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神病学研究一般喜欢以脆弱的人作为材料，当接触到人类中最伟大的人时，它的目的并非门外汉经常归结的那样，是要“使光明的黯然失色，把崇高的拖入泥潭”，[1]而且，缩小那将伟大事物的完善与它通常的不足之处分离开来的鸿沟，这只会引起不满。但是，精神病学的研究不能不在那些杰出人物的例子中寻找值得理解的每件事情，它相信，没有一位伟大人物不受那支配着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同样有力的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甚至被同时代人也尊崇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已经开始成为不可思议的人物了，正如他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他是一个通才，“他的轮廓只能推测——永远也不能确定。”[2]他在自己那个时代的最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于绘画。留给我们认识的是他身上那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3]的伟大。虽然他给后人留下了绘画杰作，但他的科学发现始终未被发表和利用，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身上的研究特质从未完全与他的艺术家身份相脱离，而是经常对他进行严重的侵袭，也许最后将他压制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芬奇根据瓦萨利对自己所讲的话而自责，认为自己因未在艺术中尽到职责而冒犯了上帝和人类。[4]即使瓦萨利的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可能性，而只属于那早在大师生前便已使其困扰的流传，但是作为当时人们相信的依据，这个故事仍具有不容否认的价值。
是什么妨碍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的理解？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多方面的天才与广博的学识，正是这天才和学识使他能够自荐于米兰君主洛德维柯·斯弗尔兹（人称摩洛二世）的朝廷，使他成为自己一项发明的执行者，还使他给这位君主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件，在信中他自夸了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所取得的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同一个人身上结合着广泛而多样才能的事情司空见惯——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列奥纳多是其中最卓越的例子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接受少得可怜的外部天赋的那类天才，他也不属于认为生活的外在形式毫无价值，只陷于因关注人类而精神痛苦忧郁的那类天才。恰恰相反，他身体高大，发育匀称，面部俊美，有着非同寻常的健壮体格；他举止优雅，魅力无穷，极其善辩，平易近人而乐天。他喜欢自己周围事物的美，他喜爱华丽的服装，看重每一处生活的精巧。在一段有关绘画的论文中（这篇论文透露出他对享受的强烈感受），达·芬奇将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并描绘了那等待着雕塑家的困难：“他的脸上涂满了大理石粉末，看上去他像个面包师，他的身上满是大理石碎屑，这使他看上去像背上落满了雪花；他的屋内到处是碎石块和灰尘。至于画家，情形就迥然不同了……因为画家极舒适地坐在作品前，拿着蘸过欢快色彩的轻巧的画笔。他穿着自己中意的服装，他的屋内挂满了令人愉快的绘画，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或从大量精彩作品中读到的人物伴随着他，他可以怀着极大的快乐聆听，没有锤子的敲打声和其他噪音。”[5]
喜气洋洋，热爱享乐这种看法的确只可能适用于艺术家生活中的第一个时期，也是较长的那个时期。之后，洛德维柯·摩洛的统治倒台逼迫列奥纳多离开米兰——这个他活动的中心和地位得以保证的都市，他开始过着缺乏安全感和外在成就的生活，直到在法兰西找到最后的避难所，他性格中的活力开始减弱，本性的怪异之处凸显出来。另外，兴趣从艺术向科学的转移，随时间流逝日益增强，这一点一定加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隔阂。他为订件而勤奋地作画并从而变得富足起来（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这一切努力只使外人认为他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认为达·芬奇画的不过是些反复无常的小玩艺，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效力。我们处在能较好地理解达·芬奇的位置，因为我们从他的笔记中知道什么是他所从事的艺术。在古典开始代替教会权威的年代，在没有预设的研究形式尚不为人熟悉的年代，列奥纳多——这位先驱者和理所当然可以与培根与哥白尼相匹比者——必然是孤立的。在他解剖死马和死人时、建造飞行器时、研究植物营养和它们对毒物的反应时，他当然会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们相背离，他几乎要被视为可鄙的炼金术士了。在那些令人不快的日子里，只有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研究才能找到庇护。
这对他的绘画产生的影响就是他不再愿拿起画笔，画的越来越少，放弃那远未完成的作品，无心留意它们最终的命运。这正是他被同时代人所指责的地方，对他们而言他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个谜。
几位列奥纳多的后期崇拜者已经试图为他开脱掉不稳定的性格缺陷。他们在争论中宣称列奥纳多被指责的只不过是一种伟大艺术家普遍具有的性格，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琪罗，一位将毕生贡献给工作的人，也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种一致的情形中，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均无过错。而且他们声称，某些作品不是没有完成，而是列奥纳多宣布它们就是那个样子。门外汉眼中的杰作对于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只不过是他的意图的不满意的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模糊的观念，他一次次对复制完美的相似性感到绝望。他声称，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作品的最后命运负责。
这些解释或许有一定价值，但是它们仍旧不能掩盖我们在列奥纳多这里碰到的整个事态。对一件作品的痛苦努力，最终从其中解脱开来，对它未来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艺术家身上，但无疑在列奥纳多这里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索尔米曾引用他的一名学生的话说：“当他开始作画时，他似乎始终是战战兢兢的，他从未完成一幅作品，对艺术的伟大有如此高的敬重，他在别人视为奇迹的事物里发现了缺陷。”他接着说，列奥纳多的最后几幅作品，《丽达》、《圣母奥诺弗里奥》、《酒神巴克斯》、《年轻的施洗者约翰》都没有完成。他的所有作品都多少有这种情况。复制过《最后的晚餐》的洛马佐在一首14行诗中提到列奥纳多无力完成作品这一广为人知的情况：
普罗托詹尼从不放下画笔，
同样天才的芬奇，
却没有一幅作品能完成到底。
列奥纳多绘画之慢众所周知。他在米兰的圣马的亚修道院画《最后的晚餐》，在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之后，用了整整3年时间。他的一位同时代人，小说家马提奥·班德里，当时是修道院中的年轻修道士，他讲述了列奥纳多如何经常一大早就爬上脚手架，一直呆到黄昏，始终握着画笔，忘记了吃喝。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手没有举起一下。有时他会在画前一呆几个小时，仅仅在内心考查一番。有时他从米兰城堡的庭院——他在那里为弗朗西斯科·斯弗尔兹制作骑马雕塑的模型——直接来到修道院，只不过为了在画面上再添上几笔，然后又停止了。[6]根据瓦萨利的说法，达·芬奇用了4年时间画《蒙娜丽莎》——佛罗伦萨画派弗朗西斯科·德·吉奥孔多的妻子，他仍不能将绘画完成。这个情况可以说明为何这幅画从未交给委托者，而是留在列奥纳多身边，并被他带到了法国。[7]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将这幅画买下，今天它成了卢浮宫最伟大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把列奥纳多工作方式的这些记录和他遗留下来的，以无比丰富的形式显示了他作品中每一个主题的大量草图和研究材料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可以完全否认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草率与不稳定的特征对列奥纳多与艺术的关系有细微的影响。恰恰相反，我们有可能观察到一种极其非同寻常的深刻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之间，只能犹豫不决地做出决定。我们还能观察到一些极其不尽如人意的要求和实际执行中受到的限制，这是连艺术家本人也难以说明的。列奥纳多在绘画中这种始终具有的众所周知的缓慢被看做这种限制的征兆，这也被看做他后来从绘画界隐退的预兆。[8]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应该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不能适应壁画画法，那要求在底色未干时就在上面迅速作画，这也是他之所以选择油彩的原因，油彩干燥使他可以延长作品完成的时间，以适应他的心绪和闲暇。但是，这些颜料与底色分离了，底色又使它们与墙壁分离。还有，墙壁的缺陷，以及后来建筑物本身的命运，都决定了绘画似乎不可逃避地遭到毁坏[9]。
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流产使得作品《安格哈里》毁掉了。在与米开朗琪罗的竞争中，列奥纳多后来将这幅画画在佛罗伦萨会议厅的墙壁上，而且他依旧在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放弃掉了。这里似乎有一种怪异的兴趣——在实验中——起初有利于艺术品，只是在后来才对作品造成破坏。
列奥纳多的性格特征显示出另外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和明显的矛盾。在他身上似乎有某种明显的消极和漠不关心。当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时——不发展对别人的有力进攻，这个目标就难以达到——列奥纳多以自己的安静和平，避开所有对抗与争论而闻名。他对每个人都温和可亲；据说自从他认为夺去动物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之后，他便放弃了吃肉；他从集市上买来鸟，然后还它们以自由，从这之中他获得了特别的快乐。[10]他谴责战争和流血，他不是将人描述为动物世界中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11]但是这种女性化的柔弱感情并没有阻止他伴随被判死刑的人走上刑场，为的是研究他们因恐惧而扭曲的表情，以及在本子上为他们画速写。也没有使他停止设计最残酷的进攻型武器和作为主要军事工程师而为伯尔吉阿皇帝效力。他经常表现出对善恶的漠不关心，或者他坚持用特别的标准衡量善恶。在最残忍，最无信义的对手占领罗马纳的战役中，他以权威身份伴随皇帝。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发现对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加以批评的片言只语，这可以与法国战役中的歌德加以比较。
如果传记研究有意于对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达到某种理解，它就绝不能对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个性沉默不语——这种情况发生在因过分谨慎和假装已经写就的大量传记中。在这个方面对列奥纳多的了解微乎其微，但是这极微小的东西却极其重要。在一个纵欲与悲观的禁欲主义间相争斗的时代，列奥纳多表现出对性的冷淡拒绝——这是艺术家和女性美画家不愿发生的事情。索尔米引用以下可作为列奥纳多性冷淡证据的话说：“生育行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任何事情都如此令人作呕，以致如果不是长久形成的习俗，如果没有漂亮的脸蛋和感官享受的本性，那么人类将迅速消灭。”[12]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涉及最伟大的科学问题，而且包括在我们看来不值得如此伟大的心灵去考虑的琐屑小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这些作品是极其纯洁的，有人甚至认为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纯文学作品中，也可谓到达了令人惊讶的程度。[13]他们如此坚决地回避性的问题，似乎独有厄洛斯——一切生物的保护神，对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毫无价值。[14]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们何其频繁地通过性的，甚至粗鄙的猥亵绘画来发泄幻想，从中得到快乐。至于列奥纳多，情况恰好相反，我们只有他关于女性外生殖器和子宫胎位的一些解剖草图。[15]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热烈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他是否与某位女人有亲密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琪罗和维托利娅·柯罗娜一样。当列奥纳多还是一个学徒，住在师傅费罗奇奥家中时，他被指控与其他一些年轻人有被禁止的同性恋行为，这件事以他的无罪告终。看来他陷入了被怀疑中，因为他雇了一个名声很坏的男孩当模特。[16]当他成为师傅时，他将自己置身于漂亮男孩和年轻人之间，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中的最后一个，弗朗西斯科·迈尔茨，陪同列奥纳多到了法国，直到他死没有和他分开。迈尔茨被列奥纳多指定为遗产继承人。他与当时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看法不同，自然要否认在列奥纳多和他的学生之间有性关系的可能性，将这看做对伟人的无根据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和年轻男性之间有情感联系是极有可能的，在当时，和学生们在一起是习俗，他们和他相处，但不至于发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而且，列奥纳多不会有高度的性活跃。
只有一条途径可以理解列奥纳多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特殊性，那就是联系他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来认识问题。在他的传记作家中——对他们而言探讨列奥纳多的心理常常是极为陌生的——据我所知，只有埃德基德·索尔米一人探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选择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的作家德米特里·赛尔吉耶维奇·米莱茨可夫斯基创作了一部这位非同寻常人物的类似读物，描写了列奥纳多形象的主要方面，并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观念——当然不是用普通语言，而是经过想象加工后的可塑语言。[17]索尔米对列奥纳多的结论如下（1908年）：“但是，理解周围事物的不可满足的欲望，以冷静的精神优势对完美事物的最深层秘密求得透彻了解的不可遏止的欲望，这一点宣告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不会完成。”
在《菲奥伦萨会议论文集》中的一篇论文里，引用了列奥纳多如下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本质没有彻底的了解，那么他就无权去爱或恨这一事物。”[18]这段话表明了他的信仰、提供了关于他本性的答案。列奥纳多在一篇关于绘画的文章中重复了这句话，他似乎在保卫自己免受非宗教的指控：“但是，如此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了解那创造了如此众多奇妙事物的造物主的方法，是热爱这伟大的发明家的方法，因为事实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所爱对象的充分认识，如果你只认识一点儿，那么你就只能爱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能爱……”[19]
列奥纳多的这些话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我们不去寻找其中的价值，因为它们所断言的是明显错误的。列奥纳多一定像我们一样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人们并非在研究和熟悉了事物的本性之后才去爱或恨。恰恰相反，他们的爱是冲动的，源于那跟知识无关的情感动机，它们的效果只会被反应和思考最严重地削弱。列奥纳多的意思只能是，人类所进行的爱并非适当的和无可厚非的。一个人应当这样去爱，抑制感情，将它隶属于反应过程，只在它能经受住思维检验时才让其发生。同时，我们理解到，列奥纳多想要告诉我们，这事情在他身上是如此发生的，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那将是有价值的。
在他身上看来的确如此，他的感情受到控制，并且隶属于研究的本能；他既不爱也不恨，却问自己爱或恨的根源和意义何在。所以，他必定首先表现出对善恶、美丑漠不关心的样子。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爱和恨抛掉了它们那肯定或否定的标记，二者同样转变为理智的兴趣。事实上，列奥纳多并不缺少热情；他并不缺少那隐藏在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天才的火花。他只是将自己的热情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望，然后使自己投身于科学研究当中，带着从热情转化来的执着坚持与洞察力。在智力劳动的高峰，当知识被获取时，他允许那长期受到约束的感情自由地爆发出来，流溢出来，像引自江河的小溪，当工作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流去了。在发现的高峰，当他能够俯视联系的大部分时，他会被感情征服，用欣喜若狂的语言赞美他所研究的创造部分的光辉，或者用宗教术语，赞美造物主的伟大。索尔米正确理解了列奥纳多身上的这种转化过程。在引用了列奥纳多关于赞美自然的崇高法律的文字之后（“啊！神奇的必然性……”），他写道（1910年）：“把自然科学美化为一种宗教感情，是列奥纳多手稿的典型特征之一，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
由于他对知识的永不满足和坚持不懈，列奥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但是，在他那里完全排除了研究本能向生活享乐转化的可能性的怀疑——一种我们必须视为浮士德的悲剧基础的转化——我们可以冒昧地得出，列奥纳多的发展接近于斯宾诺莎的思维模式。
心理本能力量向各种活动形式的转变或许像体力的转化一样，没有损耗也能达到。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还有多少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与这些过程有关。把爱延迟到获得丰富的知识之后，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取代了爱。说一个走在知识之途的人再爱再恨是不合适的，他处于爱恨之外，他用研究代替了爱。或许这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比其他伟人和艺术家更为贫乏的原因。本性的激发与消耗的暴风雨般的热情——别人在其中享受到最丰富的体验，却似乎对列奥纳多没有丝毫触及。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也取代了行动和创造。一个对宇宙的伟大，它的全部复杂性和规律有所认识的人，会忘记他那毫无意义的自我。他沉浸在赞美中，充满真正的谦卑之感，他极易忘记自己是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了有一条与他的能力范围相应的道路对他开放，他可以试图改变世界命运的一小部分——在这个世界中，小的事物并不比大的事物缺乏美妙和意义。
如索尔米所相信的，列奥纳多的研究或许最初起于为艺术服务；[20]他致力于光线、颜色、阴影和透视画法的性质和规律的研究，为的是确保掌握对自然的模仿及向别人指出同样的道路。或许那时他就高估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不断地追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指引，他被驱使去研究画家的主题，动植物和人体比例，越过外部，他进一步获得它们的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认识，这些的确体现在它们的外表中，并且要求在艺术上得到表现。最后，那变得压倒一切的本能完全将他控制，直到它与他的艺术要求间的联系被切断，这样，他便发现了技术的一般法则，猜测出阿诺山谷中化石生成和分层的历史，直到他在书中用自由奔放的文笔写下这一发现：太阳不动。[21]他的研究实际上已扩展到自然科学的每一分支，在每一个领域他都是一名发现者，或至少是一位预言家或先驱。[22]他的求知欲总是将他引向外部世界，有些东西使他远离了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在《芬奇研究院》中，他画了许多精巧地缠绕在一起的符号，他几乎涉猎了心理学的所有领域。
这样，当他试图从科学研究回到开始的起点，他的艺术活动时，他发现自己被兴趣的新方向和已改变的心理活动的性质所干扰。首先的问题就是在一幅画中什么使他感兴趣，这个问题之后他看到无数其他问题产生出来，正如他经常在对自然的无止境的和永不倦怠的研究中所经历的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他不能孤立地看待艺术品，将它从他认为应归属的宏大结构中分离出来。他把自己思想中与作品有关的东西都表现在作品中，这样，经过最筋疲力尽的努力，他不得不在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作品，或者宣称它是无法完成的。
这位艺术家一度以研究者作为自己的仆人，现在，这个仆人变得更为强大，并且压制了主人。
当我们发现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性格的绘画中，一个单一的本能发展得过于强大，像列奥纳多对知识的热望一样，我们便在一种特别的性情中寻求解释——尽管对它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器质性的）我们所知甚少。但是，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形成了两种更进一步的期望，即在每一种特殊病例中，我们都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证实。我们认为，类似这种过分强大的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期可能就已活跃起来，它的优势由童年生活的印象建立起来。我们进一步假设，它从本源的性本能力量中获得增援，这样它就能在后来取代这个人的性生活的一部分。于是，这样的一个人便会将热烈的献身热情投入到研究中，而另外的人却会将这热情投入到爱情当中，这种人也将能够以研究代替爱。我们将斗胆推断，不仅在科学研究本能中有一个性增援，在大多数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本能的情况中也是如此。
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察显示，大多数人成功地将他们性的本能力量转移到专业活动中。性本能尤其适合于这种贡献，因为它具有升华能力，就是说，它具有用其他更有价值的而非性的目标代替直接目标的力量。我们承认这个过程已被证明，无论什么时刻，一个人的童年期历史——即他的心灵发展史——显示，这个过分强大的本能在童年期是为性兴趣服务的。我们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性生活在成熟期发生了明显的萎缩，一部分性活动似乎就被过分强大的本能活动所代替。
既然人们不愿相信在孩子身上有这种重要的本能或任何显著的性兴趣，那么把这些设想运用于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上似乎特别困难。然而，这些困难是易于克服的，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不知疲倦地问问题中显示出来，只要成人不知道孩子提的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迂回之辞，它们无休无止只是因为孩子想用它们代替他没有问的那个问题——那么成人就会困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一些，更加懂事，这种好奇表现经常会突然中止。通过告诉我们，很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孩子，至少是最有天赋的那些，从大约3岁时，经历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幼儿性研究”的时期，精神分析研究给我们一个充分的解释。就我们所知，这个年龄的孩子的好奇不是自发觉醒的，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印象所唤起——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基于外部经验的恐惧——在这之中孩子感受到自我利益受到的威胁。研究被导向婴儿来自何处的问题，孩子的确似乎在寻找避免不乐意的事件发生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惊奇地得知，孩子们拒绝相信提供给他们的点滴知识——比如，他们有力地拒绝具有丰富神话意义鹳的寓言，他们的理智独立性开始于怀疑行为，他们经常感受到与成人的严重对立，事实上他们后来从未原谅成人在事情真相上欺骗了他们。他们沿着自己的路线调查研究，猜测母亲体内婴儿的存在，追随着自己的性冲动的指引，他们形成了孩子来自吃饭，从肠子里生出来，父亲起了不清楚的作用这一些理论。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性行为的观念，性行为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敌对的、粗暴的东西。但是，既然他们自己的性构成还没达到能够生孩子的地步，他们对孩子来自何处的调查不可避免也是一无所获，并被他们作为未解决的问题而放弃。这初次理智独立的企图失败而引起的印象是持久而压抑的。[23]
当“幼儿性研究”被有力的性压抑浪潮终止时，由于与性兴趣的早期联系，研究的本能有三个极其可能的变化。首先是研究分担了性欲的命运，然后好奇心被限制，并且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这个人的一生中受到限制。特别是不久后，因教育的缘故，对思想的强有力的宗教限制发生了作用。这是以神经性抑制为特征的类型。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方式所引起的智力低下，很容易刺激神经病的发作。在第二种变化类型中，智力的发展足够强大，能抵制约束它的性压抑。有时在幼儿性研究结束之后，那强大起来的理智，恢复了与性的旧有联系，并帮助逃避性压抑。被压抑的科学研究的性行为以强迫的郁郁沉思的方式——自然也是歪曲的，不自由的方式——从无意识中回复，但是它足以有力到使思想本身具有性的特点，给智力活动染上属于性过程本身的快乐和焦虑的色彩。在这里，科学研究变成性的活动，经常是排他的那种，产生于头脑中的安置事物并对它们予以解释的情感取代了性的满足。但是，孩子的调查研究的无休无止特性重现出来，表现在这种郁郁沉思永远不会终结，那强烈渴望寻找到一种解决方案的理智感在这条路上越退越远。
由于一种独特的性格，最珍贵和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避开了思想的限制和神经症的强迫思想。实际上，在这里同样发生了性压抑，只是它还没有成功地把部分性愿望本能降为意识。取而代之的是，里比多通过从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作为增援力量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相结合，从而逃避了被压抑的命运。在这里，科学研究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强迫性的，成为性行为的一种替代物。但是，由于基础心灵过程的完全不同（升华取代了来自无意识的压抑），神经症的性质没有出现；没有对幼儿性研究的原始情结的依恋，性本能可以在为理智兴趣服务中自由活动。通过将升华的里比多增加给本能，性压抑使本能特别强大，它依旧受本能支持，这在于它避免关注任何性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列奥纳多身上同时发生的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萎缩（只限于那被称为理想的“升华的”同性恋），我们将乐意将他作为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例子。他的本性的核心和秘密似乎在于，在幼年期，他的好奇心在为性兴趣服务中激发起来之后，他便成功地将里比多的大部分升华为科学研究的迫切需求。但是，确信证明这个观点并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些他童年期最初年月里心灵发展的图景，而且寄希望于这些东西看起来是愚蠢的，当关于他的生活的资料如此贫乏而不可靠时。而且这里一个有关环境的信息问题，即使关系到我们当代人，这些情况也会避开观察者的注意。
关于列奥纳多的年轻时代我们所知很少。他于1452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和依姆波里间一个叫芬奇的小镇。他是个私生子，在那个时代里当然没有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塞·皮罗·达·芬奇，是一个公证人，出生于农民和公证人家庭，他们的姓取自芬奇镇的地名。列奥纳多的母亲卡特琳娜，可能是个农村姑娘，后来与芬奇镇的另一个土人结婚了。这位母亲在列奥纳多的生活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只有米莱茨可夫斯基——小说家——相信他成功地发现了她的一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惟一确定信息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是一份为征税而制的佛罗伦萨土地登记簿。它提到了芬奇家庭的成员，列奥纳多是塞·皮罗的5岁的私生子[24]，塞·皮罗与一个叫做唐娜·阿尔贝拉的女人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有可能年轻的列奥纳多是在父亲家中长大。他一直没有离开家，直到——多大年龄无人知晓——他作为学徒进入安德烈·德·瓦罗奇奥的画室。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可以在画家团体成员的名单中找到了。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