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趋善避害

灾疫来袭时，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会面临着电车难题。一个村子感染病毒，是封锁这个村子或者屠杀全部村民以消灭病毒，阻断病毒，还是对整个村子不抛弃不放弃，与他们一起面对生死、共渡难关？面对这汹涌而来的难题，这是个非常两难的选择。

在韩国电影《流感》中，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迅速在韩国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引发了韩国各界的混乱。此刻，韩国举国上下就面临一个电车难题式的难题。被感染的这座城市就是被疯子绑在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那些以首尔为主的这个国家里没有被感染的城市，就像是被绑在另一条轨道上的五个人。是完全封锁那座被感染的城市，牺牲几十万条人命，拯救几千万人，还是打开封锁线让他们出来，引发全国人民的恐慌呢？就在城市即将被轰炸时，女医生金仁海在消防员姜智久的帮助下将女儿得救的信息公之于众，最终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在《卡桑德拉大桥》中，列车和感染病毒的车上的乘客与沿途的每个国家和城市，孰轻孰重？电车难题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题目，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会被人所诟病和指责。

灾疫类电影善于运用这类对立的矛盾，引发人们的思考。感染病毒的人没有得到善待和积极救治，就连那些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也被无情抛弃，政府从民众的保护者变成屠戮者。他们伪善、残忍。如若政府保护了被感染的人群，可能会牺牲另一批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两方都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迅速在全球传播，各国各地纷纷封国、封城以此阻断病毒的扩散。疫情发生初期，新冠病毒的毒性未知、致死率未知、传播介质未知、是否人传人也未知，更加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当时不存在所谓的“电车难题”，而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踩刹车，不踩刹车前面就是未知的万丈深渊。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如何选择防疫政策，似乎成了一个现实版的电车难题。马基雅维利谈道，一个统治者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

生命科学里，有生命伦理学，包括用于解决像原子弹这种武器，还有战争中出现的活人实验等生命科学带来的问题，由《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等多个基础提炼出了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原则，其中包含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等基础原则。

《流感》中，面对疫情，无良政客甚至企图轰炸盆塘市，美国顾问和韩国总理的冷峻无情、惨无人道，韩国总统的据理力争，展现了不同立场的政治角力。消防员姜智久解救地下停车场被困的人，帮助女医生金仁海照顾女儿美日，从死人堆里救出美日。体内产生病毒抗体的小女孩美日，在军队的封锁线和机枪扫射中奔跑和呼叫，群众为之动容，人们不顾自己的生命组成了一道道的人墙保护小女孩和从对面奔跑而来的她的母亲。面对此情此景，总统冒着下台的危险开启了防空导弹，阻止轰炸机的到来。电影中，灰暗的画面、低沉的音乐、凸显人物表情的特写将人们面临道德“电车难题”的困境展现得一览无余。这是人性之困，也是道德之困。灾疫电影用这种极端的画面，提醒每个观众，保证了更多人的生命权利，是以侵犯了少部分人的生命权利为代价的。

电车难题没有完美的解，但一定有近似完美的解。想要得到这个解，就不能再单纯割裂地用“后果论”或是“道义论”去思考。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坚持趋善避害（而非趋利避害）的人生逻辑，是来自道德与伦理的需要；明晰所有可选项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基于有限的自由意志做出自决选择，并不违背人类天性的必然。而更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特指因可能出现的损失而需要承担的责任）。任何漠视与逃避，都比不上坦然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