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与中国近代报刊
早在1927年，戈公振已指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但自戈公振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研究的关注点为：第一，首推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文出版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注重英美列强在华办报”；第三，对外报的研究，以英文外报为主；第四，在地域上，侧重沪港两地。葡萄牙人在澳门所办葡文外报，一直是中国近代报业研究的一块待开发之地。[27]
一、待开发之地：澳门近代报刊研究的缺憾与共识
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倾向，导致学界对中国现代报纸的源头的研究混沌不清，甚至对澳门报刊最基本的情况都处于未知状态，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除少数澳门知识界人士外，中国的学术界尚不知在19世纪末的澳门出现过一份《镜海丛报》”[28]。这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报业史研究中出现“以讹传讹”现象的重要原因。
澳门历史学者汤开建曾感叹：“余研习澳门历史经年，故常与澳门外报有所接触，深感中国学术界对澳门外报的冷漠与忽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阻隔。由于国内学术界懂葡语又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实在太少，他们无法获知以葡语为主的澳门外报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故对澳门葡文报刊做出了很多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判断与评价。”[29]
正因澳门外报研究的荒芜，1996年新闻史学者程曼丽将《蜜蜂华报》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从“从未碰过葡语”“对它（《蜜蜂华报》）的全部了解也仅止于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所提到的那几句话”开始，用近三年时间突破语言障碍，完成一部“全面、系统的”个案研究著作，成为一段学术研究佳话。[30]程曼丽在研究中同样也提到：我们的硏究者更多注意的是其中的中文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以及日文报刊，而对葡文报刊却绝少提及；即便提起，也是将其打入“另册”，仿佛它们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可以从略。
自20世纪90年代起，澳门葡文外报研究不足的缺憾，已是史学界和新闻学界的共识。程曼丽在研究中曾引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不大，故暂不计入”，作为过往研究忽视葡文报刊的偏颇倾向的佐证。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主编方汉奇先生，正是程曼丽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是“《蜜蜂华报》研究”选题的推荐人和研究的重要支持者。因此，这一引证也是方汉奇先生本人对中国近代新闻史反思的生动注脚。而正如程曼丽文中所说：“缺乏这方面的阐释，中国外报的研究便始终留有一块空白，很难达到完善的程度”[31]，由于此前澳门外报整体研究的欠缺，程曼丽本人对《蜜蜂华报》的研究于1998年出版，2000年之后就遇到对“《蜜蜂华报》是否为澳门第一份报纸”的重新审视。
澳门近代报刊及新闻史面临的窘境，与澳门史研究本身基础薄弱有密切关系。澳门史研究与一般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它有三个支脉：（1）中国的澳门史研究；（2）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3）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中国澳门史研究的源头，可追溯至1751年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由广州萃经堂印制的《澳门纪略》，但真正的研究到20世纪才开始，而且最初集中在粤澳划界问题上，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方面。总体来说，澳门史研究进展非常有限，“1900—1979年，只有27种与澳门史相关的图书出现，其中有一些没有学术意义”[32]。
改革开放，特别是澳门回归之后，澳门史研究迅速发展。其中，对葡萄牙澳门史研究以及其他国家澳门史研究的引介是重要推动因素；而对包括澳门外报在内的早期史料的挖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对澳门外报研究的深入，澳门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乃至中国大众传媒史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如澳门学者李长森2010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澳门外报史稿》。
2000年，内地著名历史学者姜义华在《镜海丛报》（影印本）书序中，明确提出“澳门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33]。这一提法，随后被林玉凤、李长森等多位澳门新闻史学者引用。[34]2001年，澳门史学者汤开建在《〈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前言中，则直接称：“澳门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这一点恐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对于澳门学界之外的读者，仍需给予关于这一共识的充分的论据和论证，才能赢得外界对澳门近代报刊更广泛的认知和了解。
二、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澳门近代报刊的生存环境
纵观世界新闻史，“报纸首先在那些中央权力薄弱或统治者比较宽容的地方兴盛起来，前者如德意志地区，当时它分裂为许多弱小的公国，后者如那些低地国家（今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35]。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早在1476年就开办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但几乎两个世纪后，英国才有了一份真正的报纸；而卡克斯顿当时之所以可以享有不受皇家干涉的相对自由，主要是因为他从不拿自己的地位去冒险。澳门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其政治地理位置以及执政者的立场态度，与世界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有异曲同工之处。
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报禁严格，具有现代思想理念的近代报刊几乎不可能内生。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民间报房和民间抄报活动。但由于清廷报禁严格（如康熙五十三年公布“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公布“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36]；乾隆十一年公布“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37]，具有民主色彩的近代报刊难以生存。
澳门开埠以来长期处于“双权管治”状态，在澳葡萄牙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一方面由于远离中国内陆，中央权力薄弱；另一方面，葡萄牙帝国的没落，使得葡萄牙占领者相比正在崛起的英、法等国来华者更为“恭顺”。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附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与外来的“夷人”毕竟有所不同，所以对澳门的管理比较宽松。1698年，康熙帝宣布：“澳门属广州府管辖，慕化而来之夷人朕皆视同子民”。1714年，葡萄牙人按照中国的礼仪向从北京来澳的中国官员“恭请圣安”，使康熙帝“龙心大悦”，给予他们豁免地税银一年的恩典。1724年，雍正帝大举驱逐外国传教士，澳葡当局请求国王遣使来华，使臣向雍正帝行三跪九叩礼并呈献大批珍贵的礼物，恳求中国政府保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雍正帝“复准西洋人附居澳门”[38]。这些都为澳门葡文外报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澳门新闻史学者林玉凤指出，过往史家认定1822年出版的《蜜蜂华报》为澳门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其最重要的证据是葡萄牙两项有关出版的法令——1737年颁布的禁止葡萄牙海外属地（各殖民地）出版法令以及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预检）制度。这两项都规定只有在葡萄牙本土可以进行合法出版工作，其他地方不允许出版任何刊物。直到1820年8月24日，葡萄牙本土立宪派起义成功，推翻帝制，创立君主立宪制度，并颁布了宪法，葡萄牙的立法机关决定解除出版禁令，葡萄牙的各个海外省才有了出版自由。但实际上，“当时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并没有严格地执行出版禁令，出版活动在允许出版的新法令实施以前已存在”。[39]后续研究者对澳门《消息报》《澳门宪报》早于《蜜蜂华报》出现的考证，也印证了这一点。
澳门的地理位置和议事会自治的传统，使其不仅在执行葡萄牙法令时打了折扣，而且对清政府的禁令也留有“网开一面”的空间。如1810年前后清廷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严申：“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是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40]但时任澳督花利亚尽管对清廷的态度有所忌惮，还是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弹性政策，其施政原则中更多考虑的是澳门本地力量的博弈。我们从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的经历以及米怜留澳风波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1807年1月8日，马礼逊作为首位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从伦敦出发，绕道纽约，于9月4日抵达澳门。当时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不允许商人以外的英国人在澳门居住，“这家公司对预定前往他们利益范围内的传教士非常不友善，唯恐传教活动会引起当地社会变化，从而损及公司的商业利益”[41]；此外，当时天主教是葡萄牙的国教，澳门因此奉天主教为正式宗教，马礼逊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也受到澳门的罗马天主教士的敌视。因此，马礼逊抵澳不久后就不得不离开澳门前往广州，以美国人的身份在广州的美国商行和法国商行居住了9个月。
直到1809年2月，马礼逊与当时居澳的马莉·莫顿结婚，并受聘担任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翻译，他才得到在华正式居留权，可以以合法身份在澳门和广州两地居住。1809年6月，经当时东印度公司办事处大班罗伯赐同意，马礼逊回到澳门居住。他在出任译员的同时，学习中文、编辑《华英词典》、翻译《圣经》，秘密进行家庭礼拜和印刷传道工作。
1813年7月4日，应马礼逊要求，伦敦传教会派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米怜与新婚夫人一起抵达澳门，来华协助马礼逊工作。马礼逊当即与米怜一起拜会澳门的法官和澳督花利亚。马礼逊在日记中记载，他请求批准米怜在此居留，澳督花利亚“断言说：无人可以在澳门居留，只有在此纯粹经商的英国人方始准予居留”，澳门的中国官员禁止在澳门设置宗教机构，但花利亚最后同意不积极干预，而考虑让米怜作为一位要学习中文的学生逗留澳门。
不过，米怜最终并没能留在澳门，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米怜夫妇到达澳门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澳门，不论是英国人还是葡萄牙人，都对他俩抱敌视态度。我相信有人已经向澳督告状。”立法会议开会讨论时全体表决：“米怜先生不得居留澳门。”[42]表决后，澳督花利亚传召马礼逊，要求米怜必须在8天内离开澳门；马礼逊单膝下跪，恳求他“不要坚持下达这道命令，盼能延长米怜在澳门的居留”；花利亚再次重申：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才可以居留，让米怜留下会违背天主教的信仰。他对马礼逊说：“过去曾有人要我取缔你马礼逊居留在澳门，因为你在此刻印中文书籍。但我出于对你的私人友谊，克制自己不向立法会提出你的问题。”[43]最终，花利亚将米怜留澳的期限由8天改为18天，但并未允许米怜在澳门居留。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能够立足的地方仅有澳门。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前在澳门的出版经历，有力驳斥了《蜜蜂华报》出版前澳门因为出版法令限制而没有出版活动的说法。[44]但正是因为在中国境内办报风险极大，米怜又无法容留澳门，马礼逊和米怜才不得已选择在靠近中国的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外，1809年3月，马礼逊的中文老师荣三德，因将马礼逊澳门家中一份印好的福音书走私进入广州而被捕——这说明当时马礼逊要在广州出版印刷，确实比在澳门困难得多。
1934年，威廉·约翰·律劳卑受命担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他违抗清廷命令，贸然致函两广总督卢坤宣告就任遭到拒绝，并被要求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卢坤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律劳卑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并派军舰去印度接援兵。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68只战船，并得到道光帝敕准，以武力对待。在这种情势下，英国商人纷纷倒戈，不再支持律劳卑，他被迫黯然回到澳门并在澳门去世。“律劳卑事件”后，美部会的教士感到在广州印刷中文传教材料不安全，1835年12月卫三畏将印刷所从广州迁到澳门。[45]这些史实都从侧面印证了澳门在中国近代大众传媒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三、早期在华外报的出版基地和“避难所”
从1535年澳门开埠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300年间，澳门经济虽几经兴衰交替，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澳门是远东最繁盛的商埠之一；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国侵占香港和香港自由港的崛起，澳门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一蹶不振。但1847年澳葡当局宣布赌博合法化，澳门作为东方第一赌城，再度畸形繁荣，成为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洛哥的蒙特卡洛齐名的赌埠，号称“东方蒙特卡洛”。多国商流、人流聚集，澳门成为早期在华外报的出版基地和“避难所”[46]。
澳门半岛1840年时面积仅2.78平方公里，后经填海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达6.05平方公里。1856年居澳葡人有5037人，但在《蜜蜂华报》问世后的100年时间里，居澳葡人竟创办了近百种各类报纸杂志。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述“鸦片战争前澳门共出葡文报刊8种，鸦片战争后至1894年共出葡文报刊25种，计澳门17种，香港5种，上海2种，广州1种”[47]。据李长森考证，1822年至清末，澳门共创办外报40种，除裨治文、卫三畏等传教士在澳门经营的6种英文报刊外，其余34种均为澳门土生葡人创办的葡文报刊。在葡萄牙学者文德泉神父整理的报刊名单中，收录了近代101种报刊，其中包括13种英文报刊和1种中文报刊。
澳门葡文报刊在数量上超过教会和英商创办报纸的总和，类型上既有政府的官方宪报，又有民间私人报刊；有专门的商业报刊和政治新闻性刊物，以及月刊、半月刊、周刊，表现了近代报刊形成期的各种特色。仅1835-1844年间诞生的葡文报刊就有《恒定报》《澳门土生邮报》《真正爱国者》《商报》《商业行情报》《澳门周刊》《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土生灯塔报》《澳门土生曙光报》《中国孤独者》《澳门土生代言者报》。其中，《商报》出版长达4年，《商业行情报》长达5年，《葡萄牙人在中国》长达6年。而当时除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商创办的几份中、英文报刊外，中国境内别无其他报刊。澳门史学者汤开建说：“这些葡文报刊的出现对于形成时期的中国近代新闻报刊业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48]
澳门学者李长森对澳门外报研究时，特别关注到澳门土生报人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重要贡献，澳门土生报人为香港和上海提供了办报经验和新闻人才。香港1842年才有了第一份报纸，最早出现的报纸就是从澳门迁往的。从1842年到19世纪末，香港外报共19种，其中葡文报刊14种。“对香港来说，有如此之多的葡籍新闻出版业的从业人员（如果算上其他国籍，包括华人在内，人数更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很显然，在这众多的从业者中，澳门葡萄牙人是主体，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这样。”[49]
1857年，上海的外国租界才出现报纸，1867年至1874年上海最早创办的7种外报中，6种由澳门来的土生葡人创办。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到，上海开埠后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有5种外文报纸：《晚差报》《上海差报》《上海锦囊与每周差报》《晚报》《华洋通讯》。根据王之成的考证，其中4种报纸的业主是来自澳门的报人，“他们不仅是报纸的老板，而且雇佣英人做编辑为他们服务”[50]。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英文《循环》周刊，以及上海的第一种法文周刊《上海报界》也是由澳门葡裔人士创办的。“上海开埠后的主要报刊都有澳门报人涉足”“说澳门报人在上海开埠初期独占报业鳌头似乎并不过分”。[51]
澳门葡文报刊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对澳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随着澳门外报的扩张，直接推动了在华外报的发展。澳门土生葡人办报也不仅限于港沪两地。在中国新开埠的其他城市也有他们的足迹。如《澳门土生家族》记载，澳门土生葡人多林杜·罗萨里奥在福州创办了葡文《福州回声报》和福州印字馆。
基于上述种种，李长森说：“除非认定外报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无任何影响，如果认为有影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与西方在中国创办的报刊有密切关系，那就不能否认澳门外报的作用。”[52]这种作用还体现在：在19世纪影响极大的一批英国人创办的报纸，如《德臣西报》《孖剌西报》，均以葡萄牙人为主编。因此，汤开建干脆直言：“‘澳门外报和在华外报发展的联系并不密切’，这一结论是完全错误的。”[53]李长森在其专著《近代澳门外报史稿》中以直观的图例方式，揭示了澳门外报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见图1-1）。
图1-1 澳门外报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中国新闻史学的两座高峰
图1-2 戈公振
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至1935年10月22日），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新闻记者、新闻学者（见图1-2）。
1913年戈公振入“有正书局”当学徒，1914年进入《时报》，从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在该报任职15年之久。1920年首创《图画时报》。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戈公振任会长。自1925年起，他在各大学教授新闻学。
1927年1月29日，戈公振以记者身份乘法国邮轮“答尔塔良”号自费赴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考察新闻业。同年，受国际联盟[54]邀请，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1928年戈公振返国，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副主任。1930年创办《申报星期画刊》并任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随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军侵华真相，9月随团前往欧洲。1933年3月，戈公振到苏联访问，为国内报刊撰写大量介绍苏联的通讯报道。1935年8月，戈公振应邹韬奋邀请，回国参加《生活日报》筹备工作，10月15日抵达上海，10月22日病逝于上海。
戈公振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工作，曾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和杭州暑假报学讲习所讲授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在新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许多著述，如《中国报学史》（分六章，共28.5万字，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报业发展史的专著和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首版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闻学撮要》［译著，梁启超作序。原著为〔美〕开乐凯（F. N.Clark，Jr）的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新闻学》（1927年12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为“百科小丛书”和“万有文库”撰写，1940年出版，1947年2月再版，普及型读物）。
图1-3 方汉奇
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普宁（见图1-3）。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2017年9月28日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方汉奇教授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逾60年，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报刊史话》（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主编兼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主编兼撰稿人，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共三卷）（主编兼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至1999年出版）；《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华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共三卷）（主编兼撰稿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大公报百年史》（主编兼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中国新闻传播史》（主编兼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方汉奇主张新闻史写作应史论结合，不能以论代史；在体例上要有自己的特点，不能雷同于一般的政治史、党史和思想史；在研究范围上应突破一些禁区，以我为主，兼及敌我；评价新闻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乱贴政治标签。他认为新闻史的研究，除了总结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之外，应以继承和发扬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的优良传统为主要目的，不能数典忘祖。对于新闻史研究工作，他提出加强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加强报刊业务史的研究，加强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史的研究，加强重大宣传战役的研究，以及加强新闻史料的搜集、甄别、整理、出版工作。
方汉奇先生为澳门新闻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中提到的两位澳门新闻史研究学者程曼丽和林玉凤都曾师从方老。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81.
[2] 澳门新闻史学者林玉风用“自此，澳门新闻史为人关注的焦点，几乎‘定格’在这一段有关澳门葡语报章的描述上”，描述《蜜蜂华报》对于澳门新闻史的重要意义。参见林玉凤.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事业（1557—1840）［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1.
[3]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0、13.
[4]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提道：“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参见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5；《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提道：“最早出版的是《蜜蜂华报》，创办于1822年9月12日。它是第一种在华出版的外文报纸。”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8.
[5]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M］.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8.在书中第25页也提到了1820年的《消息报》。
[6] 汤开建.《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前言XXV.
[7]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M］.姚京明，译.澳门基金会，1998：19、40、68-69.
[8] 汤开建.《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前言XXVI.
[9] 文德泉.澳门报刊的起源［M］.田晓燕，译.文化杂志（中文版），1993（11-12）.
[10] 汤开建.《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前言XXVI.
[11] 《澳门地扪宪报》，1889年2月8日第6号，转引自《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XI.
[12] 吴志良.《蜜蜂华报》研究·序［M］//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
[13] 蔡长宁.中国近代报刊起始质疑［J］.新闻与写作，1990（1）：40.
[14] 严昌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J］.新闻研究资料，1990（2）：132.
[15] 方汉奇.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J］.新闻与写作，1990（1）：39.1939年，赵君豪在其《中国近代之报业》中，亦采用戈公振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称为“中国第一种现代报纸”的提法。参见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M］.台北：文海出版社，1939：7.
[16] 方汉奇.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J］.新闻与写作，1990（1）：39.
[17]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新闻研究资料，1992（8）：112.
[1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1991：662-711.
[19] 方汉奇.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J］.新闻与写作，1990（1）：40.
[20] 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J］.近代史研究，2002（2）.陈、李著述出现于1928—1933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时期，并受到影响。两种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和叙事方式有差异，因其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20世纪20年代初，陈恭禄在美籍教授贝世德的辅导下，开始搜集资料撰写中国近代史；李鼎声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入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代表。
[21] 早在1982年方汉奇反思《中国近代报刊史》编写体例时就曾说：“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个半大的解放脚，基本上还是采用了按政治运动分期的那种体例。”参见方汉奇.方汉奇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22.
[2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7.
[2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67.
[2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69.
[25]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
[26]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0-81.
[27]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
[28]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J］.社会科学，2001（1）：67.
[29] 1994年在《蜜蜂华报》合订本的发行仪式上，澳门史学家潘日明神父曾说史学界对这份重要的报刊既不重视又缺乏研究。
[30] 参见《〈蜜蜂华报〉研究》一书中方汉奇、吴志良所作书序，及论文前言、后记。
[31]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6.
[32] 钱乘旦.全球史与澳门［M］//周湘，李爱丽.蠔镜映西湖：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序言V.
[33] 姜义华.镜海丛报（影印本）［M］.澳门：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34] 林玉凤.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事业（1557—1840）［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62.
[35] 埃默里M，埃默里E，罗伯茨N L.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
[36]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一七，转引自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6.
[37] 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6.
[38]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9.
[39] 受惠于葡澳政府执法的松动，当时在澳门从事出版活动的，除马礼逊和澳门东印度公司的英美人士外，还有澳门圣约瑟修院的耶稣会士，如前所述的早在1807年创办的《消息报》。参见林玉凤.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事业（1557—1840）［D］.2006：47、70.
[40] 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9.
[41] 苏精.马礼逊中文印刷出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82.
[42] 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9.
[43] 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9.
[44] 林玉凤.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事业（1557—1840）［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45]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82.
[46] 赵永新.论胡文华“汉化”与传教士“儒化”［N］.澳门日报，2003-12-28（6）.
[47]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4.
[48]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2.
[49] 叶农，严忠明.鸦片战争后移居香港的澳门葡人［J］.澳门历史研究，2006（5）：64.
[50]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80.
[51]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81.
[52]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86.
[53]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4.
[54] 国际联盟（Leaug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和处理某些国际问题。总部设在日内瓦，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中国于1920年6月23日加入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