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的人”
心理分析工作不断面临这样一个任务，即诱导病人放弃某种眼前的，可以直接获取的快乐，并不是要他放弃所有的快乐；这一点也许任何人都做不到。即使是宗教也不得不许诺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无与伦比的更大的快乐，以此来支持它的教义，要人们放弃尘世的快乐。只要求病人放弃那些对他必然有害的满足即可。他只是被暂时地剥夺了快乐，但要知道放弃眼前的快乐，只是为了换取更有保障的快乐，虽然可能会来的迟一些。也就是说，要让病人在医生的指导下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进步到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而正是现实原则将成年人与儿童区别开来。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医生是否具备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通常，医生只是把病人自己的推理再重复讲给病人听。但自己脑子里知道什么事，和听别人讲诉这件事是不同的。医生正是扮演了这个局外讲诉者的有效角色；他利用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心理分析正是用原创的、根本的东西来替换那些派生的、苍白的内容。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医生在其教育工作中运用了“爱”的成分，即使在教育之后的工作中，医生所做的一切，大概也只是重复最初使某种教育成为可能的过程。同生存的要求一道，“爱”是伟大的教育家，正是那些与病人最亲近的人的爱，诱导他尊重必需的规范，从而不受违反这些规范的惩罚。
当医生以这种方式要求病人暂时放弃一些快乐，做出一点牺牲来接受某种暂时的痛苦，从而取得更好的结果，或者只是要求病人服从人人都遵守的必要法则时，往往会遇到一些病人以特殊的原因对此提出反抗。他们说他们已经放弃的够多，忍受了够多的痛苦，他们有权不再接受更多的要求；他们不愿再屈从任何令人不快的必要法则，因为他们是例外的人，而且，要坚持自己的例外。有一位病人的这种要求，甚至使他坚信有一位特别的守护神看护着他，使他免于做出任何痛苦的牺牲。而对如此强烈的内心信念，医生如何劝导都将无济于事；医生的影响在最初的确是无能为力的。这使他明白，必须找到产生这种危险想法的根源。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权。但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是个例外的人并且行为也的确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原因。这特别的原因也许不止一种；在我所调查的病例中，我成功地发现了在这些病人的早年经历中所共有的一种特殊性。他们的神经症都与幼年时经历的痛苦相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却被不公正地对待。这种不公正导致了他们对特权的要求，产生了反叛的倾向，从而加剧了内心的冲突而最终导致了神经症的发作。有这样一位女病人，当她获悉阻碍自己达到生活目标的一种痛苦的机能病属于先天性质时，她对生活的反抗态度加剧了。她原先以为这种病是后天偶然患得时，就能够安心忍受；但一旦发现这是先天遗传的结果后，就变得叛逆起来。那个认为自己有个特别的守护神看护的年轻人，在幼年时不幸被他的奶妈传染患病，后来的生活他就全部用来要求补偿，要求一种他自己也想不出什么依据的“事故赔偿”。我们对这一病例的分析，从病人模糊的残存记忆中提取的这一事件以及对其症状的解释，从他家人提供的情况中得以客观的证实。
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我不能过多地谈论这些或其他病史。我也不打算将童年久病造成的性格缺陷，与有着苦难历史的整个民族的行为做出十分明显的类比。我要做的，是借此机会指出世上最伟大的诗人所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性格中作“例外的人”的要求，与他先天的缺陷密切相关，并由此引发而来。
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开场时，后来称王的葛罗斯特有这么一段内心独白：
可是我呢，天生一副畸形陋相，
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以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
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
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
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
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
使得我残缺不全，
不等我生长成形，
便把我抛进了喘息的人间，
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
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
* * *
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
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
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
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
乍一看，这一大段声讨文字似乎与我们的主题无关。理查德好像不过在说：“我厌倦了这无聊的生活，想要好好享受一番。既然我身体残缺无法扮演情人的角色，就只好当恶棍了；我要去诱骗，去谋杀，为所欲为。”如此不羁的动机只会窒息观众的同情心，但其实这下面隐藏着更为严肃的东西。否则这部戏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剧作家必定知道如何为我们准备好一个秘密的心理背景好去同情他塑造的主人公，使我们能够欣赏他的大胆和灵敏，而没有任何内心的抵抗；而这种同情只能基于对他的理解，或者说基于一种内在的与他同命相惜的感觉。
因此，我认为，理查德独白并没有把什么都说出来，而只给出某种暗示，让我们自己去填补他所暗示的内容。我们这样去做之后，发现表面的放纵消失了，取而代之产生强烈效果的，是理查德描述自己缺陷时的苦涩和细腻，我们因此明显的感受到那种同命相惜的感觉，促使我们去同情像他这样一个恶棍。这样，这段内心独白的意思就变成：“上天没有赋予我美丽的形貌来赢得世人的爱，这使我倍感痛苦和冤屈。生活要为此给我补偿，我要亲自看到我得到了补偿。我有权成为一个例外的人，无视那些常人约束自我的规矩。我既受到了冤屈，就要去冤屈别人。”至此，我们感到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像理查德；感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像他这样了。理查德只是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某种东西极端扩大化了。我们都认为，先天及幼年的不幸使我们有理由指责上天和命运；我们都要求为儿时的伤害有所补偿，这些创伤使我们无法自爱自恋。为什么上天没有赋予我们鲍尔德的金色卷发或西格弗里德的力量，[1]或天才高扬的额头或贵族高贵的形象？为什么我们偏偏降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而不是王宫显室？我们本来可以像我们所艳羡的任何人一样赢得美女和荣誉。
正是由于诗人对艺术简约性的精妙把握，他不让主人公公开地完全地表露他潜在的行为动机。通过这种方法，他迫使我们去填补空缺，调动我们的思维活动，引导我们离开批评性的思考，将我们自己与主人公紧紧联系起来。若换个蹩脚的诗人，只会把想要展示给我们的东西表露无遗，结果只能面对我们冷漠而任性的头脑，排除了任何使意象深化的可能性。
在结束讨论“例外的人”之前，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女人对获得特权，以及免除生活中诸多强加的要求，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从心理分析工作中得知的那样，女人认为自己幼年即受到伤害，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某些东西，以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女儿对母亲的怨恨，归根到底，都是出于责怪母亲把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时，为什么生出来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