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克逊的黄昏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阿瑟尔斯坦是第三位伟大的西撒克逊国王，他根据王室传统，寻求与实施丹麦法未被征服的地区建立和平关系。公元926年纷争起时他挥军进入约克郡，在那里自立为王。诺森布里亚臣服了；苏格兰人及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都承认阿瑟尔斯坦是他们的“父与领主”，威尔士小国国君都同意进贡。其间还出现一个不宁静的插曲：公元933年发生过对抗苏格兰人的军事行动，然后这场戏剧当中所有被打败的角色在公元937年全体背叛，重新燃起战火。整个北不列颠——凯尔特人、丹麦人、挪威人、异教徒与基督徒聚集在苏格兰国王康斯坦丁与都柏林奥拉夫的领导之下，加上来自挪威的维京入增援部队，共同形成了一个敌对的阵线。在这种情形下，部队调动时决不能浪费性命或时间。冰岛的英雄故事与英文诗歌为我们记录了之后的战斗。根据故事里的说法，阿瑟尔斯坦向敌人下战书，正式会战，而他们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位英格兰国王甚至建议找个地方决一死战。这些军队，在民不聊生的时代里可谓阵容盛大，并且仿佛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似的各自就位。同时，也有许多谈判。这簇人马杀气腾腾地炫耀盾牌与刀枪，隔着一个狭窄的空间互相嘲弄；诺森布里亚人一方面与冰岛的维京人激战，另一方面则与英格兰军队猛烈厮杀。在这场拼斗中，诺森布里亚的统帅逃走了，英格兰人也被打败了，次日，考验实力的时候真正来临，对战的人马都耀武扬威，用矛、斧、剑进行攻击。整天激战不休。

布鲁南博一役中原始的胜利之歌让我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智充满了朴素的意象与战争的欢愉：“阿瑟尔斯坦国王，伯爵的领主、贵族的庇护者，与他的兄弟埃德蒙王储，用剑锋屠杀而赢得了长久的光荣。他们劈开了盾墙阵，砍断战矛，杀得敌人退避——苏格兰人与船舰退避三舍。战场染上了战士的鲜血！随后，太阳高悬于天上……这伟大的星辰如上帝的烛光，何其璀璨！这高贵的创造物匆匆西沉！战场上横卧着士兵，许多人被标枪击倒在地，北方人被刺杀，倒在盾牌上。苏格兰人也是如此，他们对打仗感到厌倦，饱尝其苦。身后留下的是饱餐腐尸、利嘴灰羽的大乌鸦、白尾黑氅的鹰、贪婪的战鹰，以及灰色的野兽——林中之狼。”

英格兰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胜利者指称的“作伪证者”康斯坦丁逃回北方，而奥拉夫带着残兵败卒退回都柏林。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孙子——英勇的阿瑟尔斯坦成了西欧最早的君主之一。阿瑟尔斯坦在钱币与特许状上自封为“全不列颠之王”。

这些说法在欧洲大陆被人接受。阿瑟尔斯坦的三位姐妹分别嫁给卡洛林王朝的国王“单纯者”查理、卡佩王朝的国王“伟大者”休以及撒克逊人奥托——也就是未来的神圣罗马皇帝。阿瑟尔斯坦甚至立了一位宣誓效忠并在约克受洗成为其家臣的挪威国君。人们希望长期的争斗终结，但是它持续存在。阿瑟尔斯坦在布鲁南博之役的两年后去世，他的异母兄弟，一位年方十八的青年埃德蒙继位，而先前被打败的兵力再度起来反抗。埃德蒙凭着其民族精神屹立不倒。他于公元946年去世，在位仅仅六年。不过，他不曾割让寸土。他的兄弟伊德雷德是阿尔弗雷德国王之长子爱德华最年幼的儿子，即将继承大业。伊德雷德也对抗着作乱者，维持着王国，而且凭武力打败他们，扑灭了诺森布里亚的叛乱火焰。

历史学家都认定公元954年是维京人在英格兰历史上重要序篇的结尾。自从维京人猛攻这个岛屿以来，已经有一百二十年了，而英格兰的基督教社会奋斗求存也长达四十年之久。其中的八十年，有五位战士兼君主——阿尔弗雷德、爱德华、阿瑟尔斯坦、埃德蒙、伊德雷德先后击败了入侵者。英格兰的统治被恢复，时光流逝，使得统治形式有所改变，然而就在这种统治下，培育出东部大平原实施丹麦法的地区，在英格兰国王的权威下，丹麦人的血统与习俗存活下来。

在埃德加辉煌与太平的统治时期，这种长期建立的制度达到完善。重新征服英格兰的工作，伴随的是有意识的政权改组，这种重组从当时到今天都制约着英格兰的制度发展。首先是郡，各郡有其郡守或地方官，这些人直接对王室负责。郡的次级单位——百户邑——被创立了，而且城镇都做了防御准备。一个由郡法院、百户邑法院与自治市法院组成的精密制度支持着法律、秩序，追捕罪犯。税赋重新估算。最后，随着军事与政治的复兴，是修道院生活与学习的复苏，以及英格兰本土文学的肇始。这个起源于英格兰的运动进行得很缓慢，但是这个世纪的中叶起便迈开大步，与欧陆的宗教复兴产生接触。坎特伯雷主教邓斯坦以及同时代更年轻的人伍斯特的主教奥斯瓦尔德与温切斯特主教埃塞沃尔德的工作，是要在修道院内恢复严格的宗教仪式，愈来愈多的僧侣被选入主教辖区，主教团也间接地被改造了。另一个令人感到满意的，即使是附带的结果，是学问的推广与有着华丽彩饰的手抄本。在当时的欧洲，这种需要相当普遍，手抄本旨在给予世俗之人实行宗教上的教导，用英文写出。恩舍姆大修道院的院长阿尔弗里克所写的《天主教训诫》是以英文作为文学语言的第一项成就；英文在整个欧洲属于首先达到这种卓越程度的方言。不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九世纪都是英格兰命运的决定性一步。君主政治随着埃德加的去世而悲惨地衰退，但这个组织与英格兰文化牢牢相连，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虽接连遭遇两度外力征服而仍可存活。

对当代人而言，这个王国的统一似乎是随着公元973年在巴斯的宏大加冕礼而定下基调，从此之后，所有的加冕仪式都以此为基础。每个郡、自治市与百户邑都习惯性地设有法院；货币只有一种，度量衡制度只有一套。建筑与装饰艺术正在复兴；学问开始在教会中昌盛；社会上有种文学语言——纯正英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用它来写作。这个岛屿已经恢复了文明，但当时抚育它的政治结构却将被推翻。直到此时，拥有武力的强人都拥有家族。一个幼稚、懦弱、游移不定、没有信仰、行事欠考虑的家伙，继承了战士的王位。这块土地太平了二十五年，英格兰人在紧张与危险中顾盼自如，在英勇的统治者领导下英勇无敌，但太平却使人变得柔和，走向松懈。如今是“迟疑者”埃塞雷德的统治时代。这种表达方式传递出一个真相——“迟疑者”同时意味着埃塞雷德是“不明智者”或“不纳忠言者”。

公元980年又开始了严重的侵袭。切斯特受到爱尔兰人的蹂躏。南安普顿的人民遭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与丹麦的劫掠者屠杀，萨尼特、康沃尔与德文全都遭到劫掠。有一首关于公元991年“莫尔登之役”的史诗，内容提到丹麦人在莫尔登之东的诺西岛列阵以待，英格兰人在布莱克沃特河口的南岸与之对峙，后来战役转到连接诺西岛与欧洲大陆的、涨潮时会被淹没的堤道。维京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讨价还价：“为了你们的安全，赶快将戒指送过来；你们最好纳贡，免得我们大动干戈，免得我们彼此苦战。……有黄金便办理停战。我们将带着贡金上船，航海而去，与你们和平相处。”

但是埃塞克斯的郡长伯提诺斯回答：“听着！流浪者，听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他们将会纳贡的是戈矛、致命的标枪与昔日的刀剑。……这里站着一位不算差劲儿的伯爵与他的人马，他们将防御这块土地，埃塞雷德的家园，我亲王的人民与田地。异教徒将在战场上覆亡。对我而言，你们现在已经深入我们的土地，如果不打一仗便挟带贡金前往海上对我们似乎是太可耻了。你们不会那么轻松地获得我们的宝藏；在我们付贡金之前，首先将苦战一场，让你们尝一尝我们的矛尖与刀刃。”[1]

这激昂的叫阵对于事件本身毫无帮助。潮水退落，双方交相嘲骂，而堤道于此刻露出来了，英格兰人天真地同意让维京人过来，在南岸列阵，公平地打一仗。说时迟那时快，英格兰人打败了，伯提诺斯的许多部下逃走了；但是他的一伙武装侍卫奋战至死。接下来，就是可耻的付丹麦金的时期。

我们见过阿尔弗雷德国王统治的时期，对于用钱还是用武从来都不会犹豫。埃塞雷德用钱而不用武，他用钱的数目有增无减，但得到的回报却一直递减。他在公元991年付了二万二千磅的黄金、白银以及入侵者的口粮作为贿赂。公元994年，他花了一万六千磅，仅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还有袭击者奥拉夫的受洗，这算是一种恭维。1002年用二万四千磅白银换取了进一步的停战，但是这一次他自己却破坏停战。英格兰人在没落衰退时吸收了大量的丹麦佣兵为自己服务，埃塞雷德怀疑这些危险的助阵者会密谋夺取他的性命，出于恐慌，便计划干掉在英格兰南方所有领他的薪水或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丹麦人。这个凶残的计划于1002年在圣布赖斯节执行，而受害者当中有耿妮尔德，她是一位维京重要人士的妻子，也是丹麦王斯韦恩之妹。斯韦恩发誓复仇而绝不和解，折磨可怜的岛民，长达两年之久。埃克塞特、威尔顿、诺威奇与塞特福德都记录过大屠杀的事，显示出斯韦恩施行报复的范围之广。复仇者的愤怒并未被溅散的血液平息，仅暂时被饥馑阻止。由于丹麦军队无法在这块遭受破坏的土地上过日子，遂于1005年先行离去，返回丹麦，但是1006年的记录却显示斯韦恩卷土重来，蹂躏肯特，洗劫雷丁与沃灵福德。最后埃塞雷德花了三万六千磅白银——相当于三四年的国民收入换到了一次短暂的停战。

现在英格兰人拼命建造一支舰队。背水一战的能量激起迦太基人在绝望中作最后的努力，这些穷困、心碎、挨饿与被劫掠的人建造出大批船只。新的舰队于1009年集结在桑威奇。但是，《编年史》说：“我们没有好运，也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以至于船舰武力对这块土地没有任何用处。”指挥官忙着争吵，有些船在战斗中沉没，有的在暴风雨中失踪，其余的被海军将领丢弃。“然后，船上的人将剩下的船带到伦敦，让全国人民的努力化为乌有。”1012年有项付款给维京人的记录，这一次被强索的白银多达四万八千磅，压迫者借着洗劫坎特伯雷，拘留大主教阿尔佩吉而要求赎金，最后还杀了这位大主教，因为大主教拒绝逼迫其教徒募集这笔钱。《编年史》记载：“所有这些灾难因为政策不当而降临在我们身上，因为贡金不是在适当时间提供，他们尚未遭到抵抗；但是，每当敌人肆虐残民得逞之际，就有人缔结和约。尽管有和约与贡金，敌人还是成群结队到每个地方去，侵扰可怜的人民，并且杀害他们。”

进一步详述不绝于耳的悲惨事件是徒劳无益的。在较早的年代，那样的恐怖情形因为没有记录而不为人知，明灭不定的光照在地狱的场景上，使我们感到彻底的凄凉、无法言喻的悲惨与残酷。此外，1013年斯韦恩在他的幼子卡努特陪同之下再度来到英格兰，镇压了约克郡的丹麦人及实施丹麦法地区的五个自治市，接受诺森布里亚与丹麦统治下麦西亚大领主的称号，而且洗劫了牛津与温切斯特，对外宣布成为英格兰之王；而埃塞雷德前往诺曼底公爵那里避难，因为公爵曾娶了他的妹妹。在这些胜利的凯歌奏响之际，斯韦恩于1014年去世，于是干戈暂歇。英格兰人再度向埃塞雷德求助：“没有哪一位领主能比自然的领主更值得尊敬，只不过希望他的统治能比以前要更好。”

但是年轻的丹麦王子卡努特马上开始要求他在英格兰的王位。此时阿尔弗雷德大王一脉的火焰再度在埃塞雷德的儿子——被称为“无畏者”埃德蒙心中燃起。埃德蒙年方二十便已扬名各地。他的父亲宣布他是叛逆，因为他的行事完全不服从父亲。他聚集武力，在军事行动中连续施出重击。埃德蒙赢得了战役，解除伦敦之难，与各种阴谋搏斗，所以人心思归。被破坏的土地上萌生出新的武力。埃塞雷德死了，埃德蒙身为英格兰人的最后希望被拥戴为王，尽管处于一次大败的劣势，他还是够坚强，先分割出一部分的王国，然后重新奋斗。1016年埃德蒙才二十二岁便去世了，整个王国陷入了绝望之境。

向来在政治上扮演重大角色的教会贵族，长久以来都强调圣邓斯坦关于悲愁即将来临的预言。在南安普敦，甚至在埃德蒙还活着的时候，英格兰世俗的与宗教的首领便已同意永远放弃埃塞雷德的后代，而承认卡努特为王。所有道德与军事的抵抗在丹麦人面前全都崩溃了。埃塞雷德的家族从皇室一脉中删除了，韦塞克斯王室最后的儿孙都逃亡流放。年轻的丹麦王子兴致勃勃地接受了全体卑屈的归顺，虽然要得到地位并予以稳固还需要许多流血的行径。卡努特对全国人民承诺，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上会恪尽国王职责。英格兰的权贵们同意以巨大的赔偿金收买丹麦军队；新国王遵守“他灵魂的誓言”，由他的首领们支持，保证统治天下。那便是英格兰领袖与丹麦领袖郑重签订的协议。如同兰克所言：“王室的权利、卓越地位与最早的拓居地联结在一起，这些拓居地已经完成了王国的团结，并将它从最坏的悲惨境地拯救出来。而王室在一个道德沦丧、灾祸频生的时刻，被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与丹麦血缘的宗教与世俗的首领们赶走了。”[2]

君主的建立可以依循三个原则：征服，此点无人能够争辩；世袭权利，这一点相当受人尊敬；以及选举，它是前述二者的一种协调。卡努特便是以最后一个原则为依据而开始治理国事。在阿尔弗雷德国王与克雷特身上，这种早期英格兰关于王权与公正政府的理想，可能是受到图拉真皇帝的影响。图拉真皇帝是教皇格列高利派遣出去的第一批传教士中的宠儿，有证据显示：关于他的美德故事，在礼拜仪式中都用英文高声朗诵。卡努特可能研究过，效法这位奥古斯都皇帝时泰然自若。每个人都知道卡努特给予谄媚者的教训，他坐在海边却要奋力禁止潮水涌进。卡努特强调遵从治国的法律，而他本身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服从王室部队的规定，在很早的时候就解散了丹麦大军，并且相信那些被贬抑的英格兰人的忠诚。卡努特娶了埃塞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埃玛，先发制人地阻止了诺曼底公爵代表埃塞雷德后裔采取的行动。

卡努特成了北方的君主。算起来，他一共统治了五六个王国。征服英格兰时，便已经是丹麦国王，并且也声称为挪威国王。苏格兰向他效忠；维京人的权力虽然受到损毁，但仍然伸展到整个世界，其范围由挪威直到北美，并经由波罗的海远及东方。但是卡努特在所有版图中，选择英格兰作他的家与首都。历史告诉我们，他喜欢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被视为“埃德加的继承者”。埃德加十七年的太平治世与后继的时代相比，仍旧光芒四射。卡努特根据法律治国，并且昭告天下：法律的施行一定要严正超然，不受行政权威的羁绊。

卡努特修建教堂，并且表示对基督教信仰与教皇的王权无限忠诚。他纪念被其同胞杀害的圣埃德蒙与圣阿尔佩吉，以虔诚盛大的排场，将他们的遗物带回坎特伯雷。1027年卡努特以游客身份，用欣喜与宽宏的词句从罗马写信给他的臣民，承诺以平等正义处理政事，并且特别强调支付教会的会费。卡努特的女儿嫁给了罗马皇帝康拉德的长子，后者将其帝国扩展至越过施勒斯维希，到达艾德河的两岸。这些了不起的成就，不仅有着上帝的祝福与运气的照拂，而且大都归诸他自己的个人特质。我们在此又看到了一位伟人的力量，从无休止的纷扰中建立秩序，并使国家趋于和谐与统一；我们同时也见到，缺少这种能耐的人让许多人受尽不可估量的痛苦。

有些关于卡努特的早期记录，生动地描绘出他的性格与心情。“他进入修道院受到大礼接待的时候，一举一动都很谦卑；目光带着万分敬意，注视着地面，泪如雨下，不，或许应该说泪如江河，虔诚地寻求圣徒的介入。但是当他要做王室的献祭时，啊！他时常都是泪眼婆娑地注视地面！他多么频繁地锤打他高贵的胸膛。他时常虔诚祈祷，表示他可能不值得上天对他那么仁慈。”[3]

但是从两个世纪后英雄故事中摘录的一段，却有所不同：

卡努特王与乌尔夫伯爵下了一阵子棋之后，国王走错了一步，伯爵从国王那边吃了一枚骑士；后来国王重新将这枚棋子放回棋盘上，并且告诉伯爵他要走另外一步；伯爵因此生气，将棋盘掀了，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国王说：“逃吧，乌尔夫，你这个胆小鬼。”伯爵在门边转过身来说：“……在赫尔吉河，瑞典人把你像狗一样地打，我匆忙赶来救驾，你可没有叫我乌尔夫胆小鬼。”伯爵走出去就寝。……翌晨，国王着装时，忽然对他的侍童说：“你去把伯爵杀了吧。”

这个侍童走开了一会儿，然后回来了。

国王说：“你把伯爵杀了吗？”

“我没有杀他，因为他到圣卢修斯教堂去了。”

有一个人叫作伊瓦尔·怀特，生在挪威。他是国王的朝臣兼侍从。国王对他说：“你去把伯爵杀了。”

伊瓦尔就到教堂去，在唱诗班席上，用剑刺穿了伯爵，使他当场死亡。然后伊瓦尔手中持着沾血的剑去见国王。

国王说：“你把伯爵杀了吗？”

“我已经把他杀了。”他说。

“你干得很好。”

“在伯爵被杀之后，僧侣关上了教堂，并且将门锁了。国王得知此事，便派人传话给僧侣，命令他们将教堂打开，唱歌弥撒。他们依国王命令照做了；国王来到教堂，赐给这个教堂一大笔财产。因此，这个教堂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领地，在这个地方的地位提升到很高；从那时起，那些土地就永远属于这个教堂。”[4]

同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有一个新的军事强权正在崛起成长。十世纪初叶，在诺曼底建立的维京人居留地已经成为法兰西境内最富活力的军事邦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海上的流浪者已经自行脱胎换骨，建立了一个封建社会，以往的记录虽然存在，却被传说盖住了。我们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这个诺曼邦国的建立者罗洛是挪威人、丹麦人，还是瑞典人。诺曼人的历史是从罗洛与西法兰克人的国王“单纯者”查理所缔结的《埃皮河上的圣克雷条约》开始的，这项条约确认了法兰西国王的领主权，并且界定诺曼底大公国的边界范围。

在诺曼底，骑士与贵族阶级兴起了，他们因为服兵役而拥有土地，并以同样的方式将土地分租给地位较低的佃户。诺曼人渴望合法性与逻辑，构想出了一个社会全体恪守的蓝图，且全力执行，不久就产生了优秀的军队。除了公爵以外，没有人能建造碉堡或加强自己的防务。公爵的宫廷包含家臣、教会显要人士以及比较重要的佃农，他们不仅替公爵服兵役，还要在宫廷中伺候公爵。此地的行政管理集中。在诺曼底全境，公爵的决策与权益由子爵们维持，他们不仅是公爵产业税赋的征收员，而且与朝廷保持密切接触，使监督英格兰各郡县这一类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诺曼底公爵们与教会建立的关系，成了欧洲中古时期的模板。宗教领袖是公爵领地内修道院的保护者与恩主，这些公爵欢迎十世纪宗教上的复兴，并且获得宗教领袖们的恩宠与支持。但是教会也一定由公爵来任命主教与大修道院院长。

英格兰未来的统治者就来自这片刚强而组织完备的土地。1028年至1035年间，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维京本能使得他认真策划入侵事宜，他去世后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使得这项计划搁置了，不过也只搁置了一小段时间而已。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妹妹埃玛这号人物，这个时候隐约出现于英格兰历史中。埃塞雷德当初娶她，是想与欧洲最有活力的军事邦国结上血缘关系，以补充每况愈下的武备；卡努特娶她，则是为了有个统一的英格兰。埃玛的特点与言行，很少为人所知，历史上鲜有妇女能够屹立在那样值得注意、聚集在一起的武力中央。事实上，埃玛有两位丈夫、两个儿子，他们都是英格兰的国王。

1035年卡努特去世，他的帝国随之而逝。他留下三个儿子——两个是前妻所生，而一个叫哈迪卡努特的儿子是埃玛所生。这些儿子都是无知且粗野的维京人，将注意力指向西撒克逊一脉的代表——阿尔弗雷德与爱德华。埃塞雷德与埃玛当时因为流放而住在诺曼底的儿子们那里。长子阿尔弗雷德，史家均称为“天真王子”，于1036年匆匆赶往英格兰，去探视重做孀妇的母亲——前王后埃玛。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是英格兰丹麦居住区的领袖，拥有相当不错的能力，并且左右政局。鲁莽的阿尔弗雷德被捕，私人随从都被杀掉，而这位不幸的王子本人眼睛也被弄瞎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伊利的修道院结束了生命。这罪行一般都归咎于戈德温，而继承的问题就这样简化了，卡努特的儿子们共分父亲的遗产。斯韦恩在挪威统治了一段时间，他统治英格兰的两位兄弟都很短命，六年之内，英格兰的王位再度空了出来。

戈德温继续作这块土地上的领导人物，现在成了岛上事务的主人。埃塞雷德与埃玛生下的儿子爱德华——命运多舛的阿尔弗雷德的弟弟仍在诺曼底过着流亡的生活。在无政府状态死灰复燃的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一心向往安定的制度，而这只能在修道院中找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显赫的一脉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格与头衔，五六代以来曾经抵抗丹麦人矛头的，便只有撒克逊的修道院。西撒克逊一脉是欧洲最老的血统。两代以前，卡佩家族只不过是巴黎与法兰西岛的领主，诺曼人的公爵都是维京流浪者。一种崇高与敬畏之感仍属于任何能够声称是“伟大国王”的后裔，属于伊格伯尔特与其无法追忆的先辈。戈德温发现他可以立爱德华为王来巩固权力，同时将英格兰人与丹麦人的支持合在一起，因此便与这位流亡者讨价还价，扬言除非所提条件能够被对方接受，否则将要扶植卡努特的侄子登基。这些条件中的第一条是限制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影响力。爱德华没有任何困难地接受了，因此他荣归故国并且加冕称王。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除了短暂的间隔之外，英格兰主要都由戈德温与他的儿子们治理。伍斯特的《佛罗伦萨编年史》说：“他意气洋洋，志得意满，仿佛统治着国王与全部的英格兰。”

爱德华是个安静的人，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喜欢战争，也不太有行政管理的才能，他的诺曼教养使他乐意和平地传播诺曼影响力，只要戈德温伯爵允许便成。因此诺曼的高级教士出现在英格兰教会，诺曼的文书人员出现在王室，诺曼的领主出现在英格兰的郡里。为了使一切平顺，爱德华不得不迎娶戈德温年轻、漂亮的女儿，但是同时期的作家向我们保证，这种结合最多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根据传说，这位国王是一位好心、虚弱、肥胖的白化病患者，之后的有些作家察觉到，在他数次应付包围着他的令人畏惧的盎格鲁—丹麦战士时，显示了潜在的力量。然而，他在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宗教方面的，年纪愈长，外表愈像僧侣。在这严苛的时期，爱德华大体上扮演着亨利六世在玫瑰战争中的角色。而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圣洁使他得到好报，人民崇敬他，因为他的美德而原谅其弱点。

同时，戈德温家族在君主之下维持着独裁作风。裙带关系在那些日子中不仅可以眷顾一个人的家人，也几乎是统治者获得代理官员一职的唯一途径，而宗亲关系虽然时常起不了作用，但至少保证对利益的某种认同。虽然没有搜集到相关的统计资料，但这些古老的时代确实流行一种风气，即一个人可以信任他的兄弟，或他妻子的兄弟、他的儿子，远胜陌生人。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戈德温伯爵将英格兰王国瓜分给亲戚治理而急着谴责他，也不会因为其他权贵对这种权力与恩宠的分配大表不满而感到惊奇。在英格兰的宫廷中，有诺曼人的影响力，也有盎格鲁人的影响力，互相施展冷酷的阴谋。

1051年危机出现，宫廷中的诺曼人成功地驱逐戈德温，并且逼迫他流亡。在戈德温逃亡期间，据说诺曼底的威廉曾正式访问英格兰的“忏悔者”爱德华，寻求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而爱德华很可能答应了威廉的请求。但是，戈德温次年以佛兰德斯的武力作为后盾回来了，他的儿子哈罗德也给予许多积极帮助，父子两人联手逼爱德华国王恢复他们的权力。最后，在这个国家中，许多主要的诺曼人都被驱逐了，到处都有戈德温家族的权威。他们能够直接控制的领土，是以沃什和布里斯托尔海峡画线的整个南方。

戈德温的权力恢复了七个月之后，于1053年去世了。自从卡努特拔擢他至显赫的地位，他已经度过三十五年的政府生涯，而他的长子哈罗德继承了伟大事业。哈罗德充分扮演着卡努特的角色，在接下来十三年充满危险的岁月中担任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盎格鲁—丹麦伯爵们与之敌对，仍旧依附在“忏悔者”爱德华宫廷的诺曼人大唱反调，但戈德温父子在我们现今称为君主立宪的制度下继续统治。哈罗德的一位弟弟成了东盎格鲁伯爵，戈德温的第三位儿子托斯蒂格向诺曼人献殷勤，又极得国王爱德华的宠爱，因此得到了诺森布里埃布里亚封地，剥夺了那些地区原来伯爵们的权利。但是戈德温家族的内部不久出现问题，哈罗德与托斯蒂格马上成了死仇恶敌。哈罗德将全部的干练、精力与机敏都用来保住统一，但即便如此，如同我们见过的那样，兄弟阋墙将使这块土地成为外国人的猎物。

在“忏悔者”爱德华的统治结束之际，英格兰的政治弱点暴露出来。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彩饰手抄本、雕塑、金属作品与建筑仍在生产或流行，宗教生活蓬勃向上，健全法律与行政管理的基础也维持不坠，但是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后裔已经耗尽美德与精力，撒克逊的修道院也在衰退。一连串意志薄弱的王亲贵胄，大多数都短命，死后没留下子嗣。甚至有很多小孩的“迟疑者”埃塞雷德也死得相当早，仅有一位多病而年幼的王子与他的姐妹和这位上了年纪的君主可以代表这个曾经击败维京人，再度征服实施丹麦法地区的王朝。大伯爵们在各自的领地上变得独立自主。

英格兰仍是欧洲唯一有王室金库的国家，全国各地的郡守都必须向它进贡，但实际上王室对郡守的控制已经变得很散漫了。国王基本靠他的私人财产度日，并且尽其所能地交由家臣治理。修道院残留的权力受到一小群盎格鲁—丹麦贵族的掣肘。英格兰国王获得支持的主要基础永远都是遴选出来的枢密院，其成员后来从没有超过六十人，他们以一种含混的方式视自己为全国的代表，而事实上却是个集合了廷臣、有势力的武装侍卫及教士的委员会。这个“智者”的集会绝对没有具体呈现出国家的生命，它削弱了王室的行政权力，却未增加自己的力量，品质衰败，且有落入大家族手中的倾向。由于中央权力衰退，各个郡的地方首领都纷纷扰扰，图谋不轨，他们追求私人与家族的目标，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人民不仅被许多相互冲突但微不足道的当权者所阻，也因为撒克逊地区与丹麦地区之间的习俗大大有别而感受到不便。荒谬而反常的情况与种种矛盾阻碍司法的运作。土地佃租的制度因地而异，从韦塞克斯的整个庄园到北方与东方实施丹麦法地区的自由小区都有这种情形。领主与土地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大乡绅为国王服务是个人职责，与他拥有的土地没有关系。这个岛屿已经对欧洲大陆不太仰赖，而且停下了前进的脚步，海岸与城镇的防御都遭到忽视。对于将要前来的征服者而言，这整个系统——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与军事的似乎相当衰弱。

“忏悔者”爱德华的形象是模模糊糊、有如云雾、虚弱不堪，而由他担任忠仆的教会精心培养出的中古传说给我们的印象反而到更深。撒克逊英格兰的灯火要熄灭了，黑暗聚集，一位善良、灰胡须的先知预言了结尾。爱德华临终时谈到正降临在这块土地上的邪恶时代，他传达启示的喃喃细语将恐怖传入了听者的耳中。只有曾经担任戈德温忠仆的斯蒂甘德大主教毫无所动，并悄悄地向哈罗德说，年龄与病痛已经剥夺了这位君主的神智。1066年1月5日，撒克逊诸王一脉宣告结束。这些不久之后将被征服的英格兰人的情绪，在这个艰辛时期，与教会的感激结合在一起，形成光环，围绕住这位王室人物的声名，随着岁月流逝，他的精神又成了大众崇拜的目标。爱德华位于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神龛是朝圣的中心，爱德华则于1161年被封为圣徒，多少世纪以来都活在撒克逊人民的记忆里。诺曼人对爱德华的名声也很感兴趣，对他们而言，他是位国王，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借由他的智慧，王室才交给了诺曼人的公爵。因此双方都称颂爱德华的死后名声，到英格兰于百年战争使用圣乔治的名字时，“忏悔者”圣爱德华成了王国的主保圣人。但是圣乔治无疑更适合这个岛屿人民的需求、心境与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