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爱德华一世

第十章　国王爱德华一世

爱德华一世在三十九岁因为父亲的驾崩而被推上王位，很少有王子如他那样在治国方面接受如此彻底的教育。他是一位有经验的领袖与武艺精湛的将领，曾经为父亲扛起重担，与西蒙·德·蒙特福特搏斗。他与西蒙有很多同样的看法，后来却杀了西蒙。他曾经因为遭受失败而学会战争的艺术，在国王亨利三世去世前的任何时刻都能够控制全局，但却宁可以孝顺与宪政为重而耐心等待。他对维持秩序与进行改革的热爱与父亲闲散无能、不善治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且表现出不凡的耐性。

爱德华一世骨架匀称、身躯伟岸，头与肩的高度均超过常人。他的头发永远浓密，由童年时期的黄色转变成成年的黑色，年纪大时则白发苍苍，这暗示着一生中有节奏的过程。他英姿焕发、五官端正，但左眼帘低垂，而这也是他父亲的特色。他说话有点结巴，却也口若悬河，而且他的肢体语言甚多。手臂结实而肌肉有如剑士；长腿能够紧扣马镫，为他赢得“长胫客”的绰号。多米尼加教派的编年史家尼古拉·特里维特记录下以上这些特点，并且告诉我们爱德华一世喜好战争比武，特别是放鹰狩猎。他在追逐公鹿的时候，不会将他的猎物交给猎犬，甚至不会用狩猎的矛代劳，总是纵马狂奔，亲自将惨兮兮的野兽砍倒在地。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统治时期的典型特色。他呈现给我们的是混合亨利二世行政能力与“狮心王”个人勇武的宽宏大度的特质。没有哪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够更充分奉行他为自己选的格言：“各本良心”。他忠实地按照自己的解释维护正义与法律，尊重所有社会团体的权利。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所造成的种种伤害与敌意引起了不少愤慨的抗拒，但是他在许多场合的谦逊与慷慨，都为他赢了拥护，为友谊奠定了基础。

爱德华在父亲去世时正在西西里，王国中势力最大的权贵于亨利三世的尸骨尚未封棺立墓时，便已得到全民同意，拥戴他为王。爱德华两年以后返回英格兰加冕，登基之时，世袭或选举的原则都变得不重要，没有人会问哪种原则比较有利。他与西蒙·德·蒙特福特以及贵族的冲突，教导他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君主制度的依据，西蒙在困苦之际曾经吁请中产阶级的帮助以对抗王室与骄傲的贵族，这位拥有自由意志的新国王却一开始就恰如其分地使用这种力量。均衡是他鼎盛时期的基调。他注意到骄傲、蠢蠢欲动的贵族以及贪得无厌的教会对于皇室权威的牵制，认定他们是广大臣民的压迫者。爱德华较以往的国王更加重视中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需求，成功地建立一个宽广而秩序井然的社会基础，让积极的君主制度为一般人谋取利益。他受到启发，寻求统治全国的王权，将权力延伸到整个不列颠，也在欧洲各种议会中发挥影响力。

爱德华一世在英格兰的行政改革并非为了使任何一派强大、争斗的势力得到满足，而是要公平对待各个阶层。他痛恨教会施加在祖父身上的束缚，想要控制教会日渐增加的财富与权利，但他并没有自行僭取权力，而是将它们放在更广阔的基础上使用。在最新参与的冲突中，他夺走了教会与贵族的特权，但他的作为永远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论他的立法有什么问题，整个立法过程都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必须找出什么是我们的与欠我们的，以及什么是他们的与欠他们的。”

爱德华一世的时代是一个开始建立秩序的时代。这个统治时期之所以值得记忆，并不是因为爱德华建立了伟大的新地标，而是因为他从之前三个统治时代的错误与混乱中抽取出正面与有利的因素，并且将它们组织与巩固起来，成为永久的结构。我们看到了许多经历波动而自行形成的有关国家的架构与政策，此时已尘埃落定，巩固成形，并且在历经黑死病与法兰西百年战争以及玫瑰战争后保存下来，持续度过中古时期的剩余年月，有些甚至保留得更久。我们看到了逐渐取缔纯粹封建制度，属于骑士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府机构、土地保有权、军事暨财政制度、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几乎全都持续到都铎王朝。

这段统治时期的前十八年涌现了许多立法活动，许多世纪都没有与之相似的情形。差不多每年都会颁布一个重要法令，但其中原创性的却很少，大多数法令都趋于保守，但累积的效果却具有革命性。爱德华依赖他的咨议大臣——巴斯与威尔士两地的主教罗伯特·伯内尔。伯内尔出身寒微，历经王室大法官与王室职务而升到主教地位，一直到1292年去世为止，始终都是国王的主要顾问。伯内尔一生都在为君主服务，他的全部政策都极力牺牲封建特权与封建势力，来增加君主的权力。爱德华于1274年返回英格兰，伯内尔当时担任大法官还不到三个星期，便派当地的行政调查专员带着四十个问题到全国各地去彻底询问国王的权利与属地是什么，它们曾受过什么侵害，哪些官员擅离职守或贪赃枉法，哪些郡“因为恳求、贿赂或讨好”而隐瞒重罪，忽略职责，行事粗暴或接受赃款。以前也曾经有人做过同样的查问，不过没有这一次彻底、收获丰硕。国王“凡事要做主，但并不专横”的政策是尊重所有权利，推翻强取豪夺的特权。

1275年国会《威斯敏斯特第一条法令》处理专员揭发了滥用行政权力的事情。1278年，《格洛斯特法令》指示保安官审查“正当理由”[1]等书面命令，调查封建贵族与官员在领地内的法庭执行法律的情形，并严格界定那些权力。这一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大诸侯的权利与职责。1279年《莫蒂默法令》禁止向教会赠予土地，实际上在王室许可下仍容许这种赠予行为。1285年《温切斯特法令》抨击地方的失序，并在同一年国会公布加强限定继承财产的《温切斯特第二条法令》。《温切斯特第三条法令》要求根据条件而非纯粹世袭来处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根据这些条件，持有的土地可以自由转卖，但是却规定买主交易之后必须执行买卖前附在土地上的封建义务与捐税，所以这项买卖实际上并非从卖主手中购得土地，而是从卖主的领主手中购得土地。这项法令阻止“次赐封采邑”的成长，而此趋势对君主大为有利，君主可直接以大领主身份管理增加的佃户。

这一连串著名法律基本上是很保守的，曾经在某段时间很有效率地执行。但经济的压力正对英格兰的物质生活造成重大变迁，比起政治领域的变迁还要来得厉害。土地不再是社会与国防依赖的精神支持，而逐步变成商品，原则上可以像羊毛或羊肉一样买卖，在某些限制下可以借着赠送或遗嘱转让给任何人，甚至用继承的方式留给终将成为贵族的后代。

当然，只有少部分的英格兰土地进入这个活跃且有些粗糙的市场，但是它的不固定足以制造骚动。势力最大的王亲贵胄当时都很可怜，阮囊羞涩，因为在英格兰已经出现细流涓涓的信贷泉源。犹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个多事的社会中住了下来。他们神出鬼没，有时对急需金钱的高地位人士很有帮助；对缺钱而又不想乞求议会的国王，帮助最大。任何持有金钱的人都可以在稀有的特定场合获得土地，这使得英格兰的犹太人开始了令人憎恶的鲁莽行径。土地开始借着直接买卖，或者时常借着抵押，转到犹太人手中。足够多的土地进入市场，使得这两种商业活动有利可图。在那一二十年当中，昔日的封建领主都注意到：为了聚散无常的金钱，他们永远失去了大到令人注意的一部分英格兰土地。

过去若干时期，早就出现对犹太人的愤怒，被抵押所压榨的小地主与曾经做过不利交易而挥金如土的贵族都同声抱怨。意大利的高利贷者来到这个国家，对国王而言，在需要之际他们像犹太人一样有用。爱德华看到自己可以用简单而久遭唾弃的反犹太主义为途径，让有势力的人逃避难堪的债务。杀牲祭祀与其他黑暗故事、开明时代老生常谈的传言，立即会引起喝彩。于是暴露在普世仇视下的犹太人遭到劫掠、虐待，被逐出王国。有些医生例外，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医术，重要人士可能会缺乏适当的照料。这个可悲的流浪民族被洗劫一空，必须再度找寻避难所。他们动身前往西班牙或北非，这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悲哀旅程。一直要到四个世纪之后，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有钱的以色列人签订合约，英格兰才再度对犹太民族的企业开放。取消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所下的禁令，这只能留给信奉卡尔文教义的独裁者去办理了。而佛罗伦萨与西恩纳的银行家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在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下，享受到基督教国家中的平等。

伴随着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法令上的重大成就的，还有持续进行的行政改革。他亲力亲为，从来都不懈怠。他持续巡视领土，对各种滥施职权的情形进行查询，用强硬的手腕与锐利的笔锋矫正地方权贵的过分作为。时常以学究方式解释合法性，是他一直运用的武器。他在每个领域都永不疲倦，坚毅地治理王国内政，将私人利益逐出人民的领域。

爱德华一世在中古的国王当中以认真行政与治绩良好著称，因此他自然应该多信赖专家的帮助，而较少依赖“在尊严的压力下表现出犹豫态度的封建贵族的业余协助”。到了十三世纪末，三个专业化的行政部门已经运作。第一个是财政部，它设在威斯敏斯特，负责大部分税收与记账工作。第二个是大法官厅，即王室的总秘书处，负责书写与草拟王室特许状、书面命令与书信。第三个是纳户部，它有一个秘书处——御玺局，依附在王室底下，兼具财政与秘书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资助欧洲大陆的战争，为御厨购买一个便士的胡椒等等。伯内尔是初期文职官员的典型。伯内尔的职位在死后由财政部的官员沃尔特·兰顿接任。这位财务大臣像伯内尔一样，将利奇菲尔德辖区看作是国王给予的酬劳，而没当作宗教职位。

虽然是英格兰国教信徒中最信奉正统的人，但爱德华并没有逃避与教会的冲突。虽然他很焦急，要对上帝尽责，比他的父亲更加清楚什么是专制君主该做的事，但大环境却不止一次逼着他抗议。教会的领袖是约翰·佩坎。他是圣方济会教派的先驱，1279年至1292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佩坎用很大的勇气与能力保护他认为的教会正当权利与超然立场，对抗君主。1279年于雷丁举行的领地会议上，他发布了许多项触怒国王的声明，其中一件是反对兼任教会职位的教会法，这是打击王室奖赏日渐增多的文官的主要方式；另一件是命令，要求将一份爱德华曾经宣誓支持的特许状公开张贴在每座大教堂与大学教堂里。所有在教会法庭中拿出王室书面命令而阻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所有违反《大宪章》的人，都将被逐出教会。

佩坎因惹爱德华生气而屈服，等待着新的时机。1281年，另一次领地会议要在兰贝斯召开，国王怀疑这具有恶意，便对会议成员发布书面命令，禁止他们“议论关于君主或触及我们的人、国家或枢密院现状的事情”。但无人能阻止佩坎，他几乎逐字逐句恢复了雷丁会议的主要立法，并且为它作序，明白主张教会的自由，一个月之后还写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给国王，为这次行动辩护。他写道：“任何的人类律令，甚至誓言，都无法逼迫我们忽视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一位表示钦佩的教会执事将它抄在这位大主教的教会记事簿上，并且做了眉批，说：“它是一封不错的信。”

佩坎的行动有可能促成和贝克特与亨利二世的龃龉相似的危机，但爱德华似乎不理会这个挑战。王室禁止谈论的书面命令继续颁发，爱德华奉行节制，于1286年借着一纸书面命令，指派巡回保安官在教会司法权的事务上须行事周详，并且列举各种应该交给教会法庭审理的案件。争论被搁置了，直到大主教与国王双双去世还尚未解决。

这段统治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关系受贵族人士于1259年缔结的《巴黎和约》影响。两国和平相处三十多年，但有时难免仇视的暗流。条约中的条件，以及英格兰、加斯科尼与法兰西船员在英吉利海峡的各种争执，于1293年在圣马蒂厄外海的战争中到达顶点。法兰西南部的英格兰人一直对法兰西人摆出傲气十足的挑战姿态，企图维护国家完整性，从而导致战争重新爆发。法兰西国王“俊美者”菲利普开始寻找挑衅的机会时，爱德华忍辱负重，企图达成妥协。巴黎的国会宣布占领加斯科尼公国，菲利普要求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尼的主要堡垒，承认他身为君主的法定权力。爱德华都答应了。但菲利普一旦拥有这些堡垒，就拒绝再交出去。爱德华明白必须一战，不然便会丢掉法兰西的属地。

到了1294年，这位伟大的国王已经改变了早期的乐天性情。在支持父亲、历经暴风雨般的岁月后，他自行主政长达几乎四分之一世纪。四周的世界改变了，他失去了钟爱的妻子——卡斯提尔的埃莉诺与母亲普罗旺斯的埃莉诺，以及年纪最大的两个幼子。伯内尔已经去世。威尔士与苏格兰呈现严重的问题，反对者开始使人感受到他们的势力。国王孤单一人，感到困惑，他上了年纪，却必须面对无止境的麻烦。

1294年6月，他对“议会”解释与法兰西争斗的理由。作战的决策已经通过，被接受了，就像时常在任命大会中通过的情形一样。

此次战争没有什么重大特色。英格兰人在加斯科尼发动军事攻势，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地区频频袭击，并长期包围波尔多。原先对国王的任何热爱都在不可避免要增加的税收压力下烟消云散。英格兰出口贸易中的大宗物品——所有的羊毛与皮革——都充公了，要支付每麻袋四十先令的关税才能赎回，这已经不是1275年议会制定麻袋关税的半数（六先令八便士）。9月里，教士又大为愤怒，因为他们被命令献出税收的半数。圣保罗大教堂的首席牧师企图当着国王的面大声疾呼，然而却不幸昏倒，去世了。10月，议会对所有动产抽取重税。征税时，所有阶级都愠怒不满。1294年的冬天威尔士反叛，国王将他们平定，回头却发现苏格兰已经与法兰西结盟。从1296年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争时而郁积，时而炽烈。

1297年10月以后，法兰西战争变成一连串的休战，持续到1303年为止，如此一来，费用较实际战斗为少。这些日子里，英格兰在海内外尤其是与苏格兰的关系紧张万分。国王毫不犹豫地将一再开会的议会召回威斯敏斯特，解释整个情况，却没有得到支持。议会不愿批准国王要的新税。

根据1296年发布教皇诏书，没有教皇授权不得支付额外税赋，这使教士们的立场更加为难。秋天，于圣埃德蒙兹巴里镇举行议会，教士在新的大主教罗伯特·温切尔西的领导下，稍稍犹豫之后宣布无法贡税。爱德华一气之下，将他们都视为不法之徒，宣布没收他们的世俗采邑。大主教进行报复，扬言任何违背教皇诏书的人都会被逐出教会。有一阵子，群情愤慨，但人们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到了次夏，争端已经平息，教皇用一纸新的诏书撤销了极端主张。

由于另一处也爆发了反对声音，爱德华准备与教会讲和。他在索尔兹伯里向贵族提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在加斯科尼服役，他将在佛兰德斯展开军事攻击。这个提议被接受了。赫里福德郡伯爵兼英格兰统帅汉弗莱·德·博亨与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共同宣布，他们的世袭职权只有与国王共处时才会行使。但这样的借口无法欺骗任何人，实际上两位伯爵对国王都存有私怨，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很多贵族都抑制着的憎恨，这些贵族在过去二十年见到君主权威日增，感到这对他们很不利。一个世纪以前，贵族就对爱德华的父亲表示不服，现在重提反对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爱德华国王有一阵子不理会这项挑战。他继续积极备战，指定代替赫里福德与诺福克的副手，于8月启航，前往佛兰德斯。反对者在他出国的时候盼到了长久等候的机会。他们要求批准《大宪章》与从其延伸出来的《森林宪章》，连同另外六项条文，这两项宪章都是先前向约翰王勒索得到的最终版本。根据宪章规定，未来除非得到全国同意，不必再给国王援助，谷物、羊毛等不得违反拥有者的意愿予以充公，教士与一般信徒必须恢复在古代的自由，两位伯爵与支持者不因拒绝加斯科尼服役而受处罚。高阶教士在大教堂宣读宪章，并且将忽略它的人逐出教会。秋天，两位伯爵靠着武装部队撑腰，在伦敦露面，要求接受他们的提议。摄政者无法抗拒，只好顺从。条文都获得确认，国王于11月在根特批准它们，不过还是保留了君主在财政上的某些权利。

这些都是令人惊讶的重大让步。国王与反对势力都赋予它们极大的重要性。国王试图收回已经答应的各种承诺。有几次，贵族在国会之前公开使人注意这些承诺，国王终于在1301年2月感受到林肯议会的威胁与分歧，答应郑重地重新批准两项宪章与某些进一步的条文。

这场危机与其顺利解决确立了两个原则，且导致了重大的后果。第一个原则是不论国王选择哪一个地方，他都无权派遣当地的封建军队。这种限制敲响了封建征兵制的丧钟，并且无情地导致下一个世纪得为钱而服役，以契约约束军队。第二个原则是国王未经同意不能以“迫切需要”为由课税。其他晚至十七世纪的君主都企图在这点上下功夫，但爱德华的失败树立了先例，英国社会朝君主必须依赖议会批准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爱德华与任何前任国王相比，都更从国家利益着眼，并对宪政形式表示尊重，以此治理国家。国王发现他曾强调的原则被拿来对付他，这件事很有反讽意味，使他愤怒。贵族并没有诉诸战争，他们通过国王本人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宪政机制行事，并借此改变了立场，不再充当封建贵族政治的代表去发言，而是以反对势力的身份说话。君主再度郑重而公开地承诺会遵守《大宪章》的原则。宪章加强了对滥用王室特权的反制办法使让步后的一切更有价值。现在，宪政有了新的进展。

英格兰的国王都专注于法兰西的属地，忽略了在大不列颠延伸的统治工作。他们在威尔士与苏格兰做过干预，但现在保持边界安全的任务主要落在“边界”领主的肩上。《巴黎和约》带来了不需在欧洲大陆冒险的几十年休息时间，焦点立刻转向迫切的国内安全问题。爱德华一世是英格兰第一位用全部资源支持拓展英格兰西部与北部的国王，对他而言，征服威尔士独立地区及稳定西部边界的时候已经到了。他首先朝这个岛屿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想要征服罗马人、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从未征服的地方。威尔士的山间堡垒培养出一个坚强不屈的民族，在卢埃林大王的孙子领导之下，给英格兰的政治施加影响力。爱德华担任过这位领导人父亲的副手，拥有关于威尔士人的经验。爱德华曾经在战争中与他们遭遇，但没有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他带着敌对的眼光，注意到威尔士边界贵族的凶狠。这帮人包括莫蒂默家族、博亨家族，以及南方拥有格洛斯特产业的克莱尔家族，他们利用军事特权剥削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所有赞成威尔士独立的主张，对爱德华而言都是麻烦，更令人不快的是由贵族组成同盟以防卫英格兰边疆的制度，因为这批人不止一次想挑战王室的权威。自远古以来，在这个地区居住的人就很野蛮，而且自由自在。爱德华决定以正义与进步之名平定这个小国的君主与狂野居民未被征服的藏身之处，并抑制边界领主的特权。

爱德华一世使用了威尔士边界贵族在许多世代的长期斗争中发展出来的地方资源，通过冷静与仔细策划的持续好几年的海陆战事征服了威尔士。他动用的武力主要是付钱征募的威尔士兵卒，再加上来自加斯科尼的部队，以及最后一次露面的封建募兵。最重要的是，他靠着可怕的冬季攻势，打垮了古代大不列颠人的勇武军队。由于爱德华的《威尔士法令》这个独立侯国宣告终结。卢埃林在威尔士的土地转到国王的领地中，并且分成安格尔西、卡那封、梅里奥尼斯、喀迪根及卡马森几个郡。爱德华一世的儿子爱德华在卡那封出生，经昭告而成为英格兰的第一位威尔士王子。

爱德华无数次的威尔士战争显示出一个过程——英格兰在军事上从行之已久的偶尔服役的封建军队转变为领军饷的正规部队。我们见过阿尔弗雷德大王因为“民兵”的役期告终而尝尽苦头，四百年过去了，诺曼人的封建制度仍旧奉行这个基本原则。但如果用这个方法，军事攻势如何能在冬天与夏天连续不断地进行十五个月呢？欧洲大陆的远征行动将如何发动与进行呢？在好几个王朝，免服兵役税的原则对不希望服役的贵族，对宁可用付钱方式雇用替身的士兵而言，都欣然接受。在威尔士的战争中，可以看到两种制度同时使用，但旧的制度在褪色。政府现在要求值得信托的佣兵，而不是臣服于君主的兵役，而钱是矛盾的解决之道。

同时，在剩下的日子里，一场反革命正在酝酿。从五世纪起披甲骑兵就掩盖了兵团井然有序的阵势的光芒，而现在却要走进尾声。从平民募集的一种新型步兵开始证明其优势，这种步兵不用棍棒、剑或矛，甚至不用手掷的标枪，而靠箭术。弓箭已经发展了很久，但不为欧洲所知，它马上就要进入惊人的军事场景，在欧洲战场攀升到很高的戏剧性地位。在这里见到的弓箭是征服者取自受害者的一件战利品。在南威尔士，拉长弓的练习已经达到熟练地步，某位边界领袖曾经留下这方面的记录。一支箭射中了他的一位骑士，不但贯穿了铠甲内衣的下摆，而且贯穿铠甲下的短裤、大腿、马鞍的木座，最后深深射入战马的侧腹。这是战争史上的一件新事实，也是文明史的一部分，照理应该与青铜胜过燧石，或铁胜过青铜的事件同样重要。步兵首次拥有一种武器，能够刺穿刀剑齐鸣时代的甲胄，而在射程与速度上都比以前用过的，或者现代来复枪之前用过的方法要优异。陆军部的记录中，有一篇滑铁卢战后的和平期间，一位在拿破仑战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普通军官写的论文，他提出要舍弃毛瑟枪而采用长弓，因为它命中率高、发射快速、有效射击距离很远。

因此，威尔士的战争靠两项个别的变革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它的道德面则被延伸与改善的行政所超越与淘汰。在完成征服之后，压制被降服的区域还需要超出封建贵族理解范围之外的方法。许多精心营造的石建防御工事，在披甲戴胄的时代长期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现在建有塔楼的城墙，在规模上必须扩大，不仅能容纳人数更多的卫戍部队，还要抵抗重型的攻城武器——例如大为改良的投石机与射石机，并要阻止攻击者逼近内城的城墙下。还有，现在不仅有铁甲部队纵骑奔驰，在乡间散布恐惧，而且也有新的步兵队伍，他们拥有长距离攻击的新武器，由职业指挥官根据中央指挥部规定的计划统一调动。

爱德华国王与苏格兰恶斗不休，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曾稍歇，和睦相处。1286年，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三世在黑暗中骑马而掉下山崖，留下了他的孙女做继承人，史称“挪威少女”的玛格丽特。苏格兰的贵族都被说服，承认这位只有三岁的公主为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位者。他们中有人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就是“挪威少女”应该同时继承苏格兰的王位与嫁给英格兰国王之子爱德华，如此便能形成王室联姻，使英格兰与苏格兰化干戈为玉帛。这个计划，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实际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所有统治势力都对此表示赞同。但它终究是个梦想，也像梦一般地逝去。“挪威少女”于1290年乘船出海遇到了暴风雨，在到达陆地之前便香消玉殒，给苏格兰留下一个继位难题，而英格兰的利益必定是考虑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苏格兰的贵族中有很多人与英格兰王室联姻，十二个王位要求者中的某些人是私生子，只有两个人最具继承资格，分别为约翰·贝利奥尔与罗伯特·布鲁斯。布鲁斯坚称他年迈的父亲与被继承者有近亲关系；贝利奥尔是远房后代，主张长子继承，两派人马势均力敌。

苏格兰王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承认撒克逊君主的地位，自亨利二世统治的日子起，英格兰君主便断断续续地宣称是苏格兰王的封建领主。爱德华国王的司法能力很出色，已经在类似的情况下于阿拉贡与安茹之间进行仲裁，颇受好评，他现在又使自己成为苏格兰继位问题的仲裁者。争夺王位的结果不是分裂苏格兰便是进行内战，苏格兰方面被迫请爱德华来做主，而爱德华一直谨守着严格的法律，在交出某些苏格兰城堡作为肯定其君主地位的前提下，爱德华同意接下这项任务。这位英格兰国王规矩地履行仲裁功能，摒弃苏格兰贵族为了达成摧毁苏格兰王室的阴谋而提供的诱惑。1292年他声明支持约翰·贝利奥尔。后来的各种判断使约翰·贝利奥尔绝不怀疑爱德华决策的正确性，但由于苏格兰境内的深刻分歧，以及布鲁斯的强大势力，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爱德华的选择，而且也是傀儡。爱德华一世考虑到这点，便做了一个既公正且有利可图的决策。他巩固了自己在苏格兰的君主地位，指派新的国王，而这个人只能勉强自立。苏格兰的民族情绪在这些法律的阻碍下郁积起来。苏格兰的贵族陷入困境，接受爱德华一世的决定，但也给新的约翰王设置了十二位大领主组成的、有权威的枢密院，以慑服他并维护苏格兰的权利。爱德华国王不甘愿地看到他所获得的看起来不错的成功仍旧让苏格兰保有完整的国家地位，仍旧是一个独立的而非臣属的政府，也仍旧是一个充满仇视的而非臣服的国家。

就在这个时刻，难以对付的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以同样的领主地位理论逼迫英格兰。爱德华算是菲利普的封建家臣，豪情万丈地捍卫着封建利益，而法兰西领主则有着法律上的优势。如果说英格兰比苏格兰强大，那么法兰西则在武力上胜过英格兰。双重的冲突使得爱德华一世在财政与军事资源上都感受到无法应对的压力。爱德华统治时期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南北两方的双重对抗上，不得不向臣民收取超过忍受程度的税金。他活力十足地出巡，来往于佛兰德斯与苏格兰低地之间，为了钱而榨取这块土地，其他事情都不重要。由于他希望得到舆论的支持，一再让步，以致尚在成型的议会制度受益良多。他批准约翰被迫通过的大量改革计划。除了若干大领主，整个国家都与他一起对付法兰西与苏格兰。虽然全国一再顺从他的要求，但并不甘心接受这么沉重的负担。因此这位聪明的立法者、英格兰财政的检查者、行政改革者，被迫驱使人民做他们无力胜任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种种反对，使他的生活蒙上阴影，名声也被乌云笼罩着。

为了抵抗爱德华一世，苏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结盟。爱德华正与法兰西作战，便把这件事当作有敌意的行径。他立刻召唤贝利奥尔到贝立克，而苏格兰的贵族拒绝让他们的国王前往，战争就此开始了。爱德华祭出无情而严厉的攻击，朝着贝立克进军。贝立克在那个时候是北方的商业重镇，经历一百年的和平岁月之后，对攻击毫无准备。尖椿栅匆匆架了起来，民众也抓起手边的武器。英格兰大军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将这些临时凑成的防御打垮了，贝立克就陷入洗劫与屠杀，连野蛮时代的人对此都会感到震惊。成千的人被杀掉了。来自佛兰德斯的三十位商人誓死抵抗，他们守住一个叫“红厅”的储藏所，直到它被烧垮为止。贝立克在几个钟头内由一个活跃的欧洲商业中心，沦为我们今日看到的次要海港。

恐怖的行径镇压住了苏格兰统治阶级的抵抗。珀斯、斯特灵、爱丁堡都在国王的军威下自行归顺。爱德华一世早早就实践了马基亚维利的理念，继贝立克的惨况之后，表现出慈悲、宽恕的一面，欢迎各种形式的臣服。贝利奥尔交出王位，苏格兰被置于英格兰管理下。像在威尔士一样，征服者引进的不只是异族统治，还有法律与秩序，全都不受欢迎。苏格兰的统治阶级明显失败了，爱德华一世可能自鸣得意，认为大功告成，但实际上事情才刚开始。时常有人说，圣女贞德首先在西方世界擎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但在她出现的一个世纪之前，骑士威廉·华莱士从他藏身的苏格兰西南方崛起，指挥与领导苏格兰民族迈向胜利。爱德华一世当时在法兰西作战，战事时好时坏，讯息告诉他苏格兰情势很稳固，但实际上从不缺少侵袭与劫掠。华莱士得到严峻、坚决的民族精神的推动，而且具有高度的军事天赋。尽管苏格兰贫穷不堪，组织涣散，他却将毫无组织但英勇善战的一群人锻炼成顽强而不屈不挠的军队，准备在任何劣势下战斗，并对失败嗤之以鼻。这支军队的结构很奇怪：每四个人以第五个人为首领，每九个人以第十个人为首领，如此类推，一直到第一千个人为止；大家不服从任何单位首领，就要处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被唤醒，遏抑不住了。

萨里伯爵瓦伦是爱德华一世在北方的指挥官。当苏格兰叛军的掠夺行为变得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他身先士卒，领着强大的部队向斯特灵进军。1297年9月，他在坎布肯尼斯大修道院附近的斯特灵桥发现华莱士的军队并与之对峙。有许多苏格兰人在英格兰军中服役，其中一个人警告他说，在横跨河上的狭窄长桥与砌道另一边部署军队会很危险。这位骑士提出了种种估算，不亚于现代的参谋官。调动大军过桥必须花上十一个钟头，他问到，在全部人马过桥之前就遭敌人攻击，先头部队会发生什么事？他指出较高的地方有个浅滩，侧翼部队可以从那里渡过去。但瓦伦伯爵不理会这些事情。华莱士打量着大批的英格兰军队过桥，适时调度人马，全力扑过去，占据了桥头堡，杀掉担任前锋的五千人。瓦伦最后撤离出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要塞的卫戍部队相继减少，仅能守住特威德河这道防线。

与法兰西作战，同时又面对苏格兰的反扑，这超出了爱德华的能力范围。他不惜代价，设法集中全力对付最近的危险。他与法兰西国王作了一连串的谈判，一再停战，于1303年签下了《巴黎和约》。而真正的和平延搁了几年才出现，借由爱德华一世与菲利普之妹——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结婚，以及爱德华之子兼继承人卡那封的爱德华与菲利普之女伊莎贝拉订婚而宣告降临。这种双重姻亲，使得法兰西战争于1299年结束，由于教廷从中作梗，和平与国王的婚姻都没有正式确认，但爱德华借着外交上的安排，获得两年时间，集中全力对抗苏格兰人。

华莱士现在是苏格兰的统治者。由于战争没有停止，所以也谈不上手下留情。一位被人痛恨的英格兰收税官在斯特灵桥上坠落马下，皮肤被切成一条条的，尺寸刚好能够用作华莱士剑带的套子。爱德华被迫离开法兰西战场，匆忙赶到灾难现场，带着募集的全部英格兰兵卒对付苏格兰人。1298年爱德华一世亲临福尔柯克战役。它与之前的斯特灵桥战役形成尖锐的对比。华莱士现在率领较强的兵力，采取后撤与守势迎战。他只有为数很少的骑兵与弓箭手，将信心放在持矛手组成的坚实的“环形阵势”上，除非粉身碎骨，这些士兵不可阻挡。英格兰的披甲骑兵被尖矛驱逐后退，损失惨重。爱德华在二线骑兵的进退之间调来了威尔士弓箭手集中发射，箭如冰雹，直袭苏格兰“环形阵势”的特定部位。如此一来，苏格兰士兵的死伤数目大增。英格兰的骑士奋力冲入“环形阵势”的间隙，在死尸上纵横来去。一旦苏格兰的阵势被攻破，持矛手便迅速地遭到宰杀，杀戮在密林深处结束。华莱士与苏格兰军队再度成为逃犯与叛军，他们作为反叛者被追逐，挨饿且忍受极限的困苦，不过他们仍带着武器。

苏格兰人是无法征服的敌人。一直要到1305年华莱士才被擒服，在威斯敏斯特宫接受审判，然后在泰伯恩[2]被绞死、剖腹、分尸。苏格兰战争就像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夏去冬来，荣枯相继。”华莱士将要把火炬传给罗伯特·布鲁斯。

爱德华一世在生命即将告终的年月，看来像个形孤影单、怒气冲冲的老人，身边的下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他对他们只稍有了解，却没有怜爱。玛格丽特王后年轻得足以做他的女儿，常常站在继子的一方反对他们的父亲。很少有人敢真正反对老国王，但他在家人圈子中几乎找不到敬爱。

罗伯特·布鲁斯是1290年要求继承王位者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布鲁斯在苏格兰再度燃起战火，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力和强硬的政策。他在边界城镇邓弗里斯教堂的庄严圣殿中与代表英格兰利益的苏格兰人首领会面，两位领袖进行密谈。布鲁斯不久便单独出来，对追随者说：“我怀疑我已经杀了红脸的科明。”于是那个头目说：“我去瞧瞧！”再次进入了这座神圣的教堂。这个北方伟大民族的新斗士就这样武装现身了。爱德华国王已经年老，但意志力并没有衰退。消息从南方传到他主持朝政的温切斯特宫，说布鲁斯已经在斯昆加冕，爱德华大发雷霆，看起来十分可怕。他在1306年的夏天发动攻势。布鲁斯被逐退，逃到安特里姆海岸外的拉斯林岛躲避。根据传说，布鲁斯在这里受到蜘蛛在风雨中努力结网的鼓舞，于次年春天返回苏格兰，而爱德华已经太老迈，无法行军或骑马。就像一千年前的罗马皇帝塞维鲁一样，爱德华坐在轿子里对抗一个意志坚定的民族，也像塞维鲁一样死于途中。他临终还念念不忘苏格兰与圣地。召唤儿子用他的遗骨作为大军的前锋，这样终将使苏格兰臣服，并且派遣百名骑士将他的心送往巴勒斯坦，帮着收复圣城。不过他那无能的继承人并没有完成任何一个心愿。

爱德华一世是英格兰法律形成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制定关于公共秩序问题的法令，为领主法庭设下限制，遏制法官漫无章法、恣意操纵法条，并且立下财产法，这些法令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都被视为基本法。由于这些伟大的立法行为，习惯法的自由特质便加上了必要的约束，这些约束没有与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或与过去的时代脱节，反而确定了最终的形式。

在宪政领域，爱德华一世的工作是经得起长期检验的，他曾经使国会——即某些被遴选的权贵、郡与自治市的代表——成为君主的同伙，取代了旧宫廷。到他的王朝结束之际，这个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起初它缺乏实质内容，只是逐渐充实而已，但是在爱德华王朝由开始到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它得到了决定性的权力。从他父亲纷扰时代的各种试验中，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制度，到了他统治结束的时候，这些制度却成为英格兰的习惯与传统。爱德华几乎不了解“主权”这个词汇，但它不单单掌握在君主及枢密院手中，也存在于国会里的君主手中。

黑暗的宪政问题未来会逐渐出现。议会权力与君主权力的界限仍旧划分得非常模糊。国王在议会中制定的一条法律会被迅速接受，也仅能在议会同意下废除。议会仍然处于婴儿期，政府工作的主动权操之于国王，他有必要限制许多尚未界定的权力。由国王单独授权，又在枢密院形成的王室法令，是否具有法律的效力呢？国王在特例中是否能假借公众或王室之名而藐视法令呢？在国王权力与议会权力的冲突中，谁来判定对错是非呢？不可避免地，当议会成长得有模有样，就会有人问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还得等到斯图亚特王朝诸王登上英格兰王座的时候，才会有解答。

无论如何，一个联合王国的强大君主制度与国会制度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持续的发展与成功，有赖于爱德华国王的继位者。然而这位闲散的懦弱者、空想者、喜爱冒险的继位者，损害了岛屿的初期统一。成年累月的内战，对无政府状态实行的独裁政治，破坏及延迟了许多制度的发展。但是当游客在威斯敏斯特注视着大理石墓——上面刻着“此处长眠着打击苏格兰人之锤，爱德华一世。维持誓言”的时候，也就面对着建立不列颠精神、性格与声名的大师的安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