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日常场景的恐怖化

6.2 日常场景的恐怖化

袁强在对美国疫情灾难片中的恐怖叙事进行研究时指出,“电影能对微观景象进行揭示,能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见之环节显现,病毒成为一种威胁性的在场,给观众以强烈的情感压力,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使电影中日常的人际接触被恐怖的气氛笼罩”[4]。在《传染病》中,美国高管在香港餐厅愉悦地进餐,并与大厨握手留影,就在握手的刹那,病毒发生了转移。厨师处理了沾染病毒的动物,手上残留了病毒,病毒借由握手传给美国高管,高管将病毒带回美国,并最终染病去世。这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人际交往,却造成了病疫的全球流行。《感染列岛》中,养鸡场暴发禽流感,鸡场老板和女儿的日常生活被打破,养鸡场成了瘟疫的代名词,鸡场老板成了“行走的病毒”,人们纷纷退避三舍,避之不及。舆论压力之下,老板自杀,女儿的精神也面临崩溃的边缘。因为病毒,平日的谈话都变成奢侈的举动。在灾疫类电影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抢购。疫情发生时,人们一窝蜂地冲进超市和商场。在镜头中,失控的场面、被踩踏的人群、人们的喊叫形成恐怖的场景。这与平常秩序井然的城市街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在观众心中产生恐怖之感。

马赛尔 · 马尔丹说:“电影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重现,它外表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已由于导演本人的艺术观而有了一种活力。只要电影向观众提供了现实的主观形象,提供经过凝练因而能生情的现实景象,观众的感觉就能逐渐被触动。在电影院里,观众会因演出的景象而流泪,而在自然中,这种景象无疑只是一般地感动他们而已。因此,画面带有一种感染价值,这种价值是在画面着手表现现实的条件中产生的。”[5]灾疫电影通过将日常生活进行细致的呈现,追溯社会隐性症候,揭示权力结构的失衡、不同文化的排异、生活保障的丧失、先进科技的滥用以及事实真相的遮蔽等现象引发的危机和焦虑。

正是借由这样的恐怖叙事,灾疫电影将瘟疫带给人们的伤害一览无余地呈现,给现实中的人们警醒:要敬畏生命,合理运用技术手段。灾疫电影正是通过这样的以恐怖对抗恐怖的方式,消除人们因为未知产生的恐怖。在揭开社会与心理伤疤的基础上探寻相应的疗救措施和应对机制,以期赢得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现实环境与内心世界。诚如马塞尔所言:“电影是一种艺术,因此,它就像所有艺术一样,是以选择和安排为其创作基础的,它拥有一种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去概括、凝练现实,无疑,这是电影的威力所在,也是它能引人入胜的秘密所在。”[6]

【注释】

[1][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4]袁强:《美国疫情灾难片中的恐怖叙事与瘟疫隐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2页。

[5][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滏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6][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滏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