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歌德奖后发表于法兰克福歌德故居的讲话（1930）

我一生努力工作，奋斗目标只有一个。我的工作是观察正常人和病人精神功能上受到的比较细微的干扰。试图从这类迹象中推测——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么说，猜测——发挥精神功能的器官是如何构成的，同时存在于其中又相互作用的力是什么。我们（我，我的朋友和合作者）沿着这条路线研究所得到的看起来对构建精神科学很重要。这种精神科学使我们把正常及病态的心理过程理解为同一个事件自然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成为可能。

你们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真让我受宠若惊。它使我从上述如此狭窄的考虑中抽身，进入更宽阔的领域。你们的荣誉让人想起在这所房子里出生，并在此度过童年的这位博学而具有伟大普通人格的人物（歌德）。它促使人们在这位伟人面前证明自己，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的目光，他那关注科学界每一次革新的目光，投注在精神分析上，他会做何反应呢？

若论多才多艺，歌德可以和文艺复兴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相媲美。两人一样都是艺术家，也都是科学家。不过相似的人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位伟人之间不乏区别之处。在列奥纳多身上，科学家不能和艺术家和睦相处，科学家干涉到艺术家的发展，最后可能扼杀了艺术家。但在歌德的一生中，这两者却能并存：不同时期内一方允许另一方居主导地位。在列奥纳多身上，把这种干涉和他自身发展受到的抑制联系起来是合理的。这种抑制从他的兴趣范围内摈弃了一切和性相关的东西，因此也摈弃了心理学。在这方面，歌德的性格却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

我认为歌德不会像我们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不友善地拒绝精神分析。他本人就研究过精神分析的几个问题，洞察到许多我们已能证实的东西。有一些使我们遭到批评和嘲笑的观点，在歌德看来是不言自明的。他深谙人这种生物最基本的感情纽带，其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在长诗《浮士德》的《献诗》部分，他歌颂这些感情纽带，我们每一次分析都可以重复这些诗句：[1]

你们又走近了，缥缈无定的姿影，

当初曾在我蒙胧的眼前浮现。

这次我可要试图把你们抓紧？

……

就像半忘的古老的故事一样，

初恋和友谊也随着你们复生。

他呼唤他所深爱的人以解释作为成熟男人的他经历过的最强烈的爱的冲动：“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是我的姐妹或是我的妻子。”[2]

也就是说他不否认这些恒久的好感最初是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目标而成形的。

歌德用充满感情的诗句诠释梦中生活：

那种不为人所知

所重的风流

在胸中的迷宫里

作长夜之游。[3]

这种魔力之后，我们可辨认出亚里士多德古老、令人敬重但无疑正确的说法，即梦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在进入睡眠状态后的延续；还辨认出精神分析首次加在亚里士多德说法上对无意识的承认。只不过梦是歪曲的生活，这个谜在此还没有答案。

歌德在其最出色的诗歌创作——《伊菲格尼》中，给我们展示了令人震撼的赎罪行为：在充满爱心的同情有效影响下，把痛苦的心灵从负罪的重负下释放出来，使感情得到强烈的迸发，精神从而得到宣泄。其实，他本人经常从心理上帮助别人，比如，在《通信集》中，他帮助一个叫克雷夫特的不幸之人，在《法兰西战役》中帮助教授普莱辛；他所采取的帮助方法已不仅是天主教的忏悔，而是在某些突出的细节上和我们的精神分析类似。有一个心理疗法的例子，歌德曾当笑话描述过，不过我认为应把它全部引在下面，尽管这笑话不很出名，但是很典型。这笑话出自歌德给冯·史泰因夫人的一封信（第1444号，写于1785年9月5日）：

昨晚我在一场心理战中大获全胜。赫德夫人仍为卡尔斯巴德发生的种种不快而患得患失，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在她女伴的帮助下，我让她讲述、忏悔了所发生的一切：别人做的错事，她自己的不对，细枝末节也没有漏掉。最后，我以玩笑的口吻宣布她无罪，使她明白一个秘诀，即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可以扔进大海深处了。她自己也开始调侃这一切，病治好了。

歌德对性爱本能评价甚高，从未曾贬低过它的威力。对于性爱，他既朴实，甚至恣意地表达过，也同样专注地高度升华地表达过。在我看来，他通过性爱种种表现所阐述的性爱本质的统一与柏拉图在遥远的过去所做的一样具有决定性。事实上，在《有择亲合力》（The Elective Affinities）一文中，他从化学领域借了一个概念（亲合力）应用到爱之上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的联系精神分析这个名字就可以作证。

我准备着有人指责我们分析科医生无权寄身于歌德的保护伞下，因为我们试图分析他，冒犯了应该被尊重的他：我们贬低这位伟人，把他降到分析调查对象的地位。但是下面我马上会讨论到我们是否打算或者暗示过要贬低他。

我们尊重歌德的人，都容忍了，没有太多人反对，他的传记作家的做法：即试图从现存的各种材料及蛛丝马迹中再现他的一生。不过这些传记能为我们成就什么呢？即使最好最完善的传记也没能回答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弄清楚。一是没能解开成就一名艺术家的神秘的天赋之谜，二是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歌德作品的价值和作用。不过这种传记无疑也能满足我们的强烈需求。历史遗产粗暴地拒绝满足我们这种需求时，比如关于莎士比亚，我们会明显感到毕竟还有歌德传记可看。毋庸置疑，直到现在我们仍很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的那些喜剧、悲剧及14行诗的作者究竟是谁，事实上，是斯特拉特福边省居民的儿子，没受多少教育，在伦敦谋到卑微职位的演员，还是出身名门，修养很高，情感捉摸不定，在某种程度上落泊的贵族，爱德华·得·威尔，第17代牛津伯爵，英国世袭掌礼大臣？如果某人的作品对我们很重要，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证实自己想了解他生活环境的需求是正当的呢？人们常说我们总想从人的角度和这样的人靠得近一些。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的需求就是和这些人产生感情上的联系。在我们已知的，或已受到其影响的父执、师尊、榜样之外再多了解他们一些，期望着他们的人品和作品一样优秀并令人景仰。

不过，我们得承认还有另一种动机在起作用。传记作家证明主人公很优秀，不过也坦露了一些事情。传记作家不想贬低他的主人公，但希望主人公离我们更近些。也就是说，缩短我们和主人公的距离：实际上也就有贬低他的倾向。无法避免的情形是我们对伟人的生活了解越多，就越有机会听说他在某些场合行事并不比我强，事实上，他作为人离我们近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都得承认传记这么做是合理的。我们对待父辈和师尊的态度，毕竟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很尊敬他们，这尊敬却掺杂着敌意和反抗。这是心理上与生俱来的，不用真理压服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注定要扩展到我们和伟人们的关系上，我们很想调查他们一生的经历。[4]

精神分析应用于传记后，自然有权受到和传记一样的不那么粗暴的对待。精神分析能提供的信息用其他手段是无法得到的，因此可以展示由艺术家的天赋、经历和作品织就的“织工杰作”[5]上新的连接线。我们思维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从精神上掌握外部世界资料，在我看来，如果精神分析应用于伟人，能增加我们对其伟大成就的了解，就应该感谢精神分析。不过，我得承认，在歌德身上我们还没获得多少成就。因为歌德不仅是诗人，自我坦白的伟人，而且是城府很深，小心谨慎的人，尽管他留有大量自传性资料。在此我们不禁想到梅菲斯特的话：

你能贯通最高的真理，

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