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欧美灾疫电影和亚洲灾疫电影的异同

伴随着电影业的发展，灾疫类电影也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叙事和结构。电影人借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回应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近年来，灾疫类电影数量有增加之势，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让灾疫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关于灾疫的电影也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审视这些灾疫题材的电影，我们发现东西方电影导演在处理这一相似题材时各具特点。

从叙事角度来看，欧美灾疫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灾疫电影多是宏大叙事，往往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精神，通常是某一英雄人物或者专业人士临危受命，肩扛使命，寻找真相，寻求疫苗。《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张伯伦是一位知名医生，《我是传奇》里的上校罗伯特 · 奈维尔、《流行病毒》中的治病控制中心的医生都是此类人物。相比之下，亚洲电影更喜欢将一些小人物、普通人作为主要角色，甚至有些主角还有些性格缺陷。比如：《铁线虫入侵》中的药品推销员活得有些窝囊，男主是一名离异的丈夫，对家庭疏于照顾，常常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宣泄在妻儿身上；《流感》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名单亲妈妈，男主角是一名消防队员。

在叙述的情感基调上，欧美电影喜欢讲述拯救人类和世界的宏大故事，比如《传染病》《12只猴子》《我是传奇》等均是这样的故事。而亚洲电影中，家庭是牢不可破的阵营，传统的家庭关系和亲情理念是大多数亚洲电影叙事的主流载体。亚洲灾疫类电影多将拯救自己和家庭作为寻找疫苗的行动动机，通过灾疫的发生更多呈现主人公的个性成长，主人公与家人、恋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感染列岛》中远在菲律宾的父亲为了回来探望刚结婚的女儿回到日本，由此带回了病毒，凸显出亚洲人对于家庭的重视。《釜山行》中，父亲在火车上面临生命危险时逐渐改掉了自己对家人不够关心、自私冷漠的性格，在面对灾难的过程中修复了和女儿的关系。《铁线虫入侵》像是灾难面前的一场家庭故事，影片讲述了上班族载赫在人类遭遇寄生虫威胁的危急时刻，与身为警察的弟弟载弼一同奋力拯救家人的故事。影片通过一个家庭故事辐射表现群体面对灾难时的心理状态，展现以家庭为中心的亲情力量的伟大，在肯定家庭关系的同时，提供了对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流感》中懦弱的兄弟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从故事结局看，亚洲灾疫类电影多结束于家庭或者爱情之上，欧美电影则是落足疫苗的出现或者对世界的拯救之上。

在镜头和音乐的运用上，亚洲电影相比欧美电影要抒情和柔软，更具温情。亚洲灾疫电影音乐中，喜欢以小提琴、钢琴等作为主要乐器，光线上喜欢用具有暖色调的柔光；好莱坞的灾疫电影中，音乐多为交响乐，气势恢宏，影片色调灰暗，强调事情的严峻和节奏的紧张。

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都与其生长的土壤紧密相连。亚洲灾疫类电影的表现形式与亚洲人的审美以及性格相关。亚洲人低调内敛，重视人伦和家庭生活，体现在电影作品上也自然是这样的主题。近现代以来，欧美人在文化上处于霸权地位，经济繁荣，性格开放张扬，表现在艺术作品上便喜欢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亚洲电影在表现形式及精神内核上也逐渐趋于欧美化，好莱坞式的视觉奇观、“普世价值”在亚洲电影中已屡见不鲜。韩国电影中的《釜山行》《铁线虫入侵》《汉江怪物》，拍摄手法都很好莱坞化，灾难奇观配以东方人的叙事模式同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3年，中国导演王竞的灾疫电影《大明劫》，稳扎稳打地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明朝末期发生的瘟疫与战争的故事，虽然票房算不上太好，但影评口碑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