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维京人

第六章　维京人

在罗马帝国败亡之后，胜利的蛮族对基督福音开始着迷，受到它的吸引。虽然在放弃罪恶的成就方面并不比今天信奉宗教的男女来得好，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与启示，一种将欧洲所有民族联合起来的绳链。有一个国际组织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机构，是当时最有权力的也是唯一有凝聚力的结构。罗马教皇率领的这个国际组织，以宗教的或至少是教会的形式，恢复了专制君主们消逝的权威。基督教会成了学问与知识的唯一殿堂，它的通道与回廊保存着古代所有的劫后财物，在人类的斗争与错误中提供“人类愁苦的最后慰藉，以及对世俗权力的最后遏制”。因此，在异教徒文明之光尚未完全熄灭时，新的光辉又在我们这个岛屿上，甚至在整个欧洲，照耀着各个蛮族，使他们发出赞叹。各个蛮族都被基督教的启示驯服了，人性也提升了，从幼发拉底河至博因河的每个地方，旧的神祇都被弃之不顾。基督教的教士可以走遍四方。每个城镇的人都相处融洽，有时显得一本正经，却殷勤好客。

罗马帝国倾圮的年代，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而且不重视学术，知识分子全都在教会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后来从那里操作权力，从事政治的人就是由这里培养出来的。垄断学术，加上精于文笔，使得教会人士成了当时骄横、凶猛的部落首领不可或缺的帮手。神职人员成了宫廷的公仆，有时还是宫廷的政治家。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变成罗马的地方行政官，穿着他们的袍服，直到今日也是如此。粗俗得意的蛮族不知不觉地屈服，依赖着这个结构——依赖着永不休止的权力斗争所证明的结果。在黑暗时代的剧变与失序之后，当最终黎明再度降临不列颠岛，她醒了过来，看到一个深深地改变但又缺乏形式、不见庄严的世界。空气中的微风甚至更加温和。

已皈依的异教徒的热忱，带来了危害和新灾难。教会根据其精神，必定会反复灌输温和与慈悲的理念，而它也会因为宗教热忱与自我利益而在各方面加强本身的权力。入侵者子孙的谦卑与信仰具有人性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则暴露在有组织的剥削之下。这种发生于六世纪与七世纪的剥削，在许多国家都导致教会独占财富与土地，而这与教会掌控世界的能力不成比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虔诚而难以控制的基督教国家；它们在宗教上团结一致，在世俗上却苦于宿仇；它们蒙受神恩，但绝对怀有野心。

就在这个已苏醒的、恢复活力的、结构松散的社会，出现了两波惊天动地的攻击。第一波来自东方。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展开了伊斯兰教尚武的神圣旗帜，他从麦加向麦地那的著名逃亡，被称为“徙志”，移居的时间为公元622年，穆斯林的纪元便由此算起。在接下来的十年，穆罕默德与他的继任者哈里发成了整个阿拉伯、波斯、拜占庭帝国大部分地区与北非整个海岸的主人。在下一个世纪初，伊斯兰教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盛行于西班牙，伊斯兰教最后在那里立足，时间长达八百年左右。法兰西有阵子似乎也要屈服，但是公元732年阿拉伯人被查理曼的祖父查理·马特尔在普瓦捷击退。因此，远从麦加来的伊斯兰霸权停在接近这些岛屿的距离之内。

不过对于不列颠而言，还有第二波的入侵。它来自北方，维京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已预备好他们航海的长船。阿拉伯异教徒与北欧海盗的双重进犯，困扰了欧洲衰弱的生命十个世代之多，一直要到十一世纪，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国家拥有了包含许多皈依了基督教的维京人后裔的铁甲封建骑士，并且建立了支持基督教会的庞大、有战斗力的军队，阿拉伯人才无法越过雷池进行征服。

以牙还牙。撒克逊海盗当初给予不列颠人的一切，经过了四百年之后，都还给英格兰人了。八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展现出一派极欲征服他人的景象。挪威、瑞典与丹麦都产生了成群、勇猛的征战之士，他们具有尚武的特质，还是强大的海盗。他们的实力与人口都自然而然地增长，渴望冒险，再加上王朝纷争纠结不清，使得种族力量向外迸发出去。毫无疑问，丹麦人或北方人受到来自俄罗斯亚洲大草原的新压力而被迫西迁，他们自愿迁移，而又勇武惊人。有股四处劫掠的兵力由瑞典向南出击，不仅抵达君士坦丁堡，而且留下了许多世纪之后影响俄罗斯欧洲领土的有力种子。另一支由挪威乘长船至地中海的分遣队，劫掠了这个内海的沿岸，之后才被西班牙与非洲北海岸的阿拉伯王国击退。第三支远征队伍将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带到不列颠群岛、诺曼底、冰岛，不久又越过大西洋到美洲大陆。

丹麦人与挪威人的关系纠缠不清。有时勾结出击，有时彼此恶斗，拼得你死我活，但是对于撒克逊英格兰而言，他们都是无情的祸害，残忍得令人无法置信。他们不是食人族，但习惯将战败的敌人放在大锅中，插在烤叉上，烹制胜利大餐。北欧人与丹麦人于爱尔兰打了一仗之后，爱尔兰当地居民本身并不苛求，甚至对这种令人恶心的习惯表示憎恶，而假使保持中立立场去问这些蛮族为何如此，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有何不可？如果他们胜了，也会对我们如法炮制”。据说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些猎人从来不会为他们的罪，也不会为朋友的死亡而哭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突袭作战的队伍在他们定居的地方，立刻显现出奢侈的追求。他们沐浴，穿丝质袍服；船只携带帐篷与床具供在上岸时使用；战争的首领在每块土地上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东方迫不及待收纳许多妻妾。有位经常征战的首领坐拥八百以上妻妾，但这大概是《圣经》里的描述。公元936年，爱尔兰人夺下利默里克时，当地许多之前落到劫掠者手中的妇女，她们的美丽配以刺绣的丝绸，弄得爱尔兰人神不守舍。他们很久才恢复了自持。

维京人的精神存于长船之中。他们设计的船只在八、九世纪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吃水量很浅，可以扬帆远航，或者在无数溪流与海湾下锚；线条优美，结构柔软，可以在大西洋最猛烈的暴风雨中行驶。

我们对这些船只知之甚详。目前已经有六艘船只被挖掘出来，差不多都完好无损。其中最著名的一艘是1880年在挪威科克斯塔德一个冢中挖掘出来的，很完整，甚至连水手的烹饪锅与西洋棋盘全都具备。有人在1944年将它精确地重新量过：这艘船属于中等规模，船首至船尾长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十七英尺六英寸，船体中部吃水仅二英尺九英寸。它具有鱼鳞式的外壳，由每边十六块坚实的橡木船侧板制成，用木钉与铁螺丝栓紧，再用动物毛发编成辫状的绳索堵好船缝。它的船板皆用韧皮纤维绳索系住肋骨，给予骨架很大的弹性。它有个用宽松的未钉钉子的木板做成的甲板，藏货放在现在已经毁掉的有锁橱柜中。它的桅杆插在一个巨大、牢实的木墩里面。科林伍德教授说（我日前已经修正了他的描述）：“这个木墩被十分巧妙地撑住，以至于桅杆挺立，纹丝不动，船只轻而有弹性的框架没有承受任何压力。”每边有十六只桨，长度不等，分别为十七英尺与十九英尺；较长的桨用在船首与船尾，这两处的舷缘都高于水线。舷缘的造型很美，而且穿过在主列板上切开的环形桨架，与遮板十分协调，将船桨收到船上时遮板便合起来。它的舵安装在船舷尾侧，是个很大的、板球击球板形状的短桨，上面装配着一个活动的舵柄，借着聪明的设计固定在船上，使得叶片能全力发挥。船桅高四十英尺，配备又长又重的帆桁，使用方帆。能载较小的船或小舟，发现它时，载有三艘小船。这艘在科克斯塔德挖掘出来的船可载五十人；如果有必要，可另外载三十名战士或俘虏，能在任何天气下，于海上活动达一个月之久。

正是这种不同尺寸的船，载着维京人抢劫文明世界，攻打君士坦丁堡、包围巴黎、建立都柏林以及发现美洲。它的图像在我们面前升起，生动且鲜明：雕工精细的龙形船首；高大而呈弧形的船尾；长排的盾牌，黑黄二色交替，沿着船边摆放；铁制刀斧闪着光，杀气冲天。进行过伟大海洋航行的长船，都有比较结实的构造，并且有较高的干舷，1892年重新制作了这艘船的模型，并且配置了一群挪威航海员，以四周时间便越过大西洋。

然而这个展示海权的一流器械，若是没有人使用，就变得毫无用处。所有的人都是志愿者，在有显著能力的领导者手下组成团队。在英雄传说中，我们见识过由“斗士或好汉”组成的船队，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善于掌舵或划桨，一如他们擅长用剑。相关规定或早期的“战争条文”相当严格，在这些船员加入后就立刻管束他们。年纪在十六岁与六十岁之间的人都有机会录取，得经过力气与敏捷度的考验。妇女不许登船。消息必须对船长单独报告，在战争中的所有夺得之物都必须堆起来或放在柱子边，根据规则出售或分掉。战利品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根据斯堪的纳维亚法律所规定，必须传给亲属的财产。他有资格要求将战利品随他一起埋葬。

查尔斯·奥曼爵士说：“如果对战的一方在数目上与之相等，维京人就能固守地盘；但是当整个地方居民都被唤醒，许多郡的人蜂拥前来，他们就知道可能会寡不敌众。”只有实力非凡的舰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北欧人才敢提议与对手在旷地一搏。战斗不太像抢劫，而且也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这块土地上聚集有压倒性兵力，那么入侵者便会再度上船，驶往某个没有聚集好兵力的行省肆虐。而他们不久后就学会了在陆地上迅速获得机动的方案。他们一到海岸，就搜尽马匹，载着抢劫物越过土地。他们无意像骑兵那样作战，搜寻马匹是为了行军快速。首次提到在英格兰的这种做法，是在公元866年，当时“异教徒的大军来到东盎格鲁，见到了骑马的部队。”[1]

当我们思考这些海上盗贼野蛮的恶行，感到他们像其他海盗一样可耻，或厌恶其恶徒一般的破坏与残酷行径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是纪律、坚毅、袍泽之情和尚武的美德，使他们成为当时世界上远超所有种族的、最可怕与最大胆的种族。

大约是在公元789年的某个夏日，“天真的英格兰人在平原上正自得其乐享受清静，将他们的牛套上犁之际，”一个消息传到了国王的官员——多切斯特的地方官那里，说三艘船已经抵达了海边。这位地方官“跳上马，带着几个人驶往港口（大概是波特兰），认为来者是商人而非敌人。他像个有权势的人发号施令，命令将他们送往国王的城镇；但是来者将他和与他一起的人当场杀死”。这只是凶残者的牛刀小试；风水轮流转，这斗争还会侵扰、蹂躏英格兰达二百五十年之久。这就是维京时代的开始。

公元793年1月的一个早上，诺森布里亚海岸林迪斯法恩的富有修道院，突然遭到来自丹麦的强大舰队的攻击。他们洗劫了这个地方，吃光了牲畜，杀了许多僧侣，带着丰足的黄金、珠宝、圣徽以及所有在欧洲奴隶市场可能卖得好价钱的僧侣等战利品扬帆而去。这次袭击事前经过仔细的策划，在援助到达之前，海盗便于严冬以完全突击的方式进行袭击。有关这场残暴杀戮的消息传遍各地，不仅是英格兰，也遍及整个欧洲；教会的大声疾呼就像是警钟。诺森布里亚人阿尔昆，从查理曼的宫廷写信回家，慰问同胞：

看！我们与我们的祖先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居住有三百五十年了。以前的不列颠没有出现过我们遭受的异教徒所施加的恐惧。他们完成的航行，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看哪！圣卡思伯特的教堂溅上了基督教士的鲜血，全部装饰被洗劫一空。……在那个地方，自从来自约克的保利努斯离去，基督教信仰来到我们心中，竟也开始有了悲痛与灾难。……这种悲痛的预兆在之前便出现了。……约克镇大斋期间，那血雨代表着什么恶兆呢？

次年，北欧袭击者卷土重来，在贾罗登陆。被侵者顽强的抵抗，同时入侵者也受到恶劣天气的阻挠。最后入侵者的“国王”被俘，处以极刑，逃掉的人将十分恐怖的故事带回丹麦，这才使英格兰的海岸有四十年未再遭到侵略。在此期间，维京人无意聚众入侵或征服，但是却运用他们的海上力量，在苏格兰的东海岸与苏格兰岛屿进行了小型的登陆。在这些岛屿上保有安全静修场所的修道院群居地，成了特别容易受伤的猎物，它们的财富与遗世独立，都成为最吸引海盗的地方。爱奥那于公元802年遭到掠夺与破坏。爱尔兰的宗教场所也成了吸引抢掠与贪婪的奖品，从那时起苦难便没有休止。教会发挥活力，修复残垣颓壁，但维京人的行动拥有很大的选择权，容许有个恢复的间隔期，然后再卷土重来。爱奥那被洗劫了三次，而基尔代尔修道院被洗劫了十四次以上。

做海盗已经成了稳定的职业，教会是他们永远的补充宝库。查理曼时代的历史学家埃因哈德记录过这些持续不断的蹂躏。新的恐惧传遍基督教国家。不过，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而袭击的事业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致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都想试一下，像一位苏格兰歌颂者描写他们的样子：“这些北方国家心情愉快、四肢灵巧、勇敢的绅士们。”每年，不断剧增的人在扬帆从事劫掠，因凯旋而致富；他们的典范鼓舞了所有大胆的人与年轻的后辈。其他舰队摆出的阵势更广，侵入地中海。查理曼由纳博讷附近一个城镇的窗口向外凝视，看着这些不怀好意的船只出没于海岸，发出了令人难忘的警告：怒潮即将来临。

公元835年，暴风雨猛然来袭，大约由三、四百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大规模地从事掠夺，划桨驶入英格兰、法兰西与俄罗斯的河流。英格兰的南方经常遭到攻击，达三十年之久；巴黎被包围过不止一次；君士坦丁堡招致猛袭；爱尔兰许多港口城镇皆陷落且被占据；维京人在奥拉夫率领下建立了都柏林。许多例子显示，当时的袭击者都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定居下来。瑞典的袭击者侵入了俄罗斯的心脏，统治河上市镇，把持贸易并要求交纳赎金。挪威的维京人来自气候更加严苛的地方，他们发现苏格兰的岛屿很适合定居，便在色德兰群岛、法罗群岛与爱尔兰建立殖民地；他们也抵达了格陵兰岛与斯通兰岛[2]，扬帆到圣劳伦斯河，他们更发现了美洲；但是他们对这一切成就并不重视。

有很长一段时间，北欧人在不列颠或法兰西没有永久的据点。直到公元865年欧洲大陆的抵抗变得更顽强之后，丹麦人才开始大举入侵诺森布里亚与英格兰东部。

撒克逊英格兰在这个时候正好比令人垂涎欲滴的果实，等待收割。入侵者闯入了一度由“撒克逊海岸公爵”防护的整个东海岸，将帝国的堡垒化成了废墟，埋葬在土里达好几个世纪之久。罗马的平底长船并没有在巡逻航道上摇桨，帝国政府并没有指派伟大统帅或军团支援。而这里到处都是大修道院、教堂，甚至大教堂；它们在这个饥饿的时代拥有金银、珠宝等宝藏，还储存有大量的食物、酒以及那些众所周知的奢华之物。虔诚的英格兰人完全接受付钱给教会便可以摆脱罪恶的观念。他们的罪很多，而且经常忏悔，教会也因此兴旺了起来。这里到处都是利剑可以轻易赢得的奖品。

英格兰人在过去对教会作不当的奉承，这时候还加上了处置失当的军事管理。他们的防御制度被修改，以便在寸草不生的山地保护古代不列颠人的劫后余生者，或防御撒克逊邻居入侵的边境。地方贵族响应其首领或国王的召集，要求身强力壮的耕植者在自己的地区服役四十天左右。这些劳役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旦结束之后，军队便解散，而不会注意到可能在活动中的敌人，也没表现出在遭受到可能的战争时应该发挥的效用。英格兰人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敌人。丹麦人与挪威人不仅有海上武力长久以来承袭的突击优点，还表现出陆上的活动力与技能。他们吸收了强化营地的习惯，几乎和罗马人一样，他们的战略值得高度赞赏。在这些策略中，“佯退”是最顶尖的一招。我们一再谈到英格兰人让异教徒大军溃败，但是最终丹麦人占据了战场。有一天，他们的领袖正在围攻一个城镇，这时却宣布他要死了，并请这个地方的主教为他举行基督教葬礼。这位值得尊敬的主教对这项皈依感到高兴，同意其所请；但是当去世维京人的尸体被带入市镇以便举行基督教葬礼时，陪伴在尸体身边的人却都是货真价实的武装战士，他们穿着丧服，乔装打扮。后来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进行洗劫屠杀。关于维京人的作战风格与习俗，有许多经由侧面得到的消息。事实上，他们是有史以来曾经出现过的最胆大妄为、阴恶险诈的海盗与贪得无厌者；撒克逊人的组织缺点很多，再加上这个时期的其他情况，维京人比起任何模仿其熟练手法的那些人，能够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欲望，而他们的欲望漫无止境。

在维京人这个时期的传说中，没有人能比朗纳尔·洛德布罗克或“毛马裤”更著名。朗纳尔在挪威出生，但是他与丹麦统治家族有关联，在年轻时便已是袭击者，“跨海西征”是他的座右铭，他的船首已由奥克尼群岛排列到了白海。公元845年朗纳尔率领维京舰队溯塞纳河而上攻击巴黎。这场杀戮后来败退了，因为瘟疫在未能预见的情形下对这些海盗进行报复。之后他率领机动部队转而攻打诺森布里亚，在这里命运再度逆行。根据斯堪的纳维亚的故事，朗纳尔被诺森布里亚的埃拉国王擒获，丢入蛇穴处死。他在一大堆盘绕在一起、令人讨厌的蝰蛇[3]之中唱完了死亡之歌。朗纳尔有四个儿子，当他躺在这些分泌毒液的爬虫当中，发出了有力的威胁：“如果小猪们知道老公猪在过什么日子，它们现在就会发出不平之声。”北欧的吟唱诗人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接到了这个消息时的情景。“铮铮硬汉”比约恩紧抓住矛柄，指甲印都留在上面了。费特司克正在下棋，但是他手指将棋子抓得太紧，血开始从指甲流了出来。“蛇眼”西古德正用刀修着指甲，而不停地修，直到露出骨头。“无骨”伊瓦要求知道父亲被处决的细枝末节，他的脸“变得忽红、忽青、忽而苍白，他发怒到要炸了”。[4]

有一种复仇的规定，儿子应遵照这个方式向杀害父亲的凶手报仇。此即“血红的鹰”：凶手的肉与肋骨必须割下来，以一种似鹰的形态锯开，然后尽孝的儿子用他的手把仍在跳动的肺扯出来。这就是传说中埃拉国王的末日。但是英格兰实际遭到的后果很严重。“无骨”伊瓦尔是一位擅长于指挥的奸诈武士，他是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日子里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英格兰的幕后主使人物，是他策划了征服东盎格鲁、诺森布里亚的德拉、麦西亚等地的伟大军事行动。之前，伊瓦尔一直在爱尔兰作战，但后来他于公元865年出现在东盎格鲁。公元866年春天，他以船队为主组织大军，此时全都不为战斗而为争取机动而骑上骏马，沿着罗马大道北驰，并渡过亨伯河。

伊瓦尔包围了约克。但太迟了，之前侍奉两位敌对国王而各拥其主的诺森布里亚人，现在忘记了宿仇，团结一致。他们在约克城前攻击丹麦大军。起初他们很成功，异教徒被逐退到城墙边。但是城中的防卫者突然出击，一片混乱。维京人大砍大杀，将他们全部击败，也杀掉了他们的两位国王，完全摧毁了入侵军。这就是诺森布里亚的末日。英格兰的北部永远未能恢复之前的权势。

就像霍奇金对它的记述：

学校与修道院衰退而晦暗，或荡然无存；曾经产生贝德与阿尔昆，留下名为盎格鲁艺术的伟大石制十字架，作为盎格鲁诗文发源地——卡德蒙所写诗歌与《基督受难十字架的景象》——的这个王国，随着公元867年战败后，沉落到偏僻黑暗的蛮族习俗的旧生活中。……一个王朝被粉碎了，一个宗教半死不活，而一个文化归于野蛮。[5]

德拉姆的西米恩在约克这场灾难性的战役发生一百五十年之后著述，强调这些悲叹之情：

大军到处袭击，使得每个地方血流成河、悲伤哀切。袭击者到处使用火与剑破坏教堂与修道院，当他们离开一个地方时，除了没有屋顶的墙壁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竖立的东西。毁灭如此之巨，以至于今日几乎看不到那些地方留下的任何东西，也看不到曾经任何伟大的迹象。[6]

但是伊瓦尔的目标是征服麦西亚，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几乎一百年来都代表着英格兰的实力。伊瓦尔陈兵在诺丁汉前面，麦西亚的国王向韦塞克斯求援，韦塞克斯的国王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埃塞雷德与阿尔弗雷德答应允其所请，行军驰援，并且与他联手攻击围城者的阵线；但是麦西亚人临阵退缩，选择阵前谈判。伊瓦尔在战争中打打谈谈，不曾危害约克与里彭的教堂，他愿意在诺森布里亚立一个名为埃格伯特的人做傀儡国王。而在结束公元868年的军事行动之后，借着一项成为诺丁汉之主的条约，伊瓦尔便在约克过冬以巩固自己的力量。

在丹麦人从事他们可怕的征服事业，由东盎格鲁延伸，降服麦西亚、蹂躏诺森布里亚之际，韦塞克斯王与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建立了他们的实力。命运在天平上精密而危险地移动，以至于只要在他们的负担上增添一点砝码，都将生死攸关。因此伊瓦尔在破坏了诺丁汉条约让东盎格鲁的国王埃德蒙受尽磨难之后，突然离开英格兰而且不再回头，对韦塞克斯来说是一种解救。阿尔斯特的编年史解释说奥拉夫与伊瓦尔——挪威人的两位国王——于公元870年再度由苏格兰到都柏林来，“非常大的一批俘虏，英格兰人、不列颠人、皮克特人都被当作战利品带往爱尔兰”。但是当时也有这样的最后记录：“公元872年。伊瓦尔——全爱尔兰与不列颠的挪威王——结束了他的生命。”伊瓦尔征服过麦西亚与东盎格鲁，夺下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的主要据点——邓巴顿，满载掠夺物，英勇无敌。他后来在都柏林定居下来，两年后安然去世。虔诚的编年史家描述说他“睡在基督怀中”。如此一来，他生前死后或许都拥有最好的结局。

之后，来自丹麦的袭击者每年都会停留得较久一点。在夏天，舰队就来抢劫与破坏；但每年的发展趋势都愈来愈像是来这块比较温和、比较青翠的土地游荡玩耍。战士们为进行袭击而长期离乡背井，而这块被征服的土地确实够好，好到他们最后决定将妻子与家人接过来居住。在海盗与劫掠之后，拓居的过程也在发展。但是丹麦人的拓居地与之前撒克逊人的拓居地并不相同；它们都是大军的营地，其边界是由一连串有防御工事的城镇所供养的战斗前哨。斯塔福德、诺丁汉、林肯、德比、莱斯特都是新的入侵武力的基地，在这些前线基地的后方，作战十年的士兵都会变成下一个十年的殖民者与地主。丹麦人在英格兰的居留地主要都是军事方面的。他们用剑开路，然后在这土地上生根，住了下来，这种战士型的农夫一开始便拥有与普通农民不同的身份，他们在这土地上定居，没有任何国家组织能将他们驱走。撒克逊人原来是不为人知的海上后裔，他们待在这里已有四个世纪之久，有资格成为这块土地的拥有者，而现在却屈服于入侵的丹麦人。就如同历史上每个重大转折点一样，他们之所以没有对入侵者完全屈服，全都是因为在一个混乱与衰败的纪元中，会突然像幽灵般出现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