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列颠

第一章　不列颠

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夏天，高卢总督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将他的目光转向不列颠。他在日耳曼及高卢征战时，就注意到这个激起他的雄心且阻挠他大计的崎岖岛屿。他知道岛上的居民与那些在日耳曼、高卢及西班牙等地抗击罗马军队的部落同属一族。这些岛民最近曾在高卢北海岸一带的军事行动中协助当地的部落。他们与凯尔特人同属一族，不过由于闭塞的海岛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民族情感。在前一年，不列颠的志愿兵曾经在布列塔尼海岸击败维内蒂人。由暂时被征服的高卢那里迁来的难民在大不列颠受到欢迎，而且找到了庇护。对恺撒而言，这座岛屿现在已成了他将北方蛮族降服并收归到罗马统治之下的任务的一部分。岛上除了森林和沼泽之外，芳草如茵，土壤肥沃。气候虽谈不上怡人，倒也稳定且有益健康。原住民虽然未开化，但可充当奴隶，在田地、矿穴甚至家中从事比较粗重的工作。另外，那里还有珍珠贝采集场与金矿。“即使那个季节不适合进行军事行动，恺撒认为仅仅去岛上勘查、看看岛屿居民的模样，熟悉这块土地的位置、海港与登陆地点，也有莫大裨益。高卢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1]。而其他的理由更坚定此想法。罗马三巨头之中，恺撒的同僚克拉苏勇猛地朝美索不达米亚进军，激起了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幻想。现在，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同样可以放胆去大展宏图。罗马人对海岸又恨又惧。两百年前他们为了争取生存而努力，在地中海打垮了善于航海的迦太基人；但是让罗马军团登陆北方汪洋中那个遥远的、不为人知、充满神奇的岛屿的想法，使罗马社会上上下下产生了一种新奇的亢奋与话题。

而且，不列颠是德鲁伊特教的主要中心，而德鲁伊特教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程度，深深影响着高卢与日耳曼居民的生活。恺撒写道：“那些想要对这个题目做一番研究的人，通常都为了这个目的前往不列颠。”不列颠的德鲁伊特教教徒将违反自然的、以活人献祭的信仰发挥得淋漓尽致。森林中神秘的教士团体用人类所能举行的最极端的圣礼，将自己与信徒联结在一起。现在，或许，在这个阴郁的岛屿的木制祭坛上，就藏着高卢部落令人敬畏、激动和团结的一个秘密。这种阴森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罗马军团灭绝迦太基之前，迦太基给予西方世界的信息中的一部分呢？这在那时是最大的议题。恺撒对于未来的憧憬穿透了无数世纪，而文明就栖息在他所征服的地方。

因此，公元前55年的这个夏天，他由日耳曼抽调大军，毁掉他所建造的位于科布伦茨上方、横跨莱茵河巨大而制作精巧的木桥，整个七月向大约位于现今加来与布洛涅附近的高卢海岸挥军西进，长驱直入。

恺撒认为，不列颠人是他在高卢镇压的凯尔特部落中比较强悍、粗野的一支。他率领不到五万士兵、分属十个军团的大军，对抗一个实际拥有五十万战士、勇敢又好战的民族。他的另一侧，是迫于东方的压力而西奔的日耳曼人。他的政策是只要他们闯过莱茵河，他就要将这批一边逃一边侵略的人马赶到莱茵河里。虽然当时双方的所有战争都依靠锻铁兵器，但是只有一方依靠纪律与将才掌控军队，所以恺撒觉得他自己与士卒能与这些怪人旗鼓相当。进袭大不列颠，似乎只是为他的功绩与探险锦上添花。但是在海岸上出现了新的难题。那里有地中海居民所不知道的潮汐，暴风雨更加频繁，也更加猛烈地袭击海岸。罗马的大帆船与它们的船长，见识到了北方大海的狂涛猛浪。但是，他们刚在一年前以惊人的优势，摧毁了坚强而又熟悉水性的维内蒂海洋舰队。他们在长杆尽头绑上镰刀，砍断了敌人船只的绳索与升降索，屠杀敌方甲板上的水手。他们控制了把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隔开的英吉利海峡。海水此刻成了道路而非障碍。恺撒承认除了无法得到关于气象、潮汐与急流的可靠情报而造成的意外，他想要侵略这个岛屿看来并无任何困难。那时还没有像两千年后由经风耐雨的船只在伟大的科西嘉征服者与不列颠之间，构筑的漫长防线。重要的是，他要在8月秋高气爽之际，选个晴朗的日子，将几个军团送上距离最近的海岸，看看这个陌生的岛屿到底有些什么。

当恺撒经由莱茵河行军，越过北高卢，或许经由兰斯与亚眠向海岸挺进时，他派了一名军官乘战船去侦察这个岛屿的海岸。当恺撒到达今天的布洛涅的附近，或者索姆河河口的时候，这位军官与其他见多识广的人，商人、凯尔特人的王亲贵胄与不列颠的叛徒共同迎接他。他已经集中火力，击败了最靠近大不列颠两个港口的维内蒂人部队，而现在，他正等待适当的日子下船。

事实上，这个在历史中首次与世界联结起来的岛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已经由斯旺斯柯姆的砾石中发掘出显然是二十五万年前的人类头骨。生物学家将之拿来与我们今日的头部相比较，得到差异极大的结论，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就不会有人类的罪行、荒唐与弱点。在几乎是静止的漫长时期中，赤身露体或体裹兽皮的男女，都在原始丛林中潜行或踩水穿过广阔湿地，追逐彼此或野兽，并且像史学家特里维廉[2]优雅地描述的那样：高兴地聆听百鸟争鸣[3]。据说南不列颠在这个时期靠猎物为生的家庭不到七百户。住在这里的居民确实是万物之灵。只有七百个家庭，又有这么好的一块土地，除了玩耍和格斗再没有别的活好干了。当时，人类已经发现燧石胜过拳头。他们的子孙会在白垩土与沙砾中深深地挖掘，找寻尺寸适合、质量上佳的可做战斧的燧石，借此得以生存。但是到那时为止，他们仅仅学会将燧石打成粗糙的工具。

冰河时期结束的时候，气候的变化使得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狩猎文明衰落。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之后，侵略的浪潮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带入了西部的森林。这些新来者懂得原始的农业。他们耙土，播下可食的禾本科植物种子。他们造了些地窖或洞穴，将每年的收获塞在里面。他们为了更加安全而聚居在一起，不久便在山丘上用土建造围墙，夜幕低垂时将牲畜赶进去。埃夫伯里附近的风车山说明了这些原始的“工程师”如何努力为人畜提供保护。而且，新石器时代的人开发出一套方法，可将燧石磨成完美的杀戮之器的形状。这件事标志着重大的进步，但是其他方面还有待发展。

在这一时期，似乎“整个西欧居住的都是长颅民族，他们在容貌上，特别在肤色上多少有些不同——大概在北方的人通常比较白皙，在南方的人比较黝黑——可是在许多方面大体相同。有一伙来自东方、圆头颅的移民，混进了这个长颅人口的地区。据人类学家所知，他们是阿尔卑斯人种。大多数已经侵入不列颠的人，都属于西欧长颅族，因此与以往住在那里的人大体上相似。结果，尽管这些新来者形形色色，但在不列颠的整个发展方向已经趋于固定，而且维持颇一致的长颅形态。”[4]

在不列颠找到的绝大多数头骨，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属于长颅或不长不圆的中型头颅。然而，众所周知，青铜器时代的宽口陶器人与其他圆颅型的人到处渗透，并且定居下来，自成体系。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几乎很普遍的火葬，摧毁了长颅型与圆颅型人类融合成一体的全部记录，但是这两个类型无疑都存留了下来。由于在罗马时代取消火葬而恢复土葬，老派的人类学家声称能够由后来的痕迹中识别出具有特点的罗马-不列颠类型。就事实而论，这种人可能在罗马征服之前便已经形成。随着信息越来越丰富，使得早期对人种的分类变得不太确切。

在远古时期，不列颠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广阔的平原将英格兰与荷兰连在一起，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在其中汇合，之后向北方奔流而去。在颇为轻微的板块移动中，这个平原下沉了几百英尺，让海水流入北海与波罗的海。另一次震动将多佛的悬崖从格里内角的悬崖切开。大洋与潮汐的冲洗，造就了多佛尔海峡与英吉利海峡。这场天崩地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直到最近，地质学家才确定是比新石器时代更加远古的时期。通过研究有条纹的泥土——挪威冰河的堆积物——逐层逐年显示出当时气候状况，而现代科学已经找到了考证年代的其他方法。这些方法与其他指标，形成了时间与气候的刻度，其可准确推断史前数千年之久。通过这些刻度能确定时间，即由于气候比较暖，橡树继松树之后在不列颠生长的时期；而植物的化石可以提供详细的佐证。渔船用它们的网从北海海底捞起大树的残株，这些东西与提示气候的事物对照，得出结论：橡树在不到九千年之前，生长在现在汹涌澎湃、水深百米之处。不列颠只是欧洲的一个岬角，顶多让狭窄的潮流将它与欧洲分开；这潮流现已渐渐扩大，进入多佛尔海峡。当时金字塔已经建成，渊博的埃及人正艰苦地探索萨卡拉[5]的古代遗迹。

当这个岛屿仍与欧洲大陆连在一起时，人类从事破坏的方法获得了重大的进展——铜与锡被发现了并被开采出来。对“破坏”这个主要目的而言，一种金属太软，而另一种太脆，但是人们用才智将它们融为一体，开启了青铜器时代。其他事物完全没有变化，但持有青铜器的人可以打败持有燧石的人。这项发现受到欢迎，青铜器时代开始了。

青铜武器与工具由欧洲大陆的入侵、更确切地说是“渗透”到英国，延续了许多世纪。往往过去了二三十代人，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柯林伍德教授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被称为“晚青铜器时代”的图画。他说：“不列颠与欧洲大陆比较，整体而言是个落后的国家；它的文明很原始，它的生活迟滞而又被动，由于外族入侵与输入的影响而享有很多进步。它的人民不是住在孤立的农庄，全是茅屋村舍，这些地点大多位于河岸沙砾上，或是像白垩土丘陵或鲕状岩高原上。灌木丛在那个时候都已大体上清除；各个定居地四周都是小块田地，耕种的工具是不久之前赫布里底群岛小农场佃户仍在使用的那种脚犁，或者顶多使用牛拖的轻型犁，这种犁不能翻动草根，只能把地皮划一下。死者都用火焚，骨灰置于瓮中保存，然后埋葬在公共墓地。因此，这块土地上居住的农业人口稳定而勤劳，以务农与豢养家畜及辅以渔猎为生。他们不用转盘就可制作粗陋的陶器，仍旧使用燧石之类的东西作为箭头。但是游历各地的铸铜匠会拜访他们，为他们制造刀剑、戈矛、板斧，还有其他许多形式的用具及器皿，诸如镰刀、木匠工具、有轮运输工具的金属部分、桶及锅等。由没有城镇及缺乏真正的防御工事来判断，这些人民鲜有应付战事的组织。他们的政治生活简单而尚未发展，不过许多种属于这个时期的金属制品的出现，暗示着相当程度的财富与豪奢，因此贫富确实有别。”

根据大多数权威人士的说法，不列颠南方的“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00年左右。

此时，随着发明创造的发展，人类的舞台上又出现一种新的因素。铁被人开采并锻冶出来。带着铁器的人由欧洲大陆进入不列颠，杀害使用青铜器的人。在此时刻，我们可以越过已消逝的几千年的时光，清清楚楚认出同类。在现代人的眼中，当时能够使用铁器杀害自己同类的两足动物，显然是人，而且还是同胞。要粉碎头骨——不论长颅人或圆颅人的，铁器无疑都是最佳武器。

铁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重叠，形成了一个更加敏锐与更加高级的社会，逐渐冲击着现存的人口。由亘古常规所形成的习俗却只是缓慢地、零零碎碎地在改变。的确，一直到公元前最后的那个世纪，青铜用具仍在使用，特别是在不列颠北部。

在恺撒将他的目光对准这个岛屿之前，铁器对青铜器的冲击就已经发生了作用。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之后，欧洲大陆持续入侵，逐渐使得这个岛屿的南部产生了变化。柯林伍德教授说：“总的来说，能够生产带有铁器文化特点的陶器的村落，在东南地区——由肯特到科茨沃尔德与沃什——到处可见。这些村落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与青铜器时代晚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农庄或村舍，通常都没有防御设施，坐落在河川沙砾或易垦丘陵地的小块田地之间；大多数人都火葬死者；将谷物藏在地窖，并且用原始的手磨磨制谷物，这种手磨尚未使用上面石头在下面石头上旋转的方式；豢养牛、绵羊、山羊与猪；仍旧使用青铜制的甚至燧石制的器具，拥有的铁器少之又少，但是未使用轮制陶器。在形式与风格上的改变，说明了他们所处的年代。”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当地居民便已停止在山丘顶上建立营地，但铁器时代的新移民却使这种营地再度兴起。公元前三四世纪，这些营地有许多都建立在有人居住的岛屿上。这类营地周围筑有一道壁垒，是用石头搭建的，但通常都是外加木桩、并用壕沟加以保护的土制防御工事。

壁垒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出入口的设计都很简单，考古发掘已经找到木制岗楼的遗迹。这些营地不仅仅是避难所，通常还包含私人住所，长期有人居住。它们似乎并非用于防御外来侵略者。相反，当铁器时代的新移民愈来愈多，并发展出一种终究会产生部落战争的部落制度时，拓居地似乎已经渐渐形成了。

公元前一世纪早期，凯尔特人的最后一次入侵，标志着铁器时代的来临。“比利其人的部落由肯特抵达，散布在埃塞克斯、赫特福德郡与牛津郡的许多地方，同时同一种族的其他团体……后来……散布到汉普郡、威尔特郡、多塞特郡与苏塞克斯的部分地区。”[6]毫无疑问，比利其人是截至此时进入这个岛屿深处的最开化的入侵者。他们是一个善于驾驶双轮战车与骑马作战的民族。他们对于现有居民所信任的山顶要塞不怎么热衷。他们在山谷中，有时甚至在山面有旧要塞伫立的山麓建立新的城镇。他们首度引进银与铜制的货币。他们降服原来的种族，在不列颠确立自己的贵族地位。他们在东边建立了惠特汉普斯特德、韦鲁拉姆（圣奥尔本斯）与卡穆洛多纳姆（科尔切斯特）；在南边建立了卡勒瓦（西尔切斯特）与万塔贝尔格拉姆（温彻斯特）。他们与高卢居民在血统上关系密切。这个活跃、机警、喜欢征服与统治的民族，不论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能够据地自立，并且可能正在寻找长久的控制权。但是罗马军团沉重的脚步声已经紧随在他们的身后，他们必须马上捍卫已经赢到手的奖品，抵抗更优秀的人马与更高级的政府制度及战争。

同时，在罗马的核心人物与上层阶级中，对于西方诸岛仍盛行着模糊的观念。“最早的地理学家都相信洋流环绕着整个大地，知道其中并没有岛屿。”[7]大约在公元前445年，希罗多德便已经听说在遥远的西方被他称为卡锡特利德的神秘岛上产锡，不过他态度谨慎，把它们当作寓言。然而，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马赛的皮西亚斯——确实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探险家之一——进行了两次航行，绕过不列颠群岛。他声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列颠群岛——阿尔比恩与艾尔尼”的确存在。别人认为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发现仅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长久消逝之后才受到赞赏。但是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对于三个大的岛屿——阿尔比恩、艾尔尼与图勒（即冰岛）已有很明确的概念，此处一切都很陌生、奇特。这些岛屿是世界的尽头。而且，岛上的锡制品外销获利丰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而从波利比奥斯在公元前140年左右的著述看出，经济著作中至少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这些事情，我们了解的情况比恺撒当时由布洛涅出发时要多得多。此处所载是他搜集到的一些印象：

不列颠的内陆居住着保持口述传统、声称是土著居民的民族；海岸则居住着前来抢劫与掀起战端、后来却定居下来垦地务农的比利其移民——他们几乎保留着原来的部落名称。这里人口多得非比寻常，遍地密布。与高卢人的那些农家十分相似，牲畜也非常多。他们以青铜币、金币，或有一定重量的铁锭当作钱来使用。在内陆可以发现锡；沿海有少量的铁；他们使用的铜是进口的。像在高卢一样，这里有各种木材，只缺山毛榉与枞树。他们认为吃野兔、飞禽与鹅都属于非法，饲养它们仅供玩赏。这里气候比高卢温和，即使冷，也不会太难受。

显然，最文明的居民是那些在肯特（一个纯粹的滨海地区）过活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高卢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内陆的大多数部落都没有种植谷物，而依赖乳类及肉类为生，身穿兽皮。所有的不列颠人都使用靛蓝把身体涂染成蓝色，使他们在作战时面目更加狰狞。他们蓄长发，除头部与上唇外，身上的体毛全都刮掉。在十到十二人的团体中——特别是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实行共妻制，但是这种结合所生出来的后代，只能算是与这位妇人首次同居的男子的子女。

公元前55年8月底，恺撒率领两个军团，搭乘八十艘运输船，于午夜扬帆启航。晨光乍现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多佛的白色悬崖上布满了敌人的武装兵卒。因为悬崖上方的人可以向下面的海岸投掷戈矛，恺撒判断这个地方“十分不适于登陆”，因此他抛锚一直等到潮水上涨，再驶七英里，由迪尔与瓦尔默之间逐渐倾斜的浅滩下船登陆阿尔比恩。同时不列颠人也观察到这些行动，便沿着海岸亦步亦趋，准备与他们对阵较量。接下来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场面。这些岛民驾着战车，配合骑兵，冲进海浪迎战入侵者。恺撒的运输船与战舰都停在较浅的水域。军团的战士弄不清楚水的深度，面对着如雨的标枪、石头而不免有些犹豫。但是第十军团的鹰旗掌旗官带着神圣的鹰旗跃入海中，恺撒便催动战船，用石弩及火箭攻击不列颠人的侧翼。罗马士兵受到鼓励与支持，都从战船上跳下来，尽力排好阵势，涉水攻击敌人。在海浪中的战斗短促而凶猛，但是罗马人到达了海岸，一经排好阵势，便逼得不列颠人落荒而逃。

不过，恺撒的登陆只是他未来重重困难的开端。他手下十八艘运输船所载的骑兵三天之后启航，抵达时已经见到营地；但是突然而至的狂风将船只吹到英吉利海峡那边去了。谢天谢地，船只又返回欧洲大陆。恺撒不了解月盈潮涨的情形，结果使抛锚的船队损失惨重。他说：“许多船都粉碎了，其余的丢掉了缆绳、铁锚，船上剩下的装备也都不能用了，全军自然大为惊恐。没有其他可供返航的交通工具，也没有任何修理船队的材料；在出发前，大多数人认为会返回高卢过冬，所以并没有储存在不列颠过冬的粮秣。”

不列颠人曾在海滩一役之后求和，现在看到攻击者所处的困境，于是又燃起了希望，毁弃协议。他们出动很多人马攻击罗马的粮秣队。受到攻击的兵团对防御措施并没有掉以轻心，而严明的纪律与整齐的盔甲，为他们的传说再添一笔。两个军团离开临近他们营地的玉米地可以存活两周，这显示了岛上食物之多。不列颠人俯首称臣，而他们的征服者仅仅提出了微不足道的投降条件。恺撒拆掉了许多船只，用来修理其余的船只，他很高兴能够带若干人质与俘虏返回欧洲大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次远征是成功的。为了刷新纪录，他次年又卷土重来，这次由八百艘船载了五个兵团与若干骑兵，而岛民对船队的庞大规模感到万分敬畏。船队的登陆未有任何阻碍，但是海洋同样给予他们很大的考验。恺撒向内陆挺进十二英里，这时他想起大风暴曾经粉碎或损坏大部分舰船，所以被迫花了十天时间将舰船拖向海岸，并加强营地的一部分工事。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他重新开始入侵。在不费力地摧毁不列颠作为掩护的森林防御之后，军队便越过布伦特福德附近的泰晤士河。但是不列颠人推举部落领袖卡西维拉努斯作为领袖，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位战争高手。他将一群未受过训练的步兵与农民解散返家，自己率领战车和骑兵与入侵者保持相同的速率。恺撒对于战车战法作了一番详细描述：

在战车作战时，不列颠人一开始便驱车跑遍战场，投掷标枪，狂奔的战马与车轮发出的噪音，便足以使敌方的队伍惊恐万分，被冲得七零八乱。然后，在骑兵队伍之间开出一条路，跃下战车，开始徒步作战。与此同时，他们的战车后退到离战场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摆开阵势，这样一来，如果战车的主人寡不敌众，便容易退回阵线中。他们将骑兵的活动力与步兵的稳定力结合在一起。他们逐日训练演习，便可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以至于即使在陡坡上都能够控制全速奔驰的马匹，瞬间勒住它们，令其掉头。他们能够沿着战车辕奔跑，站在车轭的旁边，以快如闪电的速度回到战车里。

卡西维拉努斯使用这些机动性强的部队，避免与罗马军团正面作战，而是派人去骚扰入侵者，并且切断其粮秣队。尽管这样，恺撒还是占领了第一个据点。部落开始求和；一个构思良好、摧毁恺撒于肯特海岸基地的计划付诸东流。在这个紧要关头，卡西维拉努斯凭借与其战术不分轩轾的审慎方针，与恺撒谈判协商再交付一些人质，并且答应称臣纳贡。作为回报，恺撒满意地再度离开这个岛屿。在沉寂中“他夜深时分扬帆启航，在破晓时候带领全部船队安然登陆”。这一次他宣布完成了征服。恺撒获得胜利，不列颠的俘虏在他身后凄凉地走过罗马的街道。但是在以后近一百年的时期中，再也没有入侵的部队在这个岛屿的海岸登陆。

我们对于卡西维拉努斯的事所知不多，只希望这个岛屿后来的防卫者会同样成功，他们的才略会同样适合时代的需求。事实上，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审慎、干练的部落首领，其表现出来的才能与功绩，倘若不是在这偏僻的舞台上，足以与“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