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们着手研究那些使我们产生强烈、明确的神秘和恐惧感的事、人、印象、事件和情境之前，首要条件显然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例子并从它入手。延奇把这样的疑惑——“一个表面上有生命的东西是否真的活着，或者反过来，一个无生命的东西是否就真的不会活起来”——当作典型例子，在此他指的是蜡像、设计很精巧的玩偶或机械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此外，他还增加了癫痫发作和精神病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产生的神秘和令人恐惧的效果，因为它们会使旁观者产生一种印象，即在普通的思维活动背后掩藏着无意识的、机械的活动过程。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作者的观点，但仍将其作为我们自己探讨研究的出发点，因为随后我们就会看出他是一位比任何人更成功地刻画出神秘恐怖效果的作家。
延奇写道：“在讲故事时，能轻易创造出‘神秘恐怖’效果的最成功的手法是让读者不能肯定故事中的某个特别的人物是人还是机械人，而且还要让读者的注意力不直接集中在这一点上，这样就不会引他去深究这一点，从而立即就把它搞清。如果不那样，正如我们所说过的，这东西所产生的奇特心理效果会立即消散。E.T.A.霍夫曼（Hoffman）在他奇异怪诞的小说中曾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心理描述手法。”
这一观察无疑是正确的，它主要是指霍夫曼的小说《夜景画》（Nachtstücken）[2]中“睡魔”（The Sand-Man）的故事。在这一故事中包含有奥芬巴赫（Offenbach）[3]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一幕中所出现的玩偶奥林匹娅（Olympia）的原型。可是我认为（我想大多数读过这个故事的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玩偶奥林匹娅怎么看都是个有生命的东西，但奥林匹娅并不是使这个故事产生出无以伦比的神秘恐怖气氛的惟一或甚至是重要的因素。而且虽然作家以略带嘲讽的笔触处理了有关奥林匹娅的情节，以此来嘲笑年轻人对情人的理想化，但这并没有增加作品的神秘恐怖气氛。恰恰相反，故事的主题是与之不同的什么东西，是故事以此为主题的东西，而且在关键时刻总会出现，这个主题就是挖小孩眼睛的“睡魔”。
这篇荒诞的故事以大学生纳撒尼尔对童年的回忆开始。尽管纳撒尼尔现在生活幸福，但他总是难以摆脱同深爱的父亲神秘、可怕的死亡有关的回忆。他记得有一度时期的晚上，母亲总是打发孩子们早早上床，并且警告他们：“睡魔要来了。”果不其然，纳撒尼尔总会听到客人沉重的脚步声，然后整个晚上父亲就和客人呆在一起。他问起母亲有关“睡魔”的情况时，母亲定会否认，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睡魔”，只不过说说而已；可是他的保姆却说得头头是道：“他是一个邪恶的人，要是小孩子家不愿上床睡觉，他就会来，给他们的眼睛里撒大把大把的沙子，于是他们的眼珠就从头上崩出来，血淋淋的。然后他把眼珠装到口袋里，扛回半个月亮去喂他的小孩。他的小孩坐在巢里，长着像猫头鹰一样尖尖的嘴巴，把淘气孩子的眼睛一个个啄了吃掉。”
虽然小纳撒尼尔已经懂事，长大了，不相信“睡魔”有这么可怕，可是这种恐惧已深植在他心中。他决心看看“睡魔”究竟长什么样。一天晚上，在“睡魔”快来的时刻，他藏在父亲的书房里。他认出来者是柯佩留斯（Coppelius）律师，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偶尔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把孩子们吓得要死。他现在认定柯佩留斯律师就是可怕的“睡魔”。至于其他的情节，霍夫曼已经让我们产生怀疑：我们看到是一个极度恐慌的孩子的错乱幻觉，还是故事中真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的父亲和客人在闪着火焰的火盆旁工作。小偷听者听到柯佩留斯喊：“这儿有眼睛！这儿有眼睛！”忍不住尖叫起来，暴露了自己。柯佩留斯抓住了他，要从火中取出通红的炭火粒扔进他的眼中，然后把眼珠取出扔进炭火中，这时他的父亲恳求柯佩留斯放过他，这才保住了他的眼睛。后来，小孩便昏死过去了，而且还生了一场大病。那些倾向于用理性来解释“睡魔”的人，不难在小孩的幻觉中发现保姆所讲的故事对他难以摆脱的影响。只是撒进小孩眼中的沙粒在这儿变成了从火中取出的通红的炭粒；两种东西都是要使他的眼睛跳出来。一年以后，在“睡魔”的又一次造访中，他的父亲在书房被炸死。柯佩留斯律师从现场消失，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纳撒尼尔现在成了一名大学生，他在一个名叫吉斯皮·科波拉（Giuseppe Coppola）的流动眼镜商的身上，又看到了童年恐怖的幻影。眼镜商要他在大学城推销气压计，纳撒尼尔拒绝了，他又补充道：“不要气压计？不要气压计？还有漂亮的眼睛，还有漂亮的眼睛呢！”当纳撒尼尔发现眼镜商拿出的不过是一些无害的眼镜时，他的恐惧感减小了，于是他就买了一副袖珍望远镜。透过望远镜，他看到对面斯帕兰贾尼教授的家，发现了教授的女儿奥林匹娅，她非常美丽，可奇怪的是她总是沉默不语，而且没有表情。他很快疯狂地爱上了她，而且因此忘掉了与自己已有婚约的聪明懂事的未婚妻，克拉拉。可是奥林匹娅不过是个机械人，她的钟点是斯帕兰贾尼定的，眼睛是“睡魔”科波拉安上的。纳撒尼尔的行为使得这两个人为他们的手工制品大吵了一通。眼镜商扛走了那个没了眼睛的木偶；机械师斯帕兰贾尼从地上抓起奥林匹娅血淋淋的眼睛，扔到纳撒尼尔胸前，说科波拉是从纳撒尼尔那偷走的眼珠。纳撒尼尔又疯了，在谵妄中，他把对父亲之死的回忆与这次新的经历混在了一起，他大叫：“快！快！火环，快转！火环！——啊！快点，木偶！可爱的木偶，快点转——”然后他扑向教授——奥林匹娅的父亲，想掐死他。
纳撒尼尔从这场大病中渐渐恢复过来，最后看起来完全康复了。他与未婚妻和好如初，并打算娶她。一天他俩走过市场时，市镇厅的高塔在那里投下巨大的影子。在女孩的建议下，他们一同爬上高塔，把同他们在一起的女孩的弟弟留在下面。在塔顶，克拉拉的注意力被街上走过的一个古怪的东西吸引住了，纳撒尼尔在口袋里发现了科佩拉的望远镜，就透过望远镜向那东西看去，立时又失去了理智。他大叫：“快转，木偶！”他还要把未婚妻推下高塔，她惊叫起来，引来了她的弟弟，救下了她，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塔上面，精神失常的纳撒尼尔还在团团乱转，尖叫：“火环，快快转！”——我们知道这些话的来源。在下面聚集的人群中，闪出科佩留斯律师的人影，他突然回来了。我们可以设想：纳撒尼尔正是从望远镜里突然看到他的出现，才立刻发疯了。围观的人打算上塔去制服这个疯子，可是科佩留斯却笑着说：“等一等，他自己会下来的。”纳撒尼尔突然站定，盯着科佩留斯，狂叫一声：“是的！”“漂亮的眼睛，漂亮的眼睛！”然后从高塔的护墙上猛扑下来。他跌落在石板路上，头骨崩裂，“睡魔”此时则消失在人群中。
我想，这个简短的故事梗概毫无疑问会使读者感到：这种神秘恐惧感直接与“睡魔”有关，即同挖眼珠子有联系；延奇所指出的“理智上的不确定感”的观点与这种效果毫无关系。对于某件东西是否有生命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毫无疑问适用于奥林匹娅这个玩偶），与这个不同的、更为突出的神秘恐怖的例子毫不相关。的确，在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有意不让我们知道他把我们带入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纯粹异想天开的世界，从而让我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感。当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他这样做都未尝不可。如果他选择在一个充满精灵、魔鬼、鬼魂的世界里展开他的故事，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麦克白》，另外还有在《暴风雨》、《仲夏夜之梦》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服从他的决定，只要我们听从他的安排，就能把他的这种场景当作真的一样。可是这种不确定感在霍夫曼的故事发展当中消失了，而且我们发现他试图让我们也透过魔鬼眼镜商的眼镜或望远镜来看一切——或许，作者本人也曾透过这样的仪器窥探过。因为故事的结局清楚地表明：眼镜商科波拉其实就是科佩留斯律师，[4]因此也就是“睡魔”。
因此，在此不存在任何“理智上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看不到疯子想象的产物。虽然我们具有理智思维的优越性，能弄清这些想象背后清醒的事实，但这一知识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神秘和恐惧感。因此，“理智上的不确定性”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印象。
然而，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担心眼睛受损或失掉眼睛是儿童最大的担忧。许多成年人仍残留着这种恐惧，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肉体的伤痛比眼睛受伤更可怕的了。我们也习惯于说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某样东西。对于许多梦、妄想和神话的研究告诉我们：对自己眼睛的焦虑，担心失明，常常足以抵得上对遭受阉割的恐惧。俄狄浦斯，这位神话中的罪人，刺瞎自己的双眼，这只不过是一种减轻了的阉割惩罚方式。按照以牙还牙的治罪法则，这是惟一合适的惩罚方式。我们可能会站在理性的立场，否认这种认为对眼睛的担心来自害怕遭受阉割的恐惧。认为既然眼睛是人体的宝贵器官，人们对它格外担忧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的确，我们还可进一步指出：害怕遭阉割本身除了包含这种合情合理的担忧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意义和更深的秘密可言了。可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说明在梦里、神话中和妄想中都可以看到的眼睛和男性器官之间的替代关系，这种观点也不能驱散对害怕遭受阉割的格外恐惧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我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奇特的强烈而又模糊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担心失掉身体的其他器官具有很强的影响。当我们通过分析神经症患者，了解了他们“阉割情节”的详细情况后，意识到这一情节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后，所有的疑虑都可消除。
而且，我也不会建议对精神分析持反对意见的人以“睡魔”的故事，来支持他认为对眼睛的焦虑与“阉割情节”毫无关系的论点。因为为什么霍夫曼要将对眼睛的焦虑与父亲和死紧密联系起来？为什么“睡魔”的出现总要搅掉恋爱？他把不幸的纳撒尼尔同他的未婚妻拆开，同她的弟弟，也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分开；他毁了他所爱的第二个对象，奥林匹娅，那个可爱的木偶；而就在纳撒尼尔又重新赢得了克拉拉，马上要幸福地与她结合时，他又逼他自杀身亡。故事中这样的，还有其他的情节，看起来是随意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旦我们用实施阉割的可怕的父亲来换置“睡魔”，这些情节就变得不难理解了。[5]
因此，我们将冒昧地把“睡魔”所产生的神秘恐惧的情感归结于由儿童阉割情节而引起的焦虑。既然我们知道可以用儿时的因素（如本例）来解释这种“神秘和恐惧的”感情，我们就还想看看能否把这一观点运用到解释其他的事例当中。我们在“睡魔”的故事中，还发现了为延奇所强调的另一个主题——看似活物的玩偶。延奇认为唤醒神秘恐惧情感的格外有利的条件是：当在理智上不能确定某件东西是否有生命时，或当一件无生命的东西变得太像一件有生命的活物时，玩偶当然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我们记得儿童在早期做游戏时，对活的和死得东西并不是分得很清，而且他们尤其喜欢把自己的玩偶当成活物。事实上，我偶尔听一位女病人宣称，到了8岁时，她还相信如果她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紧紧凝视她的洋娃娃时，它们会活起来的。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也不难发现儿时的因素。但奇怪的是，“睡魔”的故事涉及儿时的恐惧；而“活玩物”的想法并不引起恐惧。儿童不害怕自己的玩偶活起来，他们甚至希望它们能活起来。由此可见，恐惧的心理在这里并不是儿时的恐惧，而是儿时的愿望，或仅仅是儿时的信念。这似乎有些矛盾，但也许仅仅是不同感觉的复合，这种复合对我们后面的阐述或许会很有帮助。
霍夫曼是在文学作品中创造神秘恐惧东西方面无以伦比的大师。他的小说《魔鬼的炼金药》（Die Elixiere des Teufels）里就包含许多主题，故事叙述当中所产生的神秘、恐怖的气氛都可以归结为这些内容。然而这篇小说晦涩难懂、错综复杂，使得我们很难概括一二。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读者才知道了原来一直秘而不宣的事实，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但结果却是读者并未恍然大悟，而是陷入完全的迷惑中。作者把同类的东西堆砌得太多，结果观众虽然印象深刻，但却难以抓住整个故事的内容。我们只能满足于选择那些最突出的有关神秘恐怖的主题，并看看能否恰当地把这些恐惧也归结于幼时的因素。这些主题都与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双重角色”现象有关，这些“双重角色”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发现小说中某些人物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相像。故事中，通过我们称之为心灵感应的方式将精神活动从一个人身上跳跃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更突出了这一关系，因此，某个人同另一个人具有了同样的知识、感情和精神。或者说，一个人将自己同别人等同起来，因此他迷惑了，不知自己是谁，或用外来的自我置换自身的自我。换句话说，作品中出现了双重角色、人格分裂和自我置换。最后，还有同一件东西反复地出现——连续的几代人中，不断反复出现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罪恶、或者甚至是是相同的名字。
奥托·兰克对“双重角色”这个主题曾作过透彻的研究，他深入研究过“双重角色”与镜中的影像、影子、保护神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相信灵魂的存在和对死的恐惧的联系，而且他还充分阐述了这一观念的令人吃惊的发展演变。兰克认为：“双重角色”本来是为了保证自我不受损害，如兰克所言，是“对死神的极力抗拒”；而且，“不朽的”灵魂很可能是身体的第一个“复制品”。“双重人格”的发明是为了防止自我死亡，这种发明在梦的语言中有相对应的部分，梦喜欢以复制或增加生殖器象征来代表阉割情节。[6]这种保护自我的愿望让埃及人发明了在耐久的材料上刻下死者形象的艺术手法。这种想法萌发于无止境的自爱的土壤，源于主宰儿童和原始人的思维的最原始的自恋。但是度过这一阶段后，“双重角色”就发生了转变，从原来永生的保障者变成了神秘恐怖的死亡的预告者。
随着原始自恋情节的消逝，“双重角色”的概念并不一定也会消失，因为它可以在自我发展的后来阶段中，获得新的含义，形成一种新的特别的作用，能监视自我的其余部分，具有自我观察、自我批评和在脑子里形成一种行使自我检查的功能，我们意识到这便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在对幻想受监视的病例的研究中发现，这种精神官能作用变得孤立，同自我中分割开来，并可为医生所观察到。这种能把自我的其余部分当作客体对待的事实，即人具有自我批评能力的事实，使得“双重角色”的旧概念带上了新的含义，而且将许多东西归结到这一概念上，尤其是那些对属于早期的旧有的克服了的自恋性的自我批判。[7]
“双重角色”不仅包含对自我批评格格不入的东西，还包罗了许多东西：所有那些我们仍然在幻想中抱定不放的还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未来，所有那些已被恶劣的外部条件摧毁的自我追求，所有那些滋养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幻觉，但却受到压抑的冲动行为。[8]
在对“双重角色”形象所具有的明显动机进行了这样一番分析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哪一种动机有助于我们理解充斥于这一概念的格外强烈的神秘和恐怖感。对病态精神活动的认识，可以让我们补充一点：这些更表象的材料也丝毫不能解释清楚自我保护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自我将这些材料外在为与其毫不相干的东西。据此，神秘恐怖的特性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双重角色”这个创造物只能追溯到精神活动的最早期阶段，这个阶段早已过去，那时“双重角色”恰巧是以友好的面目出现的。正如宗教崩溃后，神祇变成了魔鬼，“双重角色”也会转变为一种可怕的东西。［海涅《流放中的上帝》（Die Götter im Exil）］
正如他处理“双重角色”的主题一样，我们不难看出，霍夫曼还利用了自我失调的其他形式，这些形式是对自我认识的感情正在进化过程的某些特别阶段的回复，那时自我还没有将自己同外部世界和其他人完全分开。我认为这些因素是造成神秘和恐怖印象的一部分原因，虽然要把这些因素分离出来，并准确地确定其所起的作用，并非易事。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同一东西反复出现这一因素便是产生神秘和恐怖感情的根源。据我的观察，这一现象在某些条件下，同某些情况相结合，无疑会产生一种神秘恐怖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让人回想起有时在梦境中体验过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我走在意大利某省一个小镇的废弃的大街上，我对这里很陌生，不知不觉我来到一片地方，那儿的特点我事后很久还记得十分清楚。那里除了小房子的窗户上女人的画像，什么也看不见，我赶紧离开这条狭小的街道，转弯走了。可是当我漫无目的又溜达了一会儿后，我发现自己又转回到了那条街上，这一次我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我又赶快离开，可却又沿着另一条道第三次返回到了同一地方。然而这一回，我被一种感情所占据，一种只能被描述为神秘和恐怖的感情。我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为自己终于又回到刚刚离开不久的市场而感到庆幸。还有一些情境同我那次的经历一样，出现不由自主又回复到同样处境的经历。虽然这些情境在其他方面与我的那次经历不同，但也同样让人产生一种孤立无助和神秘而恐怖的感觉。比如，一个人在迷雾重重的山林中迷了路，他一次次寻着标记或熟路走出去，但却发现一次次又回到了同一地方，这一地方的某些特征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一个人在一间漆黑的陌生的房间乱转，想找到门或电源开关，却一次次撞在同一件家具上——尽管马克·吐温曾成功的运用极为夸张的手法，将这后一种情境变得十分可笑。[9]
我们再看看另一类事情，也会很容易地看出这些本来很单纯的事情，由于不自觉的重复而具有了神秘、恐怖的气氛，使我们对本以为纯属“巧合”的东西也不得不产生了天数所定，在劫难逃的想法。打个比方，我们把外套放进衣帽间，得到一个牌号，就当是62号吧；或者我们发现在船上所住的舱号是62号，我们自然不会对这件事多在意。但若是这样两件事，本身各不关联，却接连发生——同一天里多次碰到62这一数字，或者我们注意到所有出现数字的东西里——如：地址、酒店、房间、火车车厢——都无一例外是这一数字，或所有事件中都包含着这一数字，我们肯定会感到蹊跷不安。一个人除非是铁石心肠而且绝不相信迷信，否则定会赋予这反复出现的数字以某种神秘的含义；或许，他会把这当做上苍赐于他的寿数。[10]假设一个人正在潜心攻读著名心理学家赫林（Hering）[11]的著作，就在这几天时间内，他收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两封信件，寄信者都叫赫林，然而在此之前他从未与叫这一名字的任何人有过任何交往。不久前，一位很有才华的科学家坎默雷尔（Kammerer，1919）曾试图从这类巧合中总结出规律来，以便使其失去令人生畏的神秘和恐怖的效果。我不愿意冒昧地判断他究竟成功与否。
如何才能准确地将这类相似事物反复出现所产生的神秘和恐怖效果追溯到幼儿时的心理，这个问题，我在此只能稍有触及，我倒要向读者推荐去读一读我另外一部已完成的著作，在这部书里，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只是叙述角度有所不同。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无意识活动受“强迫性重复”原则的控制，这种“强迫性重复”源于本能的冲动，而且很可能为本能所固有，这种强迫性很强烈，它可以超越快乐原则，给思想的某些方面注入魔鬼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强迫性在儿童的冲动中也表现得清晰可见；这种强迫性也是用来分析神经症患者的一种途径。上述情况使我们发现，凡是让我们联想到这种内心的“强迫性重复”的事物都可以被看做是神秘而恐怖的东西。
然而，现在我们该撇开这些难下定论的方面，来看一看一些毫无疑问神秘而恐怖的事例，期望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来判定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
在《多层篓圈》（the Ring of Polycrates）[12]这个故事中，那个埃及国王惶恐地离开了他的朋友“多层篓”，因为他看到朋友的每一个愿望都立即得到满足，每一个担心都马上被好运所打消。在他看来，主人因此而变得神秘而令他害怕。他自己解释道：太幸运的人要担心是否会招来神仙的妒忌。这话听来似乎不甚明了，因为其含义被神话语言所掩盖。因此，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没有那么堂皇的背景。在一位神经症患者的病史中，[13]我曾讲过一位患者如何接受水浴疗法，并从中受益。然而他清楚使自己病情好转的并非水浴疗法的水起的作用，而是那个房间的环境。那个房间紧邻着一位和蔼可亲的护士。因此，他第二次去这个疗养所时，仍要求住以前的那个房间，但却被告知那个房间已住进一位老先生。听到这话他忿忿地说：“但愿他早点死掉！”两周之后，这位老先生果真中风而死。我的病人认为这是一次神秘和令人恐怖的经历。如果他的气话和那件不幸的事之间相隔得时间再短些，或者他还能举出更多类似的巧合，这种恐惧感会更强烈。实际上，他可以毫不困难地列举出好多这类的巧合。不仅是他，我所观察过的每一位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都能列数出类似的经验。很久可能都没想起过的一个人，一旦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这个人，这种事屡见不鲜。要是有一天，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某某人的消息了。”第二天，他们准会收到这个人的来信。事故或死亡在发生前都曾在他们脑中闪过。他们在提到这类事件时习惯于以最谦逊的态度，称自己有“预感”，这些“预感”往往会成为事实。
对恶毒眼光的恐惧是一种最神秘恐怖和流传最广的迷信形式，汉堡眼科医生塞利格曼曾对此做过透彻的研究。人们似乎从未对这种恐惧产生的根源表示过怀疑，任何人如果拥有某件贵重而易损的东西，就会担心遭人妒忌，这种妒忌是他自己设想身处他人地位所产生的情感在他人身上的投射。这种情感虽未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却在目光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当一个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且特别是由于不吸引人的特征而变得令人瞩目时，其他人乐于相信这个人的妒忌心异乎寻常地膨胀起来，其强烈的程度足以使妒忌心变成行动。这样，所害怕的心理变成了危害别人的秘密意图，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意图会接受行动的驱使。
上述的几个神秘、恐怖的例子应该属于我所称的“思想万能”的原则，这是我取自我一个病人的说法。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我们对神秘、恐怖事例的分析让我们又回到了古老的泛灵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的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充满了人类的灵魂；主体对自己的精神活动过程基于自恋而自视过高；相信思维的无所不能和基于这种信仰而认为巫术的无所不能；认为各种外在的人和物所具有的魔力或超自然的力量有严格的规定；以及所有其他臆造，人在毫无节制的自恋发展阶段凭借这些臆造，企图奋力回避毫不留情的现实的禁令。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神秘、恐怖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14]
在此，我想提出两点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这两点包含了对这个故事研究的要点。首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任何情感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属于感情冲动，在受到压抑时，这种情感会成为焦虑。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令人害怕的事例中，一定有一类，其令人害怕的因素表明是受到压抑而又重复出现的东西。那么这类令人害怕的事情就形成了神秘而恐怖的东西；而且无论这种神秘、恐怖最初是令人害怕或还带有什么其他的情感，都无关紧要。第二，如果这的确是神秘、恐怖暗含的本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语言使用中das Heimliche（熟悉的）的用法会延展到其反义词das Unheimliche，因为这种神秘和恐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奇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所熟悉的、早就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受到抑制而从我们的大脑中离间开来。这种同压抑的因素的联系使我们能进一步理解谢林对“unheimiliche”所下的定义：指某种本应隐蔽起来但却显露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一两个神秘恐惧的事例来验证我们的假设。
许多人都深切地体验过与死亡、死尸、死后还魂、精灵、鬼魂有关的感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现代语言只能用“一间闹鬼的房子”（a haunted house）来翻译德语“一间unheimliche的房子”。我们本可以以此为例开始我们的研究，或许这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然而我们却没有那样做，这是因为这其中所包含的神秘、恐怖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与纯粹可怕的东西混在了一起，而且有一部分为其所掩盖。从古至今，我们的思想感情变化最少的，莫过于对死亡的态度了，这种态度的各种被摒弃的形式几乎没经过什么改头换面又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的这种保守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我们对死亡的最初的感情反应十分强烈；还不能对死亡做出科学的解释。生物学还不能确定：死亡究竟是每一个生物不可摆脱的命运，还是仅仅是生命中有规律的，然而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事件。[15]的确，在逻辑学课本中都将“人都会死”这句话作为一条一般命题的例子，但还没有人真正抓住它的内涵，我们的无意识一向（至今仍然是）对自身必死的观念无能为力。[16]宗教仍然反驳人人必死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提出来世的假说；世俗的政府仍然认为如果他们不提出来世的好生活是对今生今世的报偿，他们就无法维护现行的道德秩序。在我们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招贴着宣称教人们如何同死者的灵魂沟通的演讲的海报。不能否认，在我们这些科学家当中，有很多最能干、最敏锐的人，尤其是到了晚年，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沟通并非不可能。既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同野蛮人一样来思考这一问题，在我们心里还存在着对死亡的强烈的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总是一有机会就冒出来，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很可能，我们的这种恐惧还暗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信仰：死去的人成了生者的敌人，寻找机会要把这个人带走，同他一起分享新生活。考虑到我们对死亡一成不变的态度，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压抑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它是原始感情以神秘而恐怖的形式反复出现的必要条件。压抑在此仍然起着作用。所有被称之为受过教育的人表面上已不再相信死去的人能以鬼魂的样子显现，认为这是虚无飘渺的事情；而且他们对于死去的家人的情感，曾经非常含糊和矛盾，现在已在脑子的高层降调成为一种明确的虔敬之情。[17]我们现在只有几句话要补充——泛灵论、巫术、魔法、思想万能、人对死亡的态度、不自觉的重复以及阉割情节等，差不多是使可怕的东西变得神秘而恐怖的全部因素。
当我们认为某个活着的人有邪恶动机时，我们也会说这个人神秘而令人恐怖。但这样说并不全面，除了指明这人的企图，我们还必须感到，这些危及我们的企图要凭借某些特别的力量来施行。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浪漫主义迷信中那个神秘的、令人恐惧的人物杰塔托雷（Gettatore）[18]。舍费尔（Schaeffer）以敏锐的、诗人的直觉和对心理分析的深刻理解，在他的作品《约瑟夫·蒙特福尔特》中，将杰塔托雷塑造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然而，对这些神秘力量的探讨又把我们带回到泛灵论的领域。虔诚的格雷奇（Gretchen）凭直觉认为摩菲思特（Mephistopheles）具有这种神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她觉得他神秘而令人恐惧。
Sie fühlt，dass ich ganz sicher ein Genie，
Vielleicht wohl gar der Teufel bin.[19]
（她揣度我就是一个精灵，或许就是魔鬼本身。）
癫痫和疯病所具有的神秘、令人恐惧的效果同上面所说的原因同出一辙。一般人在这些病人身上明显地看到了这些力量在他的同胞身上所起的作用，同时，他也隐约感到，在自己身体里的某个角落也存在这种力量。中世纪的人一直将这些疯病归咎于魔鬼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是正确的。精神分析就是将这些隐蔽的力量暴露出来，但也正因为此，它本身对许多人来说就变得神秘而恐怖，我对此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一次，我花了好长时间，终于成功治愈了一个患病多年的姑娘，在那女孩痊愈后很久，她的母亲亲口向我坦白她对精神分析有这种感觉。
豪夫（Hauff）的童话中断肢、割下的头、齐手腕砍下的手，还有我上面提到的舍费尔的书中自己跳舞的脚——所有这些本身都具有一种古怪的神秘和令人感到恐怖的东西，尤其是在证明它们本身就可以独立活动时（如最后一例），就更是如此。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神秘和恐惧是因为它们近似于阉割情节的缘故。对有些人来说，误被人活埋这个想法是最令人恐怖的了，然而精神分析却告诉我们这类令人害怕的幻想只是另一类幻想的变态形式，这类幻想原本并没什么可怕的，只是充满了感官上的快感，在此我指的是宫内生存（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幻想。[20]
我还要再补充谈一点普遍适用的问题。严格说来，在有关泛灵论和思维器官工作模式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谈论过这一点，但我觉得这一点仍值得特别强调。这便是：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一旦消失，即我们一直以为是想象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现实中，或某个象征具有了它所象征的全部功能，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时，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个因素对我们理解巫术所引起的神秘和恐怖感很有帮助。这里面有童年时的感情成分，这种感情成分也占据了神经症患者的头脑，这种感情成分过于集中地突出了与生理现实相对的精神现实——这一特征与思想万能的信仰密切相关。在战时这个与世隔绝的时期，我搞到了好些英文的《斯特兰杂志》（Strand Magazine），在这些有些乏味的内容当中，我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对新婚夫妇搬到一所带家具的房子，房子里有一张奇形怪状的桌子，桌子上刻着一只鳄鱼。到了晚上，房子里开始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怪味；他们俩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好像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从楼梯上滚下——一句话，这故事给我们的感觉是：由于这张桌子的存在，鬼魂般的鳄鱼便在这个地方作祟；或者是这木头怪物在黑暗中活了过来，或诸如此类。这是一个很天真的故事，可它所产生的神秘和恐怖的效果却十分强烈。
我将以精神分析实践中的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系列的范例（这些例子当然不能称得上全面）。若不纯粹是巧合，这个例子为我们神秘恐怖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男性神经症患者常常宣称他们对女性的生殖器感到既神秘又恐惧。这个unheimlich（隐密）的部位却正是人类先前的Heim（家）的入口。有句开玩笑的话“爱便是思家”。每当一个人梦见一个地方或国家，在梦中自言自语：“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来过这儿。”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当作他母亲的生殖器或她的身体。在这个事例中，也表明unheimlich（神秘而令人恐惧的）正是曾经heimisch，即熟悉的东西；前缀un象征着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