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博林布罗克的篡夺
所有的权力与权威都落到国王亨利四世的手里，所有冒着风险将他扶上王位的人为了巩固他的权利，也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而结合在一起；同时，反对者的立场也坚定不移。法兰西王室认定亨利是篡位者。理查德二世在位时，亨利根据血缘继承大统的权利没有确实根据，甚至于理查德二世死后检查家谱时也是如此。不过其他权利则是存在的。他有把自己视为征服者的权利，也在劝告之下放弃了。受到以理查德二世之名召集的政治集团的拥戴，再加上几乎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他的统治时期提供了一个虽然受到挑战，毕竟也很雄厚的基础。他有许多令人赞扬的特质，所有的史家都一致同意，他具有男子气概，精明能干，天性慈悲。他在统治初期有些不安，对被他击败的党派表示容忍与宽宏。命运转变得相当快速，理查德二世被推翻，亨利四世从其中受惠最多，但他对于理查德二世的拥护者最没有恨意。他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晚期处在所有压力的中心，曾被人冤枉与苛待，然而他强烈地厌恶无情的报复。在登基的时候，他仍旧是一位为人所知的勇敢骑士，而他对于成功显得谦恭，对流血很反感，信赖日益成长的宪政观念，并且常常梦想做一名十字军捐躯沙场。但是令人生气而动荡的事件层出不穷，使他容忍的本性受到挫伤，也终于使他变得暴戾。
打从一开始起，亨利便依赖议会，想要借它的分量来弥补他的缺陷，并且依赖选任、有限制的王权理论，而不依赖君主专制理论。因此他在心理上与需求上都是一位立宪的国王。亨利四世登基时，主持者用了一些崇高的字眼赞美之。阿伦德尔大主教说：“荣耀的英格兰王国，整个世界上财富最丰盈的一角，已经被儿童与寡妇的杂乱意见弄到接近毁灭的地步。现在上帝派来一位有知识、慎重的人治理国政。借着上帝的帮助，他将受到王国中年高德劭者的管理与劝谏。”
大主教说：“王国的事务已经搁在我们肩上。”亨利将不会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也不会依照他自己的“主观愿望或个人意见，而是依谏诤与许可”而行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值得纪念的进展。不过话说回来，议会本身并不是智能与美德的泉源，这个工具没有什么可靠的基础，会受到人的影响甚至被人支配。这个时期的议会都带有绰号：“善良的议会”、“疯狂的议会”、“无情的议会”等等，令人记忆犹新。而且势力庞大的贵族在权力游戏中下的赌注，远超普通人冒险一试的范围，谁可以保证某个突如其来的贵族功业不可能推翻他们所依靠的整个结构？每次权力的移转都包含着对于败北者的报复，因此在下院升起了一股非常实在而持久的欲望：如果贵族真的这么在意，那么就让他们彼此割喉残杀。在努力通过议案的同时，下院宁可只作陈情而不作决议，如此一来便将责任实实在在地抛给得意的统治阶级。
下院的成员寻求进一步的保护，向国王呼吁：不要根据他们的辩论，也不要根据他们在辩论中担任的角色来判断任何事，而应等待全院的集体决策。他们强烈地坚持“先申冤然后再供应款项”的原则。虽然亨利拒绝这种要求，但还是因为经济拮据而在实际上进行了让步，让议会控制财政的权力大为增强。政治集团不但借着税赋的表决来供给金钱，而且开始追问支出，要求高级官员提供相关账目。以前的任何一位国王都不曾容忍过这样的事，国王们常常谴责此举是对特权肆无忌惮的侵犯。英格兰政治组织中的这些重大进展影响到兰开斯特王室统治的特点，兰开斯特王室必须借着舆论与宪政权威来维持运行。在这个时代，国会看起来像是得到了权力，但这种权力直到十七世纪都无法牢牢把持。
宗教与世俗的政治集团似乎不仅要选择君主，甚至还要规定继任王位的事务，那个年代的历史因而提供了后来斯图亚特时期的律师研究的先例。对议会在这个时候的实际权力一定不能过分地强调。亨利四世的篡位、爱德华四世建立的敌对王室、爱德华五世受到叔父的驱逐等事件，全都是封建暴行与叛乱行径，只不过被法令掩饰住了。议会在这些变动中并不是始作俑者，甚至不是权力的代表，只不过是军事征战与贵族斗争这些后果的记录员。选举并不自由；十五世纪就像十八世纪，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自治市选区稀松平常，议会只是国家中任何当政一派的工具与橡皮图章而已。不过，根据议会的权威（自然也是根据亨利的请求），王位应当传给国王的长子，或者是他的男性后代。因为排除了由母系一脉较年长者的后代来继承的方式，英格兰的传统继承方式变得无效。议会并没有正式禁止母系一脉继位，但实际上很长一段却是事实如此。
的确，在一个一半属于社会性、一半属于宗教性的议题上，国王与议会都衷心站在一致的立场。罗拉德教派提倡教会可以因为摆脱世俗财产而获得净化的主张并未获得全体神职人员的同意，神职人员怒气冲冲地奋力抗拒。罗拉德教的教义早已深入较贫苦的民众心中，小乡绅也是如此，它在本质上是对教会的挑战，然后也是对富有者的挑战。罗拉德教派现在设法让世俗贵族站在他们那边，指出教会随时集聚的巨大财富可能为欧洲大陆的战争提供经费。但是没有哪个贵族把这个呼吁听进去。贵族在意的是：他们的产业并不比教会的产业有更大合性法，因此与神职人员联手保护他们的产业，为了对付罗拉德教派而制定非常严厉的法律。国王充分同意政治集团的做法，宣布会尽力消灭异端。1401年，出台了一项可怕的法令《用火刑对付异端分子》，判定故态复萌的异端分子应该被活活烧死，并由教会单独判决，同时也要求郡守径自执行，不容许其他人向君主求情。如此一来，正统教派为了共同目标而携手向前迈进。
王国的政治集团认为他们主要且直接的攻击目标就是原来已经失势的派系。他们最反对理查德二世与那些曾经对他忠诚的人，若不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测事件，亨利或许有能力阻止这种懦弱报复的浪潮。但亨利与大多数朝臣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而染上重病，因此怀疑有人下毒。早已心生不满的威尔士人，在欧文·格伦道尔的领导下，马上要求理查德的权利。由于通信缓慢，一支部队就能横扫全国，而反对的一方几乎到死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轮到理查德一派人士开始行动了。六位前任的上诉勋爵中有五位发现他们自己失势，便与理查德二世的朋友共同设下计谋，要抓住身在温莎的篡位亲王亨利。亨利从怪病中恢复，独自走危险的路径，逃脱了他们的陷阱。同时，全国好几个地方发生了武装起义，但它们都被一一镇压，镇压手段的激烈，达其治国以来的巅峰。各地人民都与政府军队联手。塞伦塞斯特的镇民将拉姆利勋爵、肯特伯爵以及身为罗拉德教派分子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斩首示众。这项密谋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但亨利的仁慈无法缓和那些曾与他一起冒险的人发起的起诉活动。的确，在一年之内，他的名望几乎被处理叛乱与谋杀时表现的软弱破坏无遗，然而我们必须了解他比他手下的那些残酷人物更加勇敢、更加有力的地方。
这次失败的叛乱——在理查德败亡之后开始的内战——对理查德二世而言关系到生死。他个人具有的神圣性，即使在继任者登基之际，所有仪式上的与宪政上的程序都无法夺走。他被关在庞蒂弗拉克特堡的时候，拥护者与被镇压的群众对之万般同情，这使得当权派焦躁而苦恼。理查德的去世是在1400年2月宣布的，但他是不是饿死的，或者如政府所说，是因为绝食而死，或者是使用了更直接的方法，这一切都不为人知。庞蒂弗拉克特堡的城墙遮住了里面的秘密。英格兰各地流言四起，说他已经逃掉了，而且躲藏起来，等待时机到来，准备带着民众去享受他们自己的日子。
所有这些事情有如潮涌，向亨利·博林布罗克袭来。他面对着持续的谋杀阴谋。威尔士人制造的麻烦日渐加深，变成全国性的叛乱。欧文·格伦道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正进行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经常影响英格兰的事务直到1409年为止；亨利四世也被迫与苏格兰人不断地交战。有人告诉我们，在遭受这种骚扰六年之后，亨利天生的宽宏大度都耗尽了，顺着支持者以及议会的怒气而出现残酷的作为。事情很可能真的如此。
最严重的冲突是对付珀西家族。作为北方边界的领主，诺森伯兰老伯爵与他的儿子“性急者”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得到援助，完全自食其力地担任抵抗苏格兰人的工作，为国王守住了北威尔士的重要地区。但现在他们无法再负起这个重担，要求把钱算清楚，伯爵提出的是六万英镑的账单，然而国王相当穷困，只拿得出四万英镑。这件事的幕后情形相当复杂。珀西家族在帮助亨利登基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与“性急者”有郎舅之亲的埃德蒙·莫蒂默曾与格伦道尔联手作乱，所以这个家族现在遭到猜疑。他们拥有强大的、独立的部队，敌对或许在所难免。“性急者”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但是1403年7月21日在什鲁斯伯里，亨利于一场小战役中打败“性急者”，并将他杀了。老伯爵正前往援助，看到这个状况之后被逼归顺，而亨利也宽宏地恕他无罪。议会煞费苦心地为老伯爵解脱卖国作乱的指控，宣布他只有犯上之罪。对老伯爵这么仁慈是由于边境的种种需要，当局缺乏其他防御边境、抵抗苏格兰人的办法。老伯爵再度担起这个任务，且巩固了军队地位。
两年之后，伯爵怀着丧子之痛再行叛乱，而这一次的阴谋牵涉颇广。约克大主教理查德·斯科罗普以及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是他的主要同谋。反叛的纲领是政治改革，抛开了所有个人议题。亨利再度向北方行军，并且再度获胜，诺森伯兰伯爵被驱逐，越过边境到了苏格兰，他在那里有好几年，造成很大的威胁。斯科罗普与莫布雷落入国王手下的军官手中，亨利不理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求情，在简单的审判之后就将他们斩首。斯科罗普被处死这件事在全国引起深远震荡，许多人将它与托马斯·贝克特的遇害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国王的健康情形不佳，据说患了麻风病，原因来自于上帝的震怒。但这个诊断并不正确，他得的是一种皮肤变形的疾病，同时有心脏病，一阵阵的昏厥与不省人事。他在生理上已经是个垮掉的人，此后始终与生死搏斗着。
亨利在威尔士战争中高奏凯歌，欧文·格伦道尔被逼得退入深山。议会趁着国王有各种需要之际而予取予求，亨利只有让步才能得到安静。通过现代君主对宪政应有的尊重，亨利将他自己与他的负担都交给了议会里的显贵。他们对亨利施压，在各方面都极尽令他苦恼之能事。外国人都被驱逐出境，甚至王后已经出嫁的两位女儿也不例外。包括议会领袖在内的所有枢密院成员一定得由国王任命，而政府的所有支出则要经过议会的稽核；国王的内廷受到不友善人士的彻底搜查并且改组；新成立的枢密院甚至要求更过分的权力；国王发誓只听他们的劝告，如此才可治理国家。由于这些顺从，亨利成了最不像国王的国王，但毕竟也将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任务转嫁给他人了。议会受到恶评，并且繁忙劳碌，却日益不受人民信任。
一个新的人物现在来到政坛。亨利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已经展现出非比寻常的能力与特质。他曾经在什鲁斯伯里率军向“性急者”冲锋，也曾经在威尔士打过胜仗。而在击败格伦道尔之后，亲王才真正能着手应付很大的政治密谋。在父亲的健康江河日下之际，他必须照应国家大事，接受所有的职责，而且负起更多的职责。亲王受到拥护者——主要是他的表叔博福特三兄弟——的催逼，要从一个病患者的手中接管政府。他提出要求，说国王应该为了他退位。亨利·博林布罗克虽然步伐蹒跚，却勃然大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1411年，父子两人在威斯敏斯特发生严重的对抗。国王的党羽看起来人数较多，也比较坚决，亲王羞惭地让步，被撤掉了枢密院主席一职，他的拥护者也都被撤职，他因此黯然退下政治舞台。亨利的死对头都指控他私自动用加莱卫戍部队的薪饷，而他断然否认此事。垂垂老矣的君主仍想拼命地紧握权力，虽然失政而又衰老，但他的权力稳如泰山。1412年，国王无法行走，也几乎不能骑马，枢密院努力劝阻他不要在阿基坦指挥部队。他挨过了那个冬天，说要进行十字军东征，并于2月召开议会，但实际上已经没有气力过问任何事。3月，他在威斯敏斯特祈祷时，昏厥了很长一段时间。恢复过来不久，便在1413年3月20日于耶路撒冷寝厅殡天。
亨利四世的一生与统治，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例子，雄心全是镜花水月，而从成功获得的报酬又是何其苦涩。亨利曾经有过许多冤屈需要报复，也有想挑战的事业。他起初几乎不敢染指王位，但是为了得到它，终于孤注一掷。等到掌握王位的时候，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喜悦。他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被压垮了。最洋洋得意的岁月也是最费心思与忧伤的岁月。但是没有人能批评他的种种行动没有道理或不顾正义，或者不被国人接纳。就在他驾崩之时，一个伫立在壮丽历史建筑前，渴望得到权力的新人，毫无争议地登上了英格兰王位，而且不久后也登上几乎所有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