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深度解析：电影《大明劫》
大明劫：一国之疫，是天灾，也会是人祸。
2013年，电影《大明劫》上映，这是导演王竞继《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之后的又一部作品。
该片讲述了明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发生的故事。彼时，明朝危在旦夕，李自成的军队围攻开封，崇祯皇帝重新起用尚在狱中的猛将孙传庭抗击闯王。明军军资匮乏，朝廷拨不出银两作军饷，地方政府和乡绅也不施以援手。在这困顿之际，军中暴发灾疫，无人能治，士兵相继离世，对被逼出关的孙传庭军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此时，苏州游医吴又可来潼关投奔友人—药局提领赵川。赵川应召入伍为将士看病，不慎染病身亡。孙传庭将吴又可收入军营，给他权力，让他控制疫情。吴又可顶住各种压力，终于找到抗疫良方，并著成医书《瘟疫论》。
明朝末年，曾有疫情暴发是事实，吴又可确有其人，《瘟疫论》也确有其书，所以《大明劫》是一部历史剧，也可以看成一部人物传记片。
既然是历史剧，就先来说说该片的历史还原度。崇祯九年（1636），鼠疫开始在陕北的榆林、延安肆虐。崇祯十三年（1640）到崇祯十七年（1644），灾疫在华北地区毁灭性地席卷了五年。崇祯十六年（1643）的京师大瘟疫导致北京城内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死于鼠疫。电影中，吴又可所到村庄尸横遍野，很多家庭全家患病身亡，足见疫情之重。对于电影中明朝士兵使用的鸟铳和子母铳等武器剧组也进行了真实的还原，从这一点来看，编剧和导演是用一种严肃的心态拍摄此片的。
影片的开始是开封之战，战争很艰苦，也很惨烈，灰色阴郁、雾霭沉沉的天空隐喻着将亡的大明朝。镜头一转到了皇宫之内，坐立不安的崇祯帝紧急起用了被关在狱中的重臣孙传庭，这些点出了开封和潼关在地理和军事上的重要性。编剧谢晓东曾说2003年“达原饮”在抗击“非典”中的重要作用打动了他，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扎进史料，寻找关于吴又可的线索故事，并将他的故事传奇化，与明末的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创作出了《大明劫》。从整部电影来看，《大明劫》既有对历史的凝视，也有对人物的传奇化处理，其间的尺度拿捏得当，塑造了一文一武、一忠一仁的两个人物— 孙传庭和吴又可。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明劫》没有单纯拔高某个人，也没有批判某个立场的对错，对吴又可和孙传庭的刻画都比较到位。作为一名武将，孙传庭理应对他效力的王朝负责。对一名医生来说，治病救人是吴又可的天职。临危受命，内外均无援手的情况下，孙传庭只能破釜沉舟，为军队筹措军饷粮草。朝廷不给，他就得去找地方乡绅；军中有贪吏，他就得加以严惩。孙传庭作为一个武将的残忍和无奈在电影中的多个细节都有充分展现。末世将领，英雄气短，所以他说，李自成输十次也没事，他一次都输不起。观众不喜欢他的杀戮，但也能体谅他的难处。对于吴又可的塑造，影片将他置于一名医者的地位。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患病士兵无论是闯军还是明军，在他眼里都是病人，他都要医治。作为医生，他要对自己的医术负责，需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提升自己的医术水平，所以他力排众议，在实践中钻研医术，坚持推行他的治疗方案。作为朋友，他对赵川有情有义，意见不合时他不鲁莽顶撞，而是选择不辞而别，继续走自己的游医治病之路。朋友去世，他对孙传庭提出要厚葬的请求，并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照顾友人子女的责任。最后，吴又可谢绝了孙传庭的邀约，回归民间，行医治病。影片对他的选择未加评判，以一种较为克制的态度呈现了人各有志的人生态度。
这是《大明劫》的态度，风格凄凉，画面沉重交叠，与灰冷的色调呼应出一首末日挽歌。《大明劫》最打动观众的应该是它深刻的内涵隐喻了。灰色的画面，暗示着一个王朝的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吏治腐败，明朝已是强弩之末，任何猛药都治不了了。孙传庭问吴又可，怎么看待明朝将亡的事实。吴又可引用《黄帝内经》的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又可以为，皆是重驭世之术而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救国如治病，这是《大明劫》里的隐喻。
我们常说，国将不国，才会民不聊生。天灾与人祸往往互为因果，有时候，天灾就是人祸。哀民生之多艰，是艺术对历史该有的叩问。《大明劫》里孙传庭的困境先是朝政腐败、叛军造反的人祸，而后叠加了灾疫横行带来的天灾。作为一部以灾疫暴发为背景和题材的影片，《大明劫》体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虽然它没有西方灾难片中大开大合的情节，也没有夺人眼球的视觉特效奇观，但是它对于政治的追问，对于理想和责任该如何坚守的讨论值得称赞。
一国之疫，是天灾，会带来生灵涂炭。如若国力不济，无人担责，处理不善，便会酿成更大祸害。这是《大明劫》带来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