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与爱尔兰

第十二章　苏格兰与爱尔兰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种种失败，对不列颠的统一有着永久的影响。班诺克本之役结束了凭借武力统一英格兰王权与苏格兰王权的可能性，而跨越爱尔兰海巩固盎格鲁—诺曼人的爱尔兰这个梦想也被证明虚幻不实。几个世纪以来，不列颠的南北之间因无情的苏格兰战役造成的隔阂，几乎无法消弭。从1296年爱德华一世对贝立克的攻击开始，武装斗争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年，一直到1323年，罗伯特·布鲁斯才逼得英格兰人讲和。布鲁斯当时甚至都没有被正式承认为苏格兰人的国王。这个封号以及国家的完全独立，都是在爱德华二世遇害后，于1328年签署的“北安普敦条约”中得到的。一年后，这位苏格兰的救世主去世。

中古时代的骑士故事中，有个故事相当著名，叙述二十年来都是布鲁斯的忠实骑士詹姆士爵士——“黑色”道格拉斯用什么方法将主人的心送到圣地安葬，以及抵达西班牙某个港口后，响应骑士的召唤，加入受困的基督徒，联手对抗非洲的摩尔人。他冲向异教徒大军，把装着布鲁斯心脏的银匣带入混战，“前进吧，勇敢的心，就像你过去的样子。道格拉斯一定追随你或是战死！”最后，他在胜利前的一刻阵亡了。傅华萨[1]用散文，艾顿[2]用动人的诗句先后叙述这个故事，苏格兰的每一代儿童都因为听了“忠心的詹姆士爵士”的故事而感到悸动。

布鲁斯在世的时候，伟大的声望与副将们的忠诚，成为统一的英格兰制度与传统的替代品。他驾崩之后，王位传给五岁的儿子戴维二世，随之出现苏格兰幼主在位时备受折磨的景况。苏格兰国王的权威时常受到低地区势力强大的权贵与高地区首领们的挑战，现在又添上了其他来源。“红色科明”家族从来没有对被布鲁斯暗杀这件事表示过宽恕，时常准备参加内战。另一方面，曾经支持贝利奥尔的大业，以至于在苏格兰的土地被布鲁斯追随者抢走的贵族，经常想象能借英格兰的帮助重新夺回失地。戴维二世在位四十二年，十八年以上的时间都在国外，在他的护国公与贝利奥尔作战之际，他在法兰西避难。戴维归国之后，完全没有表现出父亲的才干，而且对法兰西的忠诚也导致他入侵英格兰。1346年发生克雷西之役，他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广场被击败，并且被俘，囚禁了十一年，以一笔向苏格兰课税而筹得的金钱赎回。

其外孙“王室总监”罗伯特继承了王位[3]，是这个注定名声悲惨的世家的第一位国王。他们有许多代都掌握着世袭官职，斯图亚特之名便是由此而来。他们对王位的要求是合法的，但却无法获得苏格兰人的忠诚。斯图亚特王朝一开始的两位国王罗伯特二世与罗伯特三世都是性格上没有明显优点的年长者。王国的事务大都落在权贵手中，不管是在国王枢密院开会，或是分配产业。十四世纪的其余时间与十五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苏格兰都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威胁英格兰，也无法对旧盟友法兰西有太多的帮助。统一的英格兰摆脱了法兰西战争，有机会利用这个情况，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英格兰又为玫瑰战争所苦。

王权的统一自然是解决现状的方式，但是在英格兰人的几个王朝企图以武力强行统一而失败之后，苏格兰受到激励，使得英格兰无法可想。对英格兰人仇视是优秀苏格兰人的标志。心生不满的贵族可能会接受英格兰人的金钱与帮助，但一般人民拒绝屈服于任何形式的英格兰统治。他们在英格兰手下打过一连串败仗，但班诺克本一役使得苏格兰人长记在心，不会产生失望或投降的念头。

进一步研究这个阶段的苏格兰历史不算困难。故事开始的时候，命运对于斯图亚特王室相当不利，他们被灾难穷追不舍，无法创造持久的制度，至少这些制度无法与帮助金雀花王朝驯服英格兰的许多封建制度相媲美。国王罗伯特三世派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詹姆士一世到法兰西求学，但1406年他的儿子在弗兰伯勒海角的外海被英格兰人俘获，送往伦敦囚禁。罗伯特三世在随后的那个月驾崩，苏格兰没有君主长达十八年之久。最后英格兰政府终于允许詹姆士一世用钱赎回自由，返回苏格兰。

囚禁并没有使詹姆士失去勇气。他曾经对英格兰君主的地位与权力予以承认，而返回苏格兰之后，就大力坚持他自己的主权。他统治了十三年，甚有作为，无情地严惩苏格兰的贵族。那可不是这些贵族乐于享受的经历。奥尔巴尼家族的表亲在詹姆士一世不在国内之际摄政，詹姆士一世极力压制他们的势力。强大的“岛屿领主”控制着北方大陆大部分地区与赫布里底，詹姆士一世却粉碎了这位领主要求独立的主张，伴随着这些举动，也处死了许多人，没收巨大的产业。最后一伙被激怒的贵族决定报复，在1437年找到机会，用剑将詹姆士杀了。因此，在任务尚未完成之前，这位最有能力的苏格兰国王便归天了。

王位落到七岁的孩子詹姆士二世身上。历经未成年时期不可避免的动乱之后，这位男孩长成了很符民望、活力十足的统治者。他需要统治的天赋，因为布鲁斯忠心骑士的后代“黑色”道格拉斯家族现在成了势力甚大的臣民，对王权构成威胁。他们凭着被贝利奥尔支持者没收的产业而致富，成了苏格兰西南部的主人；而东部很大的地区则由他们的家族“红色”道格拉斯所把持，灵活运用着与北部部落家族的联盟。他们对王位提出了在某些人眼中可以接受的要求。

一个多世纪以来，道格拉斯家族一直是苏格兰的主要斗士。其中一个人是奥特本之役的英雄，在塞维切斯当地的民谣中相当著名。他们在国内以及保持接触的英格兰宫廷持续计划阴谋，激怒了年轻而自豪的国王。1452年，詹姆士二世刚满二十一岁不久，便邀请“黑色”道格拉斯到斯特灵。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到访，但詹姆士国王在那里一怒之下动手刺了他一刀，国王的侍臣随后结束其性命。

但是，杀掉道格拉斯家族之家长并不能灭掉这个家族。詹姆士二世很痛苦，被这位道格拉斯的弟弟与族人围攻。直到1455年，他才对抗成功，烧掉他们的城堡，践踏他们的土地，并将带头的道格拉斯家族逐出边境。道格拉斯家族在英格兰活跃了许多年，受到英格兰王室的怂恿，使用诡计与阴谋困扰斯图亚特王室。

詹姆士二世的权力现在如日中天，但运气并没有长久照顾斯图亚特王室。1460年，詹姆士二世利用英格兰内战，包围了留在英格兰人手中的罗克斯堡。他对大炮与火力特别感兴趣，在巡视原始的攻城炮时，有门炮爆炸，飞过来的碎片使他一命呜呼。当时是詹姆士二世在位的第十三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第四个未成年人继承了苏格兰的王位。詹姆士三世是一位九岁的小孩。他成年时表现出和蔼可亲的特质，爱好音乐，对建筑有兴趣，但是未能继承前任两位国王的统治才华。他的统治期延续到都铎王朝，但却一直忙于内战与社会失序。这段时间最让人注意的成就，是詹姆士娶了丹麦国王的女儿，由丹麦王那里得到充任嫁妆的奥克尼群岛与设德兰群岛，这些岛屿被纳入到苏格兰领土。

由于英格兰的政策与降临在苏格兰君主身上的悲剧，苏格兰王国始终不能统一，但未能统一并不是苏格兰积弱不振的唯一原因。苏格兰在民族、语言与文化上全都存在着分歧。高地与低地之间的裂痕不只是地理上的分别。低地形成了封建世界的部分，除了西南与加洛韦之外，各地全都使用英语；高地则保留着较封建制度更古老的社会秩序。在低地，苏格兰国王是封建权贵；在高地，他是松散的部族同盟首领。他们与新的盎格鲁—诺曼贵族以及古代凯尔特国王有着血亲关系，这个优势值得注意。布鲁斯家族毫无疑问是第九世纪苏格兰第一位国王肯尼斯·麦卡尔平与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家族后裔；斯图亚特家族声称是麦克白[4]同时代人物班柯的后裔，而这似乎也言之成理。古代神圣的光辉照亮了王亲贵胄，他们的家谱可以回溯到爱尔兰英雄传奇中凯尔特人的朦胧部分。对所有苏格兰人而言，低地与高地都一样，王室神圣而不可侵犯，受到普遍尊敬。流着王室血液的人即使不服从，甚至缺少忠诚，也可以得到宽恕。

但是尊敬并非政府的有效工具。苏格兰的政治集团并未创造出英格兰议会提供的阶级融合方案。在法律与实质上，苏格兰的封建权威仍比英格兰强上许多。苏格兰国王不受大部分司法的管辖，他的法官们无法有效地对抗封建体制。苏格兰没有与保安官或金雀花王朝巡回保安官相似的那种官员。

在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封建制度的司法与更古老的部族法律打了一场糊涂仗。高地首领的土地与权力都是正式得自于王室，因而被归类为封建制度的国王土地承租人，但是他们真正的权威都是以族人的效忠为基础。有些高地部族首领，像戈登大家族，也是毗邻低地的封建权贵。在西部，崛起的坎贝尔家族扮演着两者中任何一个适合他们的角色，他们在未来的岁月将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同时，苏格兰的农民与富裕的市民在这前后约二百年的政治斗争中，不顾领主与主人的无数争执，只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工作，增进国家的实力。教会一心一意救人济世，许多优秀的主教与担任神职者使得中古时代苏格兰的历史生色不少。苏格兰的三所大学——圣安德鲁、格拉斯哥、阿伯丁——都是在十五世纪时建立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都比英格兰多出一所。

中古时代的爱尔兰曾使研究英语民族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在大不列颠群岛的最西边，住着欧洲最古老的一个基督教社会。传教士的努力与僧侣的学术研究使它声誉卓著，而与此同时英格兰则一直是日耳曼异教徒入侵的战场。

一直到十二世纪之前，爱尔兰从来不曾发展出正在其他地方逐渐演进的、有约束力的封建国家制度。那里存在着一个松散的、说盖尔语的[5]由农村侯国组成的联盟，一小群自称为“王”的部族族长在当家做主。在所有族长上面有“塔拉大王”的模糊权威。塔拉并不是都城，而是一座有着远古土垒的圣山。一直到1000年左右，大王通常都是北方强大的奥尼尔家族的成员，大王只不过是家系纷争的最后仲裁者，从来都没有真正行使过中央权威，也没有爱尔兰人建立的、可供政府扩散权力的城镇。

在英格兰干预爱尔兰这个漫长而可悲的故事开始之前，这个国家已经遭受过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的震惊与折磨。不过，爱尔兰虽然因为被北方人摧残而赤贫，事物的秩序大乱，但并没有被重建。建立第一批包括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科克等城镇的人，全部是北方人。在颂歌中为人哀恸的、伟大的布赖恩·博鲁于1014年在克朗塔夫打败丹麦人的同时也战死沙场，这使得奥尼尔家族统治中断，大王的位置便从此引起争执。一个半世纪以后，一位引起争执的继任者——伦斯特的国王——在亨利二世位于阿基坦的宫廷避难。他获准向亨利的盎格鲁—诺曼骑士求助，这项求助是攸关爱尔兰命运的重要决定。1169年，盎格鲁—诺曼势力的先驱到达这个国家。

这批由理查德·德·克莱尔——亦即以绰号“强弓”而知名的彭布洛克伯爵——率领的入侵者中，威尔士人和北方人一样多，而威尔士的部队是随着他们说法语的领袖一起来的。甚至在今天，某些爱尔兰最常见的姓氏都暗示着其祖先是威尔士人。其他领袖的姓氏源自于佛兰德斯。他们全都代表统治西欧地区的高等封建社会，他们征服的地方由威尔士延伸到叙利亚。爱尔兰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新来者匹敌，“强弓”娶了伦斯特国王的女儿，或许还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王国，一如“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罗杰在西西里，十字军的首领在黎凡特建立的王国。但“强弓”对自己的实力与时常保持警戒的上司亨利二世的态度都存有疑问，因此便将征服的成果献给了国王，而亨利为了接受新家臣的臣服，于1171年略微巡视了一下这个新添的领地。复兴的教廷权力对爱尔兰教会传统上的独立自主感到不满，靠着1155年的教皇诏书，把爱尔兰的大领主地位赐给英格兰的国王。这时候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是英格兰人，也是唯一担任过教皇的英格兰人。这一情形即是宗教的与实际的背景。但是这位拥有英格兰与法兰西很大部分领地的领主根本无暇处理爱尔兰的问题，他将这个岛屿事务交给了被称为“征服者”的诺曼冒险家们，这种统治手法后来又重复使用。

亨利巡视之后的那个世纪，是盎格鲁—诺曼人拓展版图的高峰。这个国家现在有一半以上都直接臣属于骑士。他们中有温莎的杰拉尔德，也就是菲茨杰拉德家族的祖先，而这个家族的许多旁支，例如基尔代尔的伯爵与很多地方的领主，将长久控制爱尔兰中南部的大片土地。那儿还有威廉·德·伯格——英格兰伟大的首席司法官之弟，以及阿尔斯特伯爵的祖先；西奥博尔德·沃尔特——约翰王的总管，奥蒙德强大巴特勒家族的创立者，他们的姓氏都得自他们的官位。那儿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殖民与拓居。南部与东部海岸的北方人城镇，都接受英格兰人的权威，国王的书面命令传遍都柏林四周的乡间不同地区。都柏林的腹地被称为“围地”饶有意味，它可能被界定为受到防御的圈地，紧接着很大的封建领地，这些领地再过去便是从未征服过的爱尔兰西部“旷野”。两个民族住在一起不易达到平衡，爱尔兰的议会演进到十三世纪末叶时，两个民族之间的歧见更形尖锐。本土的爱尔兰人反倒在这个团体中被排除掉。爱尔兰只有一个属于英格兰人的议会。

爱尔兰的部落首领在盎格鲁—诺曼人到来的这几代里，从新的战争方法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雇用许多来自苏格兰西部岛屿、有北方凯尔特血统的人充当佣兵，这些人是可怕的武装步兵，爱尔兰人称之为“外国打手”。部族首领借着这些凶猛的刀斧手的支持，为说盖尔语的人民重新夺得广大土地。如果他们自己没有不断的内讧，可能会赢得更多地盘。

同时，身为盎格鲁—诺曼人的许多爱尔兰贵族在精神上起了变化。这些大诸侯经常受到盖尔人部族首领独立角色的诱惑，而他们只要夺取，便可据为己有。他们可以轮流作英格兰国王的臣民，或者是像他们经常借由婚姻而团结在一起的新凯尔特盟友般成为小君主。他们除了受到迎娶爱尔兰女性继承人而成为“外地领主”的英格兰领主的援助外，很少受到英格兰的支援。渐渐地，出现了一群盎格鲁—爱尔兰的贵族，他们大都受到同化，并且像他们的盖尔农民一样，对伦敦的统治感到无法忍受。

如果英格兰国王经常巡视爱尔兰，或经常派王亲贵胄担任驻地副手的话，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可能会体面而亲密得多。实际上，英格兰国王精明的时候，英格兰的法律便普遍施行，否则的话，便呈现松散的、凯尔特式的无政府状态。约翰国王在活力充沛之际两度前往爱尔兰，将争吵的诺曼贵族与爱尔兰首领两度置于他的领主地位下。爱德华一世从来没有去过爱尔兰，不过当时英格兰权威正隆。之后，盖尔人复兴了，他们了解苏格兰的辉煌典范。赢得班诺克本一役者的弟弟爱德华·布鲁斯靠着在爱尔兰首领中的关系，带着苏格兰老兵组成的部队前往爱尔兰。1316年，他经由加冕而成为爱尔兰国王。不过他只是暂时得意，尽管有兄弟支持，他仍在邓多克兵败身亡。

爱尔兰因此并未摆脱英格兰王权的控制，也没有获得类似于苏格兰的王朝下的独立。但英格兰凭武力赢得的胜利，并不代表英格兰的法律、习俗、语言也获得胜利。盖尔人的反叛风起云涌。奥尼尔家族在阿尔斯特渐渐地掌握了蒂龙这个地区。1333年，阿尔斯特伯爵德·伯格与一位女士的关系结束之后，阿尔斯特与康诺特等地便公开抛弃封建制度的虚饰了。根据封建制度的法律，这位女士成功地拥有所有继承权，作为受国王保护的人，她听从他的指派，下嫁给爱德华三世的次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但是在凯尔特人的法律中，妇女无法继任部落首领。因此德·伯格家族中非长子后裔支系的重要男性成员都“成了爱尔兰人”，尽其所能地攫取继承物，并且取了他们部族的姓伯克，或采用家族创立者的姓氏麦克威廉。他们公开反抗阿尔斯特与康诺特政府。在这个西方领地中，人们说法语和爱尔兰语，但不说英语，英格兰的权威从外围消失了。

为了保留“围地”与它四周盎格鲁—诺曼领主土地的英格兰特质，十四世纪中叶召开了一次国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防止英格兰人“变成爱尔兰人”，并且强迫英格兰人在爱尔兰所占领的领地内的爱尔兰人必须遵守领主的生活方式，但这项决议执行得毫无效果。在“围地”里，旧的诺曼定居者紧握着特权地位，反对王室代表将“爱尔兰人”置于英格兰法律与制度保护之下的企图。此时爱尔兰的大多数地区都位于“围地”之外，处于实际上没有和英格兰国王的代表们打交道的本土首领之下，或由诺曼人的帝王，例如菲茨杰拉德家族的两个旁支（他们都是身份最适合的伯爵或部族首领）来加以控制。英格兰的权威遏阻他们创立本土的或“诺曼人的”权威，而在伦敦的“爱尔兰外地领主”无法提供替代者，甚至无法防止殖民者与人民互相融合。

到了都铎王朝，无政府状态的爱尔兰又门户大开而面对下一次征服行动，以及英格兰王室权威横征暴敛带来的种种苦难，还会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之后，冠上宗教信仰的分歧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