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对科学伦理的拷问

20世纪以来，科技在不断进步，社会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关于科技伦理的问题也引发越来越多人的思考。

科技伦理是指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全球一致认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价值准则，科技公司需要践行科技伦理。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界的义务和责任做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

世界科技史上，伦理问题不止一次引发巨大或持久的争议。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但是直到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辅助生殖技术经过30多年的实践考验才通过了伦理讨论，得到了公众的认可。1997年2月，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证明了利用细胞进行克隆的可行性。多利羊诞生的消息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其中的一种质疑观点就是担心将这项技术引入人类自身的繁殖后会导致人伦关系的混乱。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2018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虽然贺建奎称此次研究基因编辑胚胎的目的是使胚胎发育成可以免疫艾滋病的婴儿，但消息一出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轩然大波。关于科技研究与伦理道德的争论再次出现，许多相关领域学者也认为此类实验是违法伦理道德的。

由此不难看出，科技伦理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共同议题。当科学技术越来越强大时，它带来的风险和伤害也可能越来越大。如果人类对技术把控不好，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有可能会将人类摧毁。如何让科学始终向善，是人类亟须解决的问题。

科技伦理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法律、社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需要政府、科技界、伦理学家、社会团体、利益相关者、公众等共同解决。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命、大数据等新技术高速发展，科技伦理面临新的挑战。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探索，更承载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思考、共同建设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灾疫电影的导演们也对科技伦理进行了思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更多影片将注意力转移到实验室。实验室成了泄漏病毒之地，或者是人类的科学实验导致了物种的变异。早期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恐怖分子擅闯实验室，不慎击碎含有病毒的试剂，试剂喷溅到恐怖分子身上，从而将病毒带离了实验室。这个实验，本是个秘密的实验，暗含着有不合理的成分在其中。《12只猴子》中，反人类的科学家助手恶意携带实验室的危险病毒出境，最终导致地球上灾疫的暴发，人类灭绝。《极度恐慌》里，20世纪60年代非洲灾疫暴发，美军炸毁村子并留下病毒样本以秘密研制生化武器，不料非洲病毒不但没有灭绝反而继续变异，30多年后一只携带病毒的非洲白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迅速感染整座小镇。《惊变28天》里，科学家用黑猩猩做实验研究致命病毒，动物保护协会人员打开笼子放走了携带着病毒的黑猩猩。28天内，黑猩猩体内的病毒导致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嗜血如命的丧尸。在这些影片中，实验室、变异病毒是灾难暴发的源头，是科技的滥用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是某些无良科学家或者资本家的自私逐利之举导致了整个人类的灭亡。《极度恐慌》里，军方要屠村，最高长官认为，病毒既是敌人，也是武器，而无辜被感染的患病同胞，不过是这场特殊战争的牺牲品。电影导演用这样的桥段，暗示无节制、无原则地追求科技突破并试图驾驭它，有可能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权力化运作，最终将人类社会导入彻头彻尾的“风险社会”。电影借助灾疫的巨大威力渗透着对科学的工具化、市场的利益化与制度的官僚化的某种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