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的出版贡献与澳门最早的中文报刊

第二节 马礼逊的出版贡献与澳门最早的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前夕,跟随商船和军舰而来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拉开了基督教新教大规模东进的序幕。他们由中国外围向中国沿海渗透,建立传教基地,翻译和印刷宗教书刊,建立教会学校招收贫寒子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第一个踏上中华帝国的新教徒”[21]。他将近代印刷术真正引进并使之以澳门为根——他编纂的《华英字典》、翻译的《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马礼逊在澳门的印刷出版工作,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基督教也因此成为建立澳门近代出版事业乃至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一股力量。

一、马礼逊的出版贡献

1807年9月8日,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后面临重重困难:第一,清廷禁教,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违者处以极刑;第二,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怀有敌意;第三,澳门的天主教的敌意。”[22]因此,马礼逊将出版书刊视为重要的传教手段,以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克服各种困难开始工作。马礼逊来华后的出版工作分三个阶段:(1)1807年马礼逊抵达中国后不久,出版物以中文印刷的宣教书籍和单张为主;(2)以1814年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成立印刷所支持马礼逊出版《华英字典》为起点,出版物以英语为主,中文宣教书籍和单张则转往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出版;(3)1833年马礼逊自己在澳门成立马家英式印刷所后,出版物包括中英文图书、刊物、单张,同时还承印别人的刊物。[23]

马礼逊的日记记载,马礼逊在中国的出版活动最初采用雕版印刷,而且是秘密进行的。他在中国印刷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810年印行的《使徒行传》,随后又印刷了他的短论《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两本书各印了1000册。他印制发行《路加福音》后,引起了清廷的关注。不久,清廷颁布谕告:严禁在中国印刷基督教书籍,禁止传播基督教教义。马礼逊编纂的《中国文法》一书的出版因此不得不搁浅。

1813年,由马礼逊独自编纂的《华英字典》第一部基本完成(见图2-2),但印刷出版这部字典的费用却大大超过马礼逊的支付能力,甚至连英国伦敦教会也只能拿出该项费用的1/6。经过多次协商,东印度公司决定出资印刷这部字典。1814年,应澳门东印度公司的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印刷工人汤姆斯带印刷机及相关器材来澳。4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函知会公司广州办事处:“新雇用一名印刷工汤姆斯,带着一台印刷机、一副活字等设备搭船来华”。函件中还说,纸张应在中国购买,“因为董事会相信中国生产的纸张品质更好”,并且规定“印刷只限于澳门进行,也不准印刷任何传教书刊,但是如果有空档,则无妨印刷一些‘有用的’出版品,例如语言、历史、风俗艺术、科学等足以增进欧洲了解中国的图书”[24]。9月,汤姆斯抵达澳门,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成为中国境内设立的第一家西式印刷所。

图2-2 马礼逊编撰《华英字典》

1814年,马礼逊的出版活动有了新的进展,他所翻译的《圣经·新约》以雕版印刷方式印行了2000册,此外他还印行了5000册《教义问答》和10000册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尽管马礼逊尽可能地不引起官方注意,但因其翻译了大量的英国官方文书,仍然被两广巡抚视为危险分子,所以中国官方下令逮捕那些帮助马礼逊翻译出版的中国人。马礼逊不得不调整策略,开辟新的传教基地与印刷基地,在马六甲建立传教书院与印刷厂。

从1814年至1834年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关闭的20年间,一共出版了28种出版物,当中包括字典、图书、杂志、单张以及由马礼逊翻译集成的《京报》读物。

(一)《华英字典》

在来华以前,马礼逊在伦敦皇家学会借到一本拉丁文和中文字典,抄写了当中的主要部分作为自己编纂字典的参考。来华后,他发现当时中国人使用的是《康熙字典》,便开始抄写字典的内容。其后,他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森那里借到另一部拉丁文和中文字典。马礼逊在两部拉丁文和中文字典以及《康熙字典》的基础上编纂了《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按汉字部首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为《字典》),共三卷,分别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出版;第二部分是按汉字音序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为《伍车韵府》),共两卷,分别于1819年、1820年出版;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英汉字典》,一卷,于1822年出版。这部巨著从编纂到全部出齐,耗时十几年,共4595页,收录了4万多个汉字,开本为31cmx23.5cm,相当于现在的10开本。《华英字典》引发西方震惊,有人赞其“对欧洲学者的作用远胜过20世纪所有传教团印制的著作和手稿”。[25]

《华英字典》的出版,标志着以印刷机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正式诞生。为印刷《华英字典》,中国引入了第一台现代化的印刷机,汤姆斯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先河。由于木刻雕版很难解决英文字母问题,西方英文活字又不能解决汉字问题,他们只好独辟蹊径,先以铅合金作材料用铜模制造出铅活字毛坯,然后雇请熟练的中国雕版刻字工人,在一个个铅活字毛坯上用刀刻出一个个汉字。据叶再生考证,这副中国最早的雕刻汉字活字有10万枚左右,正文是仿宋二号字、三号字、四号字,书名采用草书初号字。[26]澳门印刷所按照西方现代出版业模式运作,无论资金运作、经营管理和编辑模式,还是印刷和发行方式,都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作坊或官办作坊迥异。现代出版观念的引进,带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二)《杂闻篇》

根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新闻史专著的通常说法,中国最早的近代化中文期刊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是1833年8月1日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澳门的华文新闻史则从1893年《镜海丛报》出版开始。

2006年,澳门学者林玉凤根据她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伦敦传教会档案中找到的《杂闻篇》原件(见图2-3)提出:1833年4月29日,由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中文期刊《杂闻篇》,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第一份用铅活字排印的期刊,以及澳门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她指出这一发现将澳门的华文新闻出版史的起点提前了60年。

图2-3 《杂闻篇》创刊号[27]

林玉凤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中介绍:根据刊物原件和马礼逊的书信以及日记内容,《杂闻篇》为不定期刊物;共出版3期,分别是1833年4月29日第一期、1833年8月29日第二期、1833年10月17日第三期。每份印刷量为2万份。从出版年份看,比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早3个月。

《杂闻篇》版框比16开小,为13.4cm×9.2cm。各期均有4页,双面印刷,每期仅首页有版头,全页不分栏,四周有双框装饰,以类似《京报》的黄色纸印刷,但各期所用报纸的纸质有明显差异,第一、第三期较厚,第二期用纸极为单薄。每一号头版的版头中间为报名,由右至左横排“杂闻篇”三字;报名右侧有方格,内直书“壹号”等期刊号及“癸巳年”三字,说明其以干支纪年方式标示年份;报名左侧另有方格,内以中式数字从右至左书写出版的月日。报刊的内文以从右至左的中式书写方式直排。除了不分栏,其第一版版式已经接近现代报刊的样式,而不是19世纪中后期仍然流行的中国书册式版面。

通过考证,林玉凤还指出:《杂闻篇》由马礼逊购自英国的平版印刷机结合中文活字印刷,比1853年创刊的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早20年使用活字印刷,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活字排印刊物。此外,《杂闻篇》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都采用了顿号和句号两种标点符号,而《杂闻篇》更先进:标点符号标注在正文之间,而不是文字旁;在每个段落结束前,还以“O”号为段落标记;在人名右侧加单线,在地名和国名右侧加双线。而一般公认的澳门最早采用标点符号的报刊《澳门通报》,创办于1913年6月3日,比《杂闻篇》晚了近80年。

现存各期《杂闻篇》的原件上都有马礼逊手写的文字,上面清晰说明该刊在马家英式印刷所印刷,每期印数为2万份,可能为同期报刊印量之最;附有一个单张的手写文件,上面有马礼逊用英文书写的各期内文介绍。各期篇幅不多,只有4则消息或文章。绝大多数篇幅刊载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也刊载一些特别的消息或文章。如第二期中,“胎生聋而哑巴者论”从现代医学角度说明失聪的原因,并介绍“又闻得英吉利国医生,会教聋哑者发仁之心,想来中华为传这个法子”;同期刊登的“外国书论”,是一段200字的短文,全文如下:

友罗巴之各国,皆印书篇多用活字板,要印书时,则聚集各字,后刷完数百,或数千数万本,就撒散其字,各归其类,而再可用聚合刷他书。如是不必存下许多板,且暂时用之书篇,不必刻板之使费,故此在友罗巴各国,每月多出宜时之小书,论当下之各事理,又有日日出的伊所名,新闻纸三个字,是篇无所不论,有诗书六艺,天文、地理、士、农、商、工之各业,国政、官衙词讼人命之各案本国各省吉凶新出之事,及通天下万国所风闻之论。真奇其新闻纸无所不讲也。[28]

林玉凤评价这篇“外国书论”是“中国刊物上最早介绍西方活字印刷术的中文文献,还最早将中式木刻雕版和活字印刷术作了比较,这也是最早介绍西方报业的中文文献,而将‘报刊’中译为‘新闻纸’,相信亦典出于此”。她强调“胎生聋而哑巴者论”与“外国书论”,最早在中文期刊上引介了西方的医学观念、活字印刷术和“新闻纸”的概念,提出《杂闻篇》具有重要意义——“从1833年4月29日创刊到1833年10月17日终刊,《杂闻篇》只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可是,这份不定期中文刊物的发现,还是令中国新闻史以及澳门新闻史中的不少定论需要改写。”[29]

二、鸦片战争前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其他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前,由英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还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这三种中文报刊都面向中国读者,尽管它们的创办地都不在澳门,但澳门作为鸦片战争前所有外国人进出广州的停留地,是创办者联络、酝酿、商议办报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教士向华人传播西方宗教、知识、资讯的落脚点。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3年,伦敦传教会传教士米怜抵达澳门,引起澳门当地天主教士的疑忌,被澳葡当局限期离境。1815年,米怜回到澳门,与马礼逊商议在位置适中、便于与南洋各华人居留地联系的马六甲设立布道站,由他前往布道。两人还商定在马六甲创办一份介于报纸与传教杂志间的中文期刊,兼顾一般知识与基督教义的传播。米怜撰写了约七百字的发刊辞《序文》,交给即将同赴马六甲的印工梁发刻板。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见图2-4)在英国殖民地马六甲出版创刊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种中文杂志,也是中文报纸的先导。其读者以华人为主,发行于南洋各埠,其宗旨、撰稿、经费,都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两人决定,华人梁发除以教徒身份偶尔撰稿外,只参与生产印制方面的工作。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份月刊,从1815年创刊到1821年停刊,历时7年,共出7卷84期,所刊登的文章大都出于米怜一人之笔;除1819年因米怜妻子去世,曾由马礼逊、麦都思、梁发代笔一部分,此外还刊登过马六甲英华书院学生的诗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现存共计1098页,内容大致分为宗教与伦理、科技、史地、文学、时事及其他六类,宗教与伦理多达950页左右,超过总数的85%,而现实的政治时事问题,前5卷几乎毫不涉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偏重宗教与道德成分的浓厚,传教就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30]

图2-4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为了让华人接受西方宗教教义,米怜尽量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看起来像是华人“自己的”报刊。创刊号的封面右上角印有孔子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中间顶天立地竖排着刊名,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精心设计成耶稣加孔子的形式。为使华人易于接受,米怜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作为报纸文章的开头,还常常引用儒家言论阐释《圣经》文句,以突出儒学与基督教的相通性、一致性;行文大量采用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体裁搬用章回体,包括解释天文现象的知识性文章也不例外,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结尾;所刊发文章写到华人时,也常用“我们中国人”以示亲密。[31]

在发行方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采取免费赠阅的方式向华人传播,有月刊本和合订本两种发行方法,月刊本前三年每期印500册,第四年900册,第五年增至1000册;合订本每年自500册增至2000册。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8月1日在中国广州面世,1837年改为在广州编好后寄到新加坡印刷发行,1838年10月停刊。[32]创刊人郭士立是普鲁士人,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1829年,他与荷兰布道会脱离关系后,成为不隶属于某一教会组织的传教士,同各国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和官方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一些研究者提出,郭士立能够让这份宣扬西方教义的中文报纸在广州创刊并存在,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善于笼络中国人,且精通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情况。郭士立常穿中国服装,戴上假辫子扮成中国人的模样,甚至认一个福建人做爸爸,以取得中国人亲属的身份。他还免费给人治病,结交各方人士;二是郭士立善于贿赂清朝官员,把“取得当地官员的友谊”作为要诀。[33]

图2-5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见图2-5)曾长期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19世纪30年代,居于广州、澳门的外国人,出现了要求加强合作的倾向,郭士立顺应这一趋势,为满足在华外国人的共同需求,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报纸的宗旨是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的先进性,改变西方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地位。郭士立曾在《中国丛报》上用英文发表文章,向在华外国人说明自己办刊的目的:“尽管我们和他们有长期交往,但他们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而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蛮夷’。这种毫无根据的自负,严重影响了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同中国人的交往。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3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内容中,占最大篇幅的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其次是对基督教教义和伦理道德的宣传;另有一些新闻和时事材料,还有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提供的本地新闻和来自清廷《京报》的新闻。这些用中文写作的内容,原意是向中国人炫耀西方文明的实力、打击中国人盲目自大的思想。但由于华人订户不多,在当时远没有起到预期作用,不过这份报刊成为西方传教士以中文报刊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的先导。

(三)《各国消息》

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停刊不久,另一份中文月刊《各国消息》于当年10月在广州面世,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和理雅各参加编辑。麦都思1817年抵达马六甲,曾协助米怜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积累了创办中文期刊的经验。《各国消息》采用木版雕刻,中国书本式,共八期,现仅存前两期,主要刊载一些国家的地理、历史状况,也用很大篇幅报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情况,还刊登物价表,对行情涨落进行分析。《各国消息》虽然由传教士创办,但传教内容较少而更多关注现实,已显示出“近代报纸”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