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病源与人性异化
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与疾病和灾难斗争的过程。几千年来，在人类文明的书写中，灾疫和病毒早已不仅仅是病，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治 · 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传染病因为其突发性、难以控制性和大规模的杀伤力成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概念。因为传染病自身的复杂性，也让人对其内涵和边界的理解都有一定的难度。当人们无法对一个事物具有清晰的认知时，人们就会转向用文化的层面对其进行理解、阐释乃至演绎。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和癌症都曾被赋予很多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成为某种政治话语或者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文化标签存在。例如，在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肖邦、契诃夫、雪莱、梭罗等西方文化史上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死于肺结核，肺结核一度被美化为“艺术家之病”，被当作上层社会独有的病种和最具美感的疾病，结核病患者的身份都比普罗大众高贵，结核病在当时被指涉为忧郁、敏感、精致、优雅的代名词。与结核病相反，艾滋病患者被推上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和审判台，艾滋病患者得病被认为是侮慢人伦和破坏血统的行为所致。苏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传染病的病理或症状昭示着某种社会属性，这些社会属性容易被人们用来作为某些相同属性事物的隐喻。传染病通常被认为是可怕的疾病，其身上被赋予的隐喻内涵也就越多。在灾疫类电影中，柔弱的文艺青年多患有肺结核；实验室里泄漏的变异病毒被视为人类“作孽”与“报应”；来自外星和古墓的未知病毒侵袭世界，则被视为“诅咒”与“天谴”，如同宗教世界中对“世界末日”的预言。电影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再现，灾疫类电影以各种方式将人类生活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异化现象展示在观众面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考察了工业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说：“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即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被粉饰为经营利润，劳动成为商品，而劳动人民降为资本家的奴隶、只会劳动的机器。卢卡奇、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对异化理论进行深入的发展。他们认为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既是实现社会“富裕”的重要力量，又是造成社会“病态”的关键力量，科技呈现出异化的状态。随着人类迈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正在发生巨变。科技越发达，科技异化现象越严重。在私有化和社会分工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双重压迫和剥削。在物质上，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精神上没有稳固可靠的安全感。于是，被奴役和压迫下的人群或者种族会逐渐绝望，有些甚至会走上怒火冲天的反抗之路。在以先进的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看似在很多方面掌握着主动权，却又无时无刻不受限于技术和资本的桎梏。对现实的无力感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被捆绑至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中，造成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灾疫类电影，因其对现实灾难的再现或者预见，社会和文化隐喻的内涵非常丰富，对社会问题的展示和揭露更具有冲击力。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影片，对属于人类社会的异化想象往往表现得更直接、彻底。曾有人在研究美国丧尸电影时指出：美国丧尸电影叙事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一种极端的社会和文化隐喻，它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产生的评论，通过丧尸末日的过渡和极端的荒诞叙事来面对受众，通过强迫观众面对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生与死、健康和堕落、自由和奴役、繁荣和毁灭，来揭示这个国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异化。从来没有任何电影能够像美国丧尸电影一样，将美国资本主义异化下的社会，以一种最为夸张的方式生动地书写。
在灾疫类电影中，尤其是科幻类的灾疫电影，感染了病毒的人往往被比喻为对控制的资本的欲望、丧失了自我精神、泯灭了人性的群体。人感染病毒，马上丧失了理智和情感，变成疯狂的嗜血者去袭击手无寸铁的弱者。或者面临灾难，人们各自求生，甚至会采取极端的措施。于是，笼罩在病毒恐怖中的众人，或抗争，或逃散。灾疫类电影通过视觉和心理感觉上的双重恐怖，展现资本的过度扩张、政治的高压及人对技术滥用的恐惧。资本主义异化本质—奴役和剥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集中展现在大银幕中。
在灾疫类电影中，无论是现实类还是科幻类，人性的异化都是影片着力表现的一个方面。在科幻类灾疫电影中，病原体的出现多数起源于人类的“科学实验”。《汉江怪物》中，漂浮于汉江之上的僵尸来自人类实验。《釜山行》中，生物科技公司发生外泄，导致周边生物被感染，丧尸由此出现。在电影中，僵尸嗜血，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个弱者，借此传播病毒，毫无情感。所有被感染者全部成了没有精神和感情的僵尸，人被异化。这里面生物技术公司为了利益，不顾民众安危，滥用科技，导致故事的发生，这是人类被异化的外在表现。《釜山行》里的父亲，一边与丧尸做斗争，一边打电话动员股东进行投资。由此可见，只要一息尚存，人就在逐利。人类变得唯利是图，面目可憎，逐利和在利益面前的自私是人类灵魂的异化。
灾疫的可怕，在于它具有摧毁一切秩序的能力，并将所有社会矛盾推向极端。在灾疫题材电影中，我们看到了恐惧之下的各种剧烈断层，个人和集体的意识对立，医道和王道的伦理冲突，天使和魔鬼的人格分裂。电影中的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奔命的幸存者，就是处于被奴役和剥削状态下的被异化者。这种隐喻使人联想到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中，最底层最普通的人的命运：要么被剥削致死，要么突破阶级壁垒成为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