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询
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 ·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说:“电影画面第一步是再现现实,第二步是触动我们的感情,第三步是产生一种思想和道德意义。”[1]灾疫类电影通过光影、音乐和剪辑手段,实现对灾难的再现或者构建,让人直接面对灾难的场面,体会到灾难到来时人类社会的种种表现,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它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危机的问题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摆在全世界人面前的一个课题。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类为事物中心的学说。古希腊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表达了最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它认为个别的人或人类是万物的尺度,即把人类作为观察事物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哲学家提出的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学说,把人看成小宇宙,认为人反映了整个宇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夸大了人改造世界的能力,颠倒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必须反对,反对其主体性及把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界对立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工具理性为指导,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人类的物质利益为取向,去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历史来到21世纪,一方面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遭遇了空前破坏,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乃至生存危机摆在人类面前,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灾疫类电影,作为对灾难最为直观的呈现,对人类的生存危机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角度进行反思,对长期以来占据人类社会的人类中心论展开质疑。
“现代性话语”不仅是以人类为中心,而且一切都以城市为中心。当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有冲突时,总是农村让位于城市。比如,发生洪水时,为了确保城市不被洪水侵袭,往往会在农村进行泄洪,以致农田被毁、农舍被淹。现代性话语中,工业是居于中心和首要地位的,工厂要建设或者扩建,农田和森林就得腾挪空间。所以,我们在灾疫类电影中可以看到,是因为某处建了生物技术公司或者大型跨国公司,当地生态被毁,灾难发生。或者因为生物技术的滥用及生化原料的泄漏,病毒出现和传播,当地生物纷纷出现异样,最终人也出现症状。我们还能看到,一旦传染病发生,那些身上含有病毒的鸡、猪、蝙蝠和梅花鹿都是令人厌恶和需要被扑杀的。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最初肆虐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出现了捕杀流浪猫乃至宠物猫、狗的事情。在捕杀者眼里,这些动物都是不洁的,动物生命不值得珍惜。这样的情节,我们在《感染列岛》中也看到了,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捕杀了岛上所有的鸡,即便没有染上病毒的鸡也未能幸免于难。在《釜山行》中,卡车司机说上一次“口蹄疫”时,他养的猪全部被埋掉了。《传染病》里,我们看到由于热带雨林被现代工程车入侵,蝙蝠被惊扰,将病毒传给了猪,猪又传给了人。《汉江怪物》里,生化公司的人做实验导致了汉江中生物的变异。《卡桑德拉大桥》中,盛放用于实验的小白鼠的容器被打翻,人类制造的病菌泄漏,溅落在人身上,并带到了火车上导致了病毒的蔓延。
在《感染列岛》《釜山行》《传染病》等灾疫电影中,这些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毒几乎都是从动物开始,继而传染给人,从某个地区蔓延,进而导致整个区域、城市和全球性灾难的发生。在电影中,作为“传染源”的动物,染病也不是来自自身的生老病死,而是因为工业污染而感染了病毒。所有病毒的最终来源都是人类破坏性的工业生产活动。灾疫类电影中这些情节的设定,是对现实的反映,是对病毒来源的交代,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质疑: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大自然、其他生物身上不断索取,这种索取是无度的、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不可修复的。面对人类,大自然有时候都是弱者,灾疫病毒的出现未尝不能看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应该收起自己的傲慢,不再以人类为中心,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物种,与每个物种和谐共生。唯其如此,人类才不会走上自掘坟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