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革命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推动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正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这场新军事革命首先发生发展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从英阿马岛战争或海湾战争算起，以大量高技术兵器用于实战为标志，以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为核心，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军事革命。
所谓新军事革命，就是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的变革过程中，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迅猛发展推动下，将信息化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和变革的体制编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能彻底改变旧作战方式，极大地提高军事效能的军事革命。简单地说，是指世界军事由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的全面转型。理解这一新军事革命的含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新军事革命是整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从社会整体变化来认识新军事变革。社会是军事的母体，军事是社会的重要领域。一定的军事形态是一定的技术社会形态在军事领域的反映。任何作战方式，都可以在相应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认为：“新文明向旧文明挑战，整个社会转变，促使武装力量从技术和文化到编制、战略、战术、训练和后勤等方面都发生变化，这就出现了军事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社会形态完成过两次变化。一次是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另一次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随着这两次技术社会形态的转型，也出现了两次全面军事变革，即冷兵器军事变革和热兵器（机械化）军事变革。现在，技术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第三次大变革，世界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也必然出现第三次世界性的全面军事变革。也就是说，这次军事变革是由信息社会孕育出来的，是信息社会的产物。
二是新军事变革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必然结果，必须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认识新军事变革。总的来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军事变革都是由关键技术的突破引发的。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和标志，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达到了空前普及的程度。信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以色列学者马丁·范·克里沃尔德认为：“把技术发展适当地用于装备、训练、编制和学说中时，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优势，这就是军事变革。”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一场真正的军事变革是把先进的技术与正确的学说、编制结合在一起，使武器发挥最大效果。”事实也是如此，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广泛运用，直接带动了精确制导技术、遥感和探测技术、卫星通信和卫星预警技术、全球定位导航技术、隐身技术、激光技术、夜视技术、电子对抗技术等一系列军事高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以此为基础，精确制导武器、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隐身武器、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红外传感装置、全球联合定位攻击系统等一大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大量涌现。这些崭新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技术是新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新军事变革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的结果。
三是新军事变革是军事领域的整体变革，必须从军事发展的全局来认识新军事变革。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指出：“军事变革是采用新技术同创新的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变相结合，是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行动特点和进行方式的过程。”总的来看，新军事变革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先进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和变革的体制编制。每个要素都是军事变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们各自并不能独立地导致军事变革的真正实现，只有当它们同时出现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军事变革才能真正地发生。其中，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系统是军事变革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是军事变革的“硬件”。没有这些硬件，军事变革就无从谈起。创新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变革的灵魂，是军事变革的“软件”。它不但决定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系统这些“硬件”如何运行，发挥其具体功能，而且决定其如何相互作用，以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变革的体制编制是先进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把军事变革的“硬件”和“软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发挥出最佳功能的关键。总之，新军事变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只有当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系统与创新的军事理论以及变革的体制编制正确、及时地结合在一起时，新的军事变革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