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灾疫电影：在生存和道德困境极端之下的人性书写
“电影是一种艺术，因此，它就像所有其他艺术一样，是以选择和安排为其创作基础的，它拥有一种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去概括、凝练现实，无疑这就是电影的威力所在，也是它能引人入胜的秘密所在。”[1]电影借由一系列语言和符号向我们揭示了前所未见的世界：人物的心灵、群众的节奏和无声的事物的私语。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提供了新的知识、新的主题、新的题材和新的素材。电影是构建人类瘟疫记忆的重要叙事机制，不论是作为现实媒介透析社会与人性的症候，还是作为非现实性媒介基于当下与未来的认知，超前地预警社会风险，都显示出介入参与社会进程、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曾以14—17世纪烈性传染病传播的历史案例谈到一个命题—“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2]。当代，社会文明高速发展，全球往来流动频繁，为灾疫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人们对全球一体化的恐惧，给全球带来了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和考验。在这场疫情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全球灾难，感受到了“蝴蝶效应”。通过新冠肺炎疫情，人们看到恐慌以及恐慌之下的种种表现：有人指责，有些地方出现骚乱，谣言横飞、抢购成风，还有人幸灾乐祸。一夜之间，人们发现，原来在银幕上上演的那些灾疫电影的故事情节，正在现实中上演，灾疫电影似乎一语成谶地预言了这场灾难。人们再次发现，电影这种艺术对于现实和幻想的双重映射。
电影本就是一种拟态的传播手段，而灾疫电影则是将“灾难于不可拒的悲剧性瞬间”这一静态形式活化并且拉长的最佳方式，并用大众最容易接受的活态影响表现出来。电影学者戴锦华老师说过，科幻影片在“二战”后蓬勃发展，因为它回应了“二战”时人类的心理创伤，恰是科幻电影基因天然带有对科技、社会发展的忧思，隐含着创伤式的记忆，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与灾难片息息相通。灾疫类电影，将科幻与灾难融合，从而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诡谲景象。在这个景象里，灾难那种黑云压顶的末日景观被直观地呈现出来，人在灾难中的困局暴露无遗。古往今来暴发过的灾疫，SARS、H1N1、H7N9等都曾在电影里被呈现了出来，而人类社会还没遇到的人的变种、病毒僵尸也被想象和构建出来，并通过电影的形式直观呈现在银幕上。灾疫电影表面上展现灾难来临时的场面，内在却是在探讨人性和人类的未来，引领观众体察社会困境，启发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症结所在。
有学者曾指出，灾疫类电影有着“后启示录”一样的性质。电影用一场制度崩坏、人人自危的灾疫危机，将人性的伪善与恶毒一一撕开。灾疫电影越来越成为真实的人类危机演练场。人们通过观影，体验危机和焦虑，同时通过观影，将内心的恐惧感和恐慌感排解。同时，电影充分运用人心这一最不确定的情感变量，设置生死、善恶、舍得等正反对立、彼此互补的二元化戏剧冲突来推动情节，将抗击灾疫的自我拯救上升为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医学上有一种疗法被称为“冲击疗法”，也被称为情绪疗法，是指将病人直接放置于他所恐惧的情境之中，使患者恐怖情绪高度扩张，过张则满，满而溢，从而达到使恐怖情绪消退的目的。灾疫电影，将灾难发生时的场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在生存和道德困境极端之下一种人性书写。灾疫电影中惊心动魄的画面和情节，多少有点类似于冲击疗法中的恐怖情绪。人沉浸于电影情节之中时，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对生命脆弱、环境不安全的恐惧被释放，个体焦虑感被转移，并与全人类达到精神的共鸣。
人类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考方式。技术的变革为人类征服自然赋能，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破坏程度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人类逐渐认识到这些弊端的存在，试图回避或者改变这些弊端，由此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和忧思。传播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数字时代无国界的传播放大了灾疫的恐惧效应，信息的不公开，谣言的满天飞，加重了群体性不安。
灾疫题材电影运用丰富的隐喻符号，对全球化、环境危机、生化危机都有大量的暗示，揭露的问题跨越国界，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涉及了权力和自由的选择、道德和利益的取舍。面临生化危机、病毒变异，以及可能的外星生物入侵、僵尸大战，人类应当感到恐惧和保持警醒。警醒的同时，人类将何去何从，或许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灾疫电影用它自己独有的方式为全人类进行困境之下的人性书写，传递或强化着人们对这个时代种种忧思。
【注释】
[1]［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滏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2]［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