒澳门本地传媒，如杂志市场以售卖香港及台湾的杂志为主；澳门人有收听、收看香港广播和电视节目的习惯。但《澳门日报》却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生存突围，并撑起澳门本地报业大旗。澳门历史学会一项报纸调查显示，澳门居民中有接近九成的被访者最常看《澳门日报》，之后依次为：香港的《东方日报》占比为34%，香港的《太阳报》占比为12.8%，香港的《苹果日报》占比为11.6%，澳门本地报纸《华侨报》占比5.8%。尽管在澳门的5份最受欢迎的报纸中香港报纸就取其三，但《澳门日报》仍保持其绝对优势。[28]历史上，澳门的社会状况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澳门日报》以市场化编辑策略应变，甚至为占据市场而采取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报道行为。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富商黄锡彬、黄应求父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遭“野狼”绑架的案件在港澳引起轰动，被称为“双黄案”。由于案情诡异、扑朔迷离，案发后港澳社会传说纷纭，媒体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寻找素材组织报道。《澳门日报》记者获悉黄锡彬的一个侄子在澳门石油公司工作，遂与他取得联系，得以不时爆出惊人内幕，从而备受瞩目。黄应求惨被撕票的爆炸性新闻就是《澳门日报》最先发表的，其后香港报纸竞相刊载。1962年1月22日至29日，“双黄案”在铜锣湾裁判署初级侦讯，同年2月19日至3月12日移解高等法院展开十七堂审讯，代表案中被告的梁永濂律师与主控官展开连场辩论。在为期7天的初级侦讯中，控方曾召71名证人到庭作证，呈堂证物多达187件，控辩双方词锋锐利，高潮迭起。其间，媒体竞争也异常激烈，香港先后有9家报社接到告票，被控不适当刊登疑犯照片及预先透露案情。
图6-5 1962年“双黄案”法庭速写
为了及时报道第一手信息，《澳门日报》除原驻港记者外，加派记者到港听审，并藏身旁听席，把庭内审讯场面画成速写交报馆刊发，既规避了庭审不得拍照的禁令，同时也让这些速写成为港澳各报有关“双黄案”报道中仅有的法庭内审讯图片（见图6-5）。1962年3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三狼”谋杀黄应求罪名成立，宣判死刑。《澳门日报》当日下午3时即出版号外，市民纷纷抢购。[29]
图6-6 1978年《澳门日报》头版引发争议的新闻标题
1978年，《澳门日报》头版曾经刊发了一则十分破格的头条新闻标题（如图6-6），向读者宣示报纸顺应市场的改革讯息。事件源于1978年6月7日下午5时许，路环石排湾两部私家车及两辆电车互相追逐飞驰，其中一辆电单车突然翻车滑行40多米，驾车青年飞离车外，身体擦地，阴囊被撕破，睾丸抛出体外，左腿骨折，当场重伤昏迷。这则新闻标题当时引起读者较大反应，包括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澳门日报》编委会始终坚定编辑方针不变，坚持要办成一张具有强烈生活气息、浓厚地方色彩，具有自己独特风格、适应多层次读者需要和雅俗共赏的报纸。[30]
1985年，澳门八仙饭店一家十口遭灭门的奇案中，由于司警与治安警都守口如瓶，无更深入的内情可提供，疑凶黄志恒不承认杀人，直至被判表证成立、扣押监狱候审，也没有半点口供。《澳门日报》记者为采访真相，动用特殊采访方式，联系一些囚犯和狱警将黄志恒在狱中的情况、他与狱中人讲述杀人灭尸的过程，一一作追踪报道，并辅以对香港行家及警方的采访，立体揭发黄志恒在香港杀人和纵火后自毁指纹偷渡来澳，转换身份直至再度作案的过程，将一宗悬疑奇案、一段悬疑人生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司徒伟业曾撰文回忆：把“狱中人的听闻作为新闻材料，包括狱中人有意或无意（的）‘加盐加醋’，其中纰漏不完善之处明显，但当年（人们的）法治观念薄弱，社会发展如此，记者的采访和报道也走不出这个框框。传闻一经报纸报道，瞬间街谈巷议，市井谈资的内容只有更加血腥和‘离谱’，当年没有人质疑过其真实性。”[31]将传说写进新闻中，是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港澳惯用的新闻报道手法。那时的突发新闻，很重视街坊和左邻右舍的议论，并将之视为很好的新闻素材。根据这一真实事件改编的香港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大部分情节参考了当年《澳门日报》的报道。
1985年5月14日，香港著名青春派女艺员翁美玲在寓所中煤气身亡。《澳门日报》派人赴香港现场采访，并开创性地以这条娱乐新闻为头版头条；同时，还刊发了翁美玲的丧礼图辑，共两大版，刊于第六、第七版；而关于丧礼的详细报道分刊于第一、第二版及艺海版（第十、第十一版）。该期报纸创下《澳门日报》开办以来的最高日销量纪录。[32]
1998年，法国世界杯前夕，澳门成为亚洲首个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地方，合法赌球令欧洲足球在港澳的影响力一面倒，“击败”众多体育运动。2002年4月5日，应市场需求，《澳门日报》独立出版了有四个彩版的《世界波经》；2003年8月1日，香港加入赌波（即赌球）合法化的战团，体育报道的“生态”彻底改变，“波”不再是主流，“赌”成为命脉。体育报道偏离轨道，步向病态——“足球博彩的合法化，令‘赌波’变得合情合理。外国足球成为主流。但记者的行文不是从竞技角度落笔，而是从赌波的方向着墨。向读者推介的，不是曼联对利物浦的恩怨情仇，而是红魔鬼主场让球博得过。一年到晚，占据体育版最多篇幅的是密密麻麻的盘路推介，体育变得不再体育。”[33]
1999年，方丽、彭伟步在内地新闻学刊《国际新闻界》发表《〈澳门日报〉办报特点探微》，其中谈到：在1999年1月至4月的《澳门日报》中，随机抽样了15天的头条新闻，发现有6条是关于暴力、桃色或者内容较为低级的新闻，而其余9天不以暴力、桃色等内容为头条新闻的头版中，有3天在显要版位上也刊登了这类新闻，而且篇幅都不小。除了新闻报道出现庸俗化的倾向外，在影视文艺、广告版面上的庸俗化倾向更加明显。
在澳门回归前，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支援和充足的办报经费，《澳门日报》接受一些品位较为低级的广告。如刊出各个影院的三级电影播放时间表，用低级、庸俗的笔调渲染三级片的内容。在刊登夜总会、浴室和桑拿广告时，以艳色泳装女郎吸引读者，迎合其猎奇心理，同时大量刊载暴力犯罪、桃色新闻，采用耸人听闻、低俗的标题，追求轰动效应。
在“要闻”版的新闻报道中，对一些海外暴力事件的报道，不吝笔墨，使用黑色、醒目的大标题加以渲染。如1999年3月21日，对印尼种族暴力事件的报道，就配以一位暴民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街头示众的新闻照片。娱乐版面《艺海》的四个专版主要追踪内地、台湾、香港艺员的绯闻、私生活，鲜有健康、提高读者文化欣赏水平和明辨是非的客观报道。如对王菲与窦唯的婚变报道，狗仔队十八般伎俩全都用上，长篇累牍地渲染婚变的前因后果。[34]
对于回归前《澳门日报》报道中的庸俗化现象，方丽、彭伟步指出：澳门特殊的媒体环境及当时面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澳门日报》生存与突围策略产生了影响。如果一味走严肃、庄重的办报路线，无疑将会失去部分读者，这对《澳门日报》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如果只寻求年青一代的支持，增强与香港报纸、电视的竞争力，走庸俗大众化的道路，则势必会丢掉创刊之初的办报宗旨。因此，在澳门特定的以文化和博彩业为主要财政收入的背景下，选择一条既能提高澳人文化欣赏水平，又能在澳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澳门日报》面临的世纪课题。
三、“澳报澳办”建构澳门社会文化
长期以来，《澳门日报》的定位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凡当地发生的重要事情，无论是澳督的言论、政府的政令措施、警匪大战，还是声色犬马，都有及时的报道。正是因为立足本埠，报道澳人关心的民生话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办报风格，《澳门日报》才能在与众多港澳报纸的激烈竞争中独占鳌头。报社总编陆波曾撰文以“突发新闻求详、政治新闻求真、经济新闻求议、人文视角求亲”24个字概括《澳门日报》的编辑特色。[35]
（一）突发新闻求详
早年的澳门社会形态比较简单，绝大部分的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没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很广泛的关联。由于人口少、社会节奏慢，特大突发新闻不常发生，遇有突发新闻，记者和报馆都集中精力报道事件始末，巨细无遗是当时的报道风格。
比如1989年的“龙的行动”，是长期居住在澳门的非法移民希望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的一次自发性群体事件。由于非法移民数量庞大，当时几近失控，酿成惨剧，史称“三·二九”事件。事发前一天，《澳门日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采访部编辑、记者全体出席，确定分组轮班值守现场，同时到各主要海岸线巡逻，看是否有“诺曼底式”偷渡。[36]1990年3月30日，《澳门日报》除头版图文报道外，另以大幅版面刊发长篇特写，生动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群情汹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为日后的社会管理反思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突发新闻都是澳门本地报刊重要的新闻素材和必然的头条，这一情况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达到高峰——“澳葡政府的夕阳心态令治安失控，黑帮争地盘，暴力事件无日无之，令澳门备受国际注目，最终记者采访时被炸伤，成为一个混乱时代的象征。这一时期的突发新闻报道，开始更注重图片的运用，以大图片大标题带给受众视觉冲击，迎战电子媒体的信息动感。回归后，澳门治安大为改善，社会显著净化，黑帮仇杀的新闻显著减少，澳门的突发新闻转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生态环境。”[37]
（二）政治新闻求真
由于澳门有着长期处于葡萄牙管治的历史，这增加了澳门小城政治新闻的复杂性。《澳门日报》作为一家爱国报纸，始终坚守民族大义和国家观念，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面临不同的挑战。早期坚持爱国最难，除了国际政治气候，内地本身的问题使外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港澳社会，坚持爱国不但意味着要与当地政府抗衡，往往还处于力排众议的被动境地。如何在客观报道新闻的前提下，不忘国家和民族利益，并将这份讯息恰当地传递出去，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澳门日报》政治新闻报道面临的挑战。
回归前，内地的改革开放已取得成功，政治、经济、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爱国不再有压力，但又出现了新的挑战——长达十年的过渡期拉开序幕，从《基本法》制定，到中文官语化、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以及赌税收入的去留等，大大小小的政治事务和经济利益安排，关系到澳门人的长远福祉，处处体现着中葡两国的外交角力，加上此过程中出现的本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吸引着社会大众的视线，全面展现各种利害关系，不失偏颇，亦不被政治表象蒙蔽，是记者报道的主要目标。
回归后，澳门政治社会进入新形态——澳人治澳，政治新闻折射的是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发展令一部分澳门人更富有，亦令一部分人相对贫穷，不同的生活状况引发人们对生存空间的思考和争取。此外，澳门通过对外交往、接触，不断引入一些新价值观，公众对权利、义务的认知提升了，具体表现为主动地争取利益和表达意见，亦上升到了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参政议政。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诉求”，这考验着传媒对历史和现况的认知，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洞悉，对超脱现状的理想和价值观的坚持，以及在现实中保持清醒和力求平衡的能力。如对2006年的欧文龙事件、2007年的“五一游行开枪事件”的报道，《澳门日报》坚持立足澳门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事件、对公众、对历史负责。[38]
2006年12月7日，澳门特首何厚铧在廉政公署官员的陪同下，对外宣布：经廉政公署严密调查，正式拘留欧文龙司长作进一步调查。“欧文龙案”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第一大腐败案，《澳门日报》对“欧文龙案”的报道讯息、评论深度、行文笔锋，在港澳文字传媒中领先。由于当时尚是司法保密阶段，很多涉及“欧文龙案”的讯息难以核实公开，《澳门日报》派出多位记者从不同层面、渠道深入调查，揭开“欧文龙案”背后的行业、官场“潜规则”，部分报道在终审法院聆讯时得到了侧面的印证。
2007年5月1日，澳门多个新兴劳动组织游行并最终引发警民冲突。《澳门日报》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再次彰显其“求真”的职业理念和“对历史负责”的社会担当。以往澳门本地传媒对游行示威这类新闻基本上是“冷处理”——不会对游行示威视而不见、绝对“消音”，但多数是保持低调，以报道社会行动的事实和背后根源为主，对参与社会行动者的诉求、心声的描绘比较模糊。编辑部认为这次游行的背景较特殊，民间对政府施政的怨气、不满乃至愤怒，也不能概以“搞事”标签，不少基层民众确实需要宣泄。
为避免激化双方情绪，《澳门日报》在游行前的报道中，组织采访新马路的商户、住客对游行的反应，尽量使报道立体、人性，尽量减少互扣帽子的行为，并对未来游行可能发生的冲突提前做好预案。游行当日，因游行人士与警员在路线问题上互不相让导致肢体冲突，警员突然向天鸣枪示警，路人被流弹所伤，警员与参与游行者的情绪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在游行第二天的报道中，几乎所有澳门本地和境外媒体都以开枪为焦点，唯《澳门日报》放弃追逐报道轰动效应、尽量还原当时的冲突场景，并指出：警员鸣枪确实是冲突的“催化剂”，但整个游行从一开始就导向以“爆大镬”收场，游行没有“赢家”，当中孰是孰非，读者应通过报道理性判断。[39]
（三）经济新闻求议
回归前，尤其是赌权开放前，澳门经济规模很小，除了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来访，对外交往并不多；加上官方的经济活动统计数据非常滞后，新闻性不强，澳门本地的经济新闻主要是市场动态和企业访谈，议论经济政策和产业、企业发展空间成为报道主要的内容，由此奠定了澳门本地经济新闻走向“议程设置”的方向。《澳门日报》有意识地将其经济版打造为各方人士议论澳门经济现象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平台。
随着澳门回归、赌权开放，以及内地自由行放开，澳门的经济新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报道的素材和来源更多，本地的经济新闻一步跨向了国际。首先是澳门本地经济表现受到国际关注，官方统计数据的时效性有所增强、内容有所完善，澳门本地媒体和境外媒体几乎同步发放。其次，外界对澳门的关注及跨国大企业、上市公司的增加，为本地媒体提供了外界的讯息和观点。2004年5月18日，率先在澳落脚的外资博彩企业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首个澳门项目——金沙娱乐场开幕，一夜之间澳门登上国际舞台，成为跨国媒体中的常客。[40]
2005-2007年的澳门汇业银行事件，是澳门有史以来卷入国际政治和多国外交的最大的、历时最长的事件。横跨两年的事件，将一家小型本地银行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由最初的被怀疑违规经营，到与六方会谈捆绑在一起，再到演变成国际安全事务的关键点，澳门被动地卷入旋涡中。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最初得知消息阶段曾发生挤提风波，但特区政府宣告接管汇业银行后，澳门社会很快恢复平静，此后一年多内事件犹如已结束。尽管围绕汇业银行的相关信息在国际上“满天飞”，而澳门绝大多数的媒体反应冷淡，唯有《澳门日报》始终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持续转载外电报道，通过互联网跟进各国的事态进展，向读者揭示来龙去脉，引导读者调整看待事件的角度，不但从澳门本身，而且从国家、从全球、从经济以及政治的综合角度看待问题。[41]
（四）人文视角求亲
《澳门日报》坚持从人文角度切入社会新闻报道，最成功的实践是与弱势社群有关的新闻事件报道。如1988年的“百万捐助洪俊珠”相关报道（见图6-7）[42]，把人们的视线引领到社会的边缘与暗角，唤起人们对人生无奈、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广泛关注，并且通过募集善款切实帮助弱势社群。
图6-7 1988年对“共济失调”症少女洪俊珠的报道
随着澳门社会大众越来越关心自身生存环境和条件，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伴随民主政治生态的深化，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尤其是关乎政府政策的议题，《澳门日报》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尝试从人文关怀角度切入，“对应个案的采访、个人心声的表达、街道访问的对照等，为严肃的新闻题材提供了有血有肉的印证和解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游行这类群众活动，也不再面目模糊，而是尽可能地以不同的个体来展现整体，甚至整个社会形态。”[43]
重视体育报道是澳门大众传媒的一大特色。早在1971年“文革”期间，北京举办亚非拉乒乓球赛，《澳门日报》就获邀派员前往采访，这也是《澳门日报》首次派人外出采访国际赛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体坛水平不高，胜在热闹。90年代末以来，《澳门日报》体育版从一到二、二到四，见证国际、澳门体坛变迁，报道内容包括：世界足球劲旅葡萄牙国家队、巴塞罗那、曼联、NBA魔术、骑士、球星、名将、奥运冠军先后访澳，2005年东亚运动会、2006年葡语运动会和2007年亚洲室内运动会。
2006年8月15日，《澳门日报》体育版与独立出版的《世界波经》合并，更名为《澳门体育》，致力于扭转体育报道病态状况，大幅删减“赌波”信息，增添NBA、网球以及受关注的奥运和体育消息。最重要的是为本地体坛重新注入动力，本地体育新闻报道固定为至少一版，让付出努力的本地运动员感受到在澳门还有人关心他们、注视他们。体育组与体育发展局合作，倾注热诚，发掘本地故事，推出一系列专题式报道，从励志故事专题，到体育教师的苦与乐、情人节运动员浪漫史等软性题材，让读者重新认识澳门体坛，了解澳门运动员。2007年9月，《澳门体育》还与教青局合作推出每周一期的《学界体育》，让学生了解运动的重要性。[44]
四、精办副刊，提升报纸品位和品牌
在澳门报业中，《澳门日报》一直秉承文化宗旨，自创刊起便比其他报刊重视对副刊版面的经营。近年来受经济先行潮流影响，许多报纸都在缩减副刊版面，《澳门日报》却逆潮而行，不减反加，不断提高副刊的文化品位。《澳门日报》副总编辑廖子馨在世界华文传媒大会上介绍《澳门日报》的报纸理念时说：“我们相信副刊在信息爆炸、随处可以接收到五花八门的新闻的年代，更容易以独特的内涵脱颖而出。副刊显现出各类报纸的差异性，尽管信息量是不少报纸争夺读者的主要筹码之一，但别具特色的副刊更是吸引读者的磁石。同时，庞大的作者队伍凝聚着来自社会各阶层、界别的力量，包括政界、文化、教育、历史、摄影、音乐、体育、舞蹈、戏剧、美容、厨艺、设计、曲艺、金融、法律、医疗等方面的作者。这也是报纸的一项民意基础。”[45]
《澳门日报》创办以来，由早期只有一个综合文化副刊《新园地》，扩充为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多个生活副刊及不同领域、专业化的文化副刊，至今有二三十种副刊、专刊版面；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层面越来越广泛，他们见证了澳门多元文化生活的发展。在世界华文报刊中，《澳门日报》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着力推崇尤显突出，由报纸栏目名称可见一斑：“澳门掌故”“汉字粤读”“印坛轶闻”“诗词评赏”“咬文嚼字”“次文化斋”“文化堆填区”等，这些副刊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了下来。
《澳门日报》副刊不仅树立了传承中国文化的形象，而且树立起独有的文化品牌。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对澳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临近地区的政治风云，海内外不少作家涌进澳门。澳门社会生活安定、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吸引不少人才留在澳门。1983年，《澳门日报》创办纯文学副刊《镜海》，成为澳门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澳门报刊中唯一的纯文学副刊，《镜海》很快成为凝聚年轻文学爱好者的园地，并得到海内外著名作家、学者的支持，外来的作家和成熟起来的本地作家成为丰厚的文化资源。20世纪90年代初，《澳门日报》还在《小说》版增辟“小小说”专栏，鼓励文学爱好者进行小说创作。
澳门回归祖国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办报纸必须考虑盈亏问题，而副刊没有广告，从经营的角度看似乎是蚀本的生意，每天多一版副刊等于多赔一版纸钱，或者是少赚一版广告费。这也是各地报纸越来越不愿开设副刊的主要原因，但《澳门日报》却反其道而行，设立多元文化副刊以吸引读者。他们认为：“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年头，许多读者缺乏的正是他们内心想要寻找的，可以静下心来阅读、思考的空间，副刊正是提供这种空间的所在。办副刊，没有文化使命办不好，至少是办不出品位来。……一份有远见的报纸不能完全跟着读者并不高的喜好走，相反，我们有责任去引导、去提高读者的文化品位，这样才能创办出有格调的报纸来。”[46]
《澳门日报》通过增设文化版，提高报纸的文化定位和读者的文化品位。同时，注意对副刊进行全面革新，增加软性文化包装，增设《视觉》《演艺》《阅读天地》《教·思》《视野》等具深度、内涵的版面。“当人们只看到经济增长时，我们意识到文化需求的重要，因为我们身处的城市真正与国际都市接轨时，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不但要坚持文化传承，更要以前瞻性目光预测文化发展的道路。我们开设《演艺》版，因为澳门的演艺界正在步上专业化的发展空间；我们开设《视觉》版，因为视觉艺术将开拓澳门文化产业的市场；我们开设《教·思》版，因为澳门的教育问题影响深远；我们开设《视野》版，因为澳门人需要各种文化思考的空间。”[47]文化副刊提高了《澳门日报》的格调，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尤其是受到青年读者和高素质专业人士的支持，成为《澳门日报》无形的大广告。
[1] 本书未采用一般史学界以1949年为当代起点的划分方式，而是根据澳门报业的发展特征，将对当代澳门报业发展历程的描述追溯至辛亥革命之后澳门报业进入商业化的时期。
[2] 林玉凤.经济发展时期的报业挑战——以澳门报业发展为例［J］.新闻记者，2007（11）：26-28.
[3] 林玉凤.经济发展时期的报业挑战——以澳门报业发展为例［J］.新闻记者，2007（1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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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华澳报.关于本报［EB/OL］.［2013-05-06］.http：//www.waou.com.mo/aboutus/.
[13] 林玉凤.经济发展时期的报业挑战——以澳门报业发展为例［J］.新闻记者，2007（11）：27.
[14] 林玉凤.社会变迁下的澳门传媒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9（12）：18.
[15] 林玉凤.社会变迁下的澳门传媒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9（12）：18.
[16] 冈恩.澳门史（1557—199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8.
[17] 冈恩.澳门史（1557—199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84-185.引文中两部电影的常用译名为《无形的枷锁》和《小天使》。
[18] 林玉凤.社会变迁下的澳门传媒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9（12）：18-19.
[19] 蔡志雄.澳门中文报纸对政府施政的监督［EB/OL］.［2015-06-01］.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028/html/11101.htm.
[20] 宋雅楠.外来劳动力对澳门经济增长影响研究［EB/OL］.（2015-01-07）［2015-05-28］.http：//www.cssn.cn/kxk/skyrw/201501/t20150107_1469666.shtml.
[21] 李鹏翥.金禧结硕果 再攀新高峰［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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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成俊.改革促发展 创新铸辉煌——《澳门日报》半世纪若干人与事［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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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莫继严.从“资讯外借”到产业内驱——澳门华文传媒业的当下困境及未来发展［J］.新闻爱好者，2009（6）：40.
[29] 刘森.1962年我如何采访“三狼案”［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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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司徒伟业.昔日突发新闻的处理——如何报道“八仙饭店”事件［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M］.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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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守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体育新闻伴随着澳门飞跃［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130.
[34] 方丽，彭伟步.《澳门日报》办报特点探微［J］.国际新闻界，1999（4）：23-27.
[35] 陆波，曾艺.新闻采编五十年［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62-67.
[36] 1989年1月9日，澳葡政府宣布在10、11日两天为澳门18岁以下的无证青少年进行身份识别登记，13日由治安警察厅派员到各校向曾于1986年和1988年接受调查的无证学生登记，这次活动名为“龙的行动”。1990年3月27日，政府宣布向已登记的无证青少年的无证父母登记发证，引起大批无证者不满，他们自发上街游行，要求一视同仁，发予身份证。游行者由初期的数百人激增至逾万人，澳门“黑民”全部“曝光”。人潮先后在澳门关闸警察足球场、特警总部、逸园狗场发生推撞践踏意外，风波持续72小时，被称作“三·二九”事件。李宝华.1990年，这一天，澳门的“黑民”全部曝光——忆记十八年前的“三·二九”事件［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90.
[37] 陆波，曾艺.新闻采编五十年［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64.
[38] 陆波，曾艺.新闻采编五十年［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64-65.
[39] 崔志涛.新闻要对历史负责——欧案与“五·一”事件的启示［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98.
[40] 杨蔚然.一切从金沙开始——一夜之间，我们成了世界中心［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122-125.
[41] 黄楚慧.新旧媒体混合时代的来临——见证汇业事件纷扰两年［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118-121.
[42] 1988年10月8日，《澳门日报》刊发患有“共济失调”症少女洪俊珠的报道，洪俊珠10多岁时患共济失调症，当记者见到28岁的洪俊珠时，她已全身肌肉萎缩，形容枯槁，不似人形。经《澳门日报》报道后，募集善款97万元。
[43] 陆波，曾艺.新闻采编五十年［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66.
[44] 李守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体育新闻伴随着澳门飞跃［M］//廖子馨.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126-130.
[45] 廖子馨.华文媒体和中华文化的传承［M］//夏春平.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13.北京：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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