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死病

第十四章　黑死病

武力与事业占据着英格兰人的心智，但与此同时，一个致命的敌人正越过大陆挺进，带给他们死亡。基督教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足以与黑死病比拟的大灾难。模糊的传言讲述着中国发生的可怕事件与尸首遍野、将灾祸传得更远的情形。这种瘟疫通过克里米亚进入欧洲，并在二十年中毁掉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贵族与王朝不停战争，使得人民衣食无着，成了最容易被疾病征服的对象。任何地方记录里没有透露的内容，都比我们知道的骇人数字要来得更可怕。诉讼的双方在没有听取案情之前就去世了；教堂中劫后余生的教士少得几乎无法为死去的数量庞大的教众与异教徒举行最后仪式；有的金器作坊一年换了四位师傅。这些都是可供参考的详细指标。更使人深信的是：所有地方志都有空白的地方，整个时代的时间记录被削减得分秒不存。

这种疾病的性质很可怕。它有令人惧怕的症状，发病快速、长疤、臂弯下或腹股沟中的腺体变成硬结、无法用敷药解决的肿胀、用刺针可以切开但无法解除的肿瘤、临死时的恶性红疹、狂言呓语、神志不清，以及在人类社会中留下的各层面空缺，使世人的生活与信念受到震惊，并且在一时之间毁灭。这种苦难加上中古时代的种种痛楚，远非现今的人类所能承担。像其他人在肉体上受到的打击一样，教会的精神力量也受到重创。如果有位仁慈的上帝主宰着世界，那么这算是哪一门子的主宰呢？这正是劫后余生者的质疑，怪异的教派应运而生。在瘟疫阴魂不散的城市里，可以见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游行行列，每个人伴着凄惨的哀歌鞭打着前面的那一位。残破不全的编年史上还可以见到其他许多残暴的做法，令我们触目惊心。这情景似乎是民族灭绝殆尽之前的苟延残喘。

但后来瘟疫减轻了威力。热敷对肿瘤有效，开始能听到复原的好消息；生命的抵抗功能恢复了。求生的意志高唱凯歌。这个天谴已经过去，而欧洲人口所剩无几。由于继承了原来许多人手中的财富，人们的普遍痛苦因而减轻，满怀希望地迎接今天与瞻望未来。

哲人们可能认为：或许，不需要瘟疫的毁灭，也会让人们面对改变，因为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试剂——火药。我们已经在微不足道的炮击中见过火药。根据某些权威人士的说法，爱德华三世曾用火药攻打克雷西与对抗加莱，而火药不久就将成为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人类事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大炮还没有发明，那么英格兰人对于长弓的精通可能会使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更加宽广。我们不知道自耕农型的弓箭手为什么没有建立一个在权威上与披甲骑士一模一样的，但基础更为稳固的阶级。

十五世纪的早期，披甲战士的统治地位将告一段落。护胸甲与护背甲长久以来为人们保护性命，但却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弓箭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降伏骑兵，而是因为有了更加方便的东西，而且它很快就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震耳欲聋的炮声与滚滚硝烟，时常让友军比敌人感到更为惊慌，无论如何都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就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曾经统治并指导基督教国家达五百年之久，促成政府与法令进展的系统瞬间崩塌，成了残砖败瓦。这些坍塌之物清场后，把地盘让给了新的建筑。

降给人类的灾难减少了人口数目，使生存趋于黑暗，但却未能减轻彼此间的不和。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战争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欧洲最著名的战士“黑王子”成了一位掠夺者。爱德华三世于1338年入侵法兰西时至少能列出许多关系重大的理由，黑王子在阿基坦打家劫舍时却师出无名，无法找到那样的理由。然而，他的这些行为却催生了一段辉煌的军事插曲。

1355年，爱德华三世为了恢复战争，获得议会的充分拨款，采取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黑王子”从英格兰出发，在加斯科尼与阿基坦的领土向北挺进，前往卢瓦尔河，他的弟弟根特的约翰——也是兰开斯特公爵——从布列塔尼攻进去，这两支军队打算为了一个目的而会师。但所有计划都失败了，“黑王子”发现自己的兵力缩减到只有四千人左右，不过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令人畏惧的弓箭手；法兰西王室军队足足有两万人，前来迎战，这些弓箭手在压力下被迫后退。“黑王子”的处境十分恶劣，因此他提出一个通融的方案，希望对方让他的军队撤回英格兰，而法兰西人认为敌人正在掌握之中，拒绝了这些条件。“黑王子”在普瓦捷陷入了绝境。甚至在他即将胜利的那个早上，他的前锋还朝南方行军撤退。法兰西的约翰国王要报克雷西一役之仇，打算在一击之下结束战争。这一伙曾在各地抢劫纵火的狼狈的英格兰抢劫者在绝对劣势下被迫作战，运用最好的方式排好阵势，他们的侧翼因为森林护卫而很安全，弓箭手则沿着灌木丛排成一列，控制着实际能使用的唯一路径。

克雷西一役之后，已经过了十年的时间，但法兰西的骑兵与政府高层同样记得那次的惨败。他们曾经被逼着接受战马无法面对的箭雨，让爱德华国王以没有骑马的军队获胜。他们体认到：英格兰弓箭手让冲锋的战马造成混乱，使它们失蹄摔倒或因痛苦而发狂，对旧形式的战争而言，这是致命伤。约翰国王因此而决定：所有的兵卒都必须步行攻击，靠着排山倒海的人数一定可以获胜。但是“黑王子”最大的长处就是不依赖过去的经验而使用前一仗获胜的招数。他认识到：铺天盖地的人，身穿铠甲进攻的大队步卒，不会像战马一样被轻易挡住，单靠弓箭，不论对目标射得多准，都无法拯救自己，所以必须用机动战术进行对抗。他反其道而行，不依军事传统而采用了当时已知的由理论即可断定正确性的战法。

法兰西的贵族将战马留在部队的后方，“黑王子”则命令所有的骑士上马。弓箭手已经对整个前线造成致命的死伤。法兰西的骑兵受到铠甲的妨碍，在葡萄园与树丛中沉重且缓慢地前进，许多人死于弓箭攻击。但是箭矢还不足以对法兰西骑兵造成致命的危机，倒是英格兰的持矛手与持斧手以旧方式冲锋，重创了因为行军疲累加上战场意外而秩序大乱的法兰西部队。与此同时，一支乘马骑士组成强大特遣队，配合得天衣无缝，绕到法兰西军队左侧，打击疲惫而阵势混乱的敌人。结局是一场像克雷西之役的屠杀，以及那样的胜利，但战果更加丰硕。整个法兰西军队被驱入毁灭之境。约翰国王与贵族中的精英分子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杀，而胜利者却无法收拾战场上的劫掠物，因为先前劫自四个行省的财物已经让他们不胜负荷。“黑王子”的记录中有许多残酷的战争行为，却又表现出他自己即为那个时代的勇士。尽管由于拼命交战而感到疲累与紧张，他仍以合乎君主等级的所有礼仪对待被俘虏的法兰西国王，将后者安置在营帐中的御椅上，亲自以御用饮食伺候后者。他以天赋、勇气与骑士精神呈现出历史将会赞扬的姿态。

约翰国王被带往伦敦，像之前的苏格兰戴维王一样，置于伦敦塔中囚禁；1360年5月，英法两国就这位身为战俘的国王缔结了“布雷蒂尼条约”。根据这项条约，英格兰除了得到旧属地加斯科尼之外，还获得亨利二世享有整个主权的阿基坦属地、爱德华一世在蓬蒂厄的继承权，以及早就把持了将近两百年的加莱港与加莱城。为约翰国王订定的赎金为三百万个金币，相当于五十万英镑，这个数字是英格兰王室在和平时期岁入的八倍。

法兰西于克雷西之役中在马背上被击败，于普瓦捷之役中，徒步行军被击败。这两次对抗英格兰人的惨痛经验深深地刺痛了法兰西人的心，一种无力感打垮了法兰西的宫廷与军队，这些英格兰人如何才能被击败或者被挡住呢？在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入侵的险恶战役之后，同样的绝望也曾横扫欧洲。有很长的时间法兰西人都避免战争，他们与爱德华三世作战时，就如同马尔伯勒[1]在世之日与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作战一样小心。法兰西出了一位名为贝特朗·杜·盖克兰的英雄，他像“善用缓兵之计者”法比尤斯[2]对抗汉尼巴尔一样，拒绝交锋而只进行围城与突击，替国家以时间换取空间。英格兰军队凯旋时已经精疲力竭。结果证明，法兰西的军队无法打败英格兰人，但英格兰也无法征服法兰西。爱德华三世的努力虽然赢得了所有的军事桂冠，终究还是没有实现宏愿。

与法兰西作战的这些岁月，对英格兰议会史相当重要。金钱的需要驱使君主与他的官员经常召开议会，这种情形导致许多快速且重大的发展。郡与自治市代表们的主要功能便是为平息地方的与国家的积怨而请愿，并使国王与枢密院注意紧急事件。战争的压力逼迫政府必须留意英格兰下院的这些请愿，而在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时期，在爱德华二世统治下便已经开始的集体请愿程序进一步发展。下院作为一个团体正式运行，并且像他们在1327年所做的，要求将这些请愿转变成法令。这件事将下院与议会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下，下院并非议会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在爱德华三世统治下，则占了一个明显、重要而又永久的位置。下院有自己的文书，负责草拟他们的请愿书以及对君主回复做的答辩书。两院分开的情形出现了。贵族院的成员视自己是君主理所当然的咨议大臣，乐于在议会中进行个别咨询。1343年，高级教士与权贵在威斯敏斯特的白色议事厅开会，而骑士与市民则移到彩绘议事厅讨论当日事务。在这个议会中，议长的角色崛起。议长当时并不是下院的成员，有时还通过指定的代表对下院发言，到了这个朝代结束的时候，议长的角色已得到承认，君主也急着要使自己的提名人担任这个重要的官职。

爱德华三世对下院所做的各种让步形成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他同意所有的拨款援助只能在议会中得到批准，也接受将下院集体请愿的正式草案作为未来法令的基础。到爱德华三世驾崩的时候，人们普遍认可下院在批准税收与提出请愿上担任的领导角色。下院当然对君主心存敬畏，但这个机构并没有悠久的权威传统。爱德华一世统治之际，关于王室特权的各种主张仍围绕在他们心中，而且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或整个议会在行政与政府事务上有任何控制或干预的权利。他们奉召集合，认可借着暴力达成的政治调停，投票解决拨款事宜，也表达民众的抱怨。但是，整个十四世纪，英格兰仍然致力于接纳议会，使其成为政府的一个部分，也努力接纳下院是议会的重要基础这个事实。

反对教皇代表的情绪日益高涨。约翰王在世之日，罗马方面所作的各种干涉、亨利三世对教会的顺服、教廷收税官的强行征收、教士在王室与枢密院中的影响力，都使得英格兰对教会的批评与厌恶日增。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与法兰西的战争已经激起并触怒了英格兰的民族情绪，连带着也痛恨国外教会的影响力。教会的盛世已过。这个日薄西山的霸权迫不得已放弃了神圣的罗马教廷，在法兰西的影响下，把教廷设于敌方领土阿维尼翁。与此同时，议会也通过了许多法令，如果在王廷中可以审理的案件，就禁止向教皇法庭上诉，同时限制教廷在英格兰教会中任命职位的权力。由于外交的限制，这些法令实际上只是断断续续地执行，战争的消耗让罗马没有经费，而教廷的收税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搜刮物资上没有什么收获。

1369年，在阿基坦再度开启严重的战斗，英格兰当时已经筋疲力尽，幻想破灭。教士们要求免税，但并不能时常成功。事实上，在那个社会贫穷与经济紊乱的时代，他们的财富足以炫耀。神职人员将贵族驱出公职，议会中则滋长着反教士的情绪。国王年老力衰，贵族权势复苏的日子到了。根特的约翰借着精心谋划来对付教会的政治攻势，自行矫正了这种平衡，大力支持贵族。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武器已准备好，要交到他的手中。全国神学研究与学习的中心牛津大学批评教廷作威作福的声浪高涨，其中一位名为约翰·威克利夫的杰出学者所提出的要求改革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威克利夫对于教会的腐败深感愤慨，从教会骄傲的阶层制度与绝对权利中，看到了基督教的原则受到扭曲。他宣称对于灵魂的控制从来就没有授给凡人。身为上帝对于世俗万事代理者的国王，有权抑制教士的奢侈浪费，一如教士有权指导国王的宗教生活。虽然教皇与国王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每位基督徒要相信的“主”并不是他们而是上帝，信徒最后是向天堂而非罗马祈求福音。

威克利夫的学说不是善良学者的遐想，一旦应用到教会与国家既有现状，就会造成更深的裂痕；它要求减少世俗教会的权力以便教会能够净化。根特的约翰对前者有兴趣，而威克利夫对后者有兴趣，教会则反对两者。根特与威克利夫一开始希望彼此利用而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便结盟了。根特忙着召集新的议会，而威克利夫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在教堂之间讲道，攻击教会滥用权力。但这么做也唤起了反对的力量。威克利夫对于教会改革的希望不久便涉及阶级与党派的偏见，而根特与这位革命神学家的结盟，也使得主教团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而同时反对他们两人。因此这两个人因为结合而受害。主教们认识到，威克利夫是根特最危险的支持者，于是在圣保罗大教堂以传播异端的罪名传讯威克利夫。根特赶来援助，却遭到伦敦暴徒的仇视，这并不相配的合伙关系终告破碎，威克利夫不再于政治事务中占有重要分量。

就在同一时间，威克利夫开始展现他更长久的影响力。他决定诉诸人民。教会的滥用权力与他自己进行改革的教义，已经吸引住身边的许多年轻学生，他将追随者组成一队队穷困的传道者。他们像一个世纪之后威斯利的那些传道者一样，在全国各地向教士们传播安贫乐道的学说。威克利夫撰写英文的短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人们传阅的《小门》，后来他与学生又跨出了一大步，将《圣经》译成了英文。

“基督徒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多多谈论《新约》，因为它具有权威，并能使普通人了解要得到拯救最需要的重点……《圣经》的各处，明白的以及深奥的，都教导人们要温顺与慈悲；保持温顺与慈悲的人对《圣经》有真正的了解与完美的表现……没有任何有知识的普通人会极度害怕讨论《圣经》的内文……没有任何神职人员因为非常了解《圣经》而可以自感骄傲。因为外表慈悲，就认为了解《圣经》，这只会使上帝却步，使人更加沮丧……而神职人员的骄傲与贪欲使他们不明是非，无法了解《圣经》。”

早期基督教的精神于闷热的倦怠之后，带着爽快的、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微风在英格兰复苏了。但是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展开的新远景，深深扰乱了颓败的社会，教会与国家马上就会领悟到它们的权力所面临的威胁。

长久的统治已经接近黄昏。克雷西与普瓦捷两役的光荣已经褪色，好战的爱德华国王追逐权力与名声，为了筹措到外国冒险而需要的金钱，愿意以祖先奋战而得到的许多特权进行交易。他如今风烛残年，却成了时间与运气的债务人，它们狠狠地告他的状。他看到他与儿子在法兰西东征西讨的各处土地像雪一般地在复活节融化，只有几个海岸城镇能够对这个岛屿民族记忆中的胜利与壮丽提供明证。多情的妻子菲利帕王后已经于1369年死于瘟疫，甚至在她去世之前，年老的国王便已被艾丽斯·佩勒斯的情丝所缚。艾丽斯是一位贵妇，家世不高不低，但是机智过人，能力出众，行事无所顾忌，放荡不羁。国王已经六十高龄，却沉迷于这段不伦之恋，这刺激了桀骜不驯而又敏感的时代情绪。这件事比起1348年由嘉德勋章的创立所象征的王室之爱，算不上浪漫。这个勋章的权威格言是“愿心怀恶意者遭辱”。不过贵族与民众都不希望国王老年时的情妇从这句格言获得好处。因为艾丽斯不仅因受宠而致富，还会用菲利帕王后的某些珠宝打扮自己，而且又兴致勃勃地玩弄政治。她甚至与工作中的法官们同台，审理她关心的案件。贵族与平民因此联合反抗。

爱德华三世终于因为从事战争，处理繁杂事务，而且耽于逸乐而衰老。他已经到了生命的大限。他统治了五十年，但最后十年却有损他的名声。撇开艾丽斯不谈，他将剩下的希望全部集中在“黑王子”身上，但是这位名震欧洲的伟大战士也因为疲于征战而虚弱，健康情形急速恶化。1376年“黑王子”去世，留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儿子作为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命很长，但毕竟到了尽头。他受此致命打击，退居到希恩别墅。艾丽斯追求摩登与流行，怂恿爱德华在康复后考虑比武、狩猎与其他远大的计划。但是编年史家说，国王在去世前便已昏迷，她就将国王手指上的戒指以及屋内其他财物拿走，在外隐居了好一阵子。我们没有听到有关她的传闻，但她不久后再度快乐地出现在新的朝代。天哪！所有的记述都证实爱德华国王死时众叛亲离，只有一位地方教士大发慈悲，使他在最后奔赴天国的途中得到了教会的保护。

就在祖父去世的那天，“黑王子”的儿子在一致同意下被拥立为国王，没有任何人提过另选君主的问题，英格兰的王冠于是传给了一位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