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会之母

第九章　国会之母

对英格兰的制度成长而言，亨利三世纷扰的统治末期是很重要的。这段时期或许可称为议会系统的播种期，只有少数参与播种的人才会预见最后的结果。改革委员会认真从事它的工作，1258年它的提议被纳入《牛津条款》，而且1259年在《威斯敏斯特条款》当中作了补充延伸。这项贵族参与的运动比起单纯地厌恶王室的外国顾问，有着更深沉的意义。这两套条款放在一起，表明利益的大幅度转移，有别于《大宪章》观点上的转移。《大宪章》主要关心的是各种法律定义要点，而《牛津条款》则优先处理政府必须借由谁的建议，通过哪些官员来施政的问题，同时《威斯敏斯特条款》的许多条文标明了对贵族司法权而非王室司法权的限制。现在可以享受亨利二世的果实了，这个国家愈来愈强，更有自觉与自信。全国的司法活动明显增加，法官与官员经常巡视——他们全都依赖地方上的合作——并教导地方骑士要了解政治责任与行政事务。这个塑造英格兰未来制度的过程，在十三世纪便有了初步效果。

贵族所有要求中的重要部分，是国王应该用一个“十五人枢密院”来治国，而这个枢密院的成员是由四位人士——两位出自贵族，另外两位出自王室——共同选出来的。国王同时使用英文及法文来发表这份诏书，它是自“征服者”威廉以来第一份使用两种语言发布的公共文件。这个由西蒙·德·蒙特福特赋予活力与加以控制的枢密院，在一段时间内治理着这个国家。枢密院的成员彼此有适当牵制，共同分享较大的执行权，而将实际的行政事务交给“地位较低的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么做令人感到满意。权贵们一旦守护住自身的阶级利益，而且他们的权利——提升到某种程度便成了国家的权利——都安全无虞时，便不希望将手中的权柄交到同伙的手中。不过，由贵族阶级选出的政客组成内阁，领导受高度训练而没有政治地位的公务员工作，这个观念持续很久，并且历经多次复兴。

大约在这个时候，议会这个字眼开始流行。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发动《土地调查清册》调查之前曾对他的贤人会议成员发表“极重要的演说”。在拉丁文里这看起来是个“讨论会”，而“正式谈话”这个词在十二世纪普遍使用，指国王与他的权贵咨商。“对王国重要事务”所作的临时正式谈话，在此时可称作议会。但是这个词时常意味着坐在威斯敏斯特的官员与法官接受请愿、弥补不满以及一起调整法律的过程。到了十三世纪，议会已经成了两个完全不同但可以一起合作的机构。

如果我们将它们的功能转化成现代术语，那就可以说这第一种大会处理政策，第二种大会处理立法与行政。会期开始时，对于致辞所做的辩论非常像正式谈话，议会的会议记录类似一个法案的委员会阶段。在亨利三世的统治时期，甚至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这两种大会的合并绝对不是一个被放弃的讨论议题。英格兰宪法看起来似乎有点儿像法兰西宪法那样发展，也就是枢密院中的国王代表真正的政府，而权贵则降至仅仅是贵族而已，“议会”只不过是法律事务的情报交换所。但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并没有采取这个路线。首先，权贵在随后的那个世纪成功地掌握枢密院，并且将他们的利益视作枢密院的利益；其次，英格兰的各个郡都有自己的需求，它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逐渐发挥其影响力。但是如果没有西蒙·德·蒙特福特这个影响深远的念头，这些力量便不会合并起来形成历史悠久的立法大会。

国王与宫廷人士，以及与他们联合的巨大的外国利益团体，当然都不想无限期地被束缚于这些条款之下，他们为收复失去的利益做着各种准备。1259年，国王在法兰西签署一项和约，带着外国援助的希望从巴黎返国。他的儿子爱德华此时已成了众望所归的明星，人们仍然期望坚固的君主政治，支持者出现在伦敦与城镇的穷人与骚乱分子当中。他们对于这场革命——不折不扣的一场革命——的热忱并未因贵族得胜而满足，新观念都在酝酿中，不会静止下来。西蒙·德·蒙特福特的优点是没有因为贵族压倒王室的胜利而心满意足，他立刻转头对付贵族。如果国王受到抑制，那么贵族在他们的领域也必须表示出对一般利益的尊重。中产阶级在将贵族带向最高地位的过程中曾扮演重大角色，他们对这些议题所做的要求不应遭到忽视。为士绅阶级发言的“见习生”或青年骑士，组成了称为“英格兰青年骑士团”的活跃组织，而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他们的支持者。不久后，德·蒙特福特就谴责大领主滥用特权，期望将王室行政中的改革推展到贵族的地盘。他直率地向在英格兰西南部与威尔士南部经营广大产业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陈辞，并得到了枢密院颁布的法令，明令大领主应该位于王室的权威之下，而王室的权威——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强调——应该在枢密院之下。此处出现了独裁的新形式，它是共和国式的独裁。就像这些大胆的观念时常遇到的情形，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个人或一位领袖来实行，最终使得贵族们分裂。国王与他英勇的儿子爱德华使用自己所有的资源攻击相互有歧见的对手，并且觉得可以将这件事付诸一试。

1261年的复活节，亨利摆脱了之前对教皇许下的誓言，也就是接受《牛津条款》与《威斯敏斯特条款》，罢免了贵族指派的官员与大臣。现在有两个头衔相互冲突的政府，互相干预对方。贵族召集各郡的代表在圣奥尔本斯会晤，而国王则召集他们到温莎，两派人士都在争取大家的支持。贵族获得国内较多人的赞同，只有格洛斯特反对德·蒙特福特为阻碍贵族而采取的激烈行动。格洛斯特于1262年7月死后，贵族人士都支持德·蒙特福特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内战一触即发，西蒙与他的几个活力十足的儿子、部分贵族、已经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在威尔士的强大盟友结合在一起，以令人畏惧的阵势面对王室的挑战。

西蒙·德·蒙特福特是将军，也是政客。在他的教育环境中没有任何事物会向他建议应该怎么走。有人不以为然地认为，他对于其行动的意义没有任何概念。的确，他所建立的功绩远胜过他自己所知道的意义。到了1263年9月，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针对他的反弹：他太成功了，因此树大招风。爱德华操弄着贵族之间的不满情绪，讨好他们的封建与个人的利益，煽动他们对德·蒙特福特的嫉妒，因此建立起一个很强大的保王党。这一年年尾，德·蒙特福特接受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仲裁，裁决内容不利于他。法兰西国王忠于自己的君主身份，为英格兰国王的特权辩护，宣布两项条款都不合法。由于路易在有生之年被接纳为圣徒，这项仲裁便显得严重，敌对的党派已经拿起了武器。在随后的内战中，封建人士大抵上支持国王，而人民——特别是城镇、教会改革派，尤其圣方济会的修士——都支持德·蒙特福特。在许多城镇都临时制订了一些新的控制措施，以便击败寡头政治集团对于王室的支持。1264年的夏天，德·蒙特福特再度到南部解除亨利与爱德华父子加于同盟五港的压力。

亨利国王与爱德华王子挟着优势的兵力，在萨塞克斯郡与德·蒙特福特相遇，并在刘易斯打了一场恶仗。在某些方面，它是埃奇山一役的前兆。爱德华像四百年后的鲁珀特[1]一样，征服了眼前的对手，然后就不顾一切地追逐敌人，等他返回战场，却发现败象已露。德·蒙特福特作战的本事高超，经验丰富，设下了适合战场状况的独特陷阱，当他的中军被突破时，两翼重装甲的骑兵就从两侧扑向王室的主力，粉碎了抵抗。由于德·蒙特福特骑马时摔过一次，所以他习惯坐豪华而装饰鲜明的担轿——像十八世纪将军使用的马车——随军行动。为了更加安全，德·蒙特福特在担轿中放了两三位人质，并将他安排在担任中军的威尔士人当中，衬着许多旗帜与徽章表示他在场。爱德华王子在冲锋时掳获了这件战利品，并且杀掉了在担轿中找到的倒霉人质。在此同时，国王、所有的朝臣与主要的支持者都成了西蒙·德·蒙特福特的阶下囚，活力十足的王子只分享了他们的困境。

西蒙·德·蒙特福特在各方面都算得上是英格兰的主人，如果他以现代的野蛮方式在欧洲几个国家内大肆屠杀那些掌握在他手中的人，他可能会掌权更长时间。不过当时他们在个体情势中表现出的所有残暴，最后都没有走向极端。对于争夺权力的人而言，在危险之际所倚重的绝不只是以暴制暴，武力纵然有效，但并非至高无上。德·蒙特福特与被俘的国王以及失败的一方签约，根据这项条约，国王的权利在理论上受到尊重，然而实际上国王与他的儿子都将受到严格控制。王国大抵上保持了平衡，而从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行动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不但试探反对派的力量，而且有意与他们最后联合起来。他将国王掌握在手中，知道自己能够利用王室的权威来控制贵族，创造出更好的政治制度，不论他是否真的致力于此，这种制度必然自动地随着他的成功而出现。因此，他挟持着意志薄弱的国王与自豪的爱德华王子两位囚犯，统治这块土地，以此展开他生涯中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

不论选择了哪一派，所有的贵族都发现自己受到了威胁，这威胁比之前西蒙·德·蒙特福特曾拯救过他们的那个还大。西蒙的天才以及活力，与金雀花王室的权势以及中产阶级的支持结合在一起，对贵族特权造成的威胁，远比约翰王朝政失修与亨利三世滥用外国人还要来得严重。在这些具有长期重要性的斗争过程中，英格兰的贵族从来不曾偏离自己的私利。他们在兰尼米德曾经为国家的自由而战，当时他们认为是捍卫自己的特权，而现在则认为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他们的敌人。西蒙确实是个独裁者，有国王可供挟持，背后有社会革命的力量作为后盾。贵族自行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联盟，并且与不受西蒙控制的宫廷力量日夜图谋，想要推翻他。

此时西蒙·德·蒙特福特对于控制岁出与指派官员的十五人枢密院将要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任何长期财产的授予都保留到西蒙于1265年召开的大会议为止。这位伯爵的独裁地位并不是很符合人民期望，然而国家如此混乱，以至于大环境似乎认为他可以这么做。北方与威尔士边界的反对势力仍旧很强大，而且行事鲁莽；在法兰西，皇后与休·比戈德及瓦伦两位伯爵密谋争取支持；教廷则为国王撑腰。西蒙·德·蒙特福特在同盟五军港成立了一支舰队，公开鼓励私掠巡航，借此控制海峡。不过，他在西方失去了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吉尔伯特是格洛斯特伯爵，也是西蒙以前的对头理查德·德·克莱尔之子。吉尔伯特并没有公开加入保王党，但却与他们合谋，并且再度恢复之前他父亲与西蒙·德·蒙特福特的不和。吉尔伯特于1265年请求议会，指控西蒙伯爵将王室的岁入与敌对贵族没收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些指控有其道理，但克莱尔这么说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不曾分到这些战利品。

1265年1月，在伦敦召开大议会，西蒙·德·蒙特福特召集各郡与城镇的代表与会。大议会的目的是给新的财产授予制度一个合法基础。大议会就在西蒙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大议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代表性的集会，而不在于其工作内容。我们历史中的第一个代议议会所具有的宪政意义，多少被现代舆论低估了。西蒙·德·蒙特福特召集数量庞大的民众的实际理由，是意图让支持者加重他在大议会的分量，而在权贵当中只有五位伯爵与十八位男爵接到召集的书面命令。西蒙退而求取乡绅及自治市民众的支持，以对抗权贵的仇视与冷漠，这就是他的战术。

议会尽忠职守，同意了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行动，并且接受了条款中的财产授予，但是克莱尔撤退到西部意味着即将重启战端。亨利三世温顺地接受西蒙的控制，受到国人的尊敬，而爱德华王子享受到他宣誓不逃亡才能得到的自由。然而贵族的风暴逐渐聚集，西蒙一派人士也出现了许多歧见，政府遭遇的种种困难使得人民不再支持它。某日，王子与几位朋友外出狩猎，由于忘了承诺而未返回，他骑马越过林地，看到一头公鹿，然后还想寻找更大的猎物。之后他变成英格兰最有力量分子成立的活跃组织的领袖，毁灭西蒙与西蒙在这段时间的革新，是该组织成员的至高目标。爱德华承诺支持《大宪章》、平反冤情与驱逐外国人，团结贵族人士，破坏西蒙的根据地。西蒙·德·蒙特福特伯爵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某一个党派的领袖，他与老卢埃林国王之孙卢埃林结成联盟，承认这位威尔士亲王的领土与独立，损害了名誉。西蒙在政治上斗不过爱德华，而且在军事上趋于严重不利。当爱德华与所谓的“边界贵族”占据塞文谷时，西蒙便被困住，向东撤退的路切断了，部队被逐回南威尔士。8月初西蒙做了另一次尝试，想渡河与儿子由东南方带过来的部队会合。他成功地通过了伍斯特附近的浅滩，但是他儿子的部队在凯尼尔沃思中了爱德华的计被击溃。伯爵并不知道这场灾难，因为他自己也被困在伊夫舍姆，最后一役于8月4日开打。

这一仗发生在大雨滂沱与暴风雨突至的半黑天色下。威尔士人在爱德华的铁骑攻击下溃散，西蒙·德·蒙特福特身边的兵卒留下来死战，直到寡不敌众而败阵。西蒙像个英雄，战死沙场。“边界贵族”屠杀大批的逃亡者、战俘，并乱砍死者的尸体。老国王是个悲惨的角色，曾被西蒙·德·蒙特福特伯爵挟持着到处走，此时又被伯爵儿子的追随者所伤，他大呼“不要杀我！我是温切斯特的亨利，你们的国王”以表明身份，逃过一死。

伟大的西蒙·德·蒙特福特伯爵死了，但是他的政治作为存留下来，流传既广且深。经过伊夫舍姆一役，之前随便将没收的土地赐给他人的行为挑起了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士激烈反对。在凯尼尔沃思、阿克索姆与伊利三个孤立的地点，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追随者抵抗到底，在愠怒与绝望中到乡间四处打劫。政府的力量不够，无法镇压他们。整个国家蒙受混乱与不安。百姓并不掩饰他们对于西蒙政治目标的偏好，叛军与不法之徒则在道路和森林中作乱。外国商人的安全无法保证，遂被禁止以国王之名到英格兰。情势逆转，回归到封建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似乎迫在眉睫。由于这些纷扰，教皇克雷芒四世与他的特使奥托朋吩咐政府要节制。在包围凯尼尔沃思六个月一直没有成功之后，爱德华明白节制是唯一的方式。那些曾经从没收的土地中受益的人们则强烈反对，格洛斯特伯爵因为爱德华否认进行改革的承诺而痛心，感到希望成空。1267年年初，爱德华要求驱逐外国人，重新制定条款。为了执行要求，爱德华进入伦敦，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根据“不剥夺继承权，但须重新购买”的折中原则，他的行为与其特使的势力为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争取到赦免与很好的条件。1267年年尾时，法院推事都奉派到全国各地公平地执行这些条文。当时的记录证明扰乱因素极多，也证明地方上曾经有针对官员而反叛的事实，而反叛是由地位较低的教士、修道院长与小修道院长加以支持；另外还有为数可观的，没有因为封建制度的联系而倒向贵族一方的乡绅，也都曾经支持过德·蒙特福特。

在意志薄弱的亨利国王的最后岁月中，西蒙·德·蒙特福特已死，而爱德华前往十字军东征，享受到比较安宁的日子。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他才九岁，曾经在内战之际成功继承了父亲的大统。当时他似乎会在内战中驾崩，不过风暴总算过去了，他可以回头欣赏远比政治斗争更令他觉得兴味盎然的事物。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一件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的圣化献祭长久以来都是亨利三世最珍视的。国王于1272年的年底葬于此处。

这最后几年的平静应该不会导致西蒙·德·蒙特福特的奋斗与内战成为徒劳。许多年来人们将西蒙视为圣徒而崇拜，他的墓上出现过奇迹。他们的支持在伊夫舍姆之役没有任何帮助，但是他曾经是他们的朋友，曾经提供希望，可以结束或解救穷人的苦难，为了这个，他们忘记他的过失而只记得他的恩泽。他是行政官员中的王亲贵胄，身为政客却因过分自信与缺乏耐性而身受其害。他践踏了既得利益，与所有传统决裂，违反所有形式，而且制造不必要的猜疑与不信任。然而，西蒙·德·蒙特福特点燃了英格兰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灯火。1267年，《马尔伯勒法令》重新制定了“威斯敏斯特条款”中的主要部分。西蒙对于新王——他的外甥爱德华深具影响，后者将深深地爱戴他的观念。在这种方式下，西蒙·德·蒙特福特的各种意图在伊夫舍姆战场一役以及之后的事件中存活下来，爱德华一世便是这位伟大伯爵的真正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