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充当父亲替身
头脑清醒的评论家恐怕都不会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这并不足以把契约的含义解释清楚。他们对此有两点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会说没必要把契约理解为双方义务都列在其中的合同文件。相反，他们认为其中只规定了画家的义务，而魔鬼的义务没做说明，只是“寓含在其中”：画家受到两方面约束——先是给魔鬼当几年儿子，死后再完全属于魔鬼。如果这样，我们的结论所依据的前提之一就不能成立。
第二条反对意见是我们不能说明强调“魔鬼的真身儿子”这一说法是合情合理的。这不过是一个常用的表达方式，大家都可以像神父那样做出解释。他们在把文件译成拉丁文时并没有提到契约中讲的亲缘关系，而只是说画家把自己拍卖（mancipa vit）给了魔鬼，自愿过邪恶的生活，拒不承认上帝和圣三一。为什么不接受这种明显又自然的解释呢？[9]实际情况只是一个人受不了忧郁症的折磨，所以与魔鬼签约，非常相信魔鬼的治病能力。至于他父亲的死与忧郁症并不相关，造成忧郁症的还可能是别的原因。
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人们又一次指责精神分析学把最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无中生有地提出玄秘的问题，对无关紧要的细节大作文章，还以此为基础得出深不可测、稀奇古怪的结论。即使我们指出：拒绝我们这种解释会忽略许多突出的类比，还会切断我们在此病例中可以证明的微妙联系，那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对手会说这些类比和联系其实并不存在，只是我们凭空编造出来的乌有之物。
我不想套用“开诚布公地说”或“坦诚地说”来引出我的回答，因为根本不需要预先做什么声明，我们就应该是坦率诚恳的。我只想简单地说：我很清楚，不相信精神分析思维方法的读者根本不可能因读过17世纪画家海兹曼的病例就相信了此方法，我也不想借此病例说明精神分析法的正确性。恰恰相反，我先假设这种方法站得住脚，然后用它来解释画家的附魔神经症。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对神经症本质的一般研究都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毫不自夸地说，即使我们最迟钝的同事和同龄人，如今也已认识到，不求助精神分析，就无从认识神经症。正如奥德修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承认道：“只有拿到这些弓箭才能攻下特洛伊。”
如果我们把画家同摩鬼签约看成神经症患者的幻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用精神分析法来解释这一契约。再小的暗示也有其含义和作用，在我们探讨神经症的致病原因时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高或过低地估价这些细节，而这取决于我们对这些细节的信赖和运用程度。如果一个人既不相信精神分析，又不相信魔鬼，他就只有随心去看待画家的病例了，或是想出他自己的解释，抑或是找不出其中有什么值得解释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设想，即画家卖身的魔鬼就是他父亲的一个替身。这是由于魔鬼第一次出现时的样子像一个诚实的老人，蓄棕色胡子，穿红色披风，右手拄着一根拐杖，旁边跟着一条黑狗。[10]魔鬼后来的样子一次比一次更恐怖，可以说更像神活中描述的样子：长着鹰爪和蝙蝠翅膀，头上还有角。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神殿时是飞龙的形象，本文后面我们还会谈到魔鬼外形的一处细节。
选魔鬼做爱父的替身，这在一开始听起来确实荒诞。不过有许多事实向我们证明：这一设想不足为怪。首先，上帝就是父亲的替身，或者确切说是一位备受颂扬的父亲形象，也可以说上帝是童年时代见过、遇到过的父亲的再版，是每个人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再版，是史前人类对原始游牧部落中父亲形象的再版。后来人们认识的父亲并不是那么崇高，但童年时代构想的父亲形象依然存在，并和世代继承下来的对原始父亲的记忆融在一起，形成了上帝这个概念。我们通过对个人的生活分析知道：一个人与父亲的关系从一开始，或者至少是开始不久就是矛盾的。就是说这种关系中包含着一对不同性质的感情冲动，其一是爱戴和屈从，其二是反对和违抗。我们认为这种矛盾同样支配着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儿子对父亲的渴望、惧怕和违抗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冲突。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对宗教的重要特征及其主要变迁试做解释。
至于魔鬼，我们知道他被当作上帝的对立面，但性质上与上帝很接近。魔鬼的历史不像上帝的历史研究得那么清楚；也不是所有的宗教中都有魔鬼，都把上帝的敌人看做魔鬼，而且在个人生活中，魔鬼的原型迄今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有新的神灵出现并取代了原来的神灵，原来的神灵就变成了魔鬼。当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时，被征服者的神灵也被推翻，成为征服者眼中的魔鬼。据基督教神话记载，基督教中的妖魔，也就是中世纪的魔鬼，本身就是堕落的天使，也有神灵的性质。我们不必作过多分析就能猜到：上帝和魔鬼本来是一体的，后来分裂为具有相反特征的对立体。早期宗教中上帝本身仍具备所有可怕的特征，后来这些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上帝的对立面。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熟悉的一个过程：具有矛盾对立成分的概念最终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概念。在上帝的原始特性中包含着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支配着个人与父亲的关系。如果仁慈、公正的上帝是他父亲的替身，那么对父亲的敌视——憎恨、恐惧和斥责都体现在魔鬼身上就不奇怪了，所以父亲看来是上帝和魔鬼两个形象的原型。原始的父亲可能是极恶的，更像魔鬼而不像上帝，这一事实也给宗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的确，要想从个人的精神生活中揭示出这种认为父亲像恶魔的概念的影迹，并不是容易的事。小男孩画漫画和古怪人物时，毫无疑问是在嘲笑父亲；男女都害怕的夜间盗贼也是父亲形象派生出来的。[11]患动物恐惧症的儿童所害怕的动物，和原始时代的图腾动物一样，通常也是父亲的替身。但最清楚地证明魔鬼是父亲的翻版、可作父亲替身的事例，莫过于这位17世纪画家的附魔神经症病例了。因此我在本文一开始就交待：这种附魔神经症病例给我们提供的是纯金属，是需要从后来的神经症病例中艰苦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的，如同从原矿石中提取纯金属。[12]进一步分析画家的病情，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一说法。一个人在父亲死后变得抑郁，失去工作能力，这本不罕见。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人曾经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父亲。这也提醒我们，严重的忧郁症经常表现为精神上病态的悲哀。[13]
我们的分析推理到此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推论说父子间仅仅是一种相互眷念的关系就错了。正好相反，一个人对父亲的态度越是矛盾，父亲之死带给他的悲哀就越容易演变为忧郁症。强调这种矛盾关系，我们就能在分析画家的附魔神经症时认识到是画家贬低了父亲。如果我们对画家克里斯托夫·海兹曼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就能很容易地推出这一矛盾之所在。因为我们可以像对其他接受精神分析的对象一样，让他记起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为什么对父亲产生恐惧和仇恨心理的。在父子的自然关系中，仇恨是难免的，除了要弄清产生仇恨的通常原因外，我们更要找出让儿子仇恨父亲的偶然因素。例如从画家丧失工作能力这件事，我们或许就能做出一种特别的解释。也许父亲曾反对他从画的愿望，那么父亲死后他丧失作画能力的现象一方面是“延期服从”的表现，[14]同时也使他失却了维持生计的能力，他必定更加渴望父亲的保护和照料。“延期服从”这一表现形式还体现了悔恨，也是一种成功的自我惩罚。
克里斯托夫·海兹曼死于1700年，我们无法对他本人进行精神分析，但我们必须从他的病例中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特征，用以证实他对父亲的否定态度。这种特征很少，也并不很突出，但很有意思。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数字9扮演的角色。同魔鬼的契约为期9年。波腾布伦乡村牧师那份内容绝对可靠的介绍信中讲得很清楚：“他递上一份为期9年的契约（pro novem annis Syngraphen scriptam tradidit）。”这封信上还说契约几天后就到期了：“契约将在本月24日到期（quorum et finis 24 mensis hujus futurus appropinquat）。”因此可以推算出契约签于1668年9月24日。[15]同一份文件中还有一处提到了数字9。画家声称自己沉沦之前9次抵制魔鬼的诱惑，其他文件中都没再提到这一处细节，但修道院院长的证明中用了“9年之后”，编者在概要中也重复使用了这个短语——可见数字9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都知道数字9对神经系统引起的联想。9是妊娠的月数，一出现数字9总能使我们联想到怀孕。在画家的病例中，这个数字指的是年份而不是月份。如果说9在其他意义上是个特殊的数字或许会遭到许多人反对，但它与怀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个数字平添了几分神圣感，对这一点谁又能断然否定呢？我们不应被9个月变成9年的表面现象蒙蔽。对梦的研究表明：“无意识的思维活动”会玩弄数字游戏，例如梦中出现的数字5必定代表着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5；不过生活中的5可能指年龄相差5岁或一行5人，而在梦里却变成了5张钞票或5个水果。这就是说数字本身仍保留在梦中，而它所指示的名词却随压缩和移位的需要而改变，因此梦中的9年很容易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9个月。此外梦还以其他方式玩弄现实生活中的数字，如常常鄙弃数字零，根本不把它当作一个数。梦中的5元钱可以代表现实中的50元、500元，甚至5000元。
画家与魔鬼的关系中另一个细节还和性有关。他第一次见到的魔鬼看上去像个老实人，而第二次，魔鬼就变成了赤身裸体、长了两对乳房的怪物，后面的每一次幻象中魔鬼都长着乳房，有时是一对，有时是两对。有一次幻象中魔鬼不仅长了乳房，还有一只大阴茎，末端呈蛇形，巨大悬垂的乳房突出了女性的特征（插图中没有一处画出了女性生殖器），这一点似乎明显与我们的设想——魔鬼是画家父亲的替身——相悖。而且，这种描绘魔鬼的方法本身就很少见。如果把魔鬼设想成大量出现的一个类群，那么把它描绘成女性就不再奇怪；但魔鬼的形象据记载从来都是雄性的、而且是超人的，长着角、尾巴和蛇头阴茎，我从没见过非同于此的记载。
数字和性别这两个细节给我们提示了一些决定画家对父亲持否定态度的典型因素。他奋力反对的是自己对待父亲的女性态度，这种女性态度的高潮形式表现为为父亲怀一个孩子的幻想（9年）。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对这种反抗有着十分透彻的认识。这种反抗有时会表现为很奇怪的形式，理解起来非常困难。画家哀悼死去的父亲，强烈渴望父亲的照顾；与此同时他心中长期压抑的怀孕的幻想又复苏了，于是神经错乱、贬低父亲都成了他自我保护的手段。
但是，贬低为魔鬼的父亲为什么会显现出女性的某些生理特征呢？这一点最初看来很是费解；不过我们很快找到两条针锋相对而又互不排斥的解释。男孩子一旦认识到要想同女人争夺父亲的爱就意味着丧失自己的雄性，即被阉割，他就会对自己的女性态度加以约束。因此抛弃女性态度就是避免阉割的斗争结果，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便是在幻想中阉割父亲，使他变成女人。于是魔鬼的乳房象征着画家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对魔鬼的女性体征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不是恨而是爱的体现。按这种说法，童年时代对母亲的爱慕之情随这种女性外表转移到了父亲身上。也就是说儿子先前对母亲有着强烈的固恋情结，这种固恋本身也构成了他对父亲的仇视。在孩子还不知道“女性没有阴茎”这一消极特征时，大乳房便代表了母亲的积极的性特征。[16]
如果说画家奋力抗争，拒不接受阉割，从而不能满足他对父亲的渴望，那么他继而转向母亲的形象，以求得帮助和拯救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便是他为什么宣称只有马里亚泽尔的圣母才能使他从契约的束缚中得以解脱，而且在圣母诞辰之日（9月8日）重获自由。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契约生效的9月24日是否也是这样确定的。
我们通过对儿童精神生活的观察、分析知道，最为正常成年人反感和难以置信的便是男孩子对父亲的女性态度，以及由此而生的怀孕幻想。只有在萨克森的上诉法庭首席法官丹尼·保罗·施雷贝尔发表了自己的精神病史及完全康复的情况报告之后，[17]我们才可以无所顾忌、理直气壮地谈论这个问题。在这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大法官说，他在50岁左右时坚持认为上帝——恰有着他父亲、有名的施雷贝尔医生的许多特征——欲阉割他，以创造出“具有施雷贝尔精神的一代新人”（他本人婚后无嗣）。他认为这极不公正，而且违反了万物的秩序，在反抗中患了妄想狂。他的病症随时间推移逐渐减轻，只留下一点残存的痕迹。这位天才可能从未想到，他在讲述自己的病历时，揭示了一种典型病原。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把这种对阉割和女性态度的反抗从有机环境中脱离出来，肤浅错误地把这种反抗同对权力的渴望联系起来，称之为独立的“男性反抗”。在两种倾向发生冲突时才会导致神经症，因此，正如可以把女性态度当作神经症的致病原因一样，男性反抗同样可以成为“一切”神经症的致病原因。这种男性反抗的确会构成性格的一部分，对有些人还是一大部分。我们分析男性神经症患者时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抗。精神分析学对由阉割情结引起的男性反抗给予了足够重视，但不能确定这种反抗意识是否构成神精症中无所不在的最终决定因素。在我的分析过程中研究过这样一位病人，他的男性反抗表现最为突出，反应也最强烈。这个病人因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向我求医，他的病因显然是男女性态度冲突的不可调和（即对阉割既恐惧又渴望的矛盾心理）。此外他还表现出受虐狂的幻想，这种幻想完全来自他对阉割的渴望。更有甚者，他不仅幻想，还追求性变态的满足。正如阿德勒的理论所讲，他的这种状态完全是对童年固恋的压抑和摒弃才造成的。
施雷贝尔后来决定不再反对阉割，并使自己适应了上帝指派给自己的女性角色，这时他的病才开始好转。这以后他头脑清醒，人也冷静了，自己办理手续离开了精神病院，过起了正常的生活，只是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培养自己的女性特点，而且始终确信自己在逐渐接近上帝为他立下的目标。[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