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中的成长

第三章　动乱中的成长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的第一代人塑造了一个时期。胜利的军队与社会阶级在夺得的土地上安顿下来，强迫撒克逊英格兰社会里自由人与领主之间的关系从人际关系的形式转变为一种封建形态，亦即建立在以土地为基础的联系上。在征服者威廉的统治下，这个过程严格而彻底，在他的儿子威廉——绰号“鲁弗斯”，意即面色红润的统治下，这个过程更严格，而且反复无常。况且，“征服者”幸存的次子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并非毫无争执。威廉一世把英格兰与诺曼国土划分开的决策，带来了新的烦恼。势力较大的贵族们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拥有财业，依照封建制度对两位有主权的领主效忠，他们便自然会设法使其中一位与另外一位竞争。罗伯特公爵与威廉二世都不满意这种划分，而他们并没有因为手足之情而减缓贪念。在威廉·鲁弗斯在位的十三年里，盎格鲁—诺曼王国一直因为手足相残与连续的贵族反叛而动荡不安。英格兰的撒克逊居民，唯恐重新陷入征服之前的混乱状态，都支持国王对付所有叛徒。民兵随时应召，像1075年支持征服者威廉一样，在战场上支持威廉·鲁弗斯，因此能够将坎伯兰与威斯特摩兰收归到他的王国之内。曾经使“征服者”烦恼很久、不负责任的罗伯特，突然发挥侠义精神，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去了，他以一万马克的代价，将诺曼底典当给鲁弗斯。

十字军运动的精神激起整个西欧的人心已经有一段时日，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领导了对阿拉伯人的圣战。十一世纪结束之际，在东边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出现了基督教王国的新敌人。塞尔柱土耳其人正紧逼位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并且经由叙利亚到圣地，骚扰从欧洲来的朝圣者。拜占庭皇帝向西方求援。在1095年，长期梦想为基督教王国收复耶路撒冷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欧洲的骑士宣誓参加十字军，其呼吁立即有了惊人的响应，不过这响应起初却导致的是灾难性结果。一位名为隐士彼得的游方僧进行战斗动员，他的传道十分有力，以至于1096年有热忱但毫无纪律的两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不擅战争的农民）在他的领导下由科隆出发前往东方。这批人中真正到达圣地的少之又少，在行军通过匈牙利与巴尔干半岛之后，绝大多数都死于小亚细亚群山之中的土耳其部落的箭矢之下。

所谓的“人民的十字军”就这样一败涂地。现在，欧洲的权贵为了这项事业集合在一起。四支大军，各自大概拥有一万人，由那个时代势力最大的贵族率领，其中之一便是布永的戈弗雷，他们分别从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与“低地区”到君士坦丁堡会合。拜占庭皇帝感到困扰，他曾盼望西方派一些能够有效管理的佣兵充当增援部队，不料在他首都周围扎营的是四支强大而且有野心的军队。

这批十字军经由拜占庭皇帝的领土行军，进入土耳其部落控制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因为阴谋及严重的争执而遭受毁坏，而这时则发生激烈战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杀出一条路，于1098年包围并且收复被土耳其部落占领的安条克，这里一度是基督教信仰的伟大堡垒。一位英格兰王子，王储埃德加——“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指挥一支英格兰舰队，从叙利亚的外海到达安条克，此举使得十字军士气大振，并且获得了援助。如此一来，由于奇妙的命运转向，取代撒克逊王室一脉的继承人，便与取代“征服者”威廉的继承人——诺曼底的罗伯特联手抗敌。

由于土耳其部落的亲王之间意见不合，加上土耳其部落与埃及苏丹之间相互猜忌，十字军得以向前挺进。1099年6月7日，他们抵达长久以来追寻的目标，于当时尚在埃及手中的耶路撒冷附近扎营，而7月14日这个城市便在他们的攻击下陷落。布永的戈弗雷拒绝在基督的圣城戴上王冠，但是被拥为统治者，并赢得“圣墓防卫者”的封号。阿什凯隆一役，十字军又打败来自埃及的援兵，使得胜利更加稳固，因此许多紧要的十字军战士都返回了家园。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之久，各国的骑士组成的混合体——通常全部称作法兰克人统治着巴勒斯坦境内与叙利亚沿岸一连串的基督教公国。长期被侵害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反击之下，在东方世界赢得了第一个重要的立足点。

鲁弗斯在国内的强取豪夺以及凶狠作风，已经惹火了治下的所有贵族。1100年的秋天，他在新福里斯特行猎之际，不知道被谁一箭射穿了脑袋。他留给后世的印象是横征暴敛的杂税与声名狼藉的道德罪行，但他也为他的继承者留下一个驯服的王国。鲁弗斯统治下的进步主要是财政方面，新的封建君主将制度建立得更加稳固，对于领土的掌握范围也比鲁弗斯登基时更大。“征服者”威廉安顿在威尔士边界的诺曼领主掌握了威尔士南部。北部的郡县终于受到诺曼人的控制，同时防御苏格兰的边界也被划定。鲁弗斯粗暴的手腕使得封建关系遍体鳞伤，却因此加强了国王的权力。

亨利亲王是王室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曾经是鲁弗斯在新福里斯特致命行猎团体中的成员。并没有证据指认称亨利涉嫌其兄长之死，但是他确实没有在悲悼上花费时间。他直接奔往王室在温切斯特的财库，在与财库的保管人激辩之后夺得了财库。他显然代表着领导阶级的强势姿态，而他对此也自有政策。对一般人来说，亨利的学问使得当时社会称呼他为“满腹经纶之士”。亨利定下了一个继承者必须遵从的惯例，也就是登基的同时宣布特许状，他凭着这点设法安抚因为前一任国王贪得无厌、不够圆滑而疏远的教会以及国家当中的强大势力，保证贵族与教会的权利受到尊重。与此同时，亨利体认到父亲与兄长在位时撒克逊人忠心的价值，于是承诺对这个被征服的民族保持公道，并执行“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亨利知道因诺曼底从英格兰脱离所引起的摩擦绝对无法纾解。罗伯特公爵已经在十字军的回程上，准备赎回他的抵押物——诺曼底，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贵族也将从这次兄弟阅墙中拼命讨价还价而各自得利。亨利希望至少有部分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支持他为王，所以与玛蒂尔达结婚。玛蒂尔达是撒克逊人，也是要求英格兰王位的硕果仅存者的侄女，以及之前英格兰国王们一脉相承的后裔。这件事不免让诺曼的贵族狐疑万分，不过他们受到特许状的安抚，接受了这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不间断地互相通婚的做法，得到了最高度的认可。

现在亨利已经准备面对罗伯特，不管后者什么时候归来。而在1100年9月，这件事终于发生。在英格兰，因为宿仇引起的众所周知的叛乱事件又重新上演；接下来的六年，国王不得不奋战以保持由父亲遗嘱继承来的封号。有势力的蒙哥马利家族在英格兰带头反抗，但由于亨利坚定不移的围攻，这个家族的据点逐一陷落。亨利摧毁了他们的权势，将产业并入王室。祸根仍留在诺曼底，因此1105年亨利在巩固了英格兰地位之后，便越过英吉利海峡；1106年9月在坦什布赖展开了自黑斯廷斯以来最重要一役。亨利大获全胜，诺曼底承认亨利的权威，对于盎格鲁—诺曼人的政治控制也从鲁昂转到了伦敦。曾经全心全力为亨利而战的撒克逊人，视这一役为他们对黑斯廷斯一役的军事报复，与王室有种新的袍泽之情，王室与玛尔蒂尔达结婚，让他们至少消除了先前某些被征服之痛，心头的耻辱已除，接下来的结果不管如何都可以忍受。由于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因素，岛屿上建立了某种广泛的统一。

继承王位的问题已经解决，英格兰的国王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建立了权威。撒克逊的人民证明他们的忠心，而比较有权势的贵族已经被天威慑服，外来的危险被消除，亨利有时间专心理政，加强国土全境的王权。他设法赋予盎格鲁—诺曼国王崭新的身份和权力职能。中古时期的欧洲还残存着一种国王身份高过封建领主的传统，国王不仅是封建金字塔的顶点，而且是抹过圣油的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罗马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完全摧毁罗马主权的概念，亨利现在便着手将这种国王身份的观念移植到盎格鲁—诺曼国度。不论这样做是否有意义，他都在恢复英格兰人视国王为和平的保持者与人民保卫者的观念。

政府的中心，也就是王廷，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团体，其中包括由于封建职责而必须参加会议的国王土地承租人，以及那些为政府服务与为王族尽职的君主私人仆役。亨利明白王室仆役都是次级的贵族成员，若是能够让它形成一个永久的核心，便能对势力较大的封臣形成制衡。这就是民事行政机制首次试探性的、温和的、暗示性的开端，而这种机制在它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将比过去已知的任何办法都更有效率、更加持久。这些官员不久便发展出他们本身的既得利益，像克林顿与巴塞特这样的家族，如同编年史家所描述，都是“出身寒微”，受到国王“提拔而为他服务”。他们在王室职务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实际创立了所谓的文官阶级。

任何政府的权力最后必得仰赖财政，因此在收集与管理岁入的事务上，这个崭新的角色变得相当重要。在封建社会中，王室的私人资源与公共资源毫无区别，国王只不过是国家最大的地主。郡守给王室收取税赋与罚金，保障王室财产的收入；郡守向王室财库缴清应交付款项的时候，要对其郡县的确实数字负责。亨利手下的官员创立了一个处理郡守及郡守经手事务的特别机构，也就是财政部，它一开始时只被当作为了财政目的而开的法庭会议，但是渐渐地有了自己的生命。它的名称来自罗马人为计算较大数字而设计的、画上格子的木板，包括保存书写的记录，最重要的文件像烟斗筒卷卷起来的形状。如此一来，国王能确切掌握国家的财政，最早的王室特别行政管理部门就这样诞生了，直到现今还存在。

亨利将郡守置于日益严格的控制下，统治期间的几项任命都是为了整顿郡守的人事。在动乱的时代，郡守的职位会落入强大的贵族之手而变成世袭，国王注意到这一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让自己人把持其中的要职。最丰厚的一个岁入来源是法庭对违法犯人所处的罚款。贵族和国王一样明白这个道理，庄园上的法庭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收入，这些收入能够武装家臣。在领地之内，他们对几乎全部的世俗人民都掌有司法裁判权。但是在郡法庭与百户邑法庭，王室则可自行运用旧的撒克逊司法制度，这些由来已久的制度可以对抗贵族的封建法庭。亨利因此修改与规范郡法庭的管辖范围，使所有人注意到王室司法制度。国王的官员成了法官，在偶尔的巡行中行使这种司法权，而这一行动的性质与功能，使他们与卑微的告状者及犯人发生冲突，也与盛气凌人的军事权贵发生冲突。

国王与贵族进行全国性的竞争，看谁能最多的拥有法律上的好处。他通过对郡守的控制，将君主制度与旧的撒克逊地方司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土地调查清册》调查之际，“征服者”便已经立下了范例，将欧洲大陆上借着发誓告知实际情形而搜集情报的制度，与借着郡及百户邑收集情报的英格兰组织合而为一，他的儿子为了其他目的继续加强这个政策，经常让派遣出去的官员到王国各地召开郡法庭，调查王室岁入的所有权，聆听王室感兴趣的案子，而亨利二世在位时，这些王室官员所做的地方调查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年史家对于亨利一世颇多嘉许，他们表示：“他是个好人，民众对他甚为敬畏，他在位之日，没有任何人敢伤害另一个人。”他们献给他“正义之狮”的封号，而且没有人想过要夺权。

我们必须视亨利一世的统治是中央政府凭着灵巧与明快的会计与文职制度，以颇为精确的形式建立起国家架构与资源的一个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所依赖的封建领主都被激怒了，随着岁月推移，王室权威与封建领主之间的紧张日增。国王虽然看重所有人，但却愈加支持人民对抗地方统治者的不公正与善变。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被大加赞扬的行政管理范例，诺曼人眼睛雪亮，明白早年的劫掠与贪欲是相当卑劣的，一个被封建贵族把持与剥削的国家，经常是地方领主的受害者。我们看到人民开始依附国王或中央政府，这种依附使得王室增添了新的力量来源。这种力量有时即将来临，有时却离得很远，但永远——尤其是在贫弱、失序的时期都是由强势而公正的统治者集中使用。

盎格鲁—诺曼国度现在变得十分强大，亨利成了英格兰、诺曼底、曼恩的领主。1109年，他唯一的合法婚生女儿玛蒂尔达与罗马帝国皇帝兼日耳曼国王的亨利五世订婚。另一方面，英格兰与诺曼底在坦什布赖一役之后的重新联合，激起了法兰西的仇视。十二世纪之初，王室权威在巴黎复兴，随着路易六世的登基，法兰西的君主开始拥有真正的实力，为了法兰西的安全，最终必定得破坏盎格鲁—诺曼的团结。诺曼底公爵严格说起来应当是法兰西国王封建制度下的臣民；而沦为俘虏的罗伯特公爵有个儿子，让法兰西国王得到无数的干预借口，不断地给不满的诺曼贵族提供机会。这些诺曼贵族的介入，迫使亨利在晚年干预北法兰西的政治。亨利在诺曼底的地位不断地受到罗伯特的儿子——威廉·克利托要求权力的威胁，克利托一直到1128年逝世为止都受到路易及毗邻邦国安茹的支持，而同时安茹对亨利在曼恩的权利也有所争议。一场消耗国力的战事使得亨利晚年乌云笼罩。从军事观点来看，亨利能够轻松掌握军队，从而对抗法兰西投入战场的任何军队。

可能是噩运介入其中。国王有个儿子，也就是他的法定继承人，无可争辩的继位者，许多希望与保证都寄托在这位年方十七的年轻人身上。1120年的冬天，他乘着王室游艇“白船号”从法兰西旅游归来，船在诺曼底的外海触礁，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乘客全都溺毙了。这位王子当时已经登上了救生艇，但后来又返身去援救他的妹妹。在这种危急关头，人人平等的原则表现得十分骇人，船上的许多人为了求生都跳入这艘救生艇，结果把它弄沉了。两个人——一位是船上的厨子，一位是骑士还在海上漂浮，骑士把头伸出水面问道：“王子在哪里？”厨子回答：“全都淹死了。”骑士说：“那么！英格兰的一切都完了。”然后便两手向上一伸。厨子安全地回到岸上，带来了这个传闻。没有任何人敢将这件事禀奏国王。亨利听到这个噩耗，“从此再也没有了笑容”。这不只是为人父母者因为失去独子而感到忧伤痛苦，也预兆着亨利花费一生力求巩固的制度及期望破碎了。争执不休的继位问题再度困扰着英格兰，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成长，每个贵族都在城堡中考虑着王位空缺时的机会。

有两位争取这个地位的人，各自都有相当的权利。国王女儿玛蒂尔达，英格兰人称她叫莫德。不过，虽然诺曼人的法规中并没有萨利法[1]，但是争吵不休、喜欢披甲乘马上阵的贵族，对女人的统治没有什么好感。与莫德相争的是史蒂芬，“征服者”的女儿阿德拉之子。史蒂芬身为布卢瓦伯爵，是诺曼贵族的领袖，在英格兰拥有很大的产业。哥哥放弃了权利之后，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封建制度完全依靠宣誓效忠的精神而存在，基督教国家对违誓的指控几乎可以置人于死地，只有获得重大的战功才能赎罪及免罪。但是现在进退两难的是，每个人只能根据他的利益与野心去自行解决。彻底而真正的全面堕落！

亨利王在晚年设法让女儿莫德担任女王，填补这个空缺，他利用他的余年力图为家族继位问题建立一种“实事求是的认可”，这样可使四方的疆土免于内战。莫德十三岁时便已嫁给神圣罗马皇帝。1125年，在“白船号”沉没的五年之后，神圣罗马皇帝去世，她成了一位二十二岁的遗孀兼女皇。我们对这位了不起的公主有很多记录，据说“她有男人的天性与女人的身躯”，性情刚烈、傲气十足、个性坚强、愤世嫉俗，为政治而不为其他动荡的激情而活。她适合在任何战争中担当重要角色，可以做英格兰任何一位最伟大国王的母亲。

亨利经过深思熟虑，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在两个特定的场合中，他将唠唠叨叨的贵族召集在一起，要他们郑重宣誓支持莫德。为了加强她的统一权威，同时为了避免安茹在他死后对诺曼底提出权利要求，他将莫德嫁给了安茹伯爵，这样便将法兰西北部最有权势的邦国利益与英格兰这个家族的继承联结在一起。英格兰的人民在往后的年代没有反对过女王，而且女王或许也为他们鞠躬尽瘁。但其实却出现了很大的分裂，所有团体与利益相关者都在争吵。聚集在一起的政治人物都在等待国王驾崩。由教会均衡力量所支持的贵族，在这个重要时刻关心的是限制王室的权力，以重新取得对地方的控制，他们在王室权威的分裂中看到了机会。

在给予这个岛屿三十年的太平秩序并让大部分的撒克逊人安于诺曼人的统治之后，亨利一世于1135年12月1日去世，他深信他的女儿莫德将继续进行他的大业。但是莫德与她的丈夫那时在安茹，史蒂芬飞快地从布卢瓦早一步返回，取道伦敦，要求继承王位。此时世俗的力量分成几派，而教会的裁定将具有决定性。史蒂芬有个优势，那就是他的弟弟亨利为温切斯特主教，在会议发言中极有分量。史蒂芬得到亨利的帮助，与教会谈妥条件，这样，得到支持的他便加冕抹油成为国王。不过，在条件里提到国王应当放松严厉的中央控制，前两个朝代便在这项事务上冒犯了贵族。

此外还有其他纠葛。亨利一世有一个私生子，是格洛切斯特的罗伯特。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也是西陲[2]有权势的权贵，被认为是无私贵族的罕见范例。罗伯特并没有将他与两位合法继承人中任何一位展开竞争的机会估计得很高，几乎一开始就忠心支持异母姐妹莫德，因而就成了史蒂芬的一名死敌。

如此受争议的王室继承，只有拥有卓越技巧的君主才不会受到责难。我们愈思考现代政府的缺点，将愈能体谅以往那些时代的种种困难。史蒂芬在统治的早期就失去三个主要人物的支持。贵族们当中，除了那些受到新君主宠爱的之外，都确信这是等了好久，终于可以要求权利的时刻。崭新的文职官员经由家族关系联结在一起，拥有知识、著述，并且受过行政管理训练的大官开始疏远新国王。史蒂芬怀疑索尔兹伯里的主教罗杰将要改变立场，便将这个执掌行政的大家族的成员囚禁起来，这个举动冒犯了许多高级教士，教会也大力反对。上层、中层、下层人士都对史蒂芬有严重的不满。

借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文句：“当叛徒察觉到史蒂芬国王是位温和的人，心肠软、待人好、赏罚不明时，他们就做出所有恐怖的事。他们对他效忠、宣誓，但是他们并不忠实。”

受到英格兰衰败状况的引诱，莫德的叔叔、苏格兰的戴维王越过“边界”，要求得到诺森布里亚。约克大主教得到北方很多郡县的支持，攻击戴维王。他展示约克郡圣徒的旗帜，在以后被人称为“圣旗之役”的诺萨勒顿血战中，杀退了入侵者。这种形势不但没有使不满者感到挫折，反而成了内战的前奏。1139年莫德摆脱了将她留在法兰西的纠缠，进入这个王国，要求得到她的权利。就像史蒂芬之前所做的，莫德也在教会找到了重要的支持。曾在亨利一世统治下治理英格兰的人，因为史蒂芬对贵族的态度软弱而与他作对，此时加入了他的敌营。1141年爆发了或多或少是为了反对史蒂芬统治的叛乱，他本人在林肯之役后成了阶下囚。温切斯特主教，也就是史蒂芬的亲兄弟以及主要支持者，现在也倒向莫德这一方。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莫德虽然没有加冕，却控制着英格兰。但是伦敦人经过磨难之后，喜欢她的程度却比不上喜欢史蒂芬的程度，他们愤怒地反抗，将她逐出首都。莫德不屈不挠地奋战，但是加诸这个社会的压力已经太大，岛屿上逐渐演化出令人惶惑的内战，在接下来的六年，大部分地区法治废弛，更谈不上安宁。

内战的爆发，成了贵族首次成功对抗国王中央集权政策的反应。史蒂芬面对着强劲对手，无法保持王室的权利。王室的岁入减少了，对行政的控制也倒退了，机构变得没有效用。贵族的司法裁判权重新启用，贵族的城堡使得人民深为敬畏。分裂、继位问题已经破坏了诺曼诸王的功业。

在无政府状态之际，沼泽地区[3]遭到了特别凶残的恣意破坏。一位在彼得伯勒的僧侣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对该地受苦受难的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

“每位有权势的人都建造城堡对抗国王，……城堡建造完成之后，里面住满恶棍与歹人。他们抓住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不分昼夜，不分男女，为了勒索金银而全部下狱，并且用无法言喻的酷刑折磨他们。……他们让几千人饿死。我既无法也不能说出他们对这土地上悲惨的人所施加的种种恐怖折磨。在史蒂芬担任国王之时，这种情形延续了十九个冬天，而且变本加厉。他们时时向村庄抽金子，当悲惨的人不再有金银可以缴纳，他们就抢劫与焚毁所有的村庄，因此你在村庄里走上一整天，可能也找不到人影。没有人耕种田地。谷价高昂，肉类、奶酪及牛油亦然，因为它们已经荡然无存。悲惨的人们因为饥馑而死；有的人一度是富人，现在也开始行乞；其他人则背井离乡去逃亡。……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寸谷不生，因为田地早就因为摧残而荒芜掉了。他们都说，基督与他的圣徒睡着了。”

另一位作家是温切斯特的僧侣，以同样的口吻描述着降临到他那个地区的种种灾难：“对某些人来说，原本对于家国的爱变成了厌恶与愤愤不平，他们宁可离乡背井迁往遥远的地区。其他人希望得到保护，在教堂周围建造用篱笆编成的矮小茅屋，在恐惧与苦恼中度日。有的人缺粮，便以被禁的古怪东西——狗肉与马肉为食；为了减轻饥饿，吞食未经清洗、未加烹煮的草木树根。在所有的郡中，一部分居民因为饥荒的压力成群地衰弱并死去，其他人携带妻子儿女仓皇流亡。你可能看到曾经著名的村庄空无一人，因为乡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离开了。1143年，临近秋天时，田地作物收获而待人收割，但是耕种它们的人因为饥荒与随之而来的瘟疫而死光了。”[4]

这些恐怖景象可能还不足以代表整个国家。在英格兰，大部分的战斗都是零星、地方性的，但是这些动乱却深深陷入人民的意识。人们这才明白：对于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言，强有力的君主政治是多么重要的制度。史蒂芬在位时的种种事件，强迫所有的人都得忍受，而要求君主政治，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理由了。人们回顾以往，都渴望有亨利一世时有效率的政府。但是一位比之更伟大的人其实就在他们的身边。

1147年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莫德的领导权也渐渐传到她的儿子手上。金雀花王朝的亨利生来便是要建立帝国的，他的祖父富尔克曾将安茹的土地，包括安茹、图赖讷与曼恩经营成一个在法兰西无可超越的侯国，在资源上已超过诺曼底。1143年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驾崩，留下两个儿子继承他那危机四伏的王位，而第三个儿子杰弗里继承了法兰西领地。杰弗里与莫德联姻，将诺曼的土地与安茹的土地联成一体，而他们的孩子于1133年诞生起便被认定为“多民族之王”。他当时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菲茨女皇的亨利；但是他将他的家徽——金雀花带入英格兰，后来的世代便以此名作为这个伟大朝代的名字，也就是金雀花王朝。亨利表现出该家族所有的能力与活力，以及热烈而无情的残暴；这种残暴，据当时的人私下说，并不是靠凡人的力量传给安茹家族，是和撒旦结合才有的。

1147年，未满十五岁的亨利曾积极地维护他英格兰王位的权利，不过他的一小队追随者被史蒂芬的人马击败，因而到诺曼底避难，而莫德女皇在次年也放弃了微弱的希望，与儿子同住。莫德之后十九年的生命里，再也没有回到英格兰。虔诚的工作填满了她的许多日子。在亨利凯旋后的许多年，她在诺曼底以及世袭安茹领地扮演着摄政的重要政治角色。莫德在英格兰为了寻求王位而作的许多干预，时常被人指控为傲气凌人，但是她在晚年证明自己是儿子贤明的咨议大臣。

亨利于1149年进一步努力攫取英格兰，但是这项由苏格兰国王与切斯特伯爵代表他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却一事无成。接下来的几年比较平静，史蒂芬掌握着不太安稳的英格兰。同时，1150年亨利的父母封他为诺曼底公爵。次年，亨利的父亲杰弗里去世，也使得亨利成为安茹、图赖讷与曼恩三地的伯爵。亨利凭着很高的封建地位，前往巴黎对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表示效忠；而事实上他凭借当时为人接受的法律，已经拥有法兰西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

路易七世是“忏悔者”爱德华在法兰西的化身，他忠实而单纯地奉行基督的法律，把白天的时间全花在奉献上面，晚上的时间全用在守夜与悔罪上面。路易七世离开自己的小教堂时，会因为礼让在场的最谦卑的人先走而延误朝政，然而这些虔诚的、可为典范的习惯并没有使皇后对他亲爱一点。阿基坦的埃莉诺凭她本身的权利便是一位母仪天下的王妃，血液中有着南方人的热情。她早已抱怨她“嫁了一位僧侣而非国王”。这个时候，亨利这位虎背熊腰、面色红润、“容貌似火”、谈吐轻快、精力充沛的青年突然以她丈夫最体面的家臣身份出现在她面前，她立刻下了决定。教皇对于地位高的封建首领俯首听令，而埃莉诺遂以名义上的血亲不宜婚配的理由于1152年与路易七世离婚。随之又发生了震惊法兰西宫廷，令这位时常祷告的国王恍然大悟的事。两个月后，埃莉诺突然嫁给了亨利。因此，半个法兰西脱离了皇室的掌控而到了亨利的手中。激情与政治如此快活地结合在一起还真是罕见，这段姻缘是那个时代政治上最灿烂的一笔。亨利后来承认了他的计谋，这些计谋实属胆大妄为，但却受到欧洲人的赞扬。亨利年方十九，埃莉诺大概已经三十岁了；他们将彼此的领地联合起来，便有了共同抵抗所有外来者的理由。路易七世得到的是心灵方面的安慰，但即便有这些安慰，他还是因为政府的种种问题而动摇。

在这对王室佳偶面前，处处都有战争。普瓦图、圣通日、佩里戈尔、利穆赞、昂古穆瓦与加斯科涅都加入了诺曼底与安茹，对奥弗涅与图卢兹要求封建主权，这一切使封建的基督世界目眩神迷，感到震撼。各地的人对这种权力的集中——也就是原来许多民族与邦国因为宿仇或利益分歧而彼此不相往来，但现在由于私情炽烈而突然搅和在一起的景象——大大摇头。四面八方的统治者都与这位新贵对峙：法兰西国王确实有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英格兰的史蒂芬国王对亨利拥有诺曼底公国的封号表示异议，虽然他并没有渡过英吉利海峡从事武力干预；香槟伯爵、佩尔什伯爵及亨利的亲兄弟杰弗里全都不约而同，持充分的理由对他展开攻击。

婚后一个月，这些敌人便集中起来攻打诺曼底。但是年轻的亨利公爵把他们都击退了，他们就这样破裂而溃不成军。诺曼大军再度证明了它的战斗实力，亨利在他二十岁之前已经扫平了诺曼底的叛军，使安茹恢复平静。之后他立刻转往英格兰，1153年1月英勇登陆。英格兰原本已经被内战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全国人民都一心向着他。默林[5]曾经预言有一位解民于倒悬的人，难道亨利流的血液不是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以及经由他的祖母玛蒂尔达——亨利一世之妻而追溯到塞德里克与长久消逝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吗？迎接亨利的是岛民如火如荼的希望。亨利登陆之后，在他找到的第一座教堂跪下来，“像士兵一样，祈祷有个安身之地”的时候，一位教士道出了整个国家的期望：“看！领主和统治者来了，王国就在他的手中。”

接下来便是战役：在马姆斯伯里，由万能上帝特别指挥的冻雨打在敌人的脸上；在沃灵福德，由于神的介入，史蒂芬国王在行动之前有三次跌下马来。魅力、恐惧和成功与亨利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形影相随，他不但有剑，还有封号与功绩。另一方面，贵族看出僵局对他们最有利：他们既不想要一位胜利的史蒂芬，也不想要一位凯旋的亨利。国王的势力愈弱，贵族的势力便越强。1153年在温切斯特缔结了一项条约，史蒂芬遵守约定，收亨利为义子，同时也指定亨利为继承人。史蒂芬承诺：“王国的事务上，我一定听公爵的意见行事；但是就英格兰整个领土而言，在公爵的领地与我自己的领地，我都一定会行使王室的正义。”亨利对此表示尊重，并做了服从的表示。一年之后史蒂芬驾崩，亨利便被拥戴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希望与欢欣，这景象超过了自阿尔弗雷德大王以来任何君主意气昂扬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