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英格兰
鲜红的落日，漫长的黑夜，灰白而多雾的黎明！可天色大亮之时，人类的遥远后代才清楚地看到，一切都变样了。黑夜降临不列颠，而曙光终在卑微、贫穷、野蛮、堕落、分裂但有生气的英格兰展现。不列颠曾是整个世界里的活跃部分，却再度成了蛮人之岛；它曾是基督教的王国，现在却成了异教徒的领地。它的居民曾在规划合理的城市中允诺时光，这些城市有庙宇、市场和学术机构，养育了工匠、商人、精通文学与修辞的专家。四百年来这里秩序井然、法律完备，财产受到尊重，文化日益昌盛。但如今这一切都绝迹了。木头房屋代替了昔日的石头建筑。人民完全丧失了书写艺术。有些惨不忍睹的、北欧古文的涂鸦，是他们彼此远隔时空传达思想与愿望的唯一方法。蛮族衣衫褴褛，缺乏之前用来激励与维持日耳曼部落的严格军事原则。有时这块土地被称作“国王”的小流氓带来的混乱与冲突蹂躏着，没有任何事物值得冠上“国家”，甚至是“部落”。然而这是个过渡时期，十九世纪的学者都认为它是人类进程中向前迈进的阶梯。我们很可能像是从恐怖的、无休止的梦魇中醒来，发现周围一片死气沉沉。破坏罗马文化的野蛮掠夺团体并未力图恢复旧观，而且很可能长期沉迷不悟。不过有一项事实不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大海另一边翻腾，缓慢地、一阵一阵地、痛苦地在文明的废墟中移动，最后由不同的路径到达这个不幸的岛屿。根据普罗科匹厄斯[1]的说法，欧洲大陆的亡魂都是由粗鲁的船夫卡隆[2]用渡船送到不列颠。
在罗马占领不列颠的头两个世纪，基督教并没有被立为罗马帝国的宗教，而是在帝国制度的宽容之下，与其他许多教派一起成长。不过，一个不列颠基督教会出现了，并派遣主教参加早期的会议，而且如同我们所见，有足够的力量从它独立的灵魂探索中建立起皮拉吉邪说。这块土地遇到了邪恶的日子，与撒克逊人长期斗争一决胜负时，不列颠教会与其他幸存者退到岛屿的西部。两个交战的种族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至于不列颠的主教根本就不打算入侵者变成基督徒。或许他们也没有机会使其皈依基督教。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当中有位领导者——就是后来著名的圣戴维德——完成了今日威尔士普遍的皈依。除此之外，不列颠的基督教便只能在避难所苟延残喘，要不是一位具有魅力的非凡人物登场，它很可能日趋衰落了。
圣帕特里克大概住在塞文谷，是罗马统治下出自名门的不列颠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的执事，既是罗马公民，也是市政会议的成员。五世纪初，有一天，一伙爱尔兰入侵者来到这个地区烧杀掳掠。年轻的帕特里克被掳走，在爱尔兰被贩卖为奴。他住在康诺特还是阿尔斯特尚有争议，因为证据互相矛盾，两个版本都可能是真的，两个行省都声称享有这项殊荣。姑且不论是在何地，有六年之久，帕特里克都过着卑贱的生活，而寂寞引领着他从宗教中寻找安慰。帕特里克在神奇的启示下打算逃亡，虽然大海遥隔不知多少英里，他仍旧到达了一个港口，找到了船，说服船长把他带走。我们发现帕特里克在诸多奔波后到了马赛——当时从东地中海往西散布新修道院运动的中心——外海的一个小岛，后来他与欧塞尔主教盖尔曼诺斯交往。他怀着热切的期望，以德报怨，并在以前掳他的爱尔兰人当中传布福音。经过欧塞尔主教十四年的训练，以及为了可能是孤身冒险做好准备后，帕特里克于公元432年扬帆返回之前已逃离的荒凉区域。他很快就成功了，而且注定永垂不朽。“他将已有的基督教加以组织，使仍属异教的王国皈依，并且使爱尔兰接触到西欧教会，使它成为普天下基督国度正式的一部分。”即使在大众层面，人们也永远记得帕特里克驱除了爱尔兰地上的蛇蝎之辈，而他的名声也因此在各朝各代永放光芒。
因此在爱尔兰，而不是在威尔士或英格兰，基督教正在黑暗中燃烧发亮，而且福音书从爱尔兰带往不列颠的北方，首次对皮克特入侵者施展它救赎的神力。在圣帕特里克死后半个世纪才出生的科伦巴[3]参加了他的教会，受其恩典与热情浸染，成为这种信仰的新旗手。科伦巴的门徒们从他在爱奥那岛的修道院出发，前往不列颠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北方皮克特人的部落及诺森布里亚的盎格鲁王国。科伦巴是苏格兰基督教会的创立者，因此圣帕特里克曾经携往爱尔兰的讯息，又越过狂风暴雨的大海传了回来，在苏格兰广大地区散布。不过，经科伦巴的传到英格兰的基督教，与欧洲基督教国家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它在形式上有修道院，而它从东方行经北爱尔兰找到新家的过程中，并未触及罗马势力的中心。凯尔特人的教会因此是由组织松散的僧侣与传道者的团体支持的，而这个方式在早期重要的年代里，与罗马教廷遍及世界的组织并没有关联。
尽管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罗马教廷却很早就注意到圣科伦巴的苦行成果。它不仅关注福音书的传播，而且也注意这些新基督教徒的可能偏离正轨误入歧途的倾向。当它看到热烈的基督教运动在遥远的北方岛屿上进行自然欣慰不已；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运动一开始便与教廷毫无关系。这时罗马主教首次意识到所有基督的羊都应集中到一个羊栏。在充满宗教热情的北方，基督教信仰似乎根子不正，更主要的是，它像罗马教延这个主根而单独培育的。
由于福音书的传布和其他许多问题，六世纪末罗马教延决议派一位引路人到英格兰去传播、加深基督教信仰，使异教徒皈依，使不列颠基督徒与教延有效合为一体。为了这个崇高的任务，后来被称为“至圣”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和齐集罗马的教职政治家，选出了一位有文化又可靠的僧侣奥古斯丁。一如在历史中为人所知的，圣奥古斯丁于公元569年在前景光明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传道。其中肯特始终是不列颠岛屿与欧洲接触最密集的地区，在所有不同的时期也是文化首屈一指的地区。肯特的国王娶了克洛维斯的后代——巴黎的法兰克国王的女儿伯莎。虽然肯特国王仍在祭拜北欧的神祇索尔与沃登，但伯莎王后已通过宫廷圈子传布真理。为她主持礼拜的牧师是位诚恳、精力十足的法兰克人，被授以全权，因此，对西欧占优势的信条已经浸濡日深的肯特人民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圣奥古斯丁在肯特登陆上岸之际便知道，他的使命已有雄厚的基础，而他的抵达加强了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意志。在法兰克公主的帮助下，圣奥古斯丁让埃塞伯特国王皈依了，这位国王之前因为政策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步一直感到迟疑。圣奥古斯丁在古代不列颠圣马丁教堂的废墟上重建了坎特伯雷的基督教生活，而这个地方注定要成为英格兰的权威宗教中心。
埃塞伯特是英格兰的大领主，对于南部与西部的王国都行使着有力的控制。他雄心勃勃，而且政策富有技巧。他对基督教虔诚皈依，但也追求世俗目的。作为英格兰基督教唯一的统治者，他可以站在伸手援助不列颠小国国君的立场，用基督教信仰作为联结全岛的纽带，建立自己的最高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情形与奥古斯丁从罗马领受的意旨不谋而合，因此在七世纪初，埃塞伯特与奥古斯丁召开了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在塞文谷，位于英格兰领地与不列颠领地的交界处，远在肯特王国范围之外。两个民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基督的名下达成和解，获得全面而持久和平。埃塞伯特与他的子孙会从这次和解中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英明政策鼓励的和解没有实现。原因有二：第一，不列颠主教们互相猜忌，优柔寡断；第二，圣奥古斯丁态度高傲，机智不足。
会议共举行两次，其间有一段间隔。讨论的议题在表面上都仅限于有趣的，而不会有争议的部分。其中有至今仍在辩论的复活节日期，以及剃发的形式。奥古斯丁力主只剃头顶的罗马习俗，而不列颠的主教们大概都模仿德鲁伊特教由耳朵中央部分剃起，在前额留刘海的方式。它是种对于怪异风格所做的选择。有些事情或许能够加以调整，但是也有很多其他事项仅是在会议上被公开且敷衍地讨论了一下而已，而重大的议题就在善意的气氛中决定，或者确实被搁置而抛诸脑后了。
不列颠的主教们都无心投入罗马强而有力的拥抱之中。他们长久以来捍卫基督教信仰，抵抗恐怖的残忍行为与压迫，何以现在要被一位撒克逊人担任的肯特国王指导呢？何况他的皈依还是最近的事，他在政治上的大计不论表面上看来如何鼓舞人心，其实不都平淡无奇吗？第二次会议以完全决裂告终。当奥古斯丁发现自己面对着毫无道理的偏见与由来已久的敌意，当他看到了少数几个被说服的主教被他们的教友谴责为走回头路的人与叛徒时，他很快转而求助于威胁的手段。如果不列颠的基督教徒不接纳现在所做的公平提议，罗马就会以其影响力与威望制裁英格兰。撒克逊的军队将会受到罗马以及主要的基督教会一贯的祝福与支持，而这些信仰已久的英格兰基督徒的喉咙被新皈依的英格兰邦国给割断时，没有人会表示同情。这位圣徒大呼：“如果不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和平，你将会从敌人那里得到战争。”但是，这并不比不列颠人两百年前面对的情形来得严重，这是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这裂痕永远无法填补。罗马通过埃塞伯特与肯特王国，要与信基督教的不列颠进行甚至最小的接触，这进一步的努力也被断然拒绝了。
奥古斯丁的传道工作因此缩短，庄严地宣告结束。除了在圣保罗教堂旧址上的教堂，对麦利特斯授予圣职成为东撒克逊的主教外，他很少在肯特以外的地方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因轻率地赐给他的“英格兰人的使徒”这个封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享受着曾经使这个一度闻名的罗马统治下大不列颠行省重新皈依基督教信仰的美名；这个光环一直到近代还笼罩着他。
几乎过了一个世代，来自罗马的特使才开始渗入英格兰的北方，让人民归到基督教的旗下；那时政治与朝代发展的复苏使得这一切发生了。由于一连串的胜利，东盎格鲁的雷德沃尔德国王已在英格兰中部自迪河至亨伯河一带建立了广大的领地。凭着雷德沃尔德的协助，一位流亡的小国国君埃德温得到了诺森布里亚的王位。后来埃德温用自己的才干，一步步赢得了英格兰的最高地位，甚至于在他的盟友雷德沃尔德去世之前，他已经被承认是全英格兰王国除肯特外的大领主，安格西岛与曼岛也都被他的船舰降服了。埃德温不仅建立了他个人的首要地位，连他建立的同盟也使得稍后在麦西亚与韦塞克斯国王统治下的英格兰王国相形失色。埃德温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肯特公主，而他也早已答应尊重她的宗教。她于公元625年由坎特伯雷护送前往埃德温所在的约克都城，她的扈从中有第一位到北英格兰的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他是二十四年前圣奥古斯丁在世时，首次到不列颠的特使。
关于埃德温，我们对他有一致的看法：“当时不论埃德温拓展的领地是什么地方，不列颠都和平安祥，像家家户户仍在说的，一位带着新生婴儿的妇女走遍这个岛屿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这位国王如此在意国家的利益，以至于他在大道附近看到清泉，便命人树立柱子，挂上适当的饮具供旅人解渴，没有人会为了其他目的而去破坏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很怕国王，再不然就是他们很爱戴他。”埃德温恢复了罗马作风：“他的旗帜不但在战役中要高举在前面，甚至在和平期间他带着侍卫武士巡视他的城池、市镇或行省时也是如此。当他以罗马方式行走于街道的任何地方，掌旗官常常走在他的前面。”
这就是保利努斯求助的这位小国国君全盛之日的情况。保利努斯使得埃德温皈依了，而形状像英格兰雏形的诺森布里亚广大王国，其人民也信仰了基督教。但是这个该祝福的事件本身却快速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诺森布里亚的大领主地位受到麦西亚或者我们应说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彭达国王的痛恨。公元633年，彭达这位异教徒与北威尔士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国王卡德瓦龙反常地结盟，目的就是要推翻埃德温的领主权，以及毁掉诺森布里亚的霸权。在此可以看到，不列颠与英格兰在历史上首次并肩作战，政治的力量再次压倒宗教或民族的力量。在唐克斯特附近的一场恶战中，埃德温战败被杀，其头颅放在被占领的约克壁垒上示众，不过他并非被斩首的最后一人。可能约克长久以来就是军团的家，保留着罗马—不列颠的传统，这些传统导致他们欢迎不列颠的胜利者。埃德温是到当时为止统治过这个岛屿的最伟大的国王，他突然遭到的毁灭，同样带来了快速的复仇。不列颠的卡德瓦龙在诺森布里亚奏凯歌。现在不列颠人盼望已久的向撒克逊敌人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信奉最诚者要让他偿还非常久远但沉重的债务。我们几乎已看到博阿迪西亚的精神重现。
虽然诺森布里亚固有的权势很大，但是被杀的埃德温的名字与声誉响彻这块土地。埃德温的继任者奥斯瓦尔德出自伯尼西亚王室，而伯尼西亚就是这个王国的两个行省之一，同时奥斯瓦尔德发现他自己已成为这群近来才皈依为基督徒、容易被激怒的撒克逊战士的首领。埃德温去世的一年内，奥斯瓦尔德就在沿着罗马长城爆发的苦战中，摧毁了卡德瓦龙与他的不列颠部队。这是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之间最后的激战，而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人在军队指挥与运气方面都很糟。他们曾经与异教徒撒克逊的密德兰人联手，为过去的委屈进行报复，利用英格兰人的行动使这块土地不能统一。他们曾损害了所信奉之基督教的光明与希望，而现在他们自己也被推翻，弃置到一旁。他们长久对抗入侵者的故事便这样不那么体面地告终；但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个很长的故事终于结束了。
西不列颠人的狂野暴行曾经使得北方所有撒克逊人团结起来，而现在卡德瓦龙的败亡与西不列颠人在诺森布里亚遭到扫荡，是与国王彭达抗争的序曲。彭达被撒克逊部落视为带来无穷苦难与杀戮的人，因为彭达与世仇缔结了可耻的盟约。不过彭达也曾使得国家昌盛了一阵子，他以麦西亚的力量维系索尔与沃登的权利长达七年之久，他也击败了奥斯瓦尔德，削掉其首级并大卸八块；但是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维在几年之后报了家仇；彭达由于穷兵黩武而灭亡。因此诺森布里亚的霸权从其人民经历的劫难与阴影中重新崛起，并且比以前更为强大。
埃塞伯特国王企图借着基督教将英格兰与不列颠重新团结起来，但是他失败了，不过却为诺森布里亚宫廷留下了在不久的将来应遵循的方向。罗马当局指望约克与英格兰军队成为有组织的基督教国度之希望所寄，而不是坎特伯雷与不列颠军队。灾难已经波及诺森布里亚，保利努斯匆匆由海路奔回坎特伯雷。保利努斯或奥古斯丁都不是擅于面对野蛮战事的人，他们都受过罗马教廷教义、利益与政策的周密训练，两人都不是殉道或传播福音的材料。而这一次不列颠人的入侵太凶猛。可是保利努斯的助理，一位名叫詹姆士的执事，在整个战争中尽忠职守，不断地在掳掠残杀之中传道并且为人施洗。而比他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凯尔特人在圣艾丹的指导下，对诺森布里亚所做的传道工作。凯尔特的传教士使得麦西亚、东盎格鲁、诺森布里亚大部分地区都恢复基督教信仰，因此基督教的两股清流再度在英格兰汇合，而未来将会看到两者为了夺取最高地位而做的斗争。
随着彭达的败亡与所有激情被释放后的高涨情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全部恢复了基督教信仰，现在已经找不到异端横行的王国，除了私下坚信沃登而遭到忽视的个人之外，整个岛屿都信奉基督教。这个令人感到惊奇的状态，随后带来许多祝福，不过当时却被英格兰与不列颠之间的分歧给破坏了。不列颠与英格兰本来就有着深仇大恨，现在又加上了对教会政治的不同看法，最后几乎像基督教与异教一样，这两个种族也分道扬镳。因此，议题不再是这个岛屿是否属于基督教的或异教的信仰，而是这个岛屿会盛行罗马形式还是凯尔特形式的基督教。这些歧见在所有相关团体之间辩论，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公元663年举行的惠特比宗教会议试图解决这些歧见，而且基本获得了成功。会终成为关键议题的是不列颠的基督教是否应当遵守基督教世界的一般生活方式，或者是北方凯尔特教会的修道院所实践的清规。这项议题一直悬而不决，但在许多值得称赞的学术演讲之后，大会终于做出了决策，即诺森布里亚教会应当是罗马教会以及天主教系统中一个明确的部分，麦西亚不久之后也是如此。虽然凯尔特人的领袖与他的追随者对这项决定感到厌恶而退回爱奥纳，且爱尔兰的教士也都拒绝顺服，但是这项决定的重要性依然不能低估。如此一来，英格兰教会的每位成员所看到的不是各个城镇与远方奉行严格生活戒律、看法狭窄的修道院成员所控制的宗教，而是打开窗口看到的一个邦国世界与天下大同的远景。这些事件使得诺森布里亚达到了极盛，在不列颠，信仰、道德言行以及涵盖这个岛屿六分之五的教会政府都达成了统一。在宗教领域，不列颠已经走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个岛屿上的人们现在全都信奉基督教，而其中较重要与较有权力的部分，也直接与罗马教廷产生关联。
罗马当局对于奥古斯丁或保利努斯的传道工作几乎没有理由满意。罗马教廷明白，为了指导与治理不列颠的基督教，通过肯特王国而付出的努力是一种错误。它现在采取一个新办法来说明天主教会普天一致的特性。公元668年，罗马当局挑选出两位使者，带着亮光进入北方的迷雾。第一位是小亚细亚的原住民，来自土耳其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第二位是非洲人，来自迦太基的哈德里安。这些传道士比他们的前辈坚强，他们正直的性格在所有人面前灿然生光。他们到达坎特伯雷之际，整个英格兰只有三位主教前来迎接，而他们的工作完成时，盎格鲁教会[4]便堂而皇之升起了主教法冠的门面，至今尚未减弱其光芒。狄奥多尔于公元670年去世之前，主教辖区的数目已经由七个增加到十四个，狄奥多尔借着其行政技术给予教会一种新的凝聚力。这位亚洲人是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并且以丰硕的智慧引导英格兰前进。
接下来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出现的各种的国王争夺领导权事件，这长久而又错综的敌对情形占据了整个七、八世纪。对于在这个时期度过一生的那些人而言，它极为重要，但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实际只留下很小的印痕，几句话便足以交代完。诺森布里亚的首要地位受到了威胁，最后因为它所处地理位置与资源上的天生弱点而被终结了，因为它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围攻，其中包括来自北方的皮克特人，来自西方不列颠人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来自南方的麦西亚，还有那些因为平定彭达并且对他的拥护者施予惩罚而感到苦痛、深具戒心的密德兰人。国王之间彼此的争战使得国力耗尽，其中有些聪明的部落首领偶尔会得势，但大抵上这些敌对情况令诺森布里亚难以忍受，虽然作过很大的努力，但在这个岛屿上身处领导地位的诺森布里亚仍不免一蹶不振。
不过，诺森布里亚很幸运，在这个衰落时期有位我们之前提到的编年史史家，他说的话在长时期的沉默之后冒出来，传到我们的面前。能干的修道士贝德，在教会不为人知的隐蔽之处默默地工作；现在他走上前来，成了来自不列颠群岛迷蒙时代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以听得到的声音。贝德不像吉尔达斯，他撰写历史。吉尔达斯被冠上“智者”的称号，而“可敬的贝德”之名同样遐迩皆知。贝德试图独自绘制，并且尽其所能地解释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第一阶段的景象：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被部落的、领土的、朝代的以及个人的宿仇弄得四分五裂，成了伊丽莎白时代一位古物学家所称呼的“七王国”——各具不同的实力，全都信奉基督的福音书，拼命以武力与诡计降服彼此的七个王国。几乎恰好一百年的时间，从公元731年到829年，是各方人马奉行同一信条，却彼此相残劫掠，不休不止的战争时期。
撒克逊人的英格兰领导权传给了麦西亚。差不多有八十年之久，麦西亚的两位国王都宣称他们拥有在亨伯河以南英格兰全境的统治地位。埃塞尔博德与奥法各自统治了四十年。埃塞尔博德在成为贵族之前是一位流亡人士，他身为逃亡者，与僧侣、隐士以及圣人结交。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他并没有弃绝对于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发现自己极易受到肉体的引诱。圣格思拉克曾经在他不幸与贫穷之际安慰他，但是圣卜尼法斯却不得不谴责他放荡不羁。
在性的方面，道德意识已经演变得很坚固，以至于教会信徒可以为国王烙上淫荡的丑名。来自日耳曼的卜尼法斯谴责埃塞尔博德犯了“双重罪”，因为后者利用其王室地位为自己谋取其他方式得不到的好处，他在修女院胡作非为。关于埃塞尔博德这位君主的编年史少之又少。他对家人表现慈善；维持法律与秩序；公元733年他突然袭击韦塞克斯；公元740年他将诺森布里亚许多地区变成了荒原，当时诺森布里亚的首领正在与皮克特人奋战。在这最后的胜利之后，埃塞尔博德自封为“南英格兰之王”兼“不列颠之王”，但这些声名在亨伯河以南还说得过去。
埃塞尔博德最后被他的卫兵们弑杀，其权位由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继承。关于统治第二个四十年的奥法，其事迹几乎无人知晓，但是，不仅在英格兰全境，甚至在欧陆都可以见到其权力的痕迹。奥法是与查理曼[5]同时代的人，他的政策与欧洲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他有首位“英格兰人之王”的名声，自罗马时代迄今，他与欧陆有了首次争执。
查理曼希望他的一个儿子娶奥法的一个女儿。现在我们有了英格兰人受到尊重的证明，也就是奥法要求他的儿子也迎娶查理曼的一个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者起初对于这样擅自主张的平等大发雷霆，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与奥法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不失为权宜之计。因为“英格兰人之王”似乎已经对欧陆的商品实施禁运，而这种报复所造成的不便，迅速打消了查理曼所有的傲气与怨愤。奥法不久就再一次成为罗马皇帝“最亲的兄弟”，查理曼同意根据古代贸易习俗安排、为了两国的商人着想，应该有国家层面的相互保护贸易的制度。显然，讨论中的商品是来自法兰西，与英格兰交换斗篷的“黑石”，猜想应当是煤。讨论的还有难民与引渡的问题。查理曼将一个在封斋期吃肉的人遣返，而奥法回送了一支古代宝剑与一件丝质斗篷当作礼物。因此我们看到奥法与欧洲公认最伟大的人物地位相等，这个岛屿强权此时显然有一定的分量。强大帝国的君主不会和不重要的人物订子女婚约，也不会与之推敲商业条约的细节。
一切都在变迁中，这两个阶段的长期统治已经再度恢复这个岛屿的地位，使它成为世界上被认可的成员。我们知道奥法不但自立为“英格兰人之王”，而且还是“英格兰人全岛之王”。史家指出这个“英格兰人之王”的说法，正是我们历史中的里程碑。一位英格兰的国王统治着这个岛屿的最大部分，他的贸易很重要，他的女儿们都是查理曼大帝儿子们适合的配偶。我们通过其加诸邻国的影响力便可对奥法有所了解。从邦国的记录当中，可清楚地知道他镇压了塞文谷的小国王，在牛津郡击败了韦塞克斯人，并且降服了伯克郡，将东盎格鲁的国王（伦敦的主人）斩首，铲除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造的修道院，并且以极其严厉的手段扑灭了肯特人的反叛。因此他在肯特发号施令，将造币厂夺到手，将他的大名铸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钱币上。其中一枚钱币说出了它本身的故事。这是一枚金质的第纳尔，是从阿拉伯的铸模巧妙地拷贝下来，上面还压印着“奥法王”的铭文。坎特伯雷造币厂的这枚阿拉伯币仅是装饰，如果所有的人知道它上面写的是，“除了一人之外便别无真主，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们一定惊恐莫名。奥法与教皇建立了很好的共识，这位至高无上的教皇也称他为“英格兰人之王”。公元787年教皇的特使在奥法的厅中高兴地接受招待，并且因为奥法保证尊敬圣彼得而感到安慰。这些声明都由每年给予教廷的小额奉献予以实现，其中部分奉献是不知不觉地用这种宣扬相反信条的异教徒的钱币支付的。
我们研究奥法，就好像地质学家没有找到化石，而只找到一个凹下去的形状。毫无疑问，一个具有不凡力量与身材的生物曾经住在其中。阿尔昆[6]是这个时期查理曼宫廷中的少数记录者之一，他用这样的词句对奥法致辞：“你是不列颠的光荣，是对付敌人的宝剑。”我们看到纪念奥法的巨大纪念碑，它建立在已皈依的撒克逊英格兰人与尚未被征服的不列颠人之间的堤沟。现在情势已经改变了，那些从未对古老信仰迟疑，并曾经常常维持其独立性的人，生活在荒山不毛之地，看到成功的掠夺者在此耀武扬威，甚至作威作福，他们因为这个事实而对人类生活展开全新的评估。这条“堤沟”横跨许多丘陵与山谷，在塞文河河口至默西河邻近地区的森林留下一些间隙，证明了奥法主政时期国家的巨大权威。当我们思考这场求生的奋斗何其残酷，获得足够食物而使得身心都得到满足，对家庭甚至整个民族是何等关切，我们便会吃惊地发现：这座延伸甚远的壁垒可能主要是某一个人一生的心血或意志的作品。它传达一个概念：奥法王国的幅员广大，军力强盛，这等功业必须以有效的政治权力作为基础，否则是无法构筑的。“奥法之堤”显示了政策的威力，在许多部分都遵照不列颠人喜欢的路线，史家认为它是边界，而不是堡垒工事，是源自共同利益的协议。它不像安东尼乌斯与哈德良的那些长城分隔野蛮与文明，而是一个神圣条约的表现，这项条约解决了不列颠人入侵带来的威胁，使得奥法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与欧洲大陆谈判及争论。
艺术与文化在有序的轨道中成长。英格兰人已经从欧洲大陆带回了生机勃勃的蛮族艺术与原始朴实的诗歌。这种艺术一旦在这个岛屿上立足，便深受凯尔特人追求线条与色彩的天赋之影响；这种天赋虽然曾经受到罗马观念的压制，但是当罗马松手之后，它便再度脱颖而出。基督教给予他们一批新的、可以装饰的题材，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与英格兰北部雕塑的十字架上都可以看到成果。它整个以修道院为发源地，其中的断简残篇已经流传到有教养与文明的世界，蔚然成形。贝德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由于他的影响，这个世界后来采用基督诞生为纪元元年。马姆斯伯里的奥尔德赫姆是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作家，再也没有其他作家能在欧洲大陆的修道院里制造出更多的副本。方言诗方兴未艾，散文著作的艺术已经首先在韦塞克斯起步。另一位西撒克逊人来自埃克塞特境内克雷迪顿的卜尼法斯，是日耳曼的使徒。的确，在八世纪，英格兰曾经是西方文化的最前锋。
比较黑暗的几个世纪混乱得不成章法，其历史隐晦不明，几乎所有在这段时期生活过的人都觉得它们毫无意义。但是在混乱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意志稳健成形。具有独特性格的英格兰，可能尚未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就像之前的罗马时代一样，但是一个新的英格兰出现了，较以往更加趋向统一，并且具有本土特质。此后，所有的人都将看到一种不朽的英格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