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理查德二世与社会叛乱

第一章　国王理查德二世与社会叛乱

根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黑王子”的弟弟，年幼国王的叔叔——是摄政会议的首领，他实际上统治着这块土地。黑死病的冲击与阴影控制着人间，而一种新的潮流横扫过英格兰社会。瘟疫造成的几乎致命的创伤仍使人感到疼痛，但是人们虽然痛楚，却也隐隐地了解到这块土地上有更大的存活余地。许多空缺都填满了，各个阶级的许多人意料之外地提升地位，或者是扩展生活环境。社会因集体力量减退、个人力量提升而呈现出混乱。

认为英格兰人在战争中战无不胜、英勇无敌，武力无坚不摧的信念根深蒂固，虽说在法兰西丧失了物质上的许多收益，但克雷西与普瓦捷两役的得意仍未消逝。他们确信能在任何时候与法兰西人或苏格兰人交锋，他们在意这点胜过战争的结果。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赢得战役与达成持久征服有何差异。议会开始热心作战，缺乏远见，却又痛恨战争的支出。但当战事持续时，国人又期望君主能有辉煌的战果，同时指责君主税赋过重并使得王国骚动。和平无情地到来，无法与英格兰人沉溺其中的胜利的快意相称。理查德二世一上任就遇上了尴尬局面。

经济与社会领域都起了很大的骚动。黑死病打击了动荡中的世界。君主雇用赚取薪俸的兵卒代替封建募兵后，封地的伴生关系便一直在瓦解。为什么贵族或骑士不能仿照君主的典范呢？小地主为强邻服务（不包括反对国王）而订立盟约是很平常的事，但大家并非总是遵守盟约。旧的、互相尽忠的约束正在消逝，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军队。而雇来的财产保护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先驱。

中古时代的英格兰，庄园领主时常将繁荣兴旺建立在农奴制度的基础上。农奴的身份与职责都受到长期习俗的规定，并且由庄园的法庭强制执行。各个庄园四周都有一个紧密团结、自给自足的社会。十三世纪与十四世纪早期，劳力的运转与货物的交换已经超过人们以前的想象，但发展比较缓慢，而乡村社会的瓦解也是采取渐进方式。现在时间终于到了，社会与劳力的分隔不再停留于原有的结构，而黑死病又来势汹汹地加速了这个深刻分裂的过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突然死亡，大部分土地无人耕种。劫后余生者用犁耕种最富饶的土壤，在最美好的牧地上饲养牛羊。许多地主放弃了农耕而经营畜牧，侵占土地，将最好的牧场围起来。这个时候致富似乎比较容易，价格上涨，利润攀高，能找到的劳动力减少了几乎一半。小块的土地都荒废了，许多庄园丧失了自古以来就为其服务的农人。耕种者与劳工发现自己被人需求甚殷，各方都对他们竞相争取。诗人郎格兰在所著的《耕者皮尔斯》中描绘出一幅不无同情却又相当有趣的景象：

劳工无地可种耕，唯凭双手自谋生，

一日无法进一餐，夜来只有啃野菜。

身无分文买麦酒，咸肉一片也很难，

若能到手鲜鱼肉，不是火烤便油煎，

炉火烘焙又加热，他们饥肠方可暖。

唯有高薪能雇他，不然开骂闹翻天。

但雇主对于这些人的看法远非如此。他们凶狠地拒绝增加工资的要求，而且恢复了古代强迫或约束劳动者的做法。村民的家世被详细检查。这种检查在当时本来是只用在上流人士身上的。被宣布为农奴的人没有权利提出新的要求，但如果贵族提出长久丧失的权利，不论法律上多么完善，都会受到村民猛烈的抗拒，而村民也成立了劳工工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许多农奴开始逃亡，情形就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奴隶从美国南方各州逃亡一样。有些地主在困窘中提议缩减农奴的劳动服务期限，并且将田地租给小块土地持有者，以换得他们的服从。在某些庄园中，全体农奴恢复自由，产生了一个自由的佃农阶级，但是这种情形少之又少。在所有地主当中，最大的势力就是教会。整体而言，宗教力量成功地挡住信徒的攻击。当一位地主，像赫顿庄园上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被迫租出空着的田地时，是以最短租期为准而成交的，而租期在地主逮着机会时会降低到以年为基准。相似的尝试也发生在十八世纪，法兰西企图恢复过去的封建权利，结果唤起了革命浪潮。

英格兰的动乱影响到大众生活，这种景象一直要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才会重现。现在的情形是：一个以有产阶级为基础的议会，可以产生明确的政策。英格兰像法兰西一样，君主过去曾不止一次干预地方上关于薪俸的规定，1351年的《劳工法令》是首次为全国订立工资与价格的重要之举。在疫病之后的不良情况中，议会设法不顾一切地执行这些法律。农村中产阶级找来并支付固定薪俸的“劳工法官”可以审讯违犯法令者。1351年到1377年之间，民事诉讼法院的官员共计审判了九千个毁约的案件，这些主动上门却怀有偏见的官员在很多地区受到居民的抨击，让整个社会极为不安。

瘟疫的劫后余生者富裕安康。叛乱并没有在那些遭逢饥荒打击的乡村爆发。傅华萨说：“农民的叛乱是英格兰下层民众因生活悠闲富足而引起和激发的。”人民并不是没有对抗不公的工具，也不是没有表达心中不满的喉舌。在地位低下的教会人士中，享有微薄圣俸的执事也曾被黑死病重创。光是在东英格兰就有八百位教士死亡。幸存者发现他们的薪俸在物价日渐升高的世界里维持不变。高级的教会人士对教会无产阶级的这个问题却漠不关心，因此非得遭殃不可。主教的庄园是起义时明显的攻击地点；在交易日的市集里，苦行僧当中的煽动者会聚集并鼓动民众。郎格兰道出了对既有秩序、对这些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愤慨：

他们谈柏拉图这个人，并用塞内加的句子证明天下万物都一样，应该平等：

然而如我亲眼所见，他们在说谎。传道的对象不应该是读书人。

许多慷慨激昂的煽动者——约翰·鲍尔最为著名——宣扬颠覆的学说。全国充满了解甲归来的散兵，全都熟悉长弓以及它能够射杀得意扬扬、武装良好的贵族的威力。革命观念传播得很远，一首通俗的民谣表达了群众的回应：

亚当掘地，夏娃纺织，

那么谁是士绅？

对于十四世纪，这是个新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很尴尬的问题。中古时期英格兰严密的、历经时间考验的基础框架因而颤抖。

这些情况绝不只在这个岛屿发生。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一个激进的民主运动挟着与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相近的呼声而发生。它在英格兰也风起云涌，促成了1381年的恐怖叛乱。这是一场社会剧变，自动自发而且广布四方。爆发的原因也都一样，带有同样的情绪。整个运动受黑死病的直接影响，这一点可以用事实证明：叛乱在死亡率最高、习俗最紊乱的肯特以及东密德兰地区最为猖獗。整整一代人由于命运的各种变动，摆脱了顺从的想法，发出痛苦与愤怒交织的呼声。这种剧变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新的不公。

1381年的整个夏季，到处都在骚动，在背后都有组织支持。代理人在英格兰的中部乡村到处走动，与据说将要在伦敦聚会的“大社会”保持接触。5月里，埃塞克斯爆发了暴动，这次暴动是因当局企图对一年前征收过的人头税实行更加严格的第二次征收而引发的。伦敦的动乱分子群情激愤，在一位名叫托马斯·法林登的人率领下加入叛乱阵营。市长沃尔沃思面对市民的强大反抗，也因为同情市民起义，与举事者进行了接触。在肯特，农民在攻击莱纳大修道院之后，通过罗切斯特与梅德斯通，沿途焚烧庄园主人记录数据与税赋的账目。在梅德斯通，他们将煽动者约翰·鲍尔从主教的监牢里释放出来，并且与一位富有领导天赋与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会合。

王室枢密院对此感到紧张，不知如何是好。6月初，叛军的主力从埃塞克斯与肯特移往伦敦。他们在此找到了支持。鱼贩约翰·霍恩邀请他们入城，负责守卫伦敦桥的郡长没有作任何防御措施，艾德门对一群埃塞克斯的暴徒开启。这个城市三天内一片混乱。许多外国人遇害；两位枢密院的成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大法官西蒙·萨德伯里与财务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被人从伦敦塔拖出来，在塔丘斩首；根特的约翰居住的萨瓦宫被焚毁；兰贝斯与萨瑟克遭到洗劫。这是一个偿还旧债的好时机。法林登已经拟好了放逐名单，强取豪夺的金融家理查德·莱昂斯被杀。然而，忠心的公民团体支持市长，而年轻的国王则在史密斯菲尔德面对暴动的领袖们。暴徒似乎对君主很忠诚，他们的要求很合理，但也令人感到窘迫。他们要求废除压迫性的法令，废止农奴制度，瓜分教会的财产。他们尤其强调：没有人应该成为农奴或对庄园主尽任何劳务，只不过应该每年以一英亩的土地为单位支付四便士给领主，不必违反个人意愿为其服务，若有协议则可以例外。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泰勒先被沃尔沃思所伤，接着被国王的一名持盾扈从击毙。这位叛乱领袖滚下马来，在集合的人们眼前死去，国王遇到了这个危机，于是单独拍马向前，大呼：“国王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想要什么，都可以找我。只要随我到国外作战就可以了。”但泰勒的去世是反动浪潮的信号。失去领袖的乌合之众各自回家，在郡里胡作非为。他们受到追捕，遭受当局的报复。

起义的消息传遍英格兰的整个西南部。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索尔兹伯里纷纷暴动。在赫特福德郡，农民群起反抗最有权势、最令人痛恨的圣奥尔本斯大修道院，并且在杰克·斯特劳的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出现集体叛乱，焚烧卷宗，攻击主教的庄园。亨廷登郡的拉姆齐大修道院也受到攻击，不过亨廷登的市民关起了城门，没有让暴民得逞。在诺福克与萨福克，农民比较富庶而独立，对于农奴制度的愤怒也更强烈。贝里·圣埃德蒙大修道院是一个受人仇视的显著目标，而佛兰德斯人的毛织工匠则在林恩遇害。叛乱的浪潮影响很远，北至约克郡与柴郡，西至维尔特郡与萨默塞特。

自从泰勒死后，统治阶级有组织的抵抗便出现了。大法官庭向掌管秩序恢复的王室官员呈送信函，法官在首席法官特雷西连的指示下对叛乱分子速审速决。国王陪着特雷西连巡回，审判罪人，要求法官遵守法规惩罚叛军。诺福克好战的德斯潘塞主教动用东方郡县的武装部队保护教会财产，在北沃尔瑟姆打了名副其实的一仗。与现今的类似例子相比，当局的反应其实非常克制。根据卷宗记载，被处决的人不到一百五十名。当时发生的反应并不比现今欧洲国家所看到的更野蛮。法律重建了法治秩序。甚至在这场愤慨的阶级对抗当中，也是在陪审团审判之后才会判绞刑。1382年1月宣布了由议会提议的大赦，统治阶级在赢得了财产权的胜利之后矢口否认承诺过的让步，并且企图大胆地重建世纪初期的庄园制度。然而，许多代以来，上层阶级都生活在害怕起义的恐惧中，而劳工则继续汇合力量。卑躬屈膝的劳动义务不再是这个制度的基础，农奴制度已经毫无合法性；笼统地讲，“减轻劳役”在1349年后加速发展。这些都是黑死病持续较久远的影响力。对史家而言，这场叛乱只不过是一道闪光，显示了贫苦阶级在中古时期的情况，但它的影响却相当久，而且使得当时的人感到害怕，它留在农民心中的最主要是愤怒，反过来又招致当局警觉而有力的镇压。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人们分配教会财产的强烈欲望。在叛乱之后，罗拉德教派[1]的传播让胜利者感受到威胁，遭到了仇视。威克利夫的“贫苦传道家”由于惹上麻烦而名声受损。而他们遭受的迫害就是一个根基动摇的系统所做的报复。

在英格兰十四世纪八十年代一触即发的沉郁气氛中，威克利夫的教义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仰。面对社会革命，英格兰社会却无心实行教会改革，所有颠覆性的教义都遭到谴责，虽然威克利夫并未直接负责，也未被指控从事煽动性的讲道，但谴责的结果还是给他倡导的运动带来灾难。有封地的阶级默许教会对这位传道者进行压制，而这种压制来得快速又有效。威克利夫的死对头库尔特尼在萨德伯里遇害之后成了大主教，他发现威克利夫的朋友控制着牛津，于是快速地采取行动。这位改革者的教义受到正式谴责，各地主教都得到指示，逮捕未经当局许可的所有传道者，这位大主教很快就成为教会纪律的负责人；国家在兰开斯特王室主政时的积极支持，终于使得教会从一般信徒的攻击中恢复过来。1382年库尔特尼抵达牛津，在现今的基督教堂主持教士会议。罗拉德教派的重要人士都被严厉地要求放弃信仰，大法官为了大学特权提出来的抗议遭到漠视，威克利夫的追随者遭到冷酷的非难，最后不是退缩便是屈服。威克利夫发现自己单枪匹马，于是抨击教会教义与教会特权是完全不同的，这使他失去了根特的支持。他的民间传道者以及阅读英文《圣经》的活动，无法建立一个坚实的、对抗社会统治势力的坚强团体。

威克利夫诉诸时代的良知。使他在英格兰受到阻挠，但他的理念并未因此而默默无言。他的鼓吹使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土地掀起了风波，搅动了整个欧洲。布拉格的学者曾经前来牛津，将威克利夫的教义以及著述的手稿带往波希米亚，在那里萌生了一场运动，而在这运动中，约翰·赫斯的名声未能掩盖住威克利夫的名声，从而激发出捷克人民的国家意识。

由于对教会统治世人的绝对权威做过正面抨击，暗示个人良知的重要，以及对教会教条的质疑，威克利夫为自己招惹到雷霆般的迫害。但他的抗议却导致“牛津运动”的出现。这个运动在当时失败了，不过却掀起后来宗教改革的浪潮。威克利夫的派别后来被称为罗拉德教派，被迫潜入地下。教会借着与国家结盟而加强它在世俗的地位，无耻地击退了第一次攻击，但是它的宗教权威也从此必须承担这场斗争产生的伤疤与造成的衰弱。

十七世纪的作家富勒[2]写到威克利夫的传道者时说：“这些人都是抵抗敌人大军的卫兵，一直要等到路德[3]来接替他们。”在牛津，威克利夫的教义精神保存在《圣经》研究中，一直承续到宗教改革，约翰·科利特在1497年到1498年之间的演讲才将它复兴。在这个国家，罗拉德教派被认为与政治叛乱无异，虽然这并不是威克利夫教导过的道理。宗教上的敌人急于做这种指控，而罗拉德教派传道者——通常是一般信徒——做出激动而有时无知的抨击，等于替敌人提供大量的证据。残酷的日子等在前面，政治传统将在亨利五世时代的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叛乱造成的苦难中荡然无存。但是对抗好战且得意扬扬的教会组织所不可或缺的成分，则在英格兰人民的心中保留下来。英格兰人的心中被灌输了塑造这个民族的命运原则。威克利夫在活着的时候未竟全功，他的光芒也在宗教改革的光辉中褪色了。弥尔顿[4]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威克利夫是一位想使学问登峰造极，在一个比较快乐的年代稳定生活，此外便别无所求的人。”

争取自由的顽强意念没有在英格兰粉碎，英格兰人民的地位与心情，与法兰西农民由于战争、饥馑以及因为对扎克雷起义进行野蛮镇压、迫其顺服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被动相比，算是好得多了。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著名陪审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写道：“怯懦、缺乏热心与勇气，而非贫穷，使得法兰西人不敢起义；法兰西人没有英格兰人那样的勇气。”

理查德二世正在成长，他敏锐的本能与老成的性格被所见所闻磨炼得相当可以。在农民叛乱的危机中，他首当其锋，在各个场合中借着个人行动拯救局势。封建贵族阶级已经失去了勇气，恢复社会秩序的是国王宫廷与王室的法官，然而理查德二世却同意延长他受监护的期限。根特的约翰——阿基坦子爵——离开了王国去追寻海外的利益，其中包括要求卡斯提尔王国的权利。他留下儿子亨利，一位充满活力而又能干的青年，来管理他在英格兰的产业与利益。

理查德二世直到二十岁才决定成为枢密院的主人，尤其要逃避几位叔叔的控制。以前的国王都没有受过那样的待遇。他的祖父十八岁的时候还广受他人控制，而理查德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王室与四周的朝臣都期望他早日掌权。这个圈子包含政府的智囊与高级文职人员，其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麦可·德·拉·波尔、首席法官特雷西连以及约克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而支持他们的是理查德二世的导师兼密友西蒙·伯利，伯利大概是引导者。有一群比较年轻的贵族投靠朝廷，为首的是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德·维尔现在扮演的角色很像爱德华二世时代的加韦斯顿。国王是重要职位的源泉，对拥护者纷纷施惠，德·维尔不久便被封为爱尔兰公爵。对于枢密院中的权贵而言，这显然是政治上的挑战。爱尔兰储藏有足够的不受议会和贵族控制的人力与供给，而议会与贵族则主宰着英格兰。

国王以及娘娘腔的宠臣身边的集团占据了王室与政府的职位，使封建贵族难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辱民族精神。就像时常发生的，反对者在外交事务中找到了抨击点。王室缺钱却又害怕伸手讨要，更重要的是没有军事领导人才，所以只得安抚贵族与议会。贵族与议会都责备崇尚和平的大法官波尔以及朝廷的享乐作风，笑说：“他们是维纳斯的骑士，而不是贝娄娜的骑士。”英格兰当时非得向法兰西宣战不可，所以1386年成立了一个反对君主的统一阵线，议会也因此任命了一个由五位大臣与九位勋爵组成的委员会，之前的摄政咨议大臣是首脑人士。朝廷在波尔被弹劾的风暴之前让步。文职人员被认为是国王的依靠与错误决策的来源，现在也遭到了整肃。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他的侍从武官、闻名遐迩的杰弗里·乔叟[5]，因为某些理由而丢掉了在海关的两个官位。

委员会的成员逼迫理查德二世将他个人的朋友一一革职，国王因此深感苦恼，离开了伦敦。他在北威尔士与新的爱尔兰公爵结交，在约克与内维尔大主教结交，在诺丁汉与首席法官特雷西连结交。他想要率领部队，在后来的查理一世展开王室旗帜的同一个地点进行内战。爱尔兰的募兵、威尔士的持矛手以及自己伯国柴郡的弓箭手，都正在集结成军。有这些武力为基础，特雷西连与其他四位王室法官都依赖他，宣称上诉勋爵与议会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与英格兰法律和宪法所允许的做法相违背。这种判断在法律上的健全性当然无须怀疑，但接下来的是血腥的报复。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与贵族寡头政治集团的其他首要人物联合谴责首席法官和那些一起行事的人——其中包括德·维尔与其他王室顾问——是王国的卖国贼。国王当时才二十岁，过于直率地以王室权威为基础，而枢密院的勋爵仍然能够掌握议会的支持，他们甚至诉诸武力。格洛斯特带着武装部队逼近伦敦。理查德二世先抵达那里，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市民挂出他的红白旗帜，表达对他的好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好抵挡贵族部队的准备。在威斯敏斯特厅的三位上诉勋爵格洛斯特、阿伦德尔与沃里克，还有厅外三百名骑兵组成的护送队，威吓国王，使其顺从。国王除了使他的支持者安全逃脱，没有其他办法。

德·维尔退到切斯特，募集武力巩固王室的权利。德·维尔带着这支队伍于1387年行军前往伦敦。但是现在上诉勋爵们与根特的儿子亨利都带兵准备迎战，在牛津郡的拉得柯桥，他们打败了德·维尔。这位宠臣遂逃往海外。国王现在被先前已经篡夺君主权利的得意党派所摆布，他们争论着是否应当将国王废掉或者杀害，年纪大的人士主张走极端，而年轻人则制止他们。理查德二世受到凶狠的威胁，说他将遭到其曾祖父爱德华二世的命运，这场争论很激烈，以至于只有两位上诉勋爵答应与国王同进晚餐。年轻的军事胜利者亨利恳求采取温和手段，如果采取激烈手段，亨利的父亲对于要求王位的权利就会因为格洛斯特取代理查德二世而变成无效。

上诉勋爵们意见分歧，但大抵上都避免废除与杀害国王，然而他们对其他事务却相当强硬。他们在各方面都逼国王屈服，对于在他的圈子中平步青云的贵族与拥护者所做的报复也相当残酷，而王国的政治集团都奉命支持新的政权。在指定的那一天，五位上诉勋爵身着金色袍服，携手走入威斯敏斯特宫，开启了“无情的议会”。他们最难缠的敌人是以特雷西连为首的王室法官。特雷西连曾经在诺丁汉颁布王室至上的法令，即王室的法庭及律师均位于议会的贵族之上。关于这点，现在出现了和往常差不多的郑重答复，即肯定封建权力的事实，也宣布议会治国的原则，前一项事实在动乱之中消失了，但是后一项原则直到十七世纪仍持续造成影响。

首席法官特雷西连与其他四名为诺丁汉宣言负责的人士都在泰伯恩被绞死、剖腹、分尸，而国王的导师伯利也未能逃过一劫。旧贵族完全取得了胜利，只剩下国王个人很勉强地受到尊敬。理查德二世不但被逼着顺从，还得同意他的朋友被杀这件事，不禁悲恸而低头掩首退隐。

这种对待必定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能够忍受这种天降浩劫的人极少。他沉思于过去的不当作为与错误，而且看出得意的领主将会成为欺君压民的残暴人物。所以他发挥出远比以往更多的才能，立下了复仇与夺回政权的计划。有一年的时间，英格兰暂时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危机四伏。

1389年5月3日，理查德二世采取了出其不意的行动。他在枢密院坐定，沉着地请人告诉他他几岁了。旁人回答，国王已经二十三岁。他立即宣布自己已经成年，不再顺从对他权利的限制，因为他的臣民也不会忍受这些。他将自行治理王国，选择顾问，做个名副其实的国王。此举无疑是以非凡的聪明事先准备好的，而这种聪明也正是理查德许多大计的特色。国王的动作立刻成功了。托马斯主教是阿伦德尔伯爵的弟弟，也是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理查德二世的要求下交出传国玉玺。吉尔伯特主教辞去财务部的职位，赞成国王的威廉·威克姆与托马斯·布兰廷汉姆恢复官职，成为大法官与财务大臣。法官席的那些上诉勋爵加上了国王提名的人选。由国王发给郡守的诏书宣布国王已经正式掌政，这个消息受到民众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

理查德二世审慎宽容地运用到手的胜利。1389年根特的约翰与他的儿子亨利——现在也成为领袖人物——从西班牙一起返国，与国王和解。1388年联手逼迫国王的恐怖事件已经烟消云散，王室政府机构胜过党派势力，重新得到控制权，接下来的八年时间理查德二世便以合乎宪政也符合民望的国王姿态治理英格兰。

这是一个庶民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年代。包括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即使时常出现内讧，也常会团结在一起以免失势。曾经推翻理查德二世的社会权力分子提出了批评证据，但是他们对理查德性格的评断只能被人有所保留地接受。他致力于破坏与废除之前敌对派系不知不觉建立的宪政权利，这件事不容否认。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个人，抑或是因为希望实现个人在农民叛乱发生之际的誓言——“我将做你们的领袖”，则是一个不能轻率漠视的问题。理查德二世的确于1381年暴躁地回答叛军的某个代表团说：“你们仍旧是农奴，你们将继续做农奴。”并且说他在胁迫下的誓言并不能代表什么，然而他又靠着释放农奴的特许状使许多农人免除了封建束缚。他曾经郑重地答应废除农奴制度，而且也向议会提过这个建议，但是被驳回了。他对于许多伤害都长记在心，或许对于自己的义务也是如此。

理查德二世复仇的耐性与技巧相当惊人。他容忍阿伦德尔与格洛斯特混迹政坛长达八年之久，这两个人不像以前的例子一样被调去担任郡守，而是仍旧身居要津。理查德二世有时候也会感情爆发。1394年阿伦德尔赴王后——波希米亚的安妮——的葬礼而迟到，以至于整个行程受到延误。理查德二世将某位执事人员的礼杖抓了过来，朝阿伦德尔的脸上打去，使得阿伦德尔流血。在场的教士大叫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受到了亵渎。人们想到了古老的预言，也就是直到血染那个神圣的中殿之前，上帝总会因为托马斯·贝克特遇害一事而惩罚这个国家。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国王在巧妙的掩饰下与阿伦德尔等达成和解。

贵族们彼此不和，而国王趁这个机会设法聚集爱尔兰的资源以壮大自己。1394年理查德二世前往爱尔兰，使用了王室出巡的所有排场，而且为此创立了一支依附于他的军队，后来在慑服英格兰反对势力的时候派上了用场。他回国的时候，此前意图使贵族与政治集团对他臣服的计划大有进展。战争的负担使他需要直接依赖国会的恩惠，而他为了摆脱这种负担，便与法兰西进行和解。在第一任妻子安妮去世之后，他于1396年娶了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有孩子气的伊莎贝拉。同时根据这项婚姻，也缔结了一项停战协议即三十年友好的互不侵犯和约。和约里立下一项秘密条款，如果理查德二世将来受到任何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都会来援助。虽然和约的条件使得国人抱怨，但国王却因为摆脱发动战争的威胁而收获不小，战争只会使他继续维持向议会乞讨的状态。政治集团对国王曾经大力施压，而现在也继续鞭策，并且抱怨缔结和约的结果，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独特的景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决定休息，拒绝再拖着四轮车在石子遍地的路上前进。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查德二世缺乏勇气或眼光狭隘，而是国王的远大计划要求他必须这么做。毋庸置疑，国王期望获得控制贵族与议会的绝对权力。他是否为了大批下级臣民的利益而提议使用独裁制度，则是与他的名字长久联系的一个神秘事件与传奇。国王情绪起伏，感情突然爆发，盘算估计几乎如超人般精密，全都成了败亡的原因，但平民都认为国王是他们的朋友。如果国王拥有权力，就会拯救他们，不受主人凶狠的压迫。他们为此而长久怀念着国王。

对爱尔兰的长征是理查德二世迈向独裁的第一个阶段，与法兰西结盟是第二个阶段，而他的下一步是全力建立一个紧密而有效率的宫廷党派。根特与他的儿子，以及诺福克伯爵托马斯·莫布雷——一位前任的上诉勋爵——现在都倒向这一边，部分原因是出于忠诚，但也是由于仇视阿伦德尔与格洛斯特。有些新人进入王室：约翰·布什爵士与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县的利益，是绝对听命于君主的仆人，他们来自在君主与贵族之间担任仲裁的议会，为国王弄到了能够面对王国政治集团所需要的影响力。1397年，政治集团都被召到威斯敏斯特，在灵巧而坚决的管理下，全都表示顺服，而理查德二世在得到这样的保证后决定出击。

阿伦德尔与格洛斯特现在多少居于劣势，但却认为自己受到时间以及1388年事件之后与王室更加友善的互动的双重保护。毕竟，从那时起又发生了很多事件，首席法官特雷西连、导师伯利以及那次的受害者，似乎都成了遥远的回忆。看到国王挟着少有的冷静与恨意向他们进军，不免大吃一惊。阿伦德尔与其他某些伙伴被宣布为卖国贼，赐予斩首；沃里克被流放到曼岛；格洛斯特遭到逮捕，带到加莱，在那里被执法官杀害。这种宪政形式并未允许的行径，引起了新的报复。在此之后，国王便得到污名，如同约翰在杀害阿瑟之后的恶名益彰。但理查德二世至高无上，英格兰国王之前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尊崇。他的怒气仍未平息。

议会是为了将这些事件合法化才召开的，结果发现议会中许多人受到了国王的关照，甘愿为国王做任何事。从来都不曾有这样一个议会，热心到了自愿灭亡的程度，暂时停止前一个世纪得到的每项宪政权利与特权。它推动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君主制度，甚至比“征服者”威廉所要求得到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通过约翰的罪行与爱德华二世的堕落而赢来的一切，又因两位爱德华的让步或建立的一切，全废除掉。议会以这种彻底破坏的方式完结之后，将自己委托给一个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照料。议会刚刚解散，理查德二世便篡改记录，插进“扩大委员会工作范围”的字句。即使他的目的不是要解散议会，至少也是要把它降低到爱德华一世早期的那个角色，当时它在实际与名义上都是“国王的议会”。

理查德二世与根特的儿子亨利——国王的堂兄弟——的关系从喜剧走入了悲剧。亨利相信自己曾经在1388年的危机中拯救过国王，使国王没有被格洛斯特、阿伦德尔与沃里克废除或杀害。这很可能是真的。他从那时起便与理查德二世熟稔且建立友谊，是一群向君主挑战的旧贵族中与众不同的分子。这两位年轻人相处甚欢，一个人是国王，另一个是根特的约翰之子，两人都站在距离王位很近，距离继位更近的地方。

亨利与已经升为诺福克公爵的莫布雷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莫布雷因为感到别扭而从布特福德骑马奔回伦敦。他说国王从来没有原谅拉德柯桥的事，也从来没有原谅亨利与其同伴这一伙以前是上诉勋爵的人士，他们将成为下一次的受害者。亨利指控莫布雷口出卖国之语。关于说了些什么，相互冲突的报告都摊在国会面前，一方受到质疑的时候，另一方可能也在扯谎，因此决斗似乎是正确的解决之道。这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398年9月，比武场划出来了，各界人士来看热闹。两位斗士都出场了。但是国王却激怒了怀着高度期待来看比赛的所有旁观者；他拂袖而起，禁止这场打斗，决定将莫布雷终生流放，将亨利充军十年。两位领主不得不服从王命。莫布雷不久就死了；亨利则对他认定的忘恩负义与不公正的判决目瞪口呆，便前往法兰西居住并策划阴谋。

接下来的一年，理查德二世明目张胆地进行独裁。他在耐心地等到复仇完毕之后，即表现出浮躁困惑、荒淫奢靡与朝令夕改。他由来自柴郡的忠实弓箭手陪同，在王国的四处驰骋，每周都消磨在饮宴与比武之中，同时将行政权交给威斯敏斯特的小官员或者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也不被咨询的大臣。财政紧缩随着王室的奢华而来，而国王强索贷款与加重税赋，终于惹火了商人与乡绅。

在1398年，有许多人都体认到一个事实：唯命是从的议会在几个星期内暂时中止了王国的许多基本权利与自由。他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与国王发生龃龉，但他们现在看到国王露出的独裁者真面目。不只是前一次危机中被击败的旧贵族，连所有乡绅与商人也对这种专制统治的耀武扬威感到吃惊。他们的愤怒也不只是因为对宪政的爱护，或许还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许多理由，害怕现在的国王对他们为所欲为，骑在民众的肩上。他们再度感受到农民叛乱中尝过的社会革命的恐惧。利益、心情、行动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使得曾经提升自己或居于普通平民之上的所有阶级团结起来，他们都说专制的国王会放任暴徒对付他们。

1399年，“兰开斯特年高德劭的人”肯特的约翰去世了。流放中的亨利继承了广大的领地，不但有兰开郡以及北方，还有散布在英格兰各处的土地。理查德二世急需用钱，又无法自制，便不顾自己的承诺，根据法律攫取了兰开斯特的产业，宣布剥夺堂兄弟的继承权。这种做法等于质疑每位财产拥有者的权力，而且更要命的是他误判自己的实力以及这块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活动，于5月出发进行长征，意欲维护王室在爱尔兰的权威。不过这项征讨为时已晚，后来只在那里留下一个混乱而没有部队支持的行政组织，以及异常愤怒的人民。国王开战的消息传到了亨利那里。时机已经到了，海岸平静且无士兵防守。亨利这人从不迟疑。7月，兰开斯特的亨利在约克郡登陆，宣布他以可敬父亲的继承人身份来要求合法权利。他立刻受到拥护者——特别是兰开斯特的拥护者，以及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的强大北方勋爵们的拥戴。他的叛乱过程分毫不差地仿效了七十二年前伊莎贝拉与莫蒂默反抗爱德华二世的路线，在一片欢呼中，亨利由约克行军横越英格兰，到布里斯托尔，如同伊莎贝拉在城垛上绞死休·德斯潘塞一样，兰开斯特的亨利也要在此处了结维尔特郡伯爵威廉·斯科罗普、布什、格林、理查德二世的大臣与代表的性命。

亨利的行动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一段时间之后才传到身在爱尔兰的理查德二世那里。虽然受到海上狂风暴雨的阻挠，他还是匆忙地赶回来。他于7月27日在英格兰登陆，历经三个星期的急行军通过北威尔士，企图聚集武力，但看到的情形却使他深信大势已去。耐心、精巧建立的权力结构，被什么魔术弄得无影无踪，支持他的威尔士人无法面对全英格兰的兵力。他在弗林特堡向亨利归顺，因为整个行政权都转到了亨利手中。理查德二世乘车穿过伦敦，看来就像亨利随扈人员的俘虏。他被囚在伦敦塔内，被逼退位，死亡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他是所有英格兰国王当中的最后一位，世袭权利毫无争议地在庞蒂弗拉克特堡的铁闸门后永远消失了。亨利凭着王国政治集团、宗教以及世俗贵族的同意而登上王位，成为亨利四世，自此展开了对中古贵族造成重创的一页历史。亨利的家世为亨利当选君主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而他自己与他儿子的那些性格，更证实这个继承是正确的；但血缘上的更高权利却通过莫蒂默家族传给约克家族，这种血缘上的传递后来在英格兰引发了玫瑰战争。

理查德二世的性格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的策略与行动显然拥有井然有序的特质。他几乎从童年起便遭到无法衡量的困难与不当的压迫，而他一再地进行抵抗，这些事大家已经很清楚。他在叔叔格洛斯特与上层贵族手中受到的伤害与残暴对待，或许是了解他的关键。有些史家觉得他不仅利用议会或法律来反抗统治阶级，而且使用了完全沉潜于了好几代人中的社会力量。无论如何，人民长久以来都对他怀有某些想法，数以百万计的生活不愉快的民众怀着希望来求助，但他们的希望注定受挫，长达许多世纪后仍无法实现。在亨利四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们形成的关于理查德的观念被理想化了，不论对错，理查德二世一度还被当作为了贫苦大众而牺牲的殉道者。当局的法令规定，宣布甚至散布理查德二世还活在人世的相关谣言都是犯了卖国罪。

我们无权剥夺他充满烦恼而被人追逐的一生中的这一簇阳光。无毋庸置疑的是，他天性中出人意料的过错与真正的本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此起彼落。他的能耐超出了常人的机灵与耐心，但也愚笨得连傻瓜都退避三舍。他与封建贵族社会对战了四次：1386年被降服；1389年赢得胜利；1397年到1398年变得至高无上；1399年被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