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后来的发展过程

(五)精神病后来的发展过程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就不是神经症,而是一个骗局;画家也不是附魔病患者,而是个装病的骗子。可是我们知道,神经症和装出来的病之间的区别是有很大伸缩性的。我们也不难设想,画家编造了这份契约,后来又写了另外一份,并把契约随身带着,其间他处于一种特殊状态,和他看到幻影时的状态相似,的确,如果他想让自己的幻想成真,同魔鬼签约,然后赎罪,除了编造契约外别无他法。

另一方面,画家第二次到马里亚泽尔时,把他在维也纳的日记交给神职人员,日记具有真实性,无疑让我们更清楚地洞察到神经病的动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洞察到神经症的实际形成过程。

日记记载了从画家赎罪到次年(1678年)元月13日之间的事。

画家回到维也纳后一直住在一位已婚的姐姐处,感觉非常好。10月11日这天开始他又犯了病,伴之以幻觉、惊厥、失去知觉以及剧强疼痛,最终在1678年5月又回到马里亚泽尔。

这次发病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先是一个衣着华丽的骑士诱惑他丢弃证明他皈依圣母的文件。[21]他抵制了这次诱惑。第二天,骑士又来诱惑他;不过这一次是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许多出身高贵的男子正同漂亮女子跳舞。这位骑士向画家提出买画,[22]并许诺说他会出大价钱。画家作过祷告后,幻觉消失了,可几天后再次出现,而且更有诱惑力。骑士让宴席上最漂亮的女子来劝说画家加入她们的行列,他颇费些力气才抵住了她的诱惑。很快又发生的一幕最为可怕:画家看到一个更加辉煌华丽的厅堂,当中是个“金筑的宝座”,宝座周围朝臣侍立,恭候国王光临。一直纠缠着画家的那位骑士此时走上前来恳请他登上宝座,因为他们“甘愿选他为国王,永远拥戴他”。魔鬼对画家诱惑的第一阶段就以这幕幻觉作结,而且清楚明白。

画家对此必然会做出反应,第一个反应便是禁欲主义性质的。10月20日画家看到一片灵光,灵光中传来耶稣基督的声音,训导他发誓抛弃这个邪恶世界,到沙漠去侍奉上帝6年。圣灵的幻影比魔鬼的幻影更加折磨画家;两个半小时后他才从圣灵的幻觉中苏醒。第二次,灵光中的圣灵更加严厉,申斥画家没有遵从训谕,继而把他打入地狱,以受命运的惩罚。显然,圣灵的训斥和惩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灵光中声称是耶稣基督的圣灵后来又出现了很多次,每一次出现,画家都失去知觉几个小时,并伴有极度兴奋。他处在最兴奋状态时,圣灵带他到了一个城镇,那里的居民在大街上做下了种种恶行;作为对照,圣灵随后又带他到了一片美丽的草地,那儿住着隐士,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处处享受着上帝的仁慈和呵护。接着,耶稣消失了,圣母出现在他眼前,提醒他记住她对他的慈悲,召唤他听从圣子的训谕。“由于他没有决心照办”,耶稣基督第二天又出现了,严厉地训斥了他,又许愿劝他就范。画家终于屈服了,决定远离尘世,按照训谕要求的去做。第二阶段也随之结束。画家在日记中写道,从此以后他再没看到幻象、再没受到诱惑。

但是,画家的决心一定不够坚定,或者就是他迟迟未付诸行动;因为就在他12月26日在圣斯蒂芬教堂起誓时,他看见一个妓女和一位衣着考究的男人在一起。他禁不住想,要是自己能取代这个男人该多好。当天晚上,如同晴天一声霹雳,惩罚从天而降。他看到烈火围住了自己,很快昏厥过去。家人想把他唤醒,他却在屋子里打滚,口鼻出血。他觉得自己被炙人的烈火和浓烟包围着,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对他的虚荣心和姑妄想法的惩罚。后来他又遭到魔鬼的鞭笞,还被告之他每天都会受到这样的折磨,直到他决定隐居修道为止。这一段经历一直持续到日记的最后一天(1月13日)。

我们目睹了这位不幸的画家幻想的一系列事件:先是诱惑,接着是禁欲,最后是惩罚。事情结局我们已经知道,即他在5月份回到马里亚泽尔,道出了早些时候一份墨写的契约,并将魔鬼的再次诱惑归因于这份契约,然后他收回契约,痊愈了。

他第二次在马里亚泽尔逗留期间作了载入《纪念》的那些画。下一步他按照日记中叙述的禁欲阶段的要求做了,不过他没有去荒漠当隐士,而是加入教会慈善医院教士的行列:成了虔诚教士(religiosus factus est)。

读过日记,我们对故事的另一部分内容有了更深了解。我们还记得,画家在父亲去世后感到忧郁,无法工作,生活也成了问题,所以与魔鬼签下契约。这些因素,即忧郁、缺乏工作能力以及悲痛,相互之间都有着或简或繁的联系。画家所以给魔鬼画了这么多乳房,也许就是因为魔鬼要当他的养父。这个希望未能实现,画家也未见好转。他无法像样地作画,要么就是总不走运,没活可干。牧师的介绍信上说他是“孤立无援的可怜人”(hunc miserum omni auxilio destitutum)。他不仅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物质生活也很窘迫。从他日记中对以后幻觉的叙述里,我们时不时发现他流露出一些想法,正如插图的内容显示的一样,第一次赎罪成功后,他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变。我们认识到画家一事无成,因此不为任何人信赖。第一次幻觉中骑士问他“既然无人关心、过问,他打算怎么办”。画家在维也纳时的第一次幻觉,与穷困潦倒人的憧憬完全一致:华丽的厅堂、奢华的生活、金银、佳肴和美女,而他当时实际是身处社会下层,苦于无业。在此我们发现了画家和魔鬼交往过程中没有提到的事。当时他很忧郁,无从享乐,抵制了一切诱惑。赎罪之后,他不再忧郁,于是世俗的渴望又一次在他心中升起。

一次禁欲的幻觉中,他对引导他的耶稣基督抱怨道,没有人信仰基督,所以他也无法执行基督的训示。很遗憾,他得到的答复含糊不清:“尽管人们不信我,我还是熟知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不会将其公之于众。”但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这位天国的领路人带他到隐士居处的经历。他到过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位老人在此静坐修行,已有60年之久。画家问起老人的生活时得知,上帝的天使每天给老人提供食物。接着他亲眼看到一位天使送来了食物,共有3碟:一块面包,一个布丁和一杯饮料。待隐士用餐完毕,天使收拾好餐具离去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虔诚的禁欲幻觉对画家的诱惑之大:天国的领路人引诱他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从此不必再为生活所需而担忧。最后一次幻觉中耶稣的话也应引起注意。耶稣先是威胁他说,如果他还不顺从,就会有灾难降临,强制他和世人信仰。而后又直截了当地警告他说:“纵使世人迫害我、不救援我,我也不予理睬,上帝与我同在。”

克里斯托夫·海兹曼完全是一个世俗的艺术家,很难放弃这个罪孽的尘世,但他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最终还是遵从了圣旨。他加入了圣洁的行列,结束了他的内心斗争和物质欲望。魔鬼交回了所谓的第一份契约,画家不再犯病,也不再产生幻觉。实际上,画家的附魔神经症的两次发病,意义都是一样的,他想要得到的就是安定的生活。他先是以灵魂的解救为代价,求助于魔鬼;发现这样做无效后,他又以自由和享乐为代价,求助于教会。也许画家本人就是个可怜的家伙,从来没交过好运;也许他太不成气候,无力谋生,属于那种“永远长不大的乳儿”——离不开母亲的裙裾,以吮吸乳汁为最大快乐,而且一辈子都得靠别人养活。于是这位画家在病中走了这么一条路:从他的父亲转向虔诚的教父,中间还走过一段把魔鬼当作父亲替身的弯路。

表面看来,海兹曼的神经症是种假象,下面掩盖的是看似平常却又很严酷的生存斗争。这种病症当然并非一成不变,但也绝不罕见。精神分析中经常发现,对那些“非常健康、但有时有神经质症状”的商人,治疗是多么无济于事,危及他们生意的灾难往往会引发神经症的症状,这样一来,他们又得以掩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忧虑。但除此以外,神经症再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病症耗尽了患者的精力。而患者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精力,施展技能,合理地应付生活中的危难情形。

在更多的病人身上,神经症表现为一种更独立的东西,与自我保护、维持生存的要求毫不相干。引发神经症的冲突焦点,或者是纯粹的里比多情感,或者与自我保护的里比多情感有着密切联系。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神经症形成的动力都是一样的。由于遭到抑制,里比多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在受约束的无意识状态下借助早期固恋的回复发泄出来。病人的自我从这一过程中摄取到一种“病中的收益”(gain from illness),虽然发病必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但病人的自我还是赞同神经症的形成。

若不是物质需要加剧了画家对父亲的渴望,他在生活中所处的困境本不致诱发附魔神经症。在他从忧郁中自拔出来,结束了与魔鬼的关系后,他仍面对两种观点的冲突:一方面,他向往生活中的肉欲乐趣;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当隐士,成为一名禁欲主义者。有意思的是,画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病症的两个阶段有着相同的含义,因为他将两次犯病的原因都归结于他同魔鬼签订的两份契约。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截然区分魔鬼的诡计和天主的谋略,而是给两者赋予了同一特征,认为这些都是魔鬼阴谋的表现形式。

[1]司法机关记载不动产资料的图书馆,现已归入奥地利国立图书馆。

[2]著名香客朝圣地,在维也纳西南80英里处。

[3]无一处提到画家的年龄,根据上下文猜测他在30~40岁间,可能是30出头。我们在后面可知道他死于1700年。

[4]我们在这里只顺便指出这种可能性,即对病人的这种盘问给他以“暗示”,使他幻想同魔鬼有过契约。

[5]从这一点似乎可看出《纪念》写于1714年。

[6]这份契约签于1668年9月,到1678年5月,已签了9年半,早已过期。

[7]《浮士德》第一幕第四场:“在今生绝对服从你的命令,你可颐指气使一点也不停;但是我们假使是到了来生,那你就要成为我的佣人。”(参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29页)

[8]扉页上第一张图及其文字说明魔鬼是以“忠厚的平民”形象出场的。

[9]实际上,考虑到签约的时间和为谁而签,我们有必要不带偏见地阅读理解全文。文中的含糊不清处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研究的出发点。

[10]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一条这样的黑狗变成了魔鬼。

[11]在人们所熟悉的“7只小羊的故事”中,狼爸爸以盗贼形象出现。

[12]我们在分析工作中,很少发现有人把魔鬼作为父亲替身。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对于前来接受精神分析的人来说,魔鬼这个中世纪神话中的人物早已过时。早期虔诚的基督徒既要相信上帝又有义务相信魔鬼,为了更加靠近上帝,他有必要相信魔鬼的存在。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怀疑论观点,首先主要影响到魔鬼本身。
如果我们大胆地把这种魔鬼充当父亲替身的观点应用于文化发展史,我们对中世纪的审巫案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欧内斯特·琼斯在他关于噩梦的论著中讲述巫婆时已提出这种看法(1912)。

[13]关于这一点和下文中的观点,请参看《悲伤与忧郁》(1917e,P.F.L.,2,251页以下)。

[14]Deferred obedience,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也提到过;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上的应用见《图腾与塔布》。

[15]两份契约的签署日期均显示为1669年,这与实际推算产生分歧,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

[16]参见《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17]D.P.施雷贝尔:《一个精神病人的回忆录》1903年。参见《弗洛伊德全集》第三卷《对一个妄想狂患者的自述所作的心理分析》。

[18]弗洛伊德在“殴打儿童”一文中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阿德勒的“雄性保护”一文。

[19]这段话所用字体比院长证明中其余部分小得多。

[20]在我看来,编者真的是进退维谷了。一方面,他在牧师的介绍信和院长的证明中都发现契约(就算是第一份契约好了)签于1668年;另一方面,存档的两份契约又都落款于1669年。因为他面前有两份契约,而他看起来确定这两份契约都签字了。我认为,如果院长的证明只提到一个契约,那么他就应该在他的证明中提到另一份契约,然后再假定其中一份日期签迟了,以便消除矛盾。他对原文的改动立即就出现在插入语之前,这改动只能是他做的,他用“就在1670年(sequenti vero anno 1669)”将插入的话与改动过的正文连接,因为他在扉页插图(已严重损坏)下面清楚地写道:“一年之后,他被魔鬼的第3次幻象吓坏了,被迫签了一份血书的契约。”
画家在签契约时犯了大错——我在解释时应该呈现出这一错误,但是我的兴趣不在于此而在于那份真正的契约上。原文中“契约”一词为Verschreiben,在德语中是双关语,既指“签订契约”又指“书写错误”。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偶然的失误常常表现出精心的错误。

[21]画家抵维也纳后即皈依圣母,加入了教友会。

[22]作者表示“不懂这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