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期及其主要内容
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战争实践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
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孕育萌生时期、系统成熟时期和后续发展时期。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孕育萌生——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
夏、商、西周是奴隶制国家开始出现、形成并发展至顶峰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想孕育和萌生的重要时期。
1.社会发展概况
夏（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国家，是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而进入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使如此，由于刚刚脱胎于原始社会，它在考古学上还处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所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国家机器很不完备，社会组织也很简单。比如，其经济形态还是处于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一种形态，农业工具仍以木、石、骨、蚌等材料制作，直到夏代后期，才有少量的青铜农具出现。因此，农田垦辟范围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有了天象观察和早期的历法，传统的天干地支六十甲子记日法已经运用。或许也已经有了原始的文字，但迄今尚未出现实证。炼铜术在后期已经出现，但技术不精，规模也不大。这些现象，都对军事活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商（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继夏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是经过战争手段推翻夏王朝而获取统治权的。建立商朝之初，商王朝吸取了夏朝末代统治者因暴虐腐败而亡国的教训，曾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仍是原始农业的基本形态，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投入增多，通过垦荒而扩大了耕地面积，青铜农具已用于农业生产，但木、石、骨、蚌农具仍占主要地位，耕作方式亦仍是耦耕法和休耕法。除农业外，商代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可用于战争的马和牛的饲养受到重视。商代手工业生产出现了飞跃的进步，尤其是青铜冶铸技术已经相当纯熟并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这就为青铜兵器的制造提供了工业和技术条件。商代国家机器已初具完整形态和规模，目前见于卜辞中的官职名就有20多个，还有一套借鬼神巫术统治的官员。另外，商代文字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在发现的10多万片甲骨卜辞中，所用单字已达4500字左右，目前所辨识确认的已达1800字左右。其天文知识、数学知识也较夏代有较大发展。“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文字和历法也已为商朝记述史事法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总体来说，夏商两代的思想形态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一是天命观。主要认为“王权天授”，朝代的最高统治者是由上天选定的，他的权力和福运也是上天赋予的。至于他要做什么、怎么做、结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所以必须事事问命于天。二是帝王史观。主要认为只有膺天命之人才是历史的推动者，才有资格、有能力引领社会的发展。三是从以上两点派生出的政治理念。即天子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与挑衅的，否则将受到严酷的惩罚，因此，治国方略便以监控刑罚为要点。当然，为了能更有效地维护王权，统治者有时也强调自身品德的修养，但修养的目的也仅是为了自己王权的稳固。
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疆域在殷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扩展；奴隶制的国家机构已很完整，尤其是奴隶制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西周在灭商后，吸收了商代的生产技术文化，又采取了一些更加有效的治国措施，发展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因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奴隶制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青铜农具的比例比商代大为提高，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农业灌溉系统，农业生产管理技术也基本形成体系，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西周时期，与战争关系密切的手工业的发展较为迅速，分工极细且工种齐全，可以制造大量精良的青铜兵器和战车，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殷人尊神，周人尚文。”建立西周之初，西周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形态和执政治国的基本理念，即“敬天保民、敬德保民”的思想。一方面，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西周统治者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殷商的“天命论”的思想，以周取代殷商，其实是上天的意志，即天命，是违背不得的。另一方面，在对历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归纳和总结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以前上天授命于夏而后又授命于殷呢？为什么授命于殷后又让周来取而代之呢？上天这样惩罚他们的缘由是什么？周又如何能避免天谴呢？一番研究之后，结论出来了，那就是，夏、商两朝的末代昏君，均对上天不敬，都违背了天意。天意是什么呢？天意并不是让统治者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天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天意就是要惠民保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的意志来源于庶民的愿望和要求，国君就应该奉承天意，实行德政，惠民保民，将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主要的政治责任。这样，老天就会保佑你，否则，老天就会抛弃你。即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于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夏商两代与周代在思想形态上的重要差异。同样是讲天命，但周人更加强调人事，能获得皇天护佑的根本途径是必须关注人民的意愿，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摆平。可以说，周人的这些认识，已经冲破了夏商两代蒙昧思维的羁绊，而初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2.军事概况
兵器。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并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军制。夏代军队的武器装备，以木、石、骨、蚌所制兵器为主，在其后期有少量青铜兵器出现。商和西周时代的武器装备，则以青铜兵器为主，且工艺纯熟，制作精良。
战车，在夏代即已出现，但由于受到制作技术和制作材料的限制，当时战车的数量很少，仅限于高级指挥官乘用；至商代，战车制作技术已经成熟，并用于作战，使用规模也逐渐增大；至周代，战车制造技术已相当精良，战车已成为军队中的重要装备。
兵制。夏代，因为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下，不能养活过多的脱产军人，因而，那时的国家还没有常备军。平时仅由少数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的上层贵族组成卫队，担任王室警卫。一旦发生战争，王室便临时征集平民组成军队进行作战。这就是奴隶制时代的民军制。除了王室军队之外，各个氏族邦国都各有自己的军队，同样实行民军制。因而，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队。不过，王室可以征调和指挥各氏族邦国的军队。夏代军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
商代，军队主要的作战力量依然来自民军制，但是，已由原来的临时征集发展为有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的民军制。即王室直接指挥的军队固定编制为左、中、右三师（每师约三千人），每师下属各级有固定的指挥官，将适合服兵役的人员进行登记，编入指定的部队，也就是“平时任户记民以预定其军籍”，使“人有所隶之军，军有所统之将”，战时根据战争动员令，即可按编制迅速集结成军。商代军队有步兵和车兵两个兵种，步兵为主，车兵为辅，步兵和车兵分别编组作战。步兵编制基本上为十进位制，最小的单位为“什”，一什为十人；十什为“行”，十行为“大行”，三大行为一师。
西周，王室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建立西周之后不久，即组建了“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王室共统辖达十四个师的兵力。其他诸侯国，也依爵位的高低组建了常备军：方伯二师，诸侯一师。王室有权调动和指挥诸侯的军队从征。军队的兵种依然是步兵和车兵，但随着战车数量的增多，车兵遂发展为主要兵种，车战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车兵和步兵合同编组作战，以战车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一个建制单位，称乘。通常每乘编战车一辆，辎重车一辆，官兵三十人。
作战方式。步战则以密集队形正面冲杀，集团肉搏；车战则摆开宽正面的方阵队形，往复格斗。
夏至商初，因国家政权机构简单，地广人稀，城邑成点状分布，没有明显的疆域边界，且交通不便，都城频迁，所以在“国防”方面并没有成形的举措。到了商代后期，方始有了一些封疆警卫制度。到了周代，则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防御的措施，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防体系。总体来说，夏、商、周三代的国防情况大致是：国家安全的目的和标志，是王都的稳固，是王室威权的伸张，是邦国诸侯的臣服纳供；到了周代，还关注到边境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宁。国家安全的措施，主要是筑城池、控要地、建藩卫、设警燧、安边境。
夏、商、周三代的战争，概括起来有三种类型：一是王朝更替的战争，如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二是巩固统治的战争，表现为镇压反叛方国及抵御外族方国侵扰的战争，如夏启伐有扈之战；三是扩大统治的战争，即为了掠夺奴隶和财产而对外族方国攻伐的战争。
3.军事思想成果
人类的认识水平只能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前所述，夏、商、周三代时期，国家、军队刚刚产生，社会科技文化水平还很不发达，因此，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懵懂状态或由懵懂到明哲的过渡状态。对于战争的认识也是如此。那一时期，人们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认识层次：
第一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蒙昧认识——天命论的战争观。主要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上天已经厌弃了一些人，而授权另一些人对之代行天罚。因此，对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胜负乃至战争的发起时间、战争的方法等，认为只有上天才能决定，所以，每次战争都要以占卜的形式向上天请命，预测吉凶。但凡有军队的组织、集合、出发、进攻、防御、侦察、驻扎、仗该打不该打、打得赢打不赢等问题都要请上天说个明白。
第二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感性认识——惩罚论的战争观。认为上天之所以要以战争的方式、征伐的手段、剥夺其权利和地位的结果对一些人进行惩罚，是因为这些人有罪，罪在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价值观——敬天保民，这些人上不敬天，下不恤民，自然应该受到天谴。
第三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能动认识——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透过王朝更迭战争，得出了“天不可信”的结论，对神灵之天的存在产生怀疑与动摇，对神灵之天的作用也产生了怀疑与动摇。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天是没有什么意志的，所谓天的意志实在是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意志决定了国运的兴亡与战争的胜负。当然，这种认识离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认识还差之甚远。但是，就是这种认识，已经踏进了真理的门槛，决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导倾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为战争是当时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且是决定着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所以，战争问题便成为当时人们研究的最大课题，也因此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当时，就已有专门论述军事与战争问题的典籍问世，如《军政》《军志》《令典》。这些书早已散佚，但从一些古籍中引用的语录来看，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此外，在《尚书》《周易》等当时即已成书的典籍中，也对战争与军事问题有了大量论述。关于那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推崇正义战争，主张师出有名。《周易·师》卦辞说：“师：贞，丈人吉，无咎。”意谓兴兵打仗，首先要把握的是战争的性质和将帅人选的确定，只要坚持正义的战争，又有德才兼备的将帅的指挥，就能取得胜利，就不会有什么祸患。因为正义战争可以获得广泛支持，利于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可以鼓舞己方斗志而瓦解敌方士气。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无不通过揭露对手的罪行来证明己方行动的正义性。
关注制胜要素，强调德胜为先。《军志》说：“有德不可敌。”这一观点可说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军事思想成果的最重要成绩。它体现了把政治作为重要的制胜要素，是政胜思想的反映。这一观点也在当时被反复强调。西周统治者一再申明要实行“敬德保民”的思想就是事例。此外，其他诸如对战机、地利、人和等制胜要素的论述，也多有所见。如《军志》中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就是要争取先机之利；《军政》中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讲的就是对战机和形势的把握；《军志》中说“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讲的是地利；《周易·晋·六三》说“众允，悔亡”，讲的是人和。
从严治军，师出以律。《周易·师·初六》中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说出师打仗，必须纪律严明，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就会吃败仗。因此，从严治军，三代皆以贯之。如《尚书·甘誓》，夏启命令众人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汤誓》中，商汤则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牧誓》中，周武王说：“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予尔躬有戮！”多么明白、坚决而有震撼力。
全局运筹，重计尚谋。《孙子兵法》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伊尹、吕尚，殷、周之重臣，乃智慧超群之人。殷周之兴，原因固多，而伊尹、吕尚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却是至关重要的。如对敌用间，掌握敌情，离间敌之内部力量，用阴谋以倾政；实行德政，笼络人心，争取与国；佯顺敌意，韬光养晦，麻痹敌人，积蓄力量；剪敌羽翼，孤立强敌，营造有利态势；善择战机，突然袭击；见善勿舍，时至勿疑，决心坚定，指挥果断；等等。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步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军事思想的发展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产生，把古代兵学理论推向了时代的高峰，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并在社会变革中逐步走向成熟。
1.社会发展概况
西周中期以后，历代天子鲜有明君，呈现出礼崩乐坏、国势日衰之势。到了周幽王当政时，更是天灾人祸一起来。三川地震，天气大旱，农业歉收，民不聊生。畿内阶级矛盾急剧激化。周幽王又听信奸臣谗言，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其所宠爱的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申侯（申后之父，申国国君）联合缯国和犬戎的军队攻进王都镐京。犬戎军队杀死了幽王，又大肆烧杀抢掠，昔日繁华的镐京被洗劫一空。后来，虽然秦穆公率兵救周，击退了犬戎，但仍没能挽救西周王朝倾覆的命运。
幽王失国后，周朝贵族拥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面对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极其萧条的经济，虑及京城随时面临戎族入侵威胁等情况，遂在郑、秦、晋等诸侯护卫下迁都洛阳，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东周时期。史学上，又把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7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政治上，周天子的权力日渐衰落，出现了“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的局面。天子的辖地大大缩减，仅控制有方圆六七百里的区域。开始时，王室还控制着三个军的兵力，还能对一些不大的诸侯国进行讨伐。但是，随着诸侯对天子的朝觐、贡赋的减少，王室财政日渐拮据，终于发展到在经济上需仰赖诸侯、在政治上受大国摆布的境地。天下共主的地位，其实早名存实亡，有的诸侯国竟公然对王国发动战争，甚至射伤周王。虽然有的诸侯国偶尔也貌似恭谨地来朝见，但实际上是别有所图，只不过是名义上让天子给个由头而去控制别人，为自己称霸捞取一些资本。此时的周天子已形同傀儡。愈往后，周天子的地盘愈小，权势也愈小。终于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吞灭。
各诸侯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形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诸侯兼并、大国争霸以及围绕着争霸兼并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外交、军事活动，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进程的主线索。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以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为发端而引发的政治变革，一直在引导着社会政治的发展。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形成，这就动摇了宗法奴隶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从根本上动摇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代表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使社会阶级斗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各诸侯国内部政治变革的进程和结局，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决定着该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因此，也影响着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推动了兼并战争的进程和社会制度变革的进程。
在经济上，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方式的逐步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逐步由原始农业形态进入传统农业形态。这一方面导致了以井田制为基本模式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受到动摇；另一方面也为增强国力、扩张军力准备了条件。到了春秋时期，炼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战国时代，炼铁和铁器制造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从而为农业工具的制造和兵器制造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政治及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时期，学术氛围相当宽松和活跃，中国思想和文化经历了一次伟大的突破，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先后涌现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象征或代表。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一是实现了由夏商西周时期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本的理性人文精神的转型；二是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观、价值观；三是形成了以“道”为基本理念的世界观。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成果，对于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从而确立了军事思想的理性态度。此外，以“富国强兵”为社会政治理想的法家的思想观念，也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军事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兵器制造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战争规模的扩大也刺激着兵器生产的发展，兵器质量普遍提高。铁兵器已广泛运用，兵器的杀伤力大大增强。兵器种类日渐繁多，兵器分类明确，性能各异，逐渐趋于制式化、系列化。除野战兵器外，攻城守城的兵器，各种过河器材、工程作业器材也都各成系统。已初步形成了冷兵器时代兵器的结构体系。
这一时期兵制的改革尤为显著。首先是打破了西周关于军队限额的定制，使限额军队建制向无限额军队建制发展。诸侯国无论爵位的高低，均可称其所能，依其所用建立自己的军队。其次是突破国野限制，扩大兵员范围，完成了世袭兵制向征兵制的转变。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兵员需要不断增加，西周“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把兵役、军赋范围扩大至“野”，便成为军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最后是南方诸国普遍建立了“舟师”，至战国时骑兵已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这一时期，战争，特别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战场范围扩大，军队机动频繁，非常强调军队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因而，车战便由兴盛而衰弱，代之而起的是步战、骑战与城战。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用兵数量越来越多，战争的连续性、持久性增强，战略、战役、战术的思想和行动逐渐产生，阵法、战法也呈现出多样化。为了守疆卫土，筑城建塞的军事工程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开始在边境修筑长城。
3.军事思想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迫切地呼唤着军事理论的指导。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思想方法；多种多样的战争实践，又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显著特征，是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对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较高的理论概括的特点，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优良传统。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点：
（1）对战争本质的理性思考。
对战争本质进行理性思考，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于战争起因的研究。认为战争并非是上天的安排，也并非是自有人类就有战争，而认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战争产生的原因是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吴起对战争的基本原因进行了这样系统的理论概括：“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首先，认为战争、军队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举措。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管子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其次，认为战争是由政治派生的，战争是现象，政治是本质。《司马法·仁本》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尉缭子·兵令上》中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再次，认为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论兵就着重提出了“道”的概念，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主有道，上下方能一心，上下一心，就能胜利。《管子·重令》中则指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吴起则认为：“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也。”最后，是认为，军事政治必须密切结合，互存互用，方能保证达成意图。孔子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认为战争是一种对社会财富消耗极大的活动，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战争便无法进行。如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管子则明确指出：“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孙子还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因此，富国才能强兵，发展国家经济，是强兵的基础；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认为就战争本身而言，有义战，有非义战。其正义性应以从事战争一方的动机与效果来判断。《左传》中讲，武有七德，即“禁暴、戟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文子》则认为战争有五种情况：“用兵者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主要是认为：义兵，则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能顺应人民的愿望。因而，应拥护正义战争，实行正义战争，这样，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就能“王天下”。因此又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晏子也说：“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
（2）完整系统的治军之道。
春秋时期，天下纷争，战乱频仍，欲保全国家利益，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在建军治军方面，首先强调的是必须“立法定制”必须坚持依法建军，依法治军。其次，要发展精兵利器。兵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军队能履行使命的手段。墨子说：“库无备兵，虽有义而不能征无义。”管子也说：“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器械功，则伐而不费”。再次，要教戒为先、以治为胜。《司马法》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孔子也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军队只有经常性地进行严格系统训练，才能出战斗力。所以，强调把军队训练成明礼义、知荣辱、明法令、知进退、技艺精、善于战的威武之师。最后，按名督实，选将任将。将者，国之辅也。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必须按照“智、信、仁、勇、严”的标准选将任将。
（3）谋深计远的全胜之策。
全胜思想是孙子战略指导思想的核心。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意思是说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自己。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胜利。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全胜的最好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方法途径就是“伐谋、伐交、伐兵”。伐谋，就是要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通过采取综合行动，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抑制敌人的意志和行动。伐谋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修明政治，内圣外王，增强综合国力，既求德胜政胜，又要威慑敌人，即所谓战争于朝廷。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瓦解敌人同盟，使其“交不得合”，迫于势单力孤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同时还要扩大巩固己方联盟，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伐兵就是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对敌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使敌不敢轻起战端。伐兵是伐谋伐交的重要依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伐谋伐交就是一句空话。
为谋全胜，必须进行精心策划。即庙算，充分发挥一切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战斗力要素，进行最优化决策，以此达到“兵未接而夺敌”之效。
实现全胜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必须重战、慎战、备战。必须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必须安不忘危，保持经常戒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4）丰富多彩的作战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大发展时期，因而也是作战理论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这些作战理论，揭示出了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知行统一的战争指导观。知行统一，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军事理论家中，孙子第一个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的战争指导中的真理性认识。这一认识，彻底摈弃了战争认识上的天命论和不可知论，揭示了决策定谋、用兵作战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普遗性的军事规律。战争实践告诉人们，“知”是指导“行”、至于“胜”的必要前提。对于敌情、我情、天情、地情，知之愈细、知之愈确、知之愈准时，则愈有助于科学决策和行动，取胜的可能性也愈大。因而孙子又进一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至于如何先知，孙子告诫人们：“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通过对客观真实情况的掌握，才能获得真知。
识众寡之用的以劣胜优观。兵力数量的对比是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常理，众者胜，寡者败。故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但孙子并不是机械地、僵化地进行兵力对比计算，而是把如何巧妙地运筹战场上兵力对比的关系作为发挥指挥艺术的平台。识众寡之用，其核心就是巧妙地采用谋略艺术，改变战场力量对比，使战场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变寡为众，出奇制胜，从而消灭敌人。正确地掌握众寡之用的方法，就是在全局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伺机集中兵力于一处，创造局部优势，各个消灭敌人。即孙子所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而在战场态势的营造上，要懂得奇正之变，巧妙运用示形、虚实、造势等战法，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灵活应变，出奇制胜。
贵胜不贵久的制胜理论。在战争指导上，古今中外无不要求速胜。速胜，乃用兵之利；持久，即用兵之害。欲达速胜，就必须准确料敌，发现敌人弱处，制造敌人失误，打击敌人要害。“批亢捣虚”，则易速胜。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后续发展——秦至清前期时期的军事思想
秦（公元前221年）至清前期（公元18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及全面发展的时期。
秦自嬴政亲政开始，即“奋六世之余烈”，积极从事统一全国的事业。经过十年征战，先后兼并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自此以后直至公元1840年，在二千余年的时间里，尽管中间曾经有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等短暂的分裂期，但其他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处于统一的状态。统一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封建制度愈益完善，中央集权愈益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在大多数年份里都正常地有时甚至是快速地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处于世界发展进步的前列，是这一时期社会的总体面貌。
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异常丰富。这一时期发生的战争，有王朝更迭的战争、封建军阀割据战争、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的战争、巩固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等。
这一时期，军事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秦以后，就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到了汉代，已完全淘汰了青铜兵器。炼铁技术的进步使军队武器装备的攻击性能和防护力不断提高。唐代中期发明了火药，宋代初年火药应用于军事，由此，拉开了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的序幕。北宋初年，已开始用火药制造燃烧性兵器；南宋时期，爆炸性火器已普遍用于作战，此时用竹筒制作的管形射击兵器——突火枪已经开始出现；元朝初年，金属火铳已创制。之后，至明清两代，其他形制的火枪、火炮也相继用于战争。但是，中国火器的发展是缓慢的。从火铳发明以后，自元至明，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除了形制有些变化之外，火器制作技术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尤其是明朝的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采取防止火器制造技术外泄和限制火器研制的政策，致使明朝的火器长期停留在火铳水平上。清代，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致使中国的火器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在中国，从公元10世纪开始出现火器，到公元19世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间延续了九个世纪。而在欧洲，从14世纪中叶开始制造类似于火铳的火门枪，到了17世纪中叶，冷兵器便已完全退出战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间只延续了三个世纪，而且火器制造技术大大超过中国。到了清代晚期，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落后于欧洲近二百年。
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中央集权军事领导体制一直不断地强化和完善。皇帝对军队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皇帝以下，设置中央军事行政和军事指挥机构，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实施有效控制。其次，在兵种结构上，车兵逐渐消失，步兵、骑兵为主要兵种，“舟师”仍在发展，火器部队——神机营、炮手营也先后出现。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特点：一是兵家思想与儒道思想合流，儒道文化对兵学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有系统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举事明理。先秦论兵言简意赅，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兵书，既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又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还有对解决当代现实军事问题的理论研究，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三是形成了完善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对前人军事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创新性发展；在对先秦兵书进行整理编纂的同时，又有大量新的兵学著作问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已蔚为大观，形成体系。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成果有：
（1）臻于完善的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在先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运用更加灵活，理论更臻完善。主要表现为：
军政并举的战略观。秦及其以前，战争频繁，几乎国无宁日。所以当时战略思想的建构，主要是立足于指导战争的思考，治国方略偏重于武功。汉以后，天下统一，人心思定，战略思想必须实现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变。战略思维，不能仅囿于军事方面的考量，必须克服秦之时主张的“克难平乱，非兵不济”的偏颇认识；必须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着眼于长治久安，以大战略的眼光去思考。所以产生了“文武并用”“文武并兴”的战略思想。文，即政，政治；武，即军，军事。制定战略，必须首先确立政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战略目标，必须以修政、政胜为本，必须实行德治义化，实行仁政王道，同时也必须富国强兵。
攻守相谐的战争指导理论。攻与守，是辩证的统一。先秦的兵书兵论中，论攻多，论守少。秦的战争实践，也是攻多守少。秦以后，天下大定，无论就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看，还是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看，在战略制定上，都要辩证地处理好攻与守的关系，要审时度势，知攻守之宜。
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适应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还对根据地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以及本土战略防御思想有所论述。
（2）长治久安、因情设策的国防理论。
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是：大部分朝代，都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定、边界线固定，而与周边民族间的矛盾突显。因此，国防便成为这一时期巩固国家政权、维护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第一是确立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国防指导思想。第二是采取了徙民实边的戍边策略。秦以后，由于边界线长，地处偏远，边境地区人口少，自然环境差，戍边的最大问题是给养需依靠后方供给以及兵力要向前线调动。秦时靠征发士卒，轮番戍边。此举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造成国内矛盾重重。引发反抗秦朝统治战争的导火线，即征发戍卒问题。所以，汉文帝时，晁错就建议说：“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汉至清，这一策略一直坚持不辍。第三就是怀柔德化、民族和睦的边疆政策。实践证明，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只有当国势强大时，这一策略方可奏效。第四是筑长城，建要塞，守边关，控险要。著名的长城防御体系，从先秦到晚明，将近两千年时间，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代，为了抵御倭寇的侵袭，就在沿海要点建塞筑城，设兵布防，建立多层次的海防体系。
（3）不断创新的作战思想。
由于战争实践丰富，作战手段得以发展，作战方法多种多样，所以这一时期的作战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是十分重视用谋。曹操就说：“欲攻敌，必先谋。”而在谋略运用中，又提出了“心战为上”的作战指导思想。第二是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思想，战略上是如此，战役战斗上也是如此。第三是“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的作战指导思想。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战斗，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宜的策略和方法。诚如岳飞所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4）精兵选练的治军论。
随着兵器的发展变化、作战对象的变化、作战环境的变耗，作战样式和方法也必然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火器出现以后。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对军队的能力素质就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对兵员质量的要求，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徐光启就曾对此评论说：“千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本，若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用，多有奇谋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也。”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选精兵、严部伍，勤练实练，从严治军。宋以后，曾有过许多这方面的论著，较著名的如宋代官修的《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明代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等。
思考题：
1.论述如何学习借鉴外国军事思想中的精华，助力中国军事发展。
2.简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期及其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