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故事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个梦，这个梦可能甚至比第一个更能诱惑我们去试图解译进入主人公的大脑中存在的事件序列在及这个梦本身。但是，我们应该离开作家叙述的这个主题，从而使自己保持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立刻转到第二个梦上来，因为任何希望分析另外某人的梦的人都不能避免把他在细小方面的注意力转到梦者所有的经历（包括内部和外部经历）上的。因此，紧跟这个故事的发展线索和伴随着我们的阅读及注释来解析它，这样可能会是最好的方法。
关于构建格拉迪瓦死在公元79年庞培的毁灭过程中的新的幻觉，不是第一个梦的惟一结果，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这个幻觉出现之后，汉诺德立即就决定去意大利旅行，最终就把他带到庞培。但是，在此之前，在他那里又发生其他的事。当他正把身子倾斜出窗外时，他看到一个体形和步态都和他的格拉迪瓦一样的人。尽管没有穿多少衣服，他急着就追了出去，但是没有能赶上她，并且被过往行人的嘲笑驱逐回来。当他再次回到他的房间里时，在街对面敞开的窗户里挂在笼中的金丝雀的歌声激起了他的像是处在囚禁状态的人向往自由一样的情绪，接着，在他决定春季旅游之后，他就立即付诸实施了。
作家已经特别地关注了汉诺德的此次旅行，并且，让他了解了部分自己的内在心理过程。当然，汉诺德为这次旅行给自己找了一个科学的借口，但是这个借口并不会维持很久。因为，他实际上是了解“使他做这次旅行的冲动是出自一种他难以名状的感情”的。一种奇怪的不安使他对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满意，驱使他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再到庞培，但是，即使是在最后的停留地，他仍然没有感到精神上的放松。他对蜜月旅行的人的愚蠢感到气愤，并且，对栖息在庞培的旅店里的苍蝇的无礼他也感到非常恼怒。但是在最后，他不再把自己伪装成“他的不满不仅仅是由他周围的事物所引起，而也是由于从他自身所涌现出的某种东西引起的”。他想他是有点过于兴奋，他感觉到“他的不高兴是因为他缺少某种东西，但是，它是什么他又一无所知。无论他在哪，这个不佳的情绪都始终缠绕着他”。在这种情绪状态下，他甚至对他的情人——科学感到气恼。当他第一次在那个炎热的中午在庞培踯躅徘徊时，“他的整个科学不仅仅是抛弃了他，而且也没有给他留下哪怕是寻找她的最微弱的渴望，他记得她只是遥远的某种东西，他感觉她已经是老朽的、干瘪的、乏味的老大妈，一个世界上最乏味的、最不需要的创造物。”
接着，当他处在不满和迷惑的状态中的时候，就是当他第一次看见格拉迪瓦正在行走在庞培的那一刻，他解决了旅途中一直萦绕的一个问题。有某种东西“第一次进入到他的意识：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有这种冲动时，他就来到了意大利然后又来到了庞培，而且没有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停留，就是为了能发现她的任何踪迹。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踪迹’，因为有着特殊步态的她必定在她走过的火山灰上留下与众不同的、她的脚尖的足印。”
既然作家已经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描述了这次旅行，它与汉诺德的幻觉的关系和它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位置也一定是值得讨论的。他进行这次旅行的理由如下：起初，他并没有认识这一理由的主旨，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个理由才得到他的承认，这一理由就是被作家用那么多的词语进行描述的“无意识”。这一点肯定是来源于他的生活。为此，一个人没有必要忍受幻觉之苦。相反，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健康的人，在一个行动的动机上欺骗自己并且只有在事件完成之后才意识到它们，是经常发生的事。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在几种可供选择的感情动向之间发生的冲突作为这样困惑的必要条件而已。同样，汉诺德的旅行从一开始就是为幻觉所设计的，并倾向于把他带到庞培，因为在那里他能继续寻找他的格拉迪瓦。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梦前梦后的寻找，并且这一点将会被回忆起，梦本身就是答案，而这个答案又被他的意识所抑制。然而，某些我们还未意识到的力量也正在限制他逐渐开始了解他的幻觉的意图。所以，因为他旅行的有意识的理由，他剩下不够充足的、不得不东挪西凑的借口。作家通过创作以下这个梦，把进一步的迷惑呈现给我们。他在那条街道上发现假想的格拉迪瓦，以及去旅行的决定：即金丝雀的歌声作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能成功地和他进行交流的、而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决定。
故事的这一模糊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我们从若漪谈话的后面部分推衍出来的某些解释，才是可理解的。实际上，格拉迪瓦正是起源于若漪·博特刚小姐——这个汉诺德从他的窗户中看到的、正走过大街的、他几乎追上的那个女孩。如果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他的梦所提供的信息——实际上她正是在同一时间和他住在相同的城镇——将会通过一个幸运的偶然机会接受这一不可抗拒的确定性，这将会使他的内部斗争瓦解。但是，那个金丝雀，挂在汉诺德的房子斜对面若漪的窗户里的笼子里的金丝雀，使汉诺德踏上他的远途旅行，它是属于若漪的。按照那个女孩的责备，汉诺德拥有天生的“惰性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才能，即拥有看不见和不认识实际上就在眼前的人的能力。从一开始，他就一定有我们后天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无意识的知识。若漪就在附近的暗示（她出现在大街上和她的鸟的歌声离他的窗户是那么近）强化了梦的作用，在这个地方，对于抵抗他的性的情感是具有很大危险的，他选择了逃遁。他的旅行是他对此进行的抵制，是在梦中的性渴望澎湃起伏向前积聚的新的力量的一个结果。这是逃离他所爱的女孩的意识中存在的企图。在实践意义上，它意味着压抑的胜利，就像他早些时候的行动一样，也就像他对女人和女孩的“步行研究”一样，已经意味着性欲的胜利。但是在这个斗争的每一次的波动之处，斗争结果的妥协特征都被保留了：以为能使他远离活着的若漪而去庞培的旅行，却使他接近了她的替身——格拉迪瓦。这旅行是对隐性梦念的轻蔑，是遵从梦显露的内容所指定的去庞培的道路。这样，在性欲和抵制之间发生的每一个新的斗争中，我们发现都是幻觉胜利了。
把汉诺德的旅行作为一个从他对其所爱的、如此接近的女孩正在觉醒的性欲渴望的逃离看待将会是对呆在意大利期间的他情绪状态的唯一一个恰当的描述。拒绝接受主宰他的情欲表现在他对度蜜月的情侣的厌恶中。他在下榻的罗马饭店里所做的短梦，是由在附近遇见的一对德国情侣“埃德温和安格利那”所偶然引起的。他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听透过薄薄的隔墙传过来的他们的深夜蜜语，就如其所是的那样，这就在他的第一次主要的梦里的情欲激流上投下了一束返照之光。在他的这个新梦中，他再次处在庞培，维苏威火山再次喷发，这样，这一新梦就和在旅途中一直起作用的旧梦连接在一起了。然而，这一次，在遭遇危险的人们之中——不仅仅像前一次那样有他和格拉迪瓦，而且还有瞭望塔中的阿波罗（the Apollo Belvedere）和卡比托里尼的维纳斯（tne Capitoline Venus）。这无疑是对隔壁房间的那对情侣的讽刺性的赞扬。阿波罗把维纳斯高高地举起，扛出房间，在黑暗中放在某种东西上，好像是一个四轮马车或是二轮马车上，因为他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除此之外，对这个梦的解析不需要特殊的技巧了。
就如同我们长久以来知道的那样，我们的作家从不把无价值的和无倾向性的单一形象写进他的故事中，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汉诺德在他旅行时主宰他的无性欲意向的另一条证据。当他在庞培的几个小时里闲逛时，“让人非常奇怪的是，在不久前他所梦见的他在公元79年的火山喷发而毁灭庞培现场的情况再没有回到他的记忆中”。只有在他发现格拉迪瓦的那一时刻，他才突然地想起那个梦并且那同时开始意识到他的困惑旅途的幻觉性理由。除非我们假设这一旅行不是在这个梦的直接激发下才进行的，它是作为对梦的一个反叛，作为拒绝知道这个梦的任何隐秘意义的心量能量的一个释放，对这个梦的记忆，在旅行期间在梦和心理状态之间存在的压抑的分隔怎么才能解释呢？
但是，在另一方面，汉诺德并没有得到战胜他的性欲的喜悦。被压抑的心理冲动还保持着强大的足以用不满和限制对压抑者进行报复的力量。他的渴望转变成不安和失望，这使他的旅行对他来说好像是无意义的了。他对服从幻觉的旅行理由的认识受到限制，并且他与他的科学的关系，在这一点来说，应该激起他的所有兴趣的关系，受到了干扰。所以作家在向我们显示了他从爱情逃离后处在一种危机之中，处在一种混乱和精神错乱状态中，就像我们通常所发现的那样——处在疾病最严重的情况时所具有的骚动不安中。当冲突的两种力量哪个也不能以绝对的优势力量来压倒另一方，从而在它们两者之间的空白地带建立一个强壮有力的心理王国时，才会发生上述情况。但是，在这里，作家通过加入格拉迪瓦出现在此时的内容清除了混乱，开始实行幻觉的治疗。尽管作家使他们遵守必然性的所有规律，但是，他通过他拥有的引导他创造的人物得到幸福命运的权力，也这样安排那个女孩的命运，就是汉诺德为了逃避她才逃到庞培的那个女孩，应该被转移到这里。以这种方法，他纠正了由于这个男青年被幻觉所引导的愚蠢——用他所爱的活着的女孩的家代替想象的她的替身的埋葬地点的。
随着故事中紧张气氛达到高潮的标志——作为格拉迪瓦的若漪·博特刚的出现，我们的兴趣也立即转向了另一个新的方向。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着幻觉的发展，现在，我们将目睹它的治疗。接着，我们就会问：作家是否给出了这一治疗过程的纯粹幻想性描述，或他是否是依据现实的可能来构建它呢？在若漪和她的新婚朋友谈话时，她自己的话就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权利——把开始治疗的倾向放在她身上。但是她是怎样开始这一治疗的呢？当她平息由他的建议（她应该像“那时”一样再次躺下去睡觉）引起的愤怒时，她第二天又在相同的中午时间返回到相同的地点。并且继续诱惑他说出所有的隐情，正是由于对这隐情的忽视，才使她没有理解他昨天的行为。她了解了他的梦、格拉迪瓦的雕像以及她自己也具有的独特的步态。她暂时接受作为复生的精灵这一角色，就如她所体验的那样，他的幻觉所投射在她身上的角色，并且，通过接受他没有意识地赠送给死者的花，以及通过表现出对他没有赠送给她玫瑰花的遗憾，她温柔地用暧昧的语言暗示他将可能占有一个新的角色。
在认识到这一幻觉背后是男青年对她的爱才是这个幻觉的真正动机力量之后，这个机智非凡的女孩接着将下决心去赢得这个童年的朋友作为自己的丈夫。然而，我们对她行为的兴趣或许会在此时让位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的对幻觉本身的惊讶。幻觉所采取的最后形式是格拉迪瓦，这个在公元79年被埋葬的、现在作为中午精灵能与他进行话语交流的女孩。在他们交流结束后，她必须再次沉入地下或找寻她的坟墓。这一精神的蜘蛛网，既没有因为他对穿着一双现代鞋子的精灵的体验，也没有因她忽略了这一古代的语言而要求在她那时还不存在的德语而被处理掉。这肯定是由于作家是把他的故事作为“庞培幻想”进行描述的理由，但是，这也好像排除了通过医学的现实标准来检验它的可能性。
不过，对我来说，应进一步仔细考虑这一幻觉。汉诺德的幻觉是好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不可能性。确实，作家已经通过把他的故事建立在若漪在每个细节上都是浮雕的复制品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从而尽到他的部分责任了。因此，我们必须避免把这前提的不可能性转移到它的结果上——汉诺德把那女孩作为格拉迪瓦的再生。通过作家没有注入让我们任意使用的理性的解释因素，对这一幻觉性的解释将赋予很高的价值。另外，作家还把他的主人公放置在注视荒原烈日和不可抗拒的维苏威火山灰上所生长出来的葡萄所酿制的葡萄酒的神奇的芳香中，这样促进和延缓他的失常行为的环境中。但是，这些解释和辩白的所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使我们准备接受某些提供给满足的、强有力的、情感冲动的、荒谬的东西的智力现在是处在放松的状态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也是被普遍忽略的事实。因为，在这些心理条件下，即使是那些最具有理智的人们也是非常容易和经常好像是弱智一样行动的，并且任何不太自负的人就可以见到在他们身上这是经常发生情况。如果把某些相关的心理过程和无意识或压抑的动机相联系，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在这种联系中，我很高兴引用一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他给我写道：“我一直在记录我自己严重的和未加考虑的行为经验。因为只有在事后才发现我的动机（以一种毫无理由的方式），才发现这一行为把愚蠢带到明亮之处是多么令人惊骇的事情，但是，这却是象征性的。”这一点也是必须记住的：相信神灵和鬼魂以及生命轮回，这在和我们都有关的宗教信仰中能找到非常多的支持，至少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是这样的。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身上，也永远不能消失，就连许多在某些方面非常敏感的人，也发现把灵魂论和理性结合在一起是可能的。甚至一个变得富有理性和怀疑的人，会惭愧地发现在某一时刻，在强烈情感和困惑的结合的印象作用下，他是多么容易地重新相信神灵。我认识一个医生，他有一次失去了一个患有格雷夫氏综合征（眼球突出的甲状腺肿大症）的女病人，他不能排除这样的怀疑：可能是由于他一次疏忽的药而导致这一不良的后果，他应对此负有责任。几年以后的某一天，一个女孩走进了他的诊室，尽管他尽了所有努力，他还是止不住认为她是那个死去的人。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毕竟这是事实：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他的恐惧并没有让路于惭愧，直到那个女孩介绍自己，她是患有这种疾病而死去的那个人的妹妹，现在也同样受这种疾病的折磨时，他才清醒过来。就如同经常观察到的那样，格雷夫氏疾病的牺牲者相互之间，在面部特征方面有一个明显的相似性。在这一病例中，同一个家庭成员的患者加强了这种典型的相似性。遇到这种情况的医生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所以，我有亲身体验的理由来解释诺伯特·汉诺德的暂时的幻觉：格拉迪瓦又复生了，不需要讨论这一点的医学可能性。最后，这一事实对每一位精神病学家都是熟知的：在慢性幻觉（处在妄想症中）的严重病例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富有创造性的、精心编造的且证据充分的荒谬例子。
诺伯特·汉诺德在第一次遇见格拉迪瓦之后，他在庞培他知道的两家饭店中的一家喝了些葡萄酒，接着，又到另一家去喝酒，而这时其他的旅游者正在忙着吃这一天的正餐。“当然，这个怪念头从未进入他的头脑中来”，他只是为了发现格拉迪瓦是在哪个饭店吃住才这样做的。但是，很难说出他的行为可能还会有什么其他意义。在他们第二次在麦里革宫见面之后的那天，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和明显的是互相毫不相关的事情。他在门廊的墙壁上发现一条窄缝，就是在此处格拉迪瓦消失的。他遇到一个把他当作认识的人打招呼的愚蠢的捕蜥蜴的人。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第三家饭店“阳光饭店”，饭店的主人把一个满是铜绿的金属钮扣作为在庞培遗址那个女孩遗骸旁边发现的古董卖给他。接着到最后的时候，在他所住的饭店里，他注意到一对新来的年轻人，他断定他们是兄妹，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所有这些印象后来都一起溶入了“毫无意义”的能量中，情节就是这样的：
“格拉迪瓦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用一缕草叶编织一个捕捉蜥蜴的圆环，她说：‘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伴是正确的，他的这个方法真是不错，她使用效果很好。’”
当他还依然处在睡眠状态中时，伴随着批判的思想，他赶走了这个梦。这简直是疯了。他四处乱闯，想办法从中解脱出来。借助于一只看不见的鸟的帮助，他成功了。这只鸟发出像笑一样的短叫，嘴中衔着蜥蜴飞走了。
我们还是否冒险试着把这个梦解析一下呢——这就是说，试着用从必然产生的扭曲中生出来的潜在思想来代替它呢？这样做就好比一个期望能有一个梦一样无意义。梦的这一荒谬性构成了一个观点的关键之处，即，拒绝赋予梦作为完全合理的心理活动的特征，而坚持认为它们是从精神因素的无目的的兴奋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能将解析梦的规范程序所描述的技术应用到这个梦中，它对揭示梦中显现的连接不予注意，而把我们的注意力不受影响地聚焦在它的内容的各个部分，并且在梦者的印象、记忆、自由联想中寻找它的起源。然而，因为我们不能询问汉诺德，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参照他的印象，并只是尝试性地站在他的位置上来发挥我们的联想。
“格拉迪瓦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一边捕捉蜥蜴，一边说话”。在这一部分梦中，前一天的印象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回响呢？毫无疑问，他遇见那位老年绅士，那位捕捉蜥蜴的人，在梦中，他被格拉迪瓦所取代。他坐在或是躺在“淋浴在阳光中的山坡上”，并且，他也和汉诺德说话了。另外，在梦中格拉迪瓦的谈话是这一绅士谈话的复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女伴艾玛建议的方法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已经富有成效地用过它很多次了。请保持安静”。在梦中，除“我们的女伴艾玛”被一个没名的“女同伴”所替代以外，格拉迪瓦使用了与此非常相似的话语。而且，在动物学家的谈话中的“许多次”在梦中被忽略了，以及句子的顺序有某些变换。因此，在一些改变和扭曲的帮助下，前一天的经验好像变形成梦。为什么是这个特殊的经验而不是其他的经验呢？并且这种改变——老年绅士被格拉迪瓦所替换和神秘的“女同伴”的引入——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解析梦时存在着一条规则，这条规则是这样的：“在梦中听到的一句话一般总是从在清醒时的生活[31]中听到的话或梦者自己所说的话中衍生出来的。”这一规则好像在此处可以发现：格拉迪瓦的谈话只是汉诺德改变了在前一天听到的那个年老的动物学家的谈话。在梦的解析中的另一个规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替换的时候或当两个人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例如，在情境中的一个人显示的是另一个人的特征），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是等同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性。[32]如果我们也冒险把这一规则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梦中，我们将会得到这样的解释：“格拉迪瓦就像那老者一样捕捉着蜥蜴，她就像他一样在捕捉蜥蜴方面技巧纯熟。”然而，这一结果不能被确切地说成是可理解的，但是我们依然有另一个迷惑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应该把在梦中替换那著名的动物学家艾玛的“女同伴”和前一天印象中什么相联系呢？幸运的是，在这里留给我们选择是很少的。一个“女同伴”只能意味着另一个女孩——这就是说一定是那个汉诺德看见并产生好感的、和她哥哥一起旅行的年轻女士。“她裙子上戴着一枝苏连托玫瑰花，当他穿过餐桌的一角看到这一景象时，回忆起某些事情，但是，他不能忆起那是什么。”作家的这一评论给予我们一个权利：把她看做是在梦中出现的“女同伴”。不需怀疑，汉诺德不能回忆起假想的格拉迪瓦所说的话。就像她请求他给予她一朵死者用的白色玫瑰花一样，她对他说：在春天人们都给幸福的女孩送玫瑰花。但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求爱的暗示。那么，在这个幸福的“女同伴”如此成功地捕捉蜥蜴的活动中，是捕捉一个什么种类的蜥蜴呢？
第二天，汉诺德又无意中碰到那假想的兄妹在热烈的拥抱，这就能纠正他早些时候的错误了。就像我们后面知道的那样：他们是如此意外地打断汉诺德与若漪的第三次会面一样，他们实际上是一对情侣，并且是在度蜜月。现在，如果我们愿意假定，汉诺德虽然在清醒时把他作为兄妹，而在无意识中立即就辨出他们真正的关系（这一点在第二天就毫不含糊地被推翻了），这样，在梦中格拉迪瓦的谈话就获得了一个清晰的意义。这红色的玫瑰花已经变成了一种爱情关系的象征。汉诺德懂得，他和格拉迪瓦将要变成那对情侣之间的关系，捕捉蜥蜴就变成了捕捉男人的表象，格拉迪瓦的谈话就意味着类似这样的某种话：“别管我，我也和其他的女孩一样知道怎样去赢得男人。”
但是为什么若漪企图洞察的内容在梦中以老动物学家谈话的形式出现是必然的呢？为什么若漪捕捉男人的技巧是以年老绅士捕捉蜥蜴的技巧所表象的？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已经猜测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捕捉蜥蜴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动物学家，若漪的父亲，他碰巧，也一定认识汉诺德——这就能解释他是怎样把汉诺德作为认识的人打招呼的。让我们再一次假定，汉诺德在无意识中立刻就认出了这位教授。“他有个模糊的观念：可能是在那两个旅店其中的一个中，他曾经瞥见这个捕捉蜥蜴者的脸庞。”那么这就能解释这个奇怪的伪装了，在这一伪装下若漪的企图本身也表现出来，她是捕捉蜥蜴的人的女儿，她是从她父亲那里学来的这一技巧。
在这个梦中，蜥蜴捕捉者被格拉迪瓦所替换，是依照汉诺德在无意识中知道的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表象出来的。引入那个“女同伴”替代“我们的同伴艾玛”允许这个梦表现汉诺德意识到的东西：她正在向一个男人求爱。这样看来，这个梦融合（就像我们所说的，是“缩合”）前一天的两个经历在一起，变成一个情境，为了表现（以一种模糊晦涩的方式，的确是这样的）两个不允许变成意识的发现。如果我们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减少梦中依然还存在的很多奇怪的东西，我们能展示他前一天的经历对被揭示的梦所采取的形式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明，迄今为止提供的、为什么正好是捕捉蜥蜴的情景变成这个梦的核心内容的解释还不能令我们自己满意，我们可以怀疑依然有梦念的其他成分把它们的影响印在显露在梦中的“蜥蜴”存在的重要性上。的确，很可能是这样的。这使我们回忆起：汉诺德好像是从那一点的墙壁上发现一条裂缝——一个“不过是宽度足以让一个非同一般瘦弱的人穿过的”裂缝。这一发现使他在白天就在他的幻觉中做出转换——对于效果的一个转换：当格拉迪瓦从他视野中消失时，她不是沉入地下而是把这一裂缝作为回到她的坟墓的通道。在他的无意识的意念中，他可能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现在发现了这个女孩令人惊奇的消失的自然而然的解释。但是，难道这个从窄窄的裂缝溜走并消失在其中的想法不使人想起蜥蜴的行为吗？难道格拉迪瓦不是像一个灵活的蜥蜴那样行动的吗？那么，以我们的观点，发现墙壁上的裂缝对决定在这个梦的显露内容中的成分“蜥蜴”的选择起着一定的作用。就像遇见若漪的父亲——那位动物学家的印象一样，梦中蜥蜴的情景表象了前一天的这个印象。
如果我们再大胆些，我们将会努力去寻找迄今为止尚未被利用的前一天的一个经验的梦的内容中的一个表象——第三个旅店——阳光饭店的发现？如果就此孤立的事件来说，那么它对构建这个故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然而，作家还是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处理这一插曲，并且又连接了这么多的事情在其中，令我们感到很奇怪。汉诺德走进了这家小旅店去买一瓶苏打水来冷却他沸腾的热血。这个小旅店一直未被他发现应归功于这个小旅店处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且远离火车站。这个旅店的主人趁机来展示他的古董，并且向他展示一个金属纽扣，谎称是属于在讲坛附近被发现的、紧紧拥抱着她的情人的庞培女孩的。对于这个总是在被重复的传说，汉诺德迄今为止从未相信过，现在他在一种未知的力量迫使下，相信了这个动人故事的真实性，并且相信这一发现的真实性，他买下了这个纽扣，带着他的这个所得物离开了小旅店。当他正走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窗户里放着一个装满水的花瓶，一枝长满白色花瓣的水仙花在轻轻地摆动，他把这一景象看做是对他新的所有物的真实性的一个证实。现在，他主动地认为这个满是铜绿的纽扣必定是属于格拉迪瓦的，并且，她就是那个死在情人怀抱中的女孩。在决定第二天将把这个纽扣显示给格拉迪瓦本人来证实他的怀疑后，他平息了因此而占据他内心的妒忌心情。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奇异的新幻觉。就这样，我们就能假定不会在他的同一天夜间的梦中发现任何它的痕迹吗？
解释与这一幻觉相联系的起源和寻找被新的幻觉所替换的新的无意识发现，这个做法肯定是值得的。这一幻觉是在阳光饭店主人的影响下出现的，好在他已经给汉诺德以催眠性的暗示，所以汉诺德如此明显地轻信他。旅店主人向他展示了衣服上的一个金属纽扣，并且是把它作为真实的并且是当作被发现死在情人怀抱中的那个女孩的纽扣向他展示的。接着，这个完全有足够的能力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和这个金属纽扣的真实性的汉诺德，却立即被俘虏了，并且还买下了这个值得高度怀疑的古董。为什么他会是如此做呢？这是一个十分不可理解的问题，而且不存在任何可以假定这个旅店的主人的人格能给我们提供答案的事情。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关于这个意外事件的谜，并且这两个谜经常是相互解释。当他离开旅店时，他看见窗户上的一个花瓶中的一枝水仙花迎风微摆，并把它作为这个金属纽扣的真实性的一个确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幸运的是，这最后一点是很容易解答的。这个白色的水仙花无疑是那束他已经在中午送给了格拉迪瓦的水仙花，看见它在这个旅店的窗户里，某种事情是被证实了，这的确是真的。确实，被证实的不是金属纽扣的真实性，而是当他在以前曾忽略这个旅店之后又发现了它的时候已经对他变得清晰的另外的某种事情。在这一天以前，他就已经好像在这两个庞培的旅店里寻找作为格拉迪瓦出现的那个人一样开始行动了，并且，现在因为他又如此意外地遇见了第三个旅店，他一定在无意识中对自己说：“所以，这就是她住的地方！”并且附加上，“好的，这就对了！我送给她的那束水仙花就在那里！因此，那就是她的窗户！”那么，这就是被幻觉所替换的那个新的发现，并且它不能变成意识，因为它有潜在的假定：格拉迪瓦是他曾经知道的一个活着的人，她是不能变成意识的。
但是，这一被幻觉所替换的新发现是怎样发生的呢？我认为，当这个不允许进入意识的发现本身被另外的一个通过思想的联想与之相联结的观念性内容所替换，附加在这一发现上所发生的确定性的感觉是能够持续和留存的。这样，这个确定性的感觉就变成了实际上与它完全陌生的内容捆绑在一起，接着，这个新的形成物，以幻觉的形式出现了，赢得了一个不恰当的认可。汉诺德把他的对格拉迪瓦住在那个房子里的确定性转移到他在那个房子里所获得的另一个印象上，这导致他轻信了旅店主人的谈话——这个金属纽扣的真实性和关于发现那个相互拥抱的情侣的轶事的实在性——但是只有通过他把在房子里听到的与格拉迪瓦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早已经潜藏在他身上的嫉妒被这一材料所使用，结果就产生了这样的幻觉（虽然这和他的第一个梦相矛盾）：格拉迪瓦是死在她的情人的怀抱里的那个女孩，他所买下的这个金属纽扣是曾经属于她的。
我们将会观察到：他与格拉迪瓦的谈话和她向他的求爱暗示（她“用花来说出”的）已经在汉诺德身上产生了重要的改变。虽然里比多不能没有意识的借口的伪装，男性欲望的显著特征——里比多成分——在他身上被唤醒了。但是，不能不坦白地承认，格拉迪瓦的这个“肉体属性”问题，这个纠缠了他一天的问题是起源于一个年轻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性好奇。即使他通过有意识地坚持在生与死之间摇摆不定的格拉迪瓦的信念应该包括在一个科学的问题之中，问题还会是这样的。他的嫉妒是汉诺德的爱的行动的进一步的标志。在他们第二天的谈话的一开始，他就表现了这一嫉妒，并借助新的借口继续去触摸那个女孩的身体，以及就像很久以前经常做的那样拍打她。
但是，现在是该问问我们自己的时候了，我们从作家的叙述那里推论出来的构建幻觉的这个方法，是否是从其他源泉所知的方法呢？或者，事实上它究竟是不是可能的呢？依据我们的医学知识，我们只能回答它肯定是正确的方法，并且可能是惟一的方法，通过它，幻觉获得了这个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是幻觉的临床特征之一。如果病人如此坚定地相信他的幻觉，那不是因为他的判断能力已经被颠覆了，也不是从幻觉中的错误的东西中所产生的。相反，在每一个幻觉[33]中都隐藏着些许的真实，在其中的确存在着值得相信的某种东西，并且这就是病人确定性的源泉，因此才可以做出那种程度的判断。然而，这一真实的成分一直被压抑着。如果它最后能渗入到意识中，这一次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附加在它之上的确定性感觉被过度强化了，好像是通过补偿的方式，并且现在是附加在压抑的这种成分受到扭曲的替代物上，并且保护它免受任何致命的攻击。就如其所是的那样，这个确定性从无意识的真实转移到和其相连接的意识的错误上面，并且作为这一移置的结果精确地留存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从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所产生的幻觉形成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类似这样移置的例子，虽然是不完全相同的。的确，在这里描述的通过其幻觉的例子中产生的确定性的方法，不是根本地不同于其在普通例子中形成的确定性的方法，在平常的例子中，压抑并不进入表象之中。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确定性附加在正确与错误相结合的思想内容上，并且让它从前面延伸到后面，结果，它变得令人迷惑了，从正确扩展到与之相联结的错误上，虽然不像在幻觉的这个例子中这样难于转变，并反对受到的批评。在正常状态中，一个好的关联——“起着影响作用”，也可以这么说——能取代真正的价值。
现在，我将回到这个梦上来，指出其中存在的微小的但不是毫无兴趣的特征，它在两个原因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结。格拉迪瓦曾经在白色的水仙花和红色的玫瑰花之间做了一种对比。再一次在阳光饭店的窗户里看见那束水仙化，变成了支持汉诺德的无意识的发现的一个重要证据，它在新的幻觉中被表现出来，并且，伴随着这个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汉诺德身上产生好感的那个女孩的裙子上的红玫瑰花帮助汉诺德在他的无意识中纠正了她与她的同伴的关系的看法，所以，他能使她作为一个“女同伴”出现在梦中。
但是，在梦显露内容的地方，我们将会被问到，我们是否能找到任何能显示和取代这一发现的事情，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因为这个发现，汉诺德的新幻觉是一个替代——这个发现：格拉迪瓦与她的父亲住在这个第三个旅店——被掩盖的庞培的旅店，这个阳光饭店。不过它全部出现在梦中，并且甚至是没有经过太多的扭曲，我仅仅是犹豫地指出它，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些如此有耐心地跟随我的读者，也将开始强烈地反对我的没有成功的解析。我再重复一次，汉诺德的发现，是完全地在梦中宣布的，但是它是如此精巧地被掩藏起来，以至于必定被忽略掉了。它隐藏在一个文字游戏的后面，一句意义含糊的话后面。“格拉迪瓦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我们能非常正确地把这个和在那里汉诺德遇见她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的地点相联系起来。但是，这难道不也意味着在“阳光”里——这就是说，格拉迪瓦住在阳光饭店？这个与他相遇她的父亲没有任何联系的“某个地方”，因为它引入了关于格拉迪瓦住在哪里的信息，难道不是听起来好像是非常不明确吗？依据我的真实的梦的经验，我自己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是含糊的话语怎样被理解的方法。实际上，如果我的作家没有在此点上给予我强有力的帮助，我是不应该冒险来把这个解析的工作交给我的读者。当第二天她看见那个金属纽扣的时候，他正是让从她的嘴里说出同样的文字游戏：“你是在阳光里发现它的吗？或许它能生产这类东西？”并且因为汉诺德不能理解她所说的话语，她解释道：她是指阳光饭店，那个这里人们叫它“阳光”（Sole），在那里她已经看到这个古董的赝品了。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尝试：用汉诺德的无意识思想替换他的“非同寻常的无意义”的梦，这个思想存在于这个梦之后，与梦截然不同。这些思想大概是这样：“她与她的父亲一起住在‘阳光’（饭店）。为什么她要和我玩这个游戏？她是想要取笑我吗？或者是她爱我，想要我做她的丈夫吗？”——毫无疑问，当他仍然还处在睡眠状态中，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内心中的答案，摒除了这最后一个可能性，认为这“简直是疯了”，这个断言表面上是直接反对整个显露出来的梦。
苛刻的读者现在立刻就要探究格拉迪瓦补充说的那些用来解释嘲笑的话（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尚未给出根据）的根源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梦的解析》中已经给出，它解释了：如果在梦的思想中，发生了戏弄、嘲笑、或者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那么这是被显露的梦通过梦中的荒谬所给予的无意义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这种荒谬并不意味着心理活动的瘫痪：这是梦在进行时所应用的表征的一种方法。就像总是在特别困难之处发生的情况一样，在这里作家再一次帮助了我们。这个无意义的梦有一个简短的结尾，在这个结尾中，一只鸟发出像笑声一样的叫声，并且它的嘴中衔着蜥蜴飞走了。但是，汉诺德在格拉迪瓦消失以后，曾经听到一个类似的像笑一样的喊声。这实际上是来自若漪，她是用这一笑声来除去她的地狱角色的令人沮丧的严肃性。格拉迪瓦实际上真的曾经嘲笑过他。在梦中这个鸟衔走蜥蜴的形象可能是早些时候的梦的再现，在其中瞭望塔中的阿波罗带走了卡比托力尼的维纳斯。
或许依然有一些读者认为，用求爱的观念来对抓住蜥蜴的情景的解译是不能充分成立的。另外一些支持它的人会提供这样的证据：若漪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准确地承认怀疑汉诺德对她的想法是什么——当她对她的朋友说她确信在庞培将“挖掘”出某种令人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在这里，她跨进了考古学的领域，就像他用捕捉蜥蜴的比喻跨进动物学的领域一样，似乎他们都在努力挣扎着靠近对方，并且双方都努力佯装出对方的特征来。
那么，在这里，我们好像已经完成了第二个梦的解析了。根据这样假定的前提：梦者在他无意识思想中知道所有的他在意识中忘记的那些内容，并且，在无意识中他能正确判断在意识中被他误解成幻觉的东西，这两个梦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可以理解了。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无疑被迫去做出一些判断，这些判断因为它们陌生所以我们的读者感到很奇怪，并且，我们或许经常怀疑我们所佯装的是作家的意思，而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的。我是非常迫切地想要竭尽所能消解这个疑虑，并且，为此，我也愿意深入到尽可能精细的地方——我是指使用含糊的词语和句子中，像“格拉迪瓦正坐在阳光里的某个地方”这样的句子。
任何阅读过《格拉迪瓦》的读者都会被作家笔下两个主人公频繁说出的模棱两可的谈话所吸引。在汉诺德的这个事例中，他说出的这些话并非模糊不清，只是女主人公，格拉迪瓦，被它们的隐含意义所吸引。因此，例如，对她的第一个回答，他说：“我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那个声音。”若漪依然不解，只能问那怎么能是那样呢，因为他以前从未听过她说话。在他们的第二次谈话中，这个女孩曾又一次被陷入了对他的幻觉的怀疑之中，当他告诉她他曾经认识她的时候。她不能不承认他们童年时代曾经相识（就汉诺德的无意识而言）。当然，他不知道他的谈话暗示的其他事情，而只是通过参照他的主导的幻觉来解释它。另一方面，女孩所说的话语，她对汉诺德所做的批评，与汉诺德的幻觉相对比表明她的神志是非常清晰的，女孩展示了一个故意的模棱两可。它们意义中的一个是和汉诺德的幻觉相一致，所以能渗入到他的有意识的理解中，但是其他的意义都超出了幻觉，并且通常给予我们它的转换成无意识的真实，它是因为这个无意识的真实而存在的。机智和创造性的胜利使得幻觉和真实能够被同样语序的话表达出来。
若漪的谈话，即她向她的朋友解释这一情景，同时又能摆脱他们的干扰，充满了这类含混语。这是现实中的作家所创作的谈话，它更多地是针对读者而不是若漪新婚的“同伴”。在她与汉诺德的谈话中，模糊语经常通过若漪使用相同的、我们在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发现的象征——把压抑和埋葬相等同、把庞培和童年时代相等同的情况中起作用。因此，她能在她的谈话中，一方面停留在汉诺德的幻觉发射在她身上的角色上，另一方面，能与现实环境相联系，并且在汉诺德的无意识中唤醒对他们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处在死亡状态了。”“对于我来说，你应该送遗忘之花才是正确的。”在这些话中，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责备的预示，这个责备在后来她对他的最后那次谈话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那时她把他比做一只始祖鸟。“某人为了复活而不得不去死这样的事，毫无疑问，只有考古学家才会这样做”，在这个幻觉被彻底清除掉以后，她才做了这个最后的评语，仿佛是给予她的模棱两可的话语一把理解的钥匙。但是，当她问道：“我感觉好像我们曾经共进过这样的一次晚餐，在两千多年前，难道你不记得了？”的时候，那又干净利落地使用了她的象征手法。在这里，历史的过去被童年所做的替换及其所起的唤醒童年时代记忆的作用是明确无误的。
但是为什么在《格拉迪瓦》一书中的话语如此模棱两可呢？这不是偶然的。因此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这个故事前提的必然结果。它只不过是症状的双重判断的等同物而已，话语自身也像它们一样，是一个症状，从意识和无意识的妥协中产生出来。很简单，这种双重起源在话语中比在其他事情，如行动中，更容易被注意到。并且，由于谈话内容的可塑性，话语背后的两种倾向就可能常常以同样的顺序表达出来，因此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所谓的“模糊语”。
在幻觉或类似的精神错乱的心理疗法的治疗过程中，这类模棱两可的话语经常是在最简短的新症状产生中病人说出来的，并且当医生发现自己也处在利用它们的位置上时这样的事也可能发生。以这种方法，他用打算传达给病人意识的意思激起了适用于他的无意识的意义的一个理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从经验中得知，模糊语所起的作用易于引起极大的反对和极大的误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位作家在他的创造中对在幻觉和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面貌特征的描绘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