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雀花王朝的亨利

第四章　金雀花王朝的亨利

亨利二世的登基，开启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个最富成果与决定性的时代。这位新的君主统治着帝国，而且像他的臣民所说的，诏书的传送范围可以“从北极洋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领地——最实在的，但或许是最不吸引人的领地。可是他给予英格兰那种如同在奥朗日的威廉的时代，对于国家统一的成长不可或缺且有约束力的内部控制。亨利被英格兰人与诺曼人共同接受为这两个民族与整个国家的统治者。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记忆在他个人身上可说是一团混乱，在巧取豪夺的贵族因为内战而产生不忍卒睹的无政府状态之后，他的发号施令当然令人注意。因此亨利虽然是法兰西人，言语与作风均属法兰西式，但是他却以一种轮廓至今犹存的方式塑造着这个国家。

英格兰在过去一百年来被当作入侵军队的扎营地，以及动辄争吵互斗的军官及其后代的战场，从此终于成为一个以基督教与缅怀古罗马音讯的拉丁文明为基础的统一王国。金雀花王朝的亨利首先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带入一种共同的关系，他重建了祖父亨利一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所建立的王室政治制度，重新树立以财政部与司法部为依据的中央权力基础，而这种权力在最后超过了“征服者”威廉的封建制度。国王采用与维护王室命令在郡与自治市发挥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自治传统，发展了“巡回审判”，并使之成为常设机构，保存至今。全世界的英语民族都以英格兰习惯法而非罗马法加以管理，这个事实也要归功于亨利，他设法借着“克拉朗东律令”稳定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强迫教会在世俗生活的角色上顺从国家的生活与法律。但是在经过拼命奋斗之后，他必须从这种努力中撤退。而在几世纪之后，亨利八世为他的前人报复，摧毁了位于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圣坛。

对于这位天赋异秉、让人羡慕的人，有一幅描绘他的生动图画。结结实实、身材粗短、颈如公牛、臂膀有力，两手粗糙多毛；因不断地骑马而两腿内弯；头大而圆，赤发平头；脸多雀斑；声音沙哑刺耳。热爱逐猎；至于他的其他情人，不仅教会不表赞同，也让王后埃莉诺感到痛恨；节衣缩食；整天关心公众事务；不停地跋涉；心情变化无常。据说他在紧急危险之秋常常好整以暇；但是压力一减轻，他的脾气就变得很坏，而且喜怒无常。“他对阵亡将士比对活着的士卒温柔，对损兵折将的损失所感到的悲伤，远多过从存活者的爱戴中所找到的安慰。”他在许多领地马不停蹄地奔驰，其他人以为他或许应该在法兰西的南方，他却意外地抵达了英格兰。他在各个领地巡视时，车上都载满了沉重的、当天要处理的公文卷宗，朝臣与扈从都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他的身后。有时候他指定要早早启程，但却一直睡到中午，所有的车子、驮马都满载物品，等候他起驾；有时候他早在订好的时间之前好几个小时就已离去，弄得每个人都要拼命追才能赶上他的行程。在英格兰，还有在其他更大的产业上，一切都受到塑造与调动，他经常巡视，从不掉以轻心。

这位十二世纪的君主虽然喜爱追求情欲与消遣，也很爱记恨与玩弄计谋，但是却并不是位唯物论者。他是接受过抹油仪式的领主，与坎特伯雷大主教——“那两只强壮的、拖着英格兰犁的牛”共同掌握着全体臣民对他的忠诚。他早晚祷告，时时恐惧永恒的天谴，时常盼望着在阴间有更大的王国，时时受到悔恨的侵袭，心中充满了悔意，希望能从今世与来世得到所有可能的欢乐与满足。对我们而言，他常常被描绘成爆发情感，以至于情绪时好时坏的样子。他绝对不是一位隐遁的君主，当时的国王都像现代美国的总统一样，可以接近上下各阶级人士，人民随时因为有事而突然找他，带给他消息、详论大势、奢谈愿景、发出种种抱怨。贵族与朝臣也在国王身边，当着国王的面高谈阔论，而弄臣在国王旁边是非常重要的聆听者，他无拘无束、充分自由，不无公正地讥讽所有的人。

很少有普通人能像亨利二世这样过着如此充实的生活，如此深沉地饮着胜利的甘醴与忧伤的苦酒。晚年，他与埃莉诺分离，她年逾半百，他才四十有二，据说他爱上了“可爱的罗莎蒙德”，一位上层社会的美丽少女，而世世代代的人都沉浸在王后埃莉诺浪漫的悲剧中。埃莉诺借着一条丝线为线索，看穿了在伍德斯托克保护着这对情人的迷雾，她要那位不幸的鸠占鹊巢者在用匕首自尽与鸩酒断魂之间做出选择。一些扰人的调查者已经推翻了这个精彩的传说，但是它确实应当在任何值得享有其名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就是成功解决史蒂芬留下的麻烦与四分五裂继承问题的那个人。在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他已经打过捍卫其继承欧陆大统的许多战争当中的第一仗。自从一百年前强大的诺曼政权在法兰西西北部出现以来，法兰西的君主就不眠不休地对抗大公国与伯国对中央政府的侵袭。诺曼底、阿基坦、布列塔尼三地的公爵，安茹、图卢兹、佛兰德斯、布洛涅四地的伯爵，虽然在形式与法律上都是法兰西王室的诸侯，却与另一群封建体系下的土地主要承租人联合，渴望得到独立的主权。在君主势力消退时，他们似乎快要达成其野心。黑斯廷斯之役使得法兰西势力最大的臣民诺曼底公爵成了英格兰国王；但是亨利二世于1154年在这个岛屿上继位，却使得法兰西受到更严重的威胁。一直到那时为止，利用势力过度强大的臣民去对抗另一位臣民，在政治上永远是纾解之道。十一世纪安茹与诺曼底之间的斗争曾经使得法兰西国王大喜，因为他隔山观虎斗，看到两个大敌在互相搏斗。但是一旦亨利二世成了英格兰国王，又是诺曼底的公爵，而且兼任阿基坦、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图赖讷等诸地的领主，成为大半个法兰西从索姆河到比利牛斯山脉的统治者时，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均势便被破坏了。

路易七世此时发现他并不是面对十二个分裂与猜忌的公国，而是单独一个，且资源远远超过自己的王国，而他几乎不是一个能面对如此情势的人。他已经蒙受与埃莉诺离婚，而她又与亨利武力合并与血液交融之后所造成的无法挽救的不幸：她为亨利生了几个儿子，却只为路易生了几个女儿。不过，法兰西国王还有一些优势。他一生都在设法对抗金雀花王朝的人，而在过了差不多四个世纪的奋斗与摧残之后，欧洲最后的胜利还是归于法兰西。安茹帝国的确在地图上比在现实中来得威武，它是个混杂的、由许多邦国胡乱编织而成的集合体，仅因为婚姻而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目的与实力上都不够统一。而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帝国的唯一联系，是亨利与他的一些权贵在英格兰海峡两边都拥有土地，却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央政府可以拿来炫耀。它们的行政管理与习惯法都不一致，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或忠诚感。路易七世与雄才大略、作风积极的亨利相斗，显得很软弱；不过时代潮流却顺着巩固法兰西君主政治之路而走，到了路易卸下统治王位时，它甚至比路易刚登基时还要稳固得多。

法兰西人的方法很简单。亨利继承了广大的产业，但是也随之继承了地方上对封建领主的不满。路易不能使得安茹伯爵去对抗诺曼底公爵，但是他仍旧可以在安茹与诺曼底四处鼓动地方的宿仇与小战争，而逐渐削弱封建统治者——原则上是他的诸侯的实力。利用家族纷争也是个富有成效的办法，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晚期，儿子们欲望强烈、情绪激动并且傲气凌人，都受到路易七世与他的继位者——有才略的菲利普·奥古斯塔斯的利用而反抗他们的父亲。

我们可能会问，所有这些事如何影响到英格兰的日常生活与历史呢？普通人对于一连串在遥远土地上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封建斗争、异国统治阶级的争执，了解都很少，也不那么喜欢去了解。但是这些事长久以来加重了他们朝圣时的负担。许多世代以来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才，都因为追求英格兰在法兰西土地上进行统治的梦想，战斗一样葬身在卢瓦尔河的沼泽地，或法兰西南部烈日炙烤的山丘下。为了这个梦想，两个世纪之后的英格兰人在克雷西、普瓦捷、阿让库尔几场战役当中高奏凯歌，或者在黑王子[1]令人畏惧的利摩日行军中饿毙。他们为了这个梦想，将肥沃的法兰西变成了沙漠，甚至那里的野兽都因为饥渴而死。在整个中古世纪的英格兰史中，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战争是无法终止的、时常都很重要的主题，它探索与贴近英格兰人生活所能到达的每个层面，塑造与形成英格兰的社会与制度形态。

没有任何事件能比亨利二世与他最伟大的臣民兼旧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龃龉，使我们更加了解英格兰十二世纪的政治。我们必须了解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封建时代基督教的军事国家，在宗教事务上听从教会的意见，但它从来不接受世俗权力转移成教士威权的观念。教会由于贵族在濒死痛苦之际急于关切死后生命，不断地施予遗赠而富有起来，成了最有势力的地主与资本家。罗马在这戏剧中对几乎所有演员的迷信，使用了宗教信仰艺术。国家的权力经常受到有说服力的宗教挑战，教义的问题可能已经获得妥善解决，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能在两个彼此冲突、各自都对有限的国家资源要求拥有权力的情况之下运作呢？就像当时存在的状况，这场冲突并不限定在英格兰，而是欧洲世界的根本问题。

在“征服者”威廉的统治下，英格兰靠着圆熟与妥协避开了宗教派系问题；在兰弗朗克的领导下，教会与王室合作，互相加强而抵抗骚动的贵族或被压迫的庶民。但是现在一位伟大的人物屹立在宗教组织的顶峰，他就是国王的朋友贝克特。他曾经是国王的咨议大臣，或者像兰克起初说的，“若用差堪比拟的说法，他是国王最信任的内阁官员”。他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都曾忠心地为主人服务，也曾经重新整顿一种用金钱来折算个人兵役的“兵役免除税”，这项税最后深深地影响了封建制度；他也曾经在获得布列塔尼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亨利国王确实感到贝克特是自己的心腹，不仅是臣仆，而且是共同大业中的忠实战友与同僚。靠着国王直接的影响力与贝克特个人的努力，贝克特被选为大主教。

从那个时候开始，贝克特的所有才能与冲劲都进入了另一个管道。亨利五世从一个嬉玩游乐的王子脱胎换骨，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兼国王的情形，在贝克特身上也出现了。他的私生活永远虔诚而正直，他当然曾经对政治事务热衷，不过并不是王座背后的阴郁人物。身为朝臣与贵族时，他曾在豪华堂皇方面争胜，在生动的壮观排场中担任角色，而现在又设法极度节俭，期望将圣徒的名声与尊荣揽于一身。贝克特将他过去在政治圈运作的方式应用在教会圈，以达成同样的野心；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杰出。贝克特现在对于教会与王室无数交错的功能，都拥护教会而对抗王室。他以天主教会的普世观念，以及远远超越我们岛屿疆界、涵盖欧洲乃至延伸到神秘崇高境地的教廷威权，加入到这种积极进取的过程。贝克特在巡游过欧洲大陆，并与法兰西及意大利的宗教显要开过秘密会议之后返回英格兰，决定要建立超然的教会等级制度，使其不受国王所代表的国家之管束。如此一来，他展开了聪明的兰弗朗克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避免的冲突，不过这个时候的英格兰民情已告成熟，可以接受关于这个争斗议题。

在一团散沙的情形下，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出现了伊丽莎白时代改革者还要重新拾起的理论。两者都认为：上帝指定的君主不仅要治国，而且要保护与指导教会。在十一世纪，教廷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继任者的治理下重新焕发了活力，罗马提出与国王在所有世俗与宗教事务上均有主权这一传统观念不能兼容的权利要求。格列高利运动主张教会的管理应当掌握在教士们的手中，并受到教皇的监督；据此，国王只不过是世俗之人，他的唯一宗教职责便是服从这个等级组织，教会是个脱离世俗的团体，有它自己的忠诚与法律。到了亨利二世统治的时候，主教不仅是宗教方面的官员，还是一位大地主，在世俗方面与伯爵相等，可以将部队置于战场，也可以驱逐敌人，而敌人可能是国王的朋友。那么，谁来任命主教呢？主教受到任命，如果教皇命令做一件事，国王却命令做另一件事，那么他该向谁尽责呢？如果国王与他的咨议大臣都同意通过与教会法律相反的法律，那么主教要对哪一项权威表示服从呢？由此产生了在授职问题上象征帝国与教廷矛盾的大冲突，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授职争执便是最佳的版本。

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斗争被争吵不休的技术细节弄得混淆不清。不过，为什么这场争吵是关于行政管理，而不是重要信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王室憎恨教会干预国事，但在中世纪没有任何国王敢率直地质问教会，或者如同亨利希望限制教会的影响力那样毅然决裂。一直要到十六世纪，与教廷冲突的英格兰国王才敢驳斥罗马的权威，赤裸裸地宣布国家至上，甚至在宗教事务上亦然。在十二世纪，唯一的可行之道便是妥协。教会在这个时候无意讨价还价。在每个国家，世俗的权力都会挑战教会，但是却难以成功，至少在中欧地区，斗争仅以耗尽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的元气而结束。

英格兰的教会像贵族一样，自“征服者”威廉与他忠实的兰弗朗克在世起便权势大增。史蒂芬在困难之际对教会处处让步，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到达了顶点。亨利觉得这些让步损害到他的权力，于是计划重新夺回丧失的权力，而第一步就是在1162年任命他信任的臣仆贝克特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且相信他会因此得到主教团的默认。事实上，亨利为教会提供了一位精力充沛且顽强固执的领袖，他忽略或错过了贝克特在态度变化上所显示的恶兆，便开始走出第二步，在1164年颁布“克拉朗东律令”。在这些律令中，亨利相当真诚地要求王国的惯例要与史蒂芬在位时的无政府状态一样，回溯三十年，宣告史蒂芬让渡的权力无效。但是贝克特坚持认为史蒂芬的千依百顺是教会不能取消的利益，拒绝让它们消失。贝克特在名义上接受“克拉朗东律令”，但因为国王在他的大主教辖区推广律令而不快。1164年10月，贝克特应召出席大议会解释他的行为时，高傲地否认了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与上帝的保护之下。

这样一来，贝克特就撕裂了英格兰境内最主要的统一，拿着宗教武器对国王宣战。贝克特态度强硬，在欧洲大陆寻求庇护，而同样的冲突在欧洲大陆已经使得日耳曼与意大利困扰不已，在英格兰，统治阶级都受到严重争执的扰动。这争执持续了六年。其间，这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法兰西过着流亡生活，仅仅在1170年，他与国王之间的争执才在图赖讷境内的弗雷特瓦勒出现表面上的和解。双方似乎在原则上都放弃了权利：国王并没有提到他的权利与惯例，大主教也没有应请宣誓。贝克特得到可以安全归国的承诺，并且拥有他的辖区。之后，国王与大主教于1170年在肖蒙会晤，贝克特在结束时说：“我的领主，我的心告诉我说，我要与你分离，这一生你将再也见不到我。”国王问道：“你把我当作背信弃义的人吗？”首席主教回答道：“陛下，你离那还远着呢！”但是一回到坎特伯雷，他决定向教皇寻求无限制的逐出教会的权力，以便整合教会的力量。他写道：“亲王贵胄愈有力、愈刚烈，则棍子愈要强硬，锁链更要坚固，捆住他，使他守规矩。”他说：“我要到英格兰去，我不知道会走向安宁抑或毁灭，但上帝已安排好我的命运。”

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时候，亨利二世决定为年轻的儿子亨利加冕，平安地登基，这项仪式在约克大主教及其他六位主教的协助下完成了。贝克特痛恨这个行动，认为侵犯了他在辖区保有的权力。在弗雷特瓦勒协议之后，亨利认为应该既往不咎，但是贝克特则另有看法。

贝克特在多年流亡之后返国，受到的欢迎令人吃惊。僧侣在坎特伯雷将他当作上帝的天使一般接待。他在讲道中说：“我前来与你们一起殉难。”而且又说：“在这个教堂中，许多人都有心殉道，上帝将马上增加我们的人数。”他得意扬扬地走上伦敦街头，向发出恳求的、情绪极高的人散发施舍，然后就迅速驱逐曾经参加小亨利加冕礼的教士，这些不幸的教士与高级教士因而投奔身在诺曼底的国王。他们口中所说的教会不只是要挑战，而且实际进行了叛乱与僭越，他们说：“大主教准备扯掉小国王头上的王冠。”

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原本就很情绪化，当他接到这些消息时，身边有许多骑士与贵族，他激动万分，对着他们大叫：“真是一群傻瓜与懦夫，居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个闹事的教士进行报复！”另一个版本是：“向这个暴发户一样的神职人员进行报复！”国王立刻召开会议，策划再次确定王室权威的措施，但其实它主要是为了缓和国王的愤怒。三思而行仍属上策。在这个暴烈而又血气冲动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紧张，王国不可能承受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可怕冲突。

但同时，一连串的行动都在进行。四位骑士辗转听到了国王的悻悻之词，他们很快奔向海岸，渡过英格兰海峡，驰往坎特伯雷。1170年12月29日，他们在大教堂中找到了大主教。当时的场面与这个悲惨遭遇都很著名，他持着十字架与主教法冠面对着他们，就像是在战事中的毫无所惧、充满决心的人，俨然是个大演员。在发疯一样谈判后，四位骑士扑向他，用剑将他砍倒，他像恺撒一样地流血，身上带着一二十个伤口，狂呼着要复仇。

这桩悲剧对于国王而言是个致命的打击。杀害上帝的一位重要仆人，就像是毁掉封建制度的誓言，打击着人心。整个英格兰都充满恐惧，全国人民都称赞死去的大主教是一位殉道者；就好像他的遗物可以医治不愈的疾病一样，他们只要摸一摸他穿过的袍子便能减轻病痛。此时犯下的确实是万死莫赎的罪行。亨利听到这个骇人的消息，不禁忧伤恐惧倒在地上。他试图着手进行与敌对势力在所有复杂法律程序上的对抗，都被这样一个野蛮、血腥的行径所抹杀。虽然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做出那样的事来，但是他当着许多目击者说过的气话，至少在那个年代，会将谋杀的罪过，更糟的是亵渎神明的罪过，加在他的身上。

随后几年，亨利都在设法赎罪，想恢复他曾经丧失的一切。他朝拜这位遇害大主教的圣坛，公开悔过，在几次周年祭典中，他将衣服褪至腰际，谦卑地下跪，甘受得胜的僧人鞭笞。不过，我们认为由同时代图片中所显示出的用桦木条所施的体罚，显然主要属于象征性质。在这种展示痛悔与顺从的情形下，国王不屈不挠地想要重新夺回国家的权力。借着1172年的阿夫朗什折中案，亨利以比较轻松的条件与教廷讲和。对许多追根究底的史家而言，在事实上而不是形式上，亨利在生命走向尽头时重建了“克拉朗东律令”的主要原则，而这些原则毕竟与英格兰或任何刚健、理性的民族想要使用的法律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骑士将在圣战中重新获得拯救。贝克特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一直到宗教改革之际，教会都保持着超然独立、不受王室权威控制的教会法庭制度，以及向罗马上诉的权利，贝克特就是因为这两点而反抗国王。

这些震撼着人们心灵，严酷然而又不分胜负的以战斗来解决的热烈争执，是这个时代特性的证明。在一些大国的现代冲突与革命里，主教与大主教成群地送入集中营，或是在十分温暖、灯光照耀得监狱走廊被手枪射中颈背。我们有什么权利夸耀自己拥有的是比亨利二世时代更高的文明呢？因为在道德上表现出的冷漠与放纵，并且披上科学的方便的外衣，我们已更深地陷入了野蛮之中。[2]

贝克特死后，亨利国王又活了十八年，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光荣的岁月。整个欧洲都对亨利版图之辽阔而感到惊异，他于1171年还为他的版图添上爱尔兰。通过几位女儿的婚姻，他与西西里的诺曼国王、卡斯提尔国王以及“萨克森之狮”亨利——最有权力的日耳曼王子联合起来。外交人员在北意大利的伦巴德各城市里散布亨利的影响力。皇帝与教皇都以基督与全欧洲之名邀请他领导新的十字军，并担任耶路撒冷的国王。的确，继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之后，亨利是基督教国家国王的不二人选，同时代的人猜测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意大利赢得一个王国，戴上皇帝的冠冕。

然而亨利很清楚，他的显赫是属于个人的，脆弱而短暂，他也有密云笼罩的家族忧郁。在这些岁月中，他遭到儿子们不少于四次的背叛，他给前面三个儿子提供了闪亮的封号：亨利拥有诺曼底、曼恩、安茹；理查德被赐予阿基坦；杰弗里则得到布列塔尼。这些孩子都是安茹树干上的典型枝丫。他们想要权力以及封号，却不尊敬父亲，他们受到母亲——分居后住在普瓦图的埃莉诺王后的怂恿，在1173年到1186年间以各种方式联合反叛亨利。在各个场合，他们都得到虎视眈眈的法兰西国王的积极支持。亨利宽宏大量地对待忘恩负义的孩子，但却不存有任何幻想。国王命令在威斯敏斯特的王宫大厅装饰许多图画，其中一幅是四只小鹰以母鸟为食，第四只栖息在母鸟的脖子上，准备啄出她的眼睛。据说，国王曾经说：“这四只小鹰是我的四个儿子，他们迫害我，甚至一直到死都不肯停下。最年轻的一个，我现在情深意挚地抱着，终有一天，他会比他的哥哥们更加严重、更加危险国、更加侮辱我。”

事情就是那样。他努力给约翰提供与兄长相等的继承权，但约翰却加入对抗他的阴谋。1188年，小亨利死后，亨利二世还活着的长子理查德联合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对他宣战。老亨利病重垂危，在勒芒被打败，退到图赖讷。他在反对他的阴谋者名单上看到了他深爱的儿子约翰的名字，便放弃了挣扎求生的意愿，他喘着气说：“如他们所愿吧。”“丢脸，一位被打败的国王可真丢脸。”就这样，这位坚强、凶暴、才华横溢、孤独的人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与世长辞。虔诚的人都受到教导，要把这个令人忧伤的结局当作是上帝对谋害贝克特的人施加的惩罚。这世俗权力的苦味，是用来矫正荣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