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在列奥纳多的童年期幻想中,我们将秃鹫这一因素作为他记忆的真正内容的代表。而列奥纳多的幻想所处的背景使我们明白了这内容对他以后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继续进行我们的解释工作,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放在一种同性恋的情境中?哺乳孩子的母亲——或更确切些说,孩子在她的怀中吃奶——被改变为将尾巴伸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指出,按照语言运用代替物的通常方式,秃鹫的尾巴只能意味着男性的生殖器、阴茎。但是我们不理解想象活动如何将男性的明显特征准确地赋予作为母亲的鸟,由于这个荒诞性,我们不知如何从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中弄出什么理性的意义。

但是,当我们想起那些明显荒谬,在过去我们被迫放弃探究它们的意义的梦的数目时,我们就不该失望了。为什么童年期记忆比梦带给我们更多的困难,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记得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让我们赶快给它加上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特性。[41]

长着秃鹫脑袋的埃及女神摩特,根据罗斯彻辞典中德来克勒的文章,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形象,经常与另外一些有强烈个人特征的女神,像生育女神(Isis)、爱神(Hathor),结合在一起出现,但她同时保持了独立的存在和自己的崇拜者。埃及神的特性是个别神并不消失在与其他神结合的过程之中,伴随神之间的融合,个别神继续独立存在。现在,这位长着秃鹫脑袋的女神母亲通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来表示;[42]她的身体是女性的,正如乳房所透露的,但是她还有一个处于勃起状态的男性生殖器。

在女神摩特那里,我们发现了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一样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结合。通过研究列奥纳多的著作,我们可以假定他得知雌秃鹫的两性同体性质,以此来解释这种巧合吗?这样一个可能性是很成问题的。看来他所接触的知识来源不包含这个显著特征的任何信息。将这种巧合上溯到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对两种情况都起作用的一个共同因素,这似乎更可信一些。

神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两性同体结构,一种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结合,不仅是摩特的特征,还是其他如生育之神和爱情之神等神的特征——虽然或许只是就它们也有母性本质并与摩特结合在一起而言。神话进一步告诉我们,其他的埃及神,如塞斯的耐斯神——希腊的雅典娜就是从他那里产生出来——最初也被想象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许多希腊神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与狄奥尼索斯有联系的神,阿芙罗蒂特也是如此,她后来被限制在女爱神的角色。神话可能提供这样的解释,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身体上是为了表示自然的原初创造力,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是这样一个思想的表达:即只有男性女性因素的结合才能给出对神圣完美性的有价值的表现。但是,这些考虑中没有一个给予我们关于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一种解释。即人类的想象力毫不犹豫地给一个意在表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一个男性能力的标记,这个标记是与母性的任何成分相对立的。

婴儿性理论提供了解释,曾经有一个时期,那时男性生殖器被认为是与母亲的形象相谐调的。[43]当男孩第一次把好奇心转向性生活这个谜时,他被对自己生殖器的兴趣所支配,他发现他身体的这一部分太有价值,太重要了,他不能相信在他感到如此相似的其他人那里会没有这东西。因为他猜不到还有同样有价值的其他类型的生殖器,他被迫使做出假定,所有人,女人同男人一样,都有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阴茎。这个先入之见如此固定地植根于这个少年探索者心中,以致当他第一次发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这个成见仍未受到破坏。他的感觉告诉他(女孩身上)有个与他不同的东西,这是真的,但是他不能向自己承认,这个感觉的内容就是他在女孩身上找不到阴茎。阴茎能够丢失,这像是一个神秘的,不能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震动,所以,为了达到妥协,他得出一个结论,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还很小,以后会长大的。[44]如果以后的观察发现这个期望没有得到实现,他会安排另一个补救办法:小女孩也有阴茎,但是被割掉了,在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条伤口。这个理论发展利用了一种令人苦恼的个人经验;这个男孩同时受到恐吓,如果他过于公然对阴茎感兴趣,那对他如此珍贵的器官将被拿掉。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威胁下,他现在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他从女性生殖器得来的见解;从今以后,他将为自己的男性特征而战战兢兢,他同时会鄙视那些不幸的造物,如他所想的,残酷的惩罚已经降临。[45]

在孩子受阉割情结控制之前——此时他还认为女人有全部价值——他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观望欲,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起初完全可能是要把它们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母亲的性吸引很快在对她的性器官的渴望中达到高峰,他将母亲的性器官看成是阴茎。直到他后来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种渴望经常转为反面,让位给厌恶感,这种厌恶感在青春期会成为精神衰弱,厌女症和持久的同性恋的原因。对于他曾如此强烈地渴望着的女人的阴茎这一对象的固着,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特别彻底地继续着这部分婴儿性探索。对女人的脚和鞋的迷恋崇拜显示出他把脚仅仅作为了那曾经崇拜过,以后又消失了的女人阴茎的替代性象征。并不知道,喜欢剪去女性头发的性反常者,担任了那实行了对女性生殖器进行阉割的人的角色。

只要人们坚持我们的文明所坚持的那种态度、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他们就不会对儿童的性的活动达到恰当的理解,也许会宣称这里所讲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以此进入避难所。为了理解孩子的精神生活,我们需要来自原始时期的类比,经过漫长的一代代,生殖器对我们而言成了阴部,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令人恶心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对我们时代的性生活,特别是那些保持了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作一调查,他不得不宣布,[46]大多数现代人只是勉强服从了繁殖后代的要求,他们感到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过程中经受了折磨和贬抑。在我们当中能够发现的对性生活的另一种观点只局限在社会的教养低下的阶层,在较高雅的上流社会中,这种观点被隐藏起来,因为它被认为是教养低下,只是昧着良心,人们才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古代,完全是另一回事。勤奋的文化学者编辑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最初,生殖器是生物的自豪和希望,它们被当做神加以崇拜,它们将自身功能的神性传递给所有最新获知的人类活动。作为它们的本性升华的结果,涌现出无神的神祇;当官方宗教和性行为之间的联系还隐藏在普遍意识之下的时候,秘密崇拜者尽了极大的努力,使这一联系在初学者当中得以存活。在文化发展进程中,许多的神圣和秘密的东西最终被从性当中抽走,于是那被掏空的性的残余物便陷入了被蔑视之中。但是,精神痕迹的不可磨灭特性,使得甚至生殖器崇拜的最原始形式在最近时代也能看到它们的存在,而且,人类今天的语言、习俗和迷信包含了这个发展过程的各阶段的残余物,这毫不奇怪。[47]

来自生物学的印象深刻的类似,使我们发现,个人精神的发展以简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而且,对儿童心灵的精神分析研究得出的高度重视婴儿生殖器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感到没有可能。孩子对母亲有阴茎的设想于是成为像埃及的摩特那样两性同体形式的女神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源。实际上只是因为误解我们才在这个词的医学意义上将这些神的代表描绘为两性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两性生殖器的结合——羞于见人的这种结合被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畸形的;所发生的不过是男性生殖器被加上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就像孩子关于他母亲身体的最初想法一样。母亲身体的这个形式,原始幻想的崇高创造物,被神话为虔诚的信徒保留了下来。我们现在能够就列奥纳多幻想中对秃鹫尾巴的强调给出如下解释:“那是一个我的强烈好奇心被导向母亲的时期,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和我一样的生殖器。”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探索的更有力的证据,在我们看来,这对他后来的整个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略加思索我们就该明白,我们不应满足于对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的尾巴作如此的解释。它似乎包含有更多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毕竟,它的最明显特征是将在母亲怀中吃奶改为被母亲哺乳,即改为被动性的。这就进入一种在本质上无疑是同性恋的情形之中。当我们记起列奥纳多在一生中曾像一位感情同性恋那样行事的历史可能性,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这个幻想是不是没有表示出列奥纳多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和他后来明显的,如果是理想的(升华的)同性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病人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得知存在着这样的联系,而且事实上是密切的必然联系,那么我们就不应冒险从列奥纳多那歪曲的记忆中冒昧推断出这样一种联系来。

在我们的时代,那采取强有力行为反抗法律强加于他们的性行为上的限制的同性恋男人们,喜欢通过他们的理论发言人,把他们描绘成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独特的性类型,一个中间性阶段,一个“第三性”。他们宣称,他们是天生就被器官所决定,不得不从男人那里寻求快乐,而在女人身上被禁止获得这种快乐的人。不管人们多么乐意基于人性而赞成他们的声明,还是必须对他们的理论做一些保留。因为他们提出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给我们填补这个空白和检验同性恋者宣称的方法。它只在少量案例中获得了成功,但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所有调查研究得出了同样令人吃惊的结果。[48]在所有我们的同性恋案例中,患者都对一个女人——一般是他们的母亲——有着强烈的性依恋。这一点在后来被遗忘;这种依恋在童年期由母亲本人的过多温柔所唤起或激励,被起了较小作用的父亲进一步加强。塞德格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他的同性恋患者的母亲常常是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她们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特征,能够将父亲排挤出他适当的位置。我偶然见到过这种事情,但是,父亲一开始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以致男孩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女性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给我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确实,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存在,看来几乎能保证儿子在对异性对象的选择上做出正确的决定。[49]

这个初步阶段之后,一个转变开始了,转变的机制我们知道,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理解。孩子对母亲的爱,不能再有意识地发展下去了,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使自己与她等同,将自己本人看做一个模型,在这个相似性上选择新的爱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所做的是偷偷返回到自恋,因为当他长大后,他所爱的那些男孩不过是他童年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及再现——他以自己是一个孩子时母亲爱他的方式去爱那些男孩。如我们所说,他沿着自恋的路径找到了所爱的对象。因为根据希腊传说,那西索斯是一个宁愿爱自己的倒影也不爱任何其他东西的青年,后来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50]

更深层的心理学上的考虑证实了,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的男人保留了对记忆的母亲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对母亲的爱,他把这爱保留在无意识之中,并从此之后保持着对她的忠诚。他似乎在追求男孩,成为他的所爱,实际上他在逃避其他的女人,她们能使他不忠诚。在个别的情况下,直接的观察使我们能够认识到,那看似对男人的魅力敏感的男人,实际上和正常人一样被女人所吸引。但是每一次他都匆忙将他从女人那里获得的兴奋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去。他一次又一次地以这种方式重复着一个机制,正是通过这个机制他获得了同性恋。

我们远不想夸大这些对同性恋的精神根源所做解释的重要性。很明显它们与那些为同性恋说话者的理论尖锐对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解释还没有充分全面到有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性的解释。因为现实理由而称为同性恋的事情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心理抑制过程中。我们选取的这个特殊过程或许只是很多中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的同性恋类型的数目——这种同性恋有可能指示出我们所探求的决定因素——大大超过我们所推断的同性恋的数量。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未知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性恋作为整体通常归结到这些因素中。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预设,即列奥纳多(他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起点)他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同性恋者,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的研究。[51]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细节上的事,但是我们有信心认为,他的同时代人的说法没有大错,这是有可能的。根据这些传说,他像一个性需要和性行为都异常退化的人,好像一种更高的抱负将他提升到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求之上。依然可疑的是,他是否直接追求过性的满足——如果有,是以什么方式——或者,他是否根本不需要性的满足。然而,我们有理由在他身上寻找那使别的男人迫不及待地进行性行为的情感潮流。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性欲望——里比多——的形成中没有分享这份欲望,即使那个欲望远离了它的初始目标,或者抑制住没有付诸行为。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发现比那未转变的性倾向痕迹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痕迹指出了一个方向,而且使他可以被看做一个同性恋者。人们总是强调他只收特别俊美的男孩和青年作学生,他对待他们温和而体贴,照顾他们,当他们病了便像母亲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看护他们,就像他自己的母亲可能对待他那样。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漂亮而不是才能,凯撒尔·达·赛斯托,伯特拉菲奥,安德烈·撒拉诺,弗朗西斯科·米尔兹,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成为重要的画家。一般来说,他们没有能力独立于师傅,师傅一死他们便从画坛消失,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其他一些人,他们因作品而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像鲁尼和巴兹(被称为索多玛),列奥纳多很可能并不很了解他们。

我们意识到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对,即认为列奥纳多对待学生的行为与性的动机毫无关系,不能从中得出关于他特别的性倾向的结论。为了反对这种说法,我们愿意慎重地提出,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行为的许多特征,否则它们将永远是个谜。列奥纳多有一本日记,他用手写体记录东西(从右向左写),这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日记中用第二人称表达自己。“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殖”“请阿尔巴柯师傅告诉你如何变圆为方。”或者如在一次旅行中:“我到米兰去办一些有关我的花园的事情……准备了两只行李箱。让伯特拉菲奥告诉你车床的事,并让他在上面磨光一块宝石,给安德莱·伊尔·托德斯柯师傅留下这本书(以上日记见索尔米的著作,1908年)。”[52]或者在做一个重大决定时写道:“你必须在论文中表明地球是一个星球,就像月亮或与月亮类似的东西,这样就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高贵。”(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年)

附带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平常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一笔带过或干脆只字不提。有些账目因为奇怪,被所有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所引用,它们是艺术家花费的一笔笔小数目钱财的记录——相当精确的记录,仿佛是一位过分注重细节而又吝啬的管家记下来的。另一方面,没有花费大笔钱财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中记账的任何其他证据。记录中有一项与他为自己的学生买的新斗篷有关:[53]

银丝锦缎           15里拉 4索多

镶边用的深红丝绒       9里拉

镶边                  9索多

纽扣                  12索多

另一个特别详细的记录是他为另一个品质败坏而有偷窃习惯的学生所招致的全部损失。[54]“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开始制作骑马的雕像。[55]杰柯莫在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来到我这里,他只有10岁。(边页上注着:“惯偷,不可信任、自私、贪婪。”)第二天我为他买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当我要拿钱付账时,他从我的钱包中把钱偷走了。虽然我绝对肯定这件事,但是要让他承认是永远不可能的。”(边上的注释:“4里拉……”)关于孩子的不端行为的记录以这种方式写下去,最后以结账收尾:“在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长袜,7里拉;等等。”[56]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从未想到过要从他的小小弱点和怪癖出发去解决他的精神生活上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所做的一般评论总是把重点放在列奥纳多对学生的仁慈和体贴上面。他们忘记了需要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在身后把这些证据保留下来这一事实。因为不可能相信他的动机是要把自己善良本质的证据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假定有另外一个动机,一个感情上的动机,使他写下了这些笔记。这个动机是什么难以猜测,如果我们没有在列奥纳多的文件中发现另一笔账目——这笔账目使我们可以对关于他的学生的衣服等等琐碎奇怪的笔记做出解释——我们将不能设想他有什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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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莱茨可夫斯基(1903,372)的著作。列奥纳多私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充分的,这是个令人头痛的不确定的例子,我可以提到索尔米(1908,104)的著作所引用的同一账目,他作了显著的更改,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索多代替了弗罗林。可以假定,这个账目中的弗罗林并非旧的“金弗罗林”,而是后来使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1img里拉或33img索多。索尔米还将卡特琳娜说成是一个曾经为列奥纳多照料家务的佣人。这些描述的两种看法的来源我不能理解。事实上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不同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数字也不同,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在1919年和1923年是“19”,1925年以后是“14”。1925年后,运输和竖十字架的费用是“4”。[全部原文(意大利文和英文),见里斯特的著作(1939,2,379)。]

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卡特琳娜是谁。他根据列奥纳多另外两段很短的笔记[57]得出结论说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区可怜的农妇。她在1493年到米兰看望自己的儿子,那时她41岁;她在那儿生了病,被列奥纳多送进了医院,她死后列奥纳多用这样豪华的葬礼向她表示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解释不能被证实,但是它有极大的内在可能性,而且它与我们从其他渠道获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如此谐调一致,因此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正确的加以接受。列奥纳多成功地使感情服从于研究的支配,抑制了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对他而言,被压抑的东西有时也会获得强有力的表达。他曾如此热爱的母亲的死是这其中的一例。我们面前这笔葬礼花费账目就是这种表达——被歪曲得难以认识——对母亲的哀悼。我们不知道这歪曲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确不能理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正常的心理过程的话。但是,在神经官能症的反常情况中,特别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有着为我们所熟知的类似过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变为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表达,如何被琐碎的甚至是愚蠢的行为所代替。这些被压抑的情感的表达被强加于它们身上的力量降低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不得不对它们的强度形成一个最无足轻重的估计;但是这个琐碎的表现行为仍以迫不及待的强制,泄露出真正的冲动力量——这种力量扎根于无意识,而被意识所否认。只有这样一个与强迫性精神症所发生的情况做的比较,才能对列奥纳多为母亲的葬礼所开列的账目做出解释。在他的无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色彩的情感拴在母亲身上,就如他在童年时的情况。来自后来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允许他在日记中有对她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但是,作为从这种神经性冲突的妥协而产生的事情不得不被执行。这样,账目就记录在日记中,成为后人难以理解的知识。

将我们从葬礼账目中所获知的东西应用到为学生们的花费的计算上,似乎并不夸张。它们是列奥纳多的里比多冲动的少量残余的以强迫和歪曲的方式寻求表达的另一些例子。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们,他自己的男子气俊美的相似者,成了他的性对象——根据控制了他的本性的性压抑我们才做如此描述——那种过分详细地记下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财数目的强迫性行为以奇特的方式泄露出他的基本冲突。从这一点看来,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的确属于同性恋类型,这种人的心理发展我们已做了成功的揭示,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对我们也成为可理解的了:它的意义正是我们已经说到的那种类型。我们应该这样解释:“正是通过与我母亲的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58]