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准备中

第八章　准备中

约翰王死于劳累，但也是死于穷途末路。他在位时治国不善，使得反对势力似乎形成强大的联合力量来对付他。约翰与逼他承认《大宪章》的英格兰贵族作战，而贵族们邀请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之子路易进入这个国家做他们的君主，外国部队与吃苦耐劳的冒险家也随之而来。亨伯河以北的叛乱贵族有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边的叛军有北威尔士亲王卢埃林撑腰；大部分的城镇都反抗国王；伦敦市民对他深恶痛绝。同盟五军港[1]全都落入敌人手中。温切斯特、伍斯特与卡莱尔等地本来因为距离遥远而彼此分隔，此时全都团结起来反抗王室。

另一方面，变节的国王牺牲了王国的地位以换取罗马教皇坚定不移的帮助。一批战斗力很强的佣兵是王国内唯一的正规部队，他们完全由约翰支薪雇佣。势力最大的战士贵族——可敬的威廉·马歇尔与著名而浪漫的切斯特伯爵雷纳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忠于约翰的政治目标。人民被主人之间新的不和给弄迷糊了，最后倾向于支持国王而反抗贵族，当然也反抗入侵的外国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被双方摧残。对敌者势均力敌，有演变成长期、顽强的内战，以及回归到史蒂芬与莫德时代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约翰狡猾善变、精于耍弄诡计、在宗教政策上出乎意料地急转弯，但最后的几个月里却拥有使敌友都大吃一惊的好战精力与智谋。他由于疲劳与纵情饮食，使得腹泻加剧而驾崩。莎士比亚曾经以文字描写他最后的痛苦：

而你们没有任何人命令冬天到来

将他冰一般的手指伸入我的咽喉……

我乞求冰冷的安慰，而你们却那样严峻

不感恩，竟然拒绝我那一点心愿。

国王在这场斗争中的戏剧性死亡改变了冲突的情况，但是并没有结束冲突本身，敌对的各个团体与派系怀有治理英格兰之外的许多目的。路易正在不列颠岛上作战，许多人已经对他发誓，回头信奉一度弃绝的信仰。反叛的领主们都深深地与苏格兰及威尔士的盟友勾结在一起，没有任何一位领主想寻求和平。然而反叛的唯一原因与理由都随约翰而逝。亨利那时是个九岁小孩，也是庞大帝国所有权利的继承人。他是堂堂正正的英格兰国王。能够根据什么理由将父亲的暴虐归咎于这位无辜的儿子呢？历史倏然展开新的一页，新的羊皮纸空白一片，等待书写。各方人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约翰依旧受到那些把生命与财富奉献给国家的人的怀念。威廉·马歇尔忠诚而毅然地采取行动，如果他未能尽责，那么亨利二世所创建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以及以它为根基的、在王国内日益成长的文明，都可能退化到封建王朝的七王国[2]时期，甚至更糟。教皇特使确信罗马的政策不变，那就是帮助威廉·马歇尔。幼王于格洛斯特加冕，于1216年10月28日开始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他让教皇特使在他的额头上抹油，由于约翰在越过沃什河时将王冠遗失，所以他的额头上只放了一个普通的金环。这证明他的统治是完全适宜的。

威廉·马歇尔年已七旬，不太情愿地担任了我们现今称为摄政的职位，他与之前很可能成为他的敌人、但却从没有提出主张的切斯特伯爵——约翰的忠仆休伯特·德·伯格——联合起来。新政府的智慧与弱点都在重新颁布宪章时显露出来，宪章曾于1215年时被教皇过于鲁莽地废除。国王一伙人的宗教意向成为主流。保王党戴白十字架，教会宣扬实际的十字军运动，反对派的首领被逐出教会。亨利在几年后对主教格罗斯泰特说：“当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当我们的臣民不仅与我们疏离，而且还组织起来反抗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也就是罗马教会，一再将这王国置于我们的权威之下，奉我为王，为我加冕，将我置于王座之上。”

这是个充满动乱与痛苦的统治时期，然而进步的力量坚定地向前迈进。铁砧上敲打着火红的铁，铁锤打击所熔铸出的金属，比之前更加坚硬。这个时期的人民，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权利与法律倒退到回古代的水平，全都在教会势力支持的贵族与王室佣兵的武装铁蹄下受苦。人民的主人们并不团结，因为嫉妒、野心、好战而不和，好几次公开地撕破脸，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分成许多党派。这是个冲动与实验的时代，不受任何一种政治理念控制。

贵族彼此互斗、反抗国王，有时与教会并肩作战，但更常与教会分庭抗礼，造成的混乱千篇一律，使得许多喜好史书的读者掩卷长叹。但事实上，国王亨利三世挨过了所有麻烦，让英格兰享受到他在童年时期没见过的繁荣与太平。残酷的战争与无政府状态仅是表面，在这之下，处于困境的演员绝大多数没有想到跟着潮流前进，而这些潮流在五百年后将在欧洲各地漫延。充斥在这个中古社会的所有重大决策，几乎都可以在现代世界里发现。在冲突中崛起了同时是英雄战士与政治家的人物，但由于年代相隔甚远，我们无法见到他们的磨炼过程，他们的功业与看法把我们与他们连在一起，仿佛能在早报中看到其言行。

我们必须在非常近的距离检验一下某些人物。伟大的大主教史蒂芬·兰顿是一位不屈不挠、永不疲倦、反抗王室、贵族甚至教会要求的英格兰人权缔造者。他挺身对抗约翰王，也挺身对抗教皇，两者都对他极为不悦，只差没有夺取他的性命。他是一位努力通过天主教会促进基督教国家统一，为了英格兰的权益而与罗马教廷对抗的人。他是王室忠仆，同时也是《宪章》拥护者——不论是之前或是当代的内容。身为一位威风凛凛的中心人物，兰顿实事求是、足智多谋，当被邪恶逼迫时机巧应变，但是他宏大、明智、美好、务实，自由主义的目的始终不变。这个人即使不是宪法的建筑师，至少也是一位做事可靠、可以信赖的现场监工。

动荡中崛起的第二位人物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神奇的写作技巧可以连续描绘英格兰历史中的几个顶峰，并且用朝阳照射它们，让所有人看到这些高低起伏的山丘。这些描写使我们对休伯特更加了解。休伯特是一位军人兼政治家，具备实用的智慧，他熟悉宫廷与军营，熟悉教会与军旅的高级权威人士，能将这种智慧灌输到自己的行为举止甚至天性中。所有人还知道，这位约翰时代的首席司法官感受到了那个时期的罪恶与愚行，是这些现象的反对者。威廉·马歇尔是位欧洲骑士制度中的明星，休伯特地位在他之下，也是一位杰出的领袖，抵抗当时所有反抗君主制度的人。同时，休伯特不参加交战的任何一个派系，而是英格兰权力实实在在的拥护者。这个岛屿不应该受到贪婪贵族的蹂躏，也不应该受到外国冒险家的劫掠，甚至不应该为了教廷利益受到不当的摧残。

借着陆上与海上的战斗，贵族的反叛被镇压了。国王的人马在林肯郡取得神奇而决定性的胜利。史家告诉我们，在一整天中，林肯郡的街道上有四百名王室的骑士与六百名贵族互相厮杀，有三百人在战斗中丧生。当时的舆论拒绝对这场打斗赋予战役之名，只把它叫作“林肯事件”。在此很难把发生的事描绘出来。人们必定想象每一位骑士平均对付八或十名健壮的侍从，这些几乎刀枪不入、身披锁甲的怪物摇摇晃晃地成群追逐或砍杀没有武装的人，他们相遇时则互相硬拼。以此为基础，有着极其复杂的调动与谋略，转攻侧翼，直捣后方，地方叛变者略施小计由秘密港口侵入，奇怪的交锋方式全部使用上了。最后保王党智高一筹，彻底击败叛乱者。在派系战斗中发生了一件意外，首屈一指的叛军贵族佩尔什伯爵托马斯，不幸被剑刺穿面甲、深入脑部而一命呜呼。但几乎对所有穿戴盔甲的人而言，这是一次欢愉的冒险。胜利者对敌人的家臣与平民大肆报复，进行抢劫与屠杀。

“林肯事件”是亨利三世的一场陆上胜利；而休伯特·德·伯格在多佛尔赢得海战，击败路易的法兰西援军，切断了叛军在欧洲大陆的根。谈判在争战中持续进行，双方争辩不休，每一方都同时大肆破坏对手的产业，使得居民苦不堪言。休伯特受到兰顿大主教与教皇特使的支持，不放弃对《大宪章》的坚持，虽然这也是他们反对者在名义上团结的联系媒介。如同教皇所说的，虔诚的英格兰保王党与教会的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不过这些张力都没有实现。王室与贵族达成了妥协，教会方面，英格兰与罗马也达成了妥协。

一年战事之后，法兰西的路易被迫于1217年离开国家，希望完全破灭。为了表示政府说话算话，《大宪章》现在被二度颁布。1219年，年迈的威廉·马歇尔在胜利中去世，而休伯特统治这块土地长达十二年之久。休伯特是一位严厉的统治者。在动乱之际，曾经担任约翰与威廉·马歇尔佣兵的福克斯·德·布鲁特变得尾大不掉，企图扰乱这块土地上刚获得的太平。休伯特决定驱逐他。1224年包围了两个月之后，休伯特夺下了福克斯的贝德福德堡据点，在城墙上绞死了指挥过卫戍部队的二十四名骑士。次年，为了安抚人心，《大宪章》再度以实质上的最终形式重新颁布，这样它就成为英格兰法律与传统中一个不会引起争论的部分，但是对亨利三世未成年时期的这段动荡岁月来说，它仅仅被视为党派的文献，任其在历史档案中腐朽。

任何行政当局都不免会发生错误，每位政治家有时必须对这些上层势力的错误让步。休伯特在他的任期内尽可能不恢复国王在法兰西领地的政策。他对此进行商议，同时瘫痪他人的军事行动，当战役不可避免时，在敌人到来之前便筹划逃脱。他阻止新的战争，也坚决抵抗外国的宠臣与冒险家渗入国内。他抗拒教廷为了欧洲而不惜代价搜刮英格兰。他维持着秩序，当国王成年时，他还抑制国王周围的朝臣势力，不让他们侵害到《宪章》。他的观点完全是从英格兰着眼。

1229年休伯特用尽心力，但厄运已经降临。国王亨利三世现在已经二十二岁，加冕之后带着他大肆运用封建权力而募集的大军到达朴次茅斯，保护那些在丧失诺曼底之后仍旧属于英格兰王室的法兰西产业。休伯特无法控制此事，但是运输远征军这件事归他管理。亨利三世找不到等候中的船舰，要不然就是数量很少，而且船舰上没有补给与金钱供他在海外扬威，不禁勃然大怒。亨利三世通常温和可亲，有学者风范及艺术气质，此时却拔出剑来，冲向这位首席司法官，谴责后者有负国王所托，而且接受法兰西的贿赂。这的确是个非常不愉快的尴尬场面，陆军希望到海外作战，海军与财务部却无法或不愿将他们载往海外。这场争吵总算平息下来，亨利三世恢复了脾气，远征军于次年启航，休伯特也保住了官位。但是好景不长，1232年休伯特被一个很小的宫廷派系逐出了权力圈，生命受到威胁，在布洛伦伍德寻求教堂庇护。他被拖出避难所，但那位奉命为他套上脚镣手铐的卑微铁匠却说，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死亡，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的。据说，这位铁匠说了一些话，史家认为足以当作休伯特·德·伯格的真正纪念碑：“他难道不是时常忠心耿耿拯救英格兰，使其免受外国人的蹂躏，并且将英格兰交还给英格兰的休伯特吗？”

在约翰王统治时期，世界史中最残酷的一出悲剧在法兰西南部上演。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的领地几个世代以来存在一种异教，它在理论上很严肃，但在实践上却很温和。他们被称为阿尔比派[3]、卡特里派或“纯洁派”，驳斥复活、炼狱、地狱等说法。依他们的看法，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撒旦的杰作。物质的一面不久便会成为过去，从被诅咒的累赘躯壳中获释的灵魂，会在永恒的幸福中重新恢复神性。这个教派的“完人”奉行守贞与禁欲，并且原则上诚心期望死亡的来临。但广大的人民已摆脱超自然恐惧的压迫，就像我们确信的，从那些舒适的氛围里发展出轻浮的道德观念与追求愉快的性格。这种兴奋感被提升到世俗的荣枯兴衰之上，同时摆脱了来世的种种威胁，所有阶级也就在其中共享极乐，发展出风俗文化与信念。

抛开所有宗教约束的行为，自然不受教廷欢迎。西方世界的整个道德架构即使很不稳定，也都是以原罪、圣恩救赎，以及一个有无限苦难刑期的地狱为基础，只有通过教士的职务才能避开地狱之劫。教廷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个“新罪”在我们现今所称呼的法兰西南部散布的可怕情形与盛大程度。这个挑战的严重性一旦被公布，它的重要性就超过了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圣墓之举。1209年，一支为了不同目的而出征的十字军出发了，所有在罗马调度下的世俗武力，在法兰西菲利普国王领导下，扑向阿尔比派。这个时候，在法兰西零星进行的焚烧信奉异端邪说者与其他不受欢迎人物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的正式认可。这种人类心智能够想出来的穷凶极恶的残酷手段与用来消灭异端的过程，持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持异端邪说者由“完人”领导，像猛虎一样奋战，视死亡是从肉体诅咒中得到的最终解脱。阿尔比派异端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穷苦饥饿的民众藏在当地的深山密林中，对日益迫近的天谴存着许多疑问。人类的许多纪律与责任，以及教会的权威，都以天谴为基础。

在这次十字军出征的领导者当中，没有任何人胜过一位叫作西蒙·德·蒙特福特的人，他是巴黎地区的次要领主。他在这次战争中跃升到指挥的地位，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领袖。他由于“贵族的神圣大军、特使、教士建议”而被封为贝济耶与卡尔卡松两地的子爵。这位能干而无情的人完成了血腥的任务，他在图卢兹围城阵亡时留下了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继承他在那个时代贵族中的崇高地位，并且使得西蒙这个名字流芳百世。

休伯特·德·伯格的行径并非没有可责备之处，但是他的垮台却是一些人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这些人的目的并非改良行政，而是为了掌权。这项阴谋的领袖是休伯特以前的死对头——温切斯特主教彼德·德斯·罗什。德斯·罗什本人隐藏在幕后，在1232年的圣诞节会议上，他的朋友都接下行政组织中举足轻重的官职，这些人像他一样，来自普瓦图。而比起德斯·罗什与朋友们的成功，德·伯格的失败牵涉更多。德·伯格是最后一位掌握全体会议，甚至几乎掌握君主权力的伟大的首席司法官。此后的王室官职，例如之前大都仰赖王室旨意与恩宠的纳户部，便渐渐比充满贵族与权贵的“国家”官职——例如首席司法官——更为重要。当这些职位渐渐由外国入侵者——普瓦图人、萨瓦人、普罗旺斯人担任的时候，全国贵族便对他们充满敌意。在忠实的威廉王次子理查德·马歇尔领导之下，贵族开始对外国人发出怒吼。德斯·罗什反唇相讥，说国王需要外国人来保护他对抗臣民的阴谋诡计，大量普瓦图与布列塔尼的佣兵支持德斯·罗什的看法。但这场斗争为时甚短。年轻的马歇尔与卢埃林亲王结盟，将亨利三世追到威尔士边界，洗劫什鲁斯伯里，并且骚扰德斯·罗什的土地。1234年的春天，亨利三世被迫接受条件，虽然理查德·马歇尔于4月阵亡，但新的大主教埃德蒙·里奇坚持要履行条约。普瓦图的官员都被撤了职，德斯·罗什前往意大利，而德·伯格则光荣地得到归还给他的封地与财产。

普瓦图人是亨利三世在统治中期弄到身边的一大堆外国宠臣中的第一批。这些外来者支使国王，垄断官位，从一个完全不关心国家利益的立场捞取好处而丑名远播，引起了贵族反对势力的仇视。感动国王的尽是那些对国王的虚名巧言令色，对国王的善变曲意承欢的人。亨利三世酷爱铺张奢华，自然偏爱普瓦图与普罗旺斯的才华洋溢的冒险家，而不喜欢难以伺候的贵族。中古时代的普罗旺斯是游吟诗人与骑士精神的源头，亨利三世为之倾心。1236年他娶了普罗旺斯雷蒙德的女儿埃莉诺。她的许多男性贫穷亲戚也随着到了英格兰，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她的四位叔叔。这拨外国人掌控有利可图的监护之职，主持婚姻之权、财产归属权，以及有俸圣职，而这些权力原来都是被贵族视为己有的。亨利三世乐于向他迷人的皇亲国戚赠送礼物，而他统治时期的所有恶行责任也都落在这些人肩上，其中最有名望的居然是阿尔比派的镇压者之子西蒙·德·蒙特福特，这可真是历史的反讽。

英格兰出现了一股更为不满的情绪，其来源是教廷，在感恩与虔敬国王身上施加了影响力。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拼命与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相争，比起以往更加需要金钱，而他的特使奥托对英格兰的教会改革产生兴趣。奥托在1240年要求得到教士五分之一的房租与动产，这项要求掀起了一场风暴。伯克郡的教区牧师对此发布了一项声明，否认罗马拥有向英格兰教会征税的权利，并且敦促教皇像其他主教一样，应当“自力更生”。不过1241年年初，奥托便带着大批财宝回到罗马，而教皇为了酬谢意大利教士的忠诚，一次赐给他们三百个英格兰空出来的下一任有俸圣职。1243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重新提出要求。那一年，教皇的使者要求英格兰主教，在派定教皇提名的大批人选之前不得指定有俸圣职。罗伯特·格罗斯泰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圣徒、牛津学院之前的院长，自1235年起担任林肯主教，他领导英格兰的教士规避或拒绝教皇的需索。格罗斯泰成了英格兰教士的支持者，他仍旧相信教皇有绝对的权力，但却预知到一个多世纪以后约翰·威克利夫[4]对罗马宫廷苛捐杂税与贪污腐败的攻击。

在教皇的勒索下不堪其苦的教会，被宫廷的得寸进尺所冒犯的贵族，因痛恨外国人而联合起来。1244年危机出现，时值一个贵族委员会被指定为国王的一笔俸禄订立条件。贵族坚持除了某些法官之外，首席司法官、咨议大臣、财务大臣都应该从能够充分代表他们的大议会里选出，国王枢密院的四个成员也要以同样的方式选出，并且他们有权召开大议会。国王在痛苦中向教会求助，但是他的呼吁因为格罗斯泰的影响而被拒绝了。贪得无厌的普瓦图人鼓励国王要有专制思想，他们的欲望即是国王三位同母异父兄弟的欲望，也就是约翰的王后伊莎贝拉在第二次婚姻生下的吕西尼昂兄弟。亨利三世改变了口气，在1248年说：“家臣不能任意评断他们的亲王或用条件约束他。他们应当将自己交给他处置，并且服从他的意愿。”这段话后来并没有为他弄到金钱，他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亨利被迫变卖金银餐盘与珠宝，将新的特权或新赐的旧权利给予那些出钱买下它们的人。他支付不出薪水，便强索礼物，剥削林苑法庭，并对人民横征暴敛。1252年亨利三世以十字军为借口，要求从教会的房租费与财产中抽取三年的什一税。教士听从格罗斯泰的意见拒绝交税，因为国王没有批准《大宪章》。次年，格罗斯泰去世，到死都不屈不挠地对抗教廷与王室的勒索。

同时，亨利三世秘密地接受了欧洲大陆的恩惠。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于1250年去世，这使得罗马重新兴起将曾经统治过的西西里岛与教廷领地统一起来的老计划。1254年，亨利三世为他的幼子埃德蒙接受了教廷所提议的西西里王位。这是很愚蠢的一步棋，这项礼物所附的条件更将它升到愚不可及的地步：英格兰国王将提供军队，并且为教廷高达九万英镑左右的债务作担保。当国人知道国王接受了教廷提议之际，便发动了一场愤慨的风暴，大议会与教士们都拒绝给予财政援助。仿佛还嫌亨利的愚行不够似的，125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时候，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德——竟然参加竞选，而亨利三世大肆挥霍以保证他能够当选。最后一击则是国王完全无法抵抗卢埃林的屡次胜利，后者于1256年将英格兰人完全赶出威尔士，并且打算推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派系。国王受人鄙视，信用扫地，心存恐惧，没有金钱又缺人马，却要面对被触怒的反对势力。

在格罗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里，曾经期望他的朋友西蒙·德·蒙特福特有伟大的作为。西蒙娶了国王的妹妹，继承了莱斯特伯国，并且担任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属地的总督长达四年之久。他身强体壮、充满活力，国王的宠臣对他相当嫉妒。由于宠臣耍阴谋的结果，他在1252年受审。委员会最后宣告他无罪，但为了归还国王的一笔钱，他不甘愿地解除了官职。他与国王的友谊告以结束，一方是轻视，另一方则是猜疑。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未曾预期的一个人物就此出现并成为促成贵族与全国反对势力的领袖。

英格兰有许多伟大的著名人物。西蒙与亨利三世的关系受到过一项指控，这项指控说西蒙在结婚之前引诱过他的新娘。不过这位异族领袖因五位意志坚定的儿子支持，成为英格兰贵族阶级的智囊。渐渐地，大多数势力庞大的封建首领、整个伦敦市、所有下层阶级的教士以及全国人民都支持西蒙。一位宫廷官员在1258年7月所写的一封信被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提到亨利国王已经对他感受到的势不可挡的压力屈服。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因此设立，同意“公职只能由英格兰人担任”，“罗马的使者、外国商人与银行家都应该降格到适当的地位”。赐予外国人土地、王室地位、要塞保护全都受到质疑。这位公仆写道：“贵族们有项伟大、艰巨且无法轻易完成的任务。他们正在为它奋斗。希望结果如其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