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岛屿

第四章　迷失的岛屿

若不把经常提到的漫长时期与我们短促的生命经历联系在一起，便无法了解历史。对许多人而言，五年的时间很长，二十年如远在天边，五十年更成了古代。如果要了解命运如何影响任何一代人，就必须先想象他们的处境，然后以我们的生命为标尺来丈量。当编年史家概括了一个纪元的显著特征，逐日在变迁中经历过的那些人很难察觉所有的变迁。透过模糊的研究历史的望远镜，隔着近两千年的鸿沟，凝视着这些场景。毫无疑问，基督纪元二世纪与三世纪的若干时间，与前面已逝的所有世纪及随后而来的世纪相比，可以算是不列颠的黄金时代。到了四世纪初，阴影已经笼罩这并不完美但尚可容忍的社会，安全感以稳定、持久的步伐离开了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它的公民由日常经验中感到，包括不列颠行省的这个世界性制度正在衰亡。他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恐惧的时代。

考古学家的铲子矫正与扩大了史家的研究，发掘物、遗迹、石头、铭文、钱币、骨骸、航空摄影等新产物的发现，正在叙说无可置疑的故事。虽然没有人推翻十九世纪的主流印象，但现代知识已经变得更加真实、精确与深刻。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对各种运动、事件与编年史所强调的部分都已有所更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的剧本被修改或重排。许多扎实的渐变与明晰的改进正井然有序地被引进。我们迈的步子虽然小，但是立足点更稳。许多作家辛劳一生写出的所谓盖棺之作的名著，现在却被认为陈腐老旧；而源自新立场的结论，其数目远不如源自新发现的。但因建立在极为单纯的基础上，原来的历史梗概仍站得住脚。

三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明及对此结构的挑战都到达了巅峰，此时蛮族开始由欧洲与西边的荒凉岛屿入侵。如今我们称作爱尔兰人的苏格兰人与来自苏格兰的皮克特人开始逼近哈德良长城，以日益增大的规模从海上进袭它的西侧翼。同时，撒克逊人乘长船渡北海而来，在纽卡斯尔至多佛尔的东岸沿途布置重兵。从这时开始，不列颠农村居民便生活在海上突袭的残忍与血腥威胁下，与现代国家遭受空袭的情形别无二致。近年来发掘到的许多证据，得出的都是同样的结论。作为罗马占领伟业为基础，不列颠的别墅生活陷入了险境，恐惧的征兆遍布全国，东、南海岸的要塞，和以要塞为基地的平底长船舰队，显然都采取了新的防御措施。伦敦的城墙设置了棱堡，所用的石头均取自因城镇人口日渐稀少而不需要的住宅。城镇各处宽阔的罗马式城门，都以石造工程将它们缩小一半，这是时代日益不安的永恒证据。现今全国各地都找到了储藏的货币，它们的年代几乎都不会晚于公元440年。这个肥沃、平和、有序的世界，因为持续的危险而充满恐惧。

就像其他衰败的制度一样，罗马帝国在元气大伤后，还能继续维持数代之久。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岛屿所呈现的景象是：一个垂垂待毙的文明与生机勃勃但挨饿的蛮族部落的互斗。哈德良长城的卫戍部队一直到公元300年都能挡住北方的野蛮人，但此后却必须增添新的前哨。“北方边界的公爵”身边，必须站着“撒克逊海岸的伯爵”，整个东南海岸，从沃什到南安普敦河一带，费力建造了一串大型堡垒，目前有八座已被考查过，其中的主堡垒是里奇堡，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用来供给法兰西之部队。

关于建立这些据点的战略构想，存在某些争论。试图用八个据点保护四百英里长的海岸线，遭到许多轻视与非难。但显然这些苛责评价都不太公正，海岸的这一系列新堡垒只有作为不列颠—罗马舰队的基地才有其特定的价值或理由。

自一世纪起，便始终维持着一个像“不列颠舰队群”这样的舰队，有海军标志的砖瓦显示其在多佛尔与来姆尼都设有永久根据地。而且整个海岸都为防御外侮而组织了起来，这些措施长期被证明相当有效。维吉提乌斯在四世纪著述论及战争的艺术，提到不列颠舰队的一种轻型平底长船，这些船只的船身、船帆、水手制服，甚至船员的脸，都涂成海蓝色以便于隐藏。维吉提乌斯告诉我们，依照海军术语，他们被称作“漆色的船”。当罗马帝国与不列颠的海上武力渐渐比不上侵袭者时，堡垒便愈建愈高，而效用却愈来愈低。由用桨操作的平底长船组成的小型防御舰队在相隔五十至一百英里间的基地巡弋，已无法成年累月与侵袭者互争短长。一个公海舰队能在现今所谓荷兰、德国、丹麦这些海岸线守卫海疆长达数月之久，吓阻力也够强，但在无风无浪的天气应付那些划桨的小船，舰队的速度就太慢了。

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人是帝国中活跃而放肆的成员，他们采取一种排他的看法，但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在游戏中插上一手。随着时光流逝，罗马在不列颠的卫戍部队逐渐本地化；而到了三世纪末，它已经呈现出很强的民族特色。在以公民与罗马人身份为荣，以及无意独立的同时，不列颠的行省与军队却对帝国政府抱着极为批判的态度。不理会不列颠民意，或牺牲不列颠利益的罗马皇帝，往往成为被憎恨的目标，其程度超过那些被指控忽略行省防御的人。一连串的叛变加剧了日益增长的危险，没有人会认为，在切斯特、约克或在乌斯克河上卡利恩的罗马军事中心的那些人，要是得不到地方舆论的有力支持，就会产生对帝国王权的觊觎之心。这些不只是士卒心生不满的叛变。他们大胆到想以只有数千之众的罗马兵团控制罗马帝国，这表达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气氛、情绪与野心。他们为了至高无上的舞台而离开了当地生活，看来好像是想放弃行省而往都城去的玩家，而不幸地，他们在各个阶段都带走了保护不列颠大坝的微薄军事力量的中坚。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主要因为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而名载史册，但他为了恢复往昔边疆而成就的大业却被这个形象的阴影所掩盖。他的政策是建立一个混合的皇储制，成员有两位皇帝与两位皇储，并由他担任其中的老大。在适当的时候，皇帝会退位以利皇储接任，同时任命新的皇储，如此一来便可保持皇位接替的连续性。同一任皇帝马克西米安于公元285年奉派前往高卢，并且负责大不列颠事务。他对撒克逊海盗的侵袭深为关切，所以加强了英吉利海峡的舰队武力，将比利时的海军军官卡拉西乌斯派来此地负责指挥。卡拉西乌斯生性强悍、行事果决、雄心勃勃、无所顾忌，他在布洛涅基地诱使侵袭者前来抢劫，然后当他们满载劫物时，率领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小舰队扑向他们，掳获侵袭者，毫不留情地予以歼灭。不过卡拉西乌斯的成功并没有让不列颠社会感到满意，他们指控卡拉西乌斯与被消灭者结盟。卡拉西乌斯解释这是全盘埋伏的一部分策略，但是他窝藏所有战利品的事实对他大大不利。之后马克西米安想处决他，但卡拉西乌斯却在不列颠登陆，自称皇帝，而且还得到这个岛屿上卫戍部队的帮助，在海战中击败了马克西米安。据此，与顽固的叛军讲和被认为是权宜之计，而卡拉西乌斯在公元287年得到默认，成了统率不列颠与北高卢的奥古斯狄之一。

这位冒险家掌握着海上霸权，在这座岛屿上统治了六年之久。他似乎为岛屿的利益效力，成绩尚可称许，不过，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他的同僚在等待时机，终于在公元293年抛掉了所有的虚情假意。一位新的皇储——康斯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包围并且攻下卡拉西乌斯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基地布洛涅，不久卡拉西乌斯被手下一位军官刺杀。这位新的竞争者设法取代卡拉西乌斯而称帝，但并没有得到不列颠全民的支持，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皮克特人迅速抓住机会，攻破了海德利安墙，刀把光火海使北方地区沦为焦土。克洛鲁斯顺势扮演解救者，越过了英吉利海峡，而他的同僚带着部分军力，在朴次茅斯登陆；他本人则扬帆溯泰晤士河而上，在伦敦得到人们的感激与顺服。克洛鲁斯恢复了当地的秩序。1922年在阿拉斯发现的一枚金质奖章，证明克洛鲁斯曾率领舰队前往泰晤士河，击退了北方的入侵者，并着手恢复、改进整个防御系统。

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人不断奋力击退入侵者，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平底长船的小舰队实施反击，罗马军团与不列颠后备队急行军去对付各种袭击或入侵。但是，这种损耗的过程历时多年，悲惨情况却与日俱增。我们必须承认公元367年的环境相当可怕。在那灾难性的一年，皮克特人、苏格兰人与撒克逊人似乎联手作乱，全部扑向不列颠。罗马帝国的部队奋勇抵抗，“北方边界的公爵”与“撒克逊海岸的伯爵”都在战役中阵亡，防御体系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成群的凶狠之徒涌入庄园与农家的美好世界，每个地方都被他们一扫而空。废墟叙说着这个故事，而现在置于大英博物馆展览的、华丽的米尔登霍尔银制餐具，被认为是当时侵袭者洗劫别墅时，由它们的拥有者埋藏起来的。不过这些别墅居民的命显然不够长，未能在有生之年将银器挖出来。大灾难之后，不列颠的别墅生活虽有所恢复，但已疲弱无力；人们在没落的城镇中避难，因为至少还有城墙。

史卷透露出罗马帝国政府为保护不列颠而做出的努力。尽管叛乱迭起，人民无感恩之心，军官与部队仍一再奉命前往恢复秩序或驱逐蛮族。公元367年的一连串灾难后，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排了一位将领狄奥多西率领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来不列颠救援。狄奥多西完成了任务。我们现今在海岸堡垒工事上，再度发现进一步加固和重建的痕迹。不列颠的驻军与居民未能从依然存在的危险中接受教训，于公元383年心甘情愿地向一位西班牙人马格努斯·马克西莫斯投降。马克西莫斯本来坐镇不列颠，至此自立为帝。马克西莫斯将能找到的部队集中，同时带走了长城与堡垒上本已稀少的防卫力量，匆匆前往高卢，在巴黎附近打败了罗马皇帝格拉提安。格拉提安在莱昂斯被自己的部队所杀，马克西莫斯因而成为高卢、西班牙与不列颠的主人。马克西莫斯努力捍卫对这些大领地的统治达五年之久，但继格拉提安之后登上帝位的狄奥多西最终还是击败并杀死了他。

同时，海德利安墙再度被攻破，不列颠对来自北方与海上的侵袭者门户大开。又过了七年，狄奥多西才派遣他的将领——罗马化了的蛮人斯提里克——前往这个岛屿。这位伟大的军人驱走了入侵者，并修复了防御工事。宫廷诗人克劳狄安以得意的词句描述公元400年斯提里克自撒克逊、皮克特、苏格兰等攻击者手中解救不列颠的情景。在庆祝首次担任执政官时，斯提里克说：不列颠人因为获救，免于遭受侵略带来的恐惧，对他深表感激。不过这种情绪不久便消退了。

阿拉里克[1]率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的那一年，斯提里克返回罗马任总指挥，而且被迫召回一部分的不列颠驻军保卫帝国的心脏。公元402年，斯提里克在波伦提亚大会战中打败了阿拉里克，将后者逐出意大利。但这件任务刚完成，拉达盖斯率领的蛮族又朝他袭来，直到公元405年，斯提里克才完全消灭第二股庞大人马。等到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与勃艮第人的联军冲破莱茵河前哨，蹂躏北高卢之后，意大利便几无宁日。斯提里克准备对这场杀戮迎头痛击，但不列颠的部队却抱怨不列颠行省遭到忽视而叛变了。他们另立马库斯为帝，在马库斯不久被杀之后，又改立不列颠人格拉提亚努斯为皇帝，但四个月后又被刺杀，士兵再选出顶着康斯坦丁大名的不列颠人为帝。不过康斯坦丁并没有保护这个岛屿，反而发现他要被迫去欧洲大陆保住篡夺的头衔。他调空了不列颠的部队，并且像马格努斯·马克西莫斯做过的那样，前往布洛涅试试运气。康斯坦丁在这个最高的舞台待了三年，与斯提里克相争，成功的事大小不一，他最后像他的前任马克西莫斯一样，被俘虏遭到处决，而陪他出征的部队，无人返回不列颠。因此，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年代中，这座岛屿比较文明的部分被防御者剥夺，为的是帮助罗马帝国或反击这个帝国。

到了五世纪初，所有军团都去从事各种差事，而无助的罗马皇帝霍诺留面对疯狂的求救讯号，于公元410年发出他对英格兰的告别辞：“所有的行政区都应自行采取防卫措施。”

罗马撤走了它的保护之后，我们头一次注意到不列颠人的活动，是公元429年盖尔曼诺斯的来访。这位主教来自欧塞尔，此行的目的是根除贝拉基主义的异端邪说[2]，尽管在我们这个基督教岛屿上，其他先行进驻的宗教早已获得发展。这种教义过度强调自由意志，并且对“原罪”做出间接的中伤。它因此势必剥夺人类在出生之际便已遗传了的本质部分。这位欧塞尔主教与另一位身为主教的同僚抵达了圣奥尔本斯，我们确知他们马上使怀疑者信服，并且消除了其轻率倾听的邪恶想法。盖尔曼诺斯看到的是怎样的不列颠呢？他在言谈中视它为富有的土地，宝藏无数，牛羊成群，食物丰足，民政与宗教制度都发挥功能；这个国家很富裕，但陷入战争之中。一支由北方或东方入侵的军队正在迫近，据说是由撒克逊人、皮克特人、苏格兰人通过邪恶结盟组成的乌合之众。

盖尔曼诺斯盛年时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将领，他开始组织地方武力，勘察周围地区。并注意到在敌人进攻的路线上有个高丘环抱的山谷，于是担任指挥，设下埋伏，等候凶猛的异教徒中计。敌人在隘路上缠在一堆，“教士们对着敌人大喊了三声‘哈利路亚’，接下来是一声大吼，封闭的山谷中有巨大的回声，敌人都恐惧莫名，以为山石崩落，天快塌了。他们吓得丧魂落魄，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溃不成军，抛下了武器，庆幸自己能空手逃脱。他们惶然了，许多人被河流吞没，尽管前进时曾有条不紊地渡过这条河。回头来看，这支天真的军队亲眼见到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胜利，因此相信这是上帝为他们报仇。丢弃的战利品都捡起来收好了。不列颠人兵不血刃便击溃敌人，高奏凯歌。这场胜利是用信念，而不是用武力赢来的……而这位主教处理了这个富裕岛屿的事务，克服了他们宗教的与肉身的敌人——贝拉基主义的信徒与撒克逊人——之后便回到欧塞尔去了。”[3]

又过了十二年，一位高卢的编年史家在公元441年或442年记下忧郁的札记：“这时为各种天灾人祸所苦的不列颠人，正落入撒克逊人的掌控之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比四世纪的劫掠更为严重，由北日耳曼而来的大迁移已经开始，之后不列颠就渐渐被黑暗包围了。

在这团黑暗的上方有四扇窗子可供检视，虽然因为它们各自有朦胧或彩色的玻璃，使我们的视野更为模糊。首先，我们有吉尔达斯在公元545年左右撰写的短文，因此时间大约是在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间帷幕垂下的百年之后。差不多两百年之后，令人尊敬的贝德——他的论文是英格兰教会的历史——吐露了题目之外的一些有关居留地本身的零星信息。此外，有部名为《不列颠史》的汇编作品包含比贝德还早的文献。最后，在九世纪，而且非常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大王的指导下，保存在不同寺院的各种记录汇集而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上四种数据彼此验证，加上考古学家提供的确凿例证，我们就有了以下的影像。

公元450年前后，统治不列颠的首领引用罗马时代的惯例，由海外设法带来一伙佣兵以壮大声势。但事实证明这是陷阱：此路一通，整船整船的野蛮人便越河而上，从亨伯河远到朴次茅斯一带。入侵者一离开海岸，不列颠人便顽强抵抗，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长达五十年之久，并取得巴登山大胜。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在历史与地理上都被证实确有其事。吉尔达斯年轻时可能自老人口中听过佣兵的故事；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非得怀疑九世纪的编纂者南尼厄斯以及贝德的叙述不可。他们都认为，那位被骗的首领，曾邀请敌人助阵。他的名字是沃蒂根。北方故事中常提到一个名叫亨吉斯特的人，很像中古时代的佣兵，只要任何人提供土地支持他的部下，他就会用剑与船为其卖命；他得到的土地正是后来的肯特王国。

吉尔达斯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悲剧。

他们（不列颠人）刚返回土地，大批邪恶的皮克特人与苏格兰人便立刻用轻舟登陆。……这两个民族在行事方式上有些不同，但都嗜血好杀，习惯以头发盖住鬼祟的面孔，不以布遮羞。他们夺取这个国家的北疆与外围部分，远及海德利安墙。墙上站的是胆怯的卫戍部队。不幸的百姓被裸身的敌人用有钩的武器从墙上拖下来摔死。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百姓都放弃了这堵高墙和他们的城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仓皇地逃命。敌人再度追逐他们，更为残酷地加以屠杀。可怜的百姓如屠刀下的羔羊，被开膛破肚。敌人形同野兽，为了少许食物以抢劫为生。除了本土的宿仇，还有外来灾祸。灾难频频，整个国家除了狩猎获得的食物之外便没有储粮。

在这种情况下，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只好再向有权势的罗马埃提乌斯上书——“兹向三任执政官埃提乌斯奉上不列颠人的哀吟。蛮族将我们驱逐到海里，海又将我们赶向蛮族：身处二种死法之间，不是被屠宰，就是被淹毙。”但是他们的求助没有下文。恐怖的饥馑逼得许多人向敌人投降。……但是另外有些人决不低头，继续由山中、洞穴、隘口与浓密矮树丛中突击。然后，在不信赖人而信仰上帝的状况下，终于开始屠杀多年来一直劫掠他们国家的敌人。……有一阵子，我们遏止了敌人的胆大妄为，却没有遏止同胞的邪恶。敌人离开了我们的百姓，但百姓并没有离开罪过。

南尼厄斯也告诉我们吉尔达斯所省略的部分——那位在巴登山获得大胜的不列颠战士的姓名，那个名字带我们走出嚎昽的历史迷雾，进入演义小说的光芒之中。阿瑟王与圆桌武士的传说隐约浮现出来，虽然不很确定，迷迷蒙蒙，但也闪闪发光。在这个岛屿的某个地方，有位伟大的首领聚集了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武力，与入侵的蛮族殊死战斗。在他的姓名与功绩四周，闪耀着演义小说与诗歌能够赋予的一切光彩。在现今无法追溯的场地，与除了获悉对方是异教徒之外便毫无所知的敌人对垒的十二次战役，全由南尼厄斯一丝不苟地用拉丁文叙述出来。其他的权威人士说：“根本没有阿瑟这个人，至少不能证明确有此人。”直到六百年后，蒙茅思的杰弗里在赞美封建制度与尚武贵族的壮丽景象时，骑兵、荣誉、基督教信仰、披甲骑士与令人陶醉的贵妇才被置于胜利照耀的辉煌光环。这些故事后来由马洛里[4]、斯宾塞[5]与丁尼生[6]等人发挥才华予以重述及美化。姑且不论真假，这些传说都已长驻人心。要说这一切竟然是一位威尔士作家的创作，那是难以置信的。如果真是如此，他一定是位不凡的幻想家。

现代的研究并未接受阿瑟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消息最灵通的晚近作家，都谨慎又坚决地声称阿瑟确有其人，他们无法确切指出阿瑟活在黑暗时期的什么时候，或他曾在哪里执掌兵符和征战。不过，他们确信昔日有位伟大的不列颠战士，使文明之光在狂风暴雨的侵袭下长明不灭，他的剑护卫着忠实的追随者，这些都使人永志不忘。凯尔特部落的四个团体，都住在不列颠丘陵垦地，他们都为阿瑟的传奇而欢欣鼓舞，纷纷声称自己的区域是阿瑟建树功绩的所在地。由康沃尔至坎伯兰，都有人在寻找阿瑟的国土或活动区域。

现代对此事件的说法很含蓄，有时甚至含蓄过头了，为避免相互矛盾，作家几乎将所有的判断力与重要性全都抛到一边。这种景象有个范本足以说明：

大概在南威尔士有过一位微不足道的部落首领阿瑟，此事千真万确。他或许可能拥有若干军事指挥权，联合凯尔特人，再不然联合高地地区或其中部分的武力，抵抗袭击者与入侵者（他们不一定都是条顿民族）。他也可能参与全部或某些归功于他的战役；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归功或许是后人所为。

在如此辛苦地钻研之后，仅仅说到这个程度是不够的。不过，肯定了有关阿瑟传说的事实基础，这种工作应该得到尊敬。因此，我们相信，杰弗里在十二世纪给喜爱虚构小说的欧洲人所写的故事，并非纯属虚构。[7]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看到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一个基础稳固、充满灵感，像《奥德赛》或《旧约》一样，是人类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此事实更加壮丽动人。它全是真的，或者应当是真的，甚至比事实更加壮丽动人。不论人们正在什么地方为了自由、秩序和尊严而与野蛮行径、暴政及杀戮奋战，都应该记住：只要这个世界仍运行不息，即使他们牺牲了，但业绩永垂千古。那么，让我们宣告，阿瑟王与他高贵的武士们，凭着勇气、体力、良驹与铁甲，守护了基督教的圣火与世界的秩序，杀掉了成群的邪恶蛮族人，并且为安分守己的百姓树立了千秋万世的典范。

据说阿瑟是一位“杰出的战争统帅”。其实我们更应该认可他是一位“总司令”——不列颠的一位新伯爵，就像五十年前不列颠人向埃提乌斯恳求派遣部队一样，这种称呼是更合乎常情、更有必要的。阿瑟一度被认为是机动野战军的指挥，由这个国家的某地前往另一地，在各地区团结地方武力。而关于他战斗场景的争论本身就解释了一切。而且在四世纪，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显著提升，步兵的全盛时期暂告结束，而军团的日子更是一去不返。撒克逊入侵者都是步兵，持剑与矛作战，几乎没有盔甲蔽身。面对这样的敌人，一小群普通的罗马骑兵就可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所以如果像阿瑟这样的首领，集合一队身披铠甲的骑兵出征，便能自由驰骋于不列颠各地，率领地方力量抵抗入侵者，所向披靡。关于阿瑟的记忆，带着救星有一天定会归来的希望，让这个传奇诞生在苦难日增的时代。阿瑟曾经被描写成最后的罗马人，他了解罗马思想，并且实践这些思想帮助不列颠人民。科林伍德教授说：“罗马的流风遗绪以许多形式传下去而阿瑟是创造这种流风遗绪的最后一位。而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故事，随着他的离去而宣告结束。”

南尼厄斯说：“阿瑟的第十二次大战是在巴登山进行，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个人一天就杀死了九百六十人，除了他，没人能将他们摆平。他每战必胜。但是在战役中被打败的人都向日耳曼求助，以更多的人数不断前来袭击。”

所有确定巴登山战场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上百次学术性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假设在这个有争议的地点打这一仗，目的是阻止东边的进攻，那么最有资格冠上战役名称的地点应是利丁屯营地，这个地点位于斯温登附近，俯览巴德伯里。另一方面，这次战役的日期我们也能很精准地确定。吉尔达斯提到这个战役发生在他从事著述之日起的四十三年又一个月之前，还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记得很清楚。现在我们由吉尔达斯的书中知道，北威尔士的国王梅尔温在他著述时仍然在世；而坎布里亚的编年史告诉我们，梅尔温死于公元547年的瘟疫。所以吉尔达斯是在这一年的年尾时著述，而四十三年前的巴登山一役是公元503年打的。我们也对照爱尔兰的编年史，其中记述吉尔达斯于公元569年或570年去世，因此他不可能出生在公元490年前。所以，这次战役的日期似可确定在公元490年与公元503年之间。

有个更大的问题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入侵者是否将原住民斩尽杀绝，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和之混在一起？在此有必要区分一下搜寻抢劫物的凶蛮时代与屯垦定居时代。吉尔达斯提到的是前者，他所描述的场面在三百年后丹麦人的入侵中重现。但是对于屯垦定居者而言，那样的袭击只不过是以开发土地为主的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而要开发土地，劳力与土地都同样重要。从地名上可以看出，有些迹象说明在萨塞克斯郡被消灭是一种通则。再往西：大量不列颠人活了下来，而公元694年最古老的西撒克逊法典为各等级“威尔士人”的权利立下明确的规定——“威尔士人”包括相当多的地主及“骑马执行国王任务的威尔士人”——事实上就是熟悉古代羊肠小道的当地传令官。甚至在并没有因为私利而将原住民留下来当作撒克逊农场劳工的地方，我们都可能怀着希望——某个地方少女的哀求、落难佳人的呼救、侵略者的肉欲需求，可能在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创造某种联系。如此一来血缘就可以延续下去，几代人之后，使人臣服的严苛行为也就褪色了。广大地区内整个民族遭到灭绝一事毕竟令人厌恶，即使缺少怜悯之心，至少会受到实际利益或性欲的诱惑。因此认真的作家都主张，对于不列颠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的征服主要是统治者的更换。富人被杀，勇敢而有自尊心的人很多撤到西方的崇山峻岭，其他许多人则成群结队地逃往布列塔尼，他们相隔久远的后代某天会重返不列颠。

此外，撒克逊人是河谷定居者。他们对经济财物的观念是溪边的草原，下坡耕种，上坡放牧。但在很多地方，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清理与排水，而在此期间，他们除了丘陵上不列颠农场的作物之外，又靠什么为生呢？比较可能的是，他们会让原住民如农奴般在熟悉的田地里干活，直到河谷准备妥当可播种为止，然后旧的不列颠农庄渐渐荒芜，全部人口会群聚在溪泉旁的乡村。但是河谷居民的语言，与散居山上者的语言相比，占着支配地位。现代英格兰地名的研究，已经证明山丘、树林、溪流的名称一般源于凯尔特语，甚至在带着盎格鲁—撒克逊村名的地方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即使不假定大规模的灭族行为，在不列颠人存活下去的地区，语言的消失也可以理解：他们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于是发生了拉丁语与不列颠语都向后来者完全让位的情形，以至于在最早的记录中也很难找到这两种语言的任何痕迹。

岛上的情况也并非一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肯特的新来者是傍着旧居民定居的，而且采用了后者的姓氏坎蒂西。在诺森布里亚，有凯尔特法律的明显踪迹。在汉普郡与威尔特郡，由利斯至多佛芮尔，一大堆不列颠名字，似乎可以说明原住民仍在高原上耕种他们的田地，而同时撒克逊人则在清理山谷。那里并没有种族的界限。在身体外貌上，这两个民族也很相似，在许多地区撒克逊人可能大量混合了不列颠人的血统。

入侵者并非不想安居下来。他们承受的严厉法律与艰苦生活，都是背负巨大压力的结果，因为大批贪婪的游牧民族正从中亚向西扩散。劫掠了六个月后，归来的战士都想伸展四肢，躺下来懒洋洋地休息。显然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逐渐紧逼的刺激，首领与长老都在问哪里才能公元安全。五世纪，来自东方的压力愈来愈大，每年的劫掠者从不列颠满载而归，还说那里十分富庶，统治者的心中便产生一种不易得到这个岛屿的困难感，后来还加上一种由坚定勇武民族进行占领所带来的安全感。此时，或许人们可以在这个惊涛拍岸的岛屿上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向强者屈服的驱之不去的恐惧，也不会遭受欧洲大陆上每天因军事和部落冲突而造成的巨大牺牲。对这些持刀剑的野蛮人而言，不列颠似乎是个避难所，而随着入侵者的觉醒，定居的大计与制度稳步产生。因此，在前面充满光明而后面为绝路的情况下，移居不列颠的活动便年复一年地增加了。

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最为残忍。他们的名字散布在北方整个部落联盟当中，被认为源自一种手持短剑。虽然传说与可敬的贝德都认为是盎格鲁人、朱特人与撒克逊人共同征服了不列颠，虽然各定居地都有不同部落的特性，但撒克逊人在从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全体移居之前，很可能已经将另外二族兼并了。

我们童年时代的史书，都试图大胆地列出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公元449年亨吉斯特与霍莎应沃蒂根的邀请，在肯特原有居民的尸骨上建立了朱特王国。公元477年埃拉与他的三个儿子抵达此地，继续入侵。公元459年策尔迪克与辛里克现身此地。公元501年海盗波特建立了朴次茅斯。公元514年西撒克逊人施塔夫与惠特加也进行袭击，吓得不列颠人东奔西逃。公元544年惠特加被杀。公元547年，诺森伯兰王国的建立者埃达来了。关于这些日期，只能说与事实大体相符；还有就是一波一波的入侵者带着殖民者，都在我们不幸的海岸登陆。

其他的权威人士另有看法。格林[8]告诉我们：

村里大部分人都是王国的自由民或最下层的自由民，但这些家园中的大户都是世家子弟，或因为高贵血统而在同侪中地位显赫的人。他们由于世袭而受人尊敬，战时和太平时期全村的首领都是从他们之中选出的。但是这种选择纯属自愿，具有高贵血统的人并不享有法律上的特权。[9]

如果情形果真如此，我们可能早已实现“通过最佳人选的领导，而将我们全体结合在一起”的民主理想。毫无疑问，在日耳曼国家的部落概念中存在着许多至今仍被赞赏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英语民族传递给世界的讯息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征服者不但没有实践这些理想，反而引进了一个十分污秽恶毒的社会体系。入侵者带给不列颠所有日耳曼部落共同遵守的原则，也就是使用金权来规范人的所有法律关系。如果说有任何平等，那也是各个社会阶层内部的平等；如果说有自由，主要是富人的自由；如果说有权利，主要就是财产权。没有什么罪行是不能用钱化解的。除了不奉召出征之外，偷窃是最大的罪行。

精密的价目表用先令为单位，来规定每个人的“身价”。一位王子或君主值一千五百先令，一先令相当于肯特地区一条母牛的价值，或其他地方一只绵羊的价值；一位世家子弟或贵人值三百先令；一位现在已降到农夫阶级的最下层自由民，也就是自耕农，值一百先令；一位农奴值四十至八十先令；而家奴则一文不值。这些法律在逻辑与数学方面都走向极端。如果一个下等自由民杀死一位世家子弟，他的赔款是贵族杀死一个下等自由民所付赔款的三倍。这些法律对所有家庭适用。杀人可用金钱赔偿，有钱百事可为，没钱则只有束手受惩或失去自由。不过，价值一千五百先令的王子，在某些状况下也损失较重。对于诽谤的惩罚是割掉舌头。如果一位贵族犯了此罪，其舌头的价值是世家子弟的五倍，是普通农奴的十五倍，而他只能依此条件如数缴纳罚金才能保住舌头。因此，地位卑下的人乱说话付的钱较少。就像阿尔弗雷德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种赔款或罚金制度至少比血腥仇杀要来得好。

日耳曼制度的基础是血统与家族。每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单位，部落则是整体。从这些移民者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以血缘宗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了，而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和贵族阶层则开始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像人们知道的许多事物一样，是出自战争的残酷需要。每个先驱部落为了活命与争取立足之地，同处境差不多的部落搏斗，都不可避免地败在最勇敢、最威严、最幸运的酋长手下。这不再只是几个月或长达一年的劫掠而已。现在要做的是建立居留地，征收新的土地进行耕种，还必须用武力保卫这片土地。而除了曾经战胜过这块土地原先拥有者的大胆的酋长之外，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因此，在英格兰的居留区要更改已经引进的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武装的农民兼殖民者发现：由于持续的军事压力，他们将被迫接受更强大的国家权威。在日耳曼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国王，在不列颠则从领袖之中发展出国王，而这些领袖都声称是古代神祇的子孙。国王地位的重要性持续增加，他的支持者与同侪渐渐形成了社会中的新阶级。这新阶级带着封建制度的种子，最后控制了整个社会。但领主既是主人，也必须是保护者，必须帮助他的属民，在法庭上支持他们，在饥馑时供养他们，而他们则必须回报，为他耕田，并随同作战。

国王最初只是军事领袖，但一旦被设立为王，他就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与致命的危险。使自己稳如泰山成了他的首要目标。“要成为那样子没什么困难，但是要成为那样而且安全……”怎样才能办到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纳一批英勇善战的武士，并使他们关心征服与定居等事项。他只有土地可以赏赐给他们。必须要有个等级制度。国王身边都是曾经与他分享功业与赏金的人，战利品不久就会用光，但土地却永世长存。土地甚广，质量不一，而给予一个武士一片土地的做法与日耳曼部落的传统完全相反。现在，在战争与拓荒的重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了私有财产。起初在不知不觉之间，随后伴着七世纪后不断加快的速度，蒙受国王恩宠的有封地的贵族阶级出现了。不列颠人奋力抵抗，运气时好时坏，持续了约两百年之久；而与此同时，这种出身神圣的领袖所实行的个人统治制度，也深深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中间扎下根来。

当一个更有条理的政策或社会结构时，也产生了一些次要权力的杂乱冲突。当时交通闭塞，没有文字，各个地区像怒海中的岛屿彼此隔绝，一群国王与小国王在入侵部落战斗前哨的后方冒了出来。如果要为他们拥有的许多根本过失与恶习评分，那么互不相容一定尤其突出。这个岛屿有很长一段时间呈现的仅是种种乱象，而混乱则起于有组织的小型实体之间的斗争。虽然亨伯河以南的人民从移入的时间起大都臣属于一个共同的大领主，但始终无法将王权的演进带到国家的层面。他们仍是流寇，而为保住劫掠物而费尽心机。

很多著述都谈到了罗马在不列颠统治的衰落过程，以及人民如何在这个制度下过着舒适的生活而变得懒散。毫无疑问，吉尔达斯的著述，或者在有充分根据的例子中，传达了一个印象：随着罗马制度的衰败，社会与行政组织十分无能和愚昧。但是公平地描述这个已消逝的纪元，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不列颠人曾抵抗现在所谓的英格兰人差不多二百五十年之久。其中约有一百年，他们在罗马帝国与其世界组织的保护下与英格兰人作战，但也单独奋战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这场斗争波澜起伏。不列颠人曾在整个一代人中阻止了征服者前进的步伐，多次赢得胜利；连罗马人之前无法征服的山丘，最后也变成不列颠民族的无敌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